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见闻

  德国人——富而不奢
黄晴刘华新
德国在世界上算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均居前列,但我们在德国几个月的所见所感,觉得德国人的日子过得相当精细节俭,罕见那种一掷千金的“豪气”。
德国人对能源资源很珍惜,我们在和房东商量租房事宜时,他再三叮嘱用完洗衣机要拧紧水龙头,一是省得机器锈蚀受损,二是免得漏水。另有一次,在德国外交部工作的邻居前来敲门提醒说,地下室的灯不能自动熄灭,要随手关灯。据说这一带的住户还多为富裕人家。
在吃的方面,德国人似有一种浪费食物为“暴殄天物”的观念。奔驰公司是德国最大的工业集团公司,今年四月在斯图加特发布年度报告,请了一些记者参加。招待会在公司行政总部的食堂举行,菜谱为每人一小碗汤,一盘蔬菜色拉,主菜为一块肉和土豆,来客基本上能全吃光。有的客人还用面包蘸着盘内汤汁吃下,自然大方,毫无“面子不好看”的顾虑。正餐后有些自选的甜食,食量大者可自己补足。德国家庭正式请客,基本上也是如此。
我们曾在汉堡一退休老太太家小住两天,一次问她对中餐的看法,她说很喜欢吃,但不满意中餐的吃法。“你们桌上剩很多菜,自己碟里碗里也剩菜。”她不解地摇摇头。
在穿着上,老人们比较注意庄重,年轻人则非常随意。一般男士一条工装裤,一件夹克足矣,女孩子常是一件肥肥大大的毛衣外套,整洁大方。所谓时装,在这里似更多地是一种艺术,实际生活中并无人刻意以此提高身价或以衣冠量人。
德国大抵亦可称为“购物天堂”,商品固然丰富,但进什么样的商店却大有讲究。前文所述的退休老人一辈子在一家公司工作,退休金不低,但坦言自己采购食品时一般只光顾低价商店。在人际往来上,请喝一杯咖啡聊聊家常足以表达友情,未必要觥筹交错。逢友人生日婚庆,多以贺卡和小型纪念品相赠,“达意而已矣”,很少有送高档礼品的。
相比之下,德国人在住房和旅游方面投资较多。住房讲究清洁实用、方便雅致,庭院内精心种花种树种草,却少见豪华装修。一年之间出国旅游一次是常事,宗旨是开阔眼界、愉悦身心。在旅游时购物支出很节制,而且旅游费用是靠长年积攒的。据我们所知,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赴中国旅游,其中不乏铢积寸累者。
德国人的中等月工资约在三千五百至六千马克之间,扣除约百分之三十五的各种税费,纯收入约为二千二百至四千马克,虽然很多公司都有额外补助,但按德国的物价水平,如需租房住,再负担一两口人,日子也是相当紧的。据报载,在德国西部,每月人均可支配的收入一九九三年为五百四十四马克,东部为三百九十九马克,在德国,这些钱是经不起大手大脚的。
德国也有浪费现象,如每天挨家挨户送不少印刷精美的广告,大多弃为废纸,火车的载客率常很低等,但这些一般不属生活态度的范畴。
一般德国百姓的富裕体现在汽车普及、住房考究、出国旅游率较高等方面。就国家来说,则更多表现在高速公路、铁路交通、服务设施的完善上。如果说,二战后的德国之变为富国,走的是一条“勤则不匮”的道路,那么现在的德国人“居丰行俭,在富能贫”,则是一种更为难得的生活态度。无论从“富贵不能淫”的道德角度看,还是从社会、资源和生态的角度看,均应如此。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杂技

