第5版(理论)
专栏：
《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丛书出版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最近陆续推出由高尚全、迟福林主编的《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丛书，共十本。作为该院建院两年来的研究培训活动的结晶，这套丛书以“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为主题，较为系统地研究和探讨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分别阐述了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宏观调控、国有资产管理、农村经济改革、特区改革与发展等课题。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丛书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实践性，它以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遇到的困难、矛盾和突出问题为对象，力求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和操作方案。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虽没有提供唯一的答案或结论，但是将国内外专家的各种观点，甚至是激烈的交锋，展示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从中比较、鉴别，能获取有益的启示。（鲍洪俊）
△张侯真撰写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要》，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尹世杰著的《消费需要论》，已由湖南出版社出版。
△教传福著的《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管理经济责任制》，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国面临的机遇与发展战略
李若谷
人们常说我国面临着机遇，不能丧失机遇。那么，什么是我国所面临的机遇？怎样才能不错过机遇？
从国际环境来说，冷战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国际斗争的焦点从军事对峙转变为经济竞争。经济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这种形势发展给中国带来了有利的条件，扩大了中国的国际经济活动的范围与空间。现在国际上的资金既短缺又富裕。说短缺是各国发展所需资金远大于目前可利用资金的数量；说富裕是因为资金都希望流向收益高、效益好的地区。而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普遍不景气。唯有东亚地区一枝独秀，国际资本竞相流入。中国１５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规模大，市场容量大，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这些优势使得中国目前处在极为有利的地位。但中国的这一优势并非一成不变。这不仅因为东亚地区不少国家和地区也在调整经济结构，他们的某些优势如劳动力价格便宜，市场化程度高等会比我们更有吸引力，而且因为东欧和前苏联一些经济转轨国家因其原有的经济基础比我们好，一旦完成经济的调整就会进入较快的发展阶段，成为我们吸引外资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我们必须抓好约５—１０年的时间差，吸引尽可能多的外资加快经济发展，使我国经济能多上几个台阶，以保持我国经济的发展优势。除此之外，发达国家经济都在进行结构调整，有些工业、技术、设备均要转移出去，其中有部分比较适应我们当前的发展水平，可以接过来，以此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利用这段时间吸引更多外资，加快发展，我们就失去了机遇，而且很可能被其他国家与地区抛在后面。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国际机遇。
现在再来谈谈国内的机遇问题。我国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基础和实力都有所加强，这就为我们加快改革步伐，加大改革力度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基础。同时经过十几年的锻炼，我国人民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大大加强了，具备了加快改革的物质与精神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市场机制，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如果我们不利用现在这个机会加快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步伐，不仅使我们无法与国际经济对接，尽早参加到国际经济的正常活动当中去，而且会使我国经济中大起大落、走走停停的现象无法根除，从而不利于增强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最终失去对外资的吸引力。这样我们就抓不住国际上的机遇。在这一点上，国际和国内的机遇是紧密相联的。概括起来说，中国国内的机遇就是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实现经济体制的迅速转轨，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要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宏观不稳，通胀严重，我们就无法深化改革。因此任何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行为，无论从局部讲多么有理，从全局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就都是错误的和不可取的。
那么，要抓住现在的机遇，应该怎样推动当前的改革和开放呢？我以为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认真对待国际协调问题。中国同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贸易年进出口总额近２０００亿美元，每年吸引外资千亿美元以上，实际利用二三百亿美元。我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重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员，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的谈判也在积极进行，参与国际分工与协调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从总体上说，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因而承担一些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责任与义务也是应该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求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实事求是地评价我国的经济实力。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近１２亿人口，经济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困难。要中国承担与其实力不等的责任与义务是不合理的，这不仅有害于中国的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最终将有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国际协调的问题，搞清楚什么是长远利益，什么是眼前利益；什么是可以放弃的利益，什么是必须保护的利益，从而更有效地参加国际经济活动。
第二，要抓住机遇，宏观经济的稳定是个关键。要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主要是货币政策要稳定。过去１５年，我国经济发展中曾出现过几次过热的现象，主要原因都是因投资过热引起货币发行过度，信贷控制不力。目前，我国已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财税、投资、金融和外汇管理上的大幅度改革，相信在这些改革完成后，我们宏观经济的稳定会有很大改观。但是，要想根治这种过热——紧缩的循环，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需要改革，这就是对利率的行政管制。为了使利率这一资金的价格在资源配置上真正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我们应尽快取消对利率的行政管理。而放开利率的主要障碍是企业的承受力。这就要求企业改革尽早完成。如果企业改革还不能完全改变企业的承受能力，也不应再由银行承担对企业的补贴。而应由财政对企业进行补贴，财政的不足可由发债解决。这是因为由银行承担对企业的补贴，降低利率，不仅扭曲了企业的行为而且扭曲了银行的行为，由于利率不能反映资金的成本，就必然产生乱集资、乱拆借和体外循环等不规范的行为。要根治这些问题，只有放开利率管制。可以采取先放开短期利率，再逐步放开长期利率的做法。放开短期利率的措施越早出台越好。
第三，要形成一个布局合理的经济结构。中国各个地区由于民族、文化、地理位置、资源等情况的不同，发展水平迥异。所有地区同步发展，齐头并进，乃是我们的国力无法承受的。因此，就要有一个明确的梯次发展战略。建立经济特区是实现这一战略的重要一步，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发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辐射作用，真正发挥其带动的效应。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沿海和经济特区在经济发展上要高出内地一二个档次，要不断开发高、新技术和新的产业，并把一些失去比较利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以便集中更多人力、物力开发新的领域。这是第一个梯次。第二个梯次是指各个地区的发展也要注意结构，除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也要根据自身条件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由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投资量大，技术要求高，因此一定要量力而行，切不可盲目上马。形成这两个梯次的好处是，首先，它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缩小沿海与内地发展水平的差距；其次，它有利于较长时间地保持我国在劳动力和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上的优势。不会因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很快在国际上失去比较优势；再次，它有利于整个国家和某个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可以减轻由于这种调整引起的痛苦，而且可以缩短这个调整的周期。
总之，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是我们抓住当前机遇的关键。而稳定与快速发展本身又是一对矛盾，只有在稳定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也只有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了，我们才能巩固稳定的局势。解决好这一矛盾，我们就解决好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础问题。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人民公安工作的宝贵财富
——读《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
王仲方凌云俞雷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罗瑞卿同志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在主持公安工作十年中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使他在我国公安人员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在十年中的丰富著述，是留给公安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宝贵财富。
《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一书收集了罗瑞卿的重要讲话、报告、文章等六十六篇，三十一万字，基本上反映了罗瑞卿在公安部工作的全貌。通读全书，我们深感这本书是新中国最初十年人民公安工作丰富经验的结晶，它忠实地反映了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在公安战线上经历的伟大而艰巨的斗争历程，也忠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学说，通过斗争实践在理论上的发展。
书中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和任务作了明确的论述。罗瑞卿在公安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中镇压反革命、保卫人民、保卫经济建设的工具。”对敌人，“我们要成为铁拳”；对人民，“我们要为老百姓当好勤务员。”他明确提出：“今后一定的时期内，必须确定地以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保障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施作为自己的工作中心”。公安机关和公安工作要根据自己的性质和基本任务，结合全党全国中心，提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罗瑞卿在以后的论述中，把公安机关要围绕全党全国的中心，并服务于中心，当作一条基本经验加以肯定。
书中许多篇目着重阐述的是关于人民公安工作特别是同反革命斗争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罗瑞卿强调这条路线的核心就是：党委领导，群众路线。他说，我国公安工作路线的根本特点：“就是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他要求全体公安干警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在他的关于公安工作的论著中，讲得最多的莫过于群众路线。在罗瑞卿看来，实行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是保持公安工作活力的生命线，是使公安工作立于不败之地，生龙活虎，无往而不胜的法宝。
罗瑞卿同志见事早，抓得紧，五十年代初期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同时，便着手各项公安专业工作的建设。全书对公安机关的各项业务建设作了专门的论述，具体地阐明了侦查、保卫、治安、边防、武警、警卫等专业部门的职责和任务。他非常关心劳改工作。反复强调“劳改要搞好”，劳改工作的方针是“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并指出：“第一是改造，第二是生产”。他还传达贯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对劳改犯要实行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指示精神。
罗瑞卿对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要求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必须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要精通业务，搞得赢反革命；要作风正派，忠诚老实，谦虚谨慎，联系群众。他要树立的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的形象，就是“为敌人所惧怕，为人民所喜爱”。罗瑞卿一贯重视作风问题。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一个组织、一支队伍精神面貌的大事情。全书中有不少篇幅是讲公安机关、公安人员应该具备的优良作风。他首先强调的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主张说话、做事一定要以事实为根据，反对主观主义。其次是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不要夸大自己的成绩，不要隐瞒自己的缺点。罗瑞卿论述公安机关优良作风，还包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雷厉风行，办事认真；工作要切实，头脑要清醒；提倡廉洁奉公，反对违法乱纪等等。
罗瑞卿同志是新中国人民公安工作卓越的领导者，党和国家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综观全局，多谋善断，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创造的业绩，为我国公安机关的建设和人民公安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好的基础。他的许多重要思想，不仅指导了当时的公安工作，而且对今天仍有着教育和指导意义。我们相信，他留下的这一笔宝贵遗产，必定会被后来人重视，他们将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借鉴这些基本经验，去解决新时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他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把公安工作的好经验、好作风、好传统世代相传，不断创新。
第5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力戒虚夸