  《阿信》会被载入史册吗?
冯昭奎
著名电视剧《阿信》的作者桥田寿贺子在谈到她写作《阿信》的动机时说:“从前人们即使忍饥挨饿也要顽强拚搏,而现在却有人因为还不起为买汽车借的债就不想活。人们过上了富裕日子却不理解这种富裕生活来之不易,我写这部电视剧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身在福中应知福。”由于桥田写的这部电视剧是描写普通日本人明治时代以来的那段“令人心情沉重”的经历,在当初并没有被那些偏向搞轻松愉快节目来讨观众欢心的电视台编辑看上,曾先后遭到几家电视台的拒绝。然而,当这部电视剧连续在日本NHK电视上露面后,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
最近,日本《产经新闻》在长篇连载“战后史启封”中,连续5次刊登了有关电视剧《阿信》在日本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史实。
1983年4月《阿信》播出后,其收视率逐月上升,从最初的39.2%上升到当年年底的62.9%,创下了电视剧收视率的最高纪录。而随着收看率的上升,在日本全国出现了一股“阿信”热:阿信的故乡山形县和阿信在那里给人家当佣人的酒田市很快变成了热闹的观光点,载着团体游客的大巴接踵而来。人们在山形县的旅馆、餐厅品尝当年贫穷的小阿信吃的“萝卜饭”,在酒田市车站竖起了背负婴孩的阿信像,同时,冠有“阿信”名字的点心、工艺品在全国各地出售。
阿信的忍耐精神还引起日本政界要人的注意。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甚至说,要使日本的国会成为“阿信式的国会”;接替中曾根担任首相的竹下登因富有善忍耐的性格而被称为“阿信宰相”;众议院的运营委员会成立了“阿信后援会”,并访问NHK电视台,在那里吃“萝卜饭”。据说,因为议论《阿信》,这个充满党派间政治争吵的场所竟也增添了一些“和睦”气氛。当年访日的美国总统里根也引用《阿信》来称赞日本人的优点。
《阿信》在日本播映后的第二年就在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播出;自1985年开始,又相继在亚洲、美洲、欧洲、非洲的许多国家播出。据统计,至1993年播出过《阿信》的国家和地区已逾40个。
在中国,《阿信》被称为形象的“忆苦思甜”教材。据报道,在中央电视台播放《阿信》时,连大街上的行人也变得稀少了,许多报刊还发表了大量评论《阿信》的文章。
在印尼,最初预定只播出48集,苏哈托总统夫人为此特地与日本驻印尼使馆交涉,要求全部播出。
在伊朗,随着《阿信》的播出,印有阿信像的商品在全国风行一时。
《阿信》也给埃及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4年初扮演幼年阿信的演员小林绫子去埃及访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以上情况均被记录在题为“战后史启封”的连载文章中,这使我想起了一位日本朋友说过的话:“如果我来写战后日本史,我会把阿信也写进去的,因为阿信的一生是与明治以来的日本历史紧紧相连的,阿信那样的精神对战后一代日本人有着深刻的影响。”
不管《阿信》是否会被载入史册,这部真实反映了明治以来一代普通日本人的生活经历的感人的电视剧,在日本国内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获得的高度评价,将会使许许多多热情地忠实地反映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文学艺术家们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有力的鼓舞。同时,这个事实也值得电视台的编辑们深思: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电视观众的“喜闻乐见”?观众并非仅仅喜闻那些愉快轻松的娱乐节目,他们同样需要具有严肃内容和深刻思想性艺术性的节目,尤其需要真实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能够给人以教育和启迪的节目。此可谓世界共通之理也。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外剪影

  如何面对死亡
鲍世绍
今年四五月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先后离开人间,美国新闻媒介除了用大量篇幅介绍其生平外,还报道了他们临终前对死的态度。
尼克松生前曾对医生和家属有嘱咐,不愿医生采取特殊的医疗手段来延长他的生命。他因中风而脑水肿后,医生本可采用呼吸器帮他加速呼吸,减轻水肿,延长生命。但为了尊重病人的意愿,医生没有这样做,结果从发病到逝世,前后只有4天。杰奎琳是5月19日逝世的。但早在2月,当她得知自己的淋巴癌已经扩