白玉民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寻求其运动及变化的规律，以推动事物向前发展，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认识论原则，才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然而，有少数同志却自觉不自觉地违背这个原则，总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剪裁现实，不讲真相，弄虚作假。
据一家刊物披露，地方一位领导干部先后四次讲过１９９３年的粮食产量：第一次说是减产很多，第二次、第三次说是减产不多，第四次从电视新闻报道上看到，粮食产量竟创历史最高水平！还有一个市组织所属区县领导干部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家联系本地实际，探索加快发展的思路。有个县提年增长２０％，另个县提增长２５％。在这种情况下，某领导仍不满足，而是一再暗示，一般情况，增长率不能低于３５％。在他的诱导下，后来发言的同志都提高了发展的指标。但这样报出来的数字，究竟有多少可靠性？某上级领导到一个村检查工作，村干部汇报工作之前，悄声问陪同的乡干部：说实的还是虚的？乡干部说，你说实的想挨熊啊，啥好说啥！这位村干部便对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像背书一样，滔滔不绝地汇报了一大堆成绩。上级领导听了啧啧称赞。临走时还表扬村干部有工作能力，乡干部领导有方。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检查对工作到底是促进，还是促退？
上面举的几个例子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个别的，与广大干部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但这种虚夸苗头，如不加以有效地扼制，它会像病菌一样，很快蔓延开来，误导决策，坑害干部，败坏党风，成为社会主义事业一种极为有害的腐蚀剂。
为什么在部分干部中会产生虚夸这种现象？
首先，急于求成思想在作怪。我国原来是个小生产像汪洋大海而又十分贫困的国家。如何尽最大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以争取更多的主动，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但是，经济建设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社会生产力发展是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人们不能任意选择生产力，因为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取决于前一代人已经获得的能力，它是一种历史形成的客观存在的力量。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然而，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却愿意相信，在迅速取得一连串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我们既然依靠群众运动可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推翻“三座大山”，为什么不可以依靠群众运动很快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进一步调动。“老同志留纪念，新同志创局面”。大家都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留下点政绩。但是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在一些同志看来，指标定得高一点，盘子打得紧一点，可以使人们迸发出在宽松的条件下不易表现出的力量来。这种看法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但一要看具体条件，二要把握“度”，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普遍规律，到处套用，就会走向反面。
其次，形式主义的思想作风。我们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渡时期。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旧体制的作用正在消失。这种状况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无序状态。有人就钻这个空子，攫取不正当利益，而且频频得手。这就使一些人产生迷茫，似乎市场经济就是啥买卖都能做、啥事都能干的自由经济。假大空这类形式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抬头的。早在５０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就尖锐地指出过，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东西，号召全党“必须揭穿它”，把这种毛病切实改掉。
形式主义与弄虚作假是一对孪生子，其核心是利己，基本特征是不讲效益。形式主义者无脚踏实地之心，有邀功请赏之意，在工作上热衷于在“花拳绣腿”上做文章，这与党的宗旨是水火不相容的。邓小平同志在视察深圳时，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而我们一些同志忘记了，一切工作成绩都是一点一滴的细致工作积累起来的。他们对如何使自己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和知识结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缺乏清醒的认识。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推动工作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发文件、开大会，就是不断地提出各种各样的响亮口号。恰恰是这类浮在表面，一味造声势，做姿态的行为，加高了“文山”，扩大了“会海”，阻碍着各项工作的开展。
再次，认识上的片面性，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同志的“政绩”观念和发展理论。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事物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也只有在它固有的联系之中才能显示出来。对干部政绩的考察也应坚持这样的辩证观点。应该说，政绩是一个干部各方面素质和能力的综合反映。工作不肯干，政绩出不来；群众不拥护，政绩出不来；没有真本事，政绩出不来。但何谓政绩？这个本来不成其问题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却成了问题。政绩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近期的，有远期的，有显现的，有隐蔽的；有的看起来是成绩，实际上是败绩，有的看起来是实绩，实际上是虚绩。如果不做调查，不加分析，只是表面地、静止地、孤立地看一个干部的工作，很难得出公允的结论。比如，满足于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不调查研究，不科学决策，所上项目，别说带来效益，连投资也收不回来；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甚至竭泽而渔，为了局部利益而损害全局利益；今天一个招商会，明天一个洽谈会，但“只打雷不下雨”，宣传谈成了多少项目，仔细一看，不少还是上次所签意向书的翻版，等等。这，不仅不能看作是政绩，而应受到严厉批评。然而，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却喜欢这一套，甚至给予“勇于开拓，政绩突出”的评语。如果老是让那些虚夸者得利，所谓“报喜得喜，报忧得忧”，就必然诱使一些人专在“败絮其内”变“金玉其外”上下功夫。有人指出，“干部出数字”何以在一些地方常盛不衰，真谛就在于“数字出干部”。这话虽然说得不好听，却戳到了我们干部体制上的痛处。
发展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关于发展速度的观点，对于指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１９９０年，他又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同时，他还明确指出，这“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很显然，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是有条件的速度，既不是慢慢吞吞的低速度，也不是不顾实际可能、盲目攀比、片面追求的高速度，而是一种建筑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发展的速度。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时曾经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虚夸问题同样如此。因此，解决虚夸问题，必须从领导入手，采取标本兼治的方针，在提高认识、端正思想作风的同时，重点寻求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让那些搞假大空的人真正尝到苦头，从而使他们不能再搞，不敢再搞，不想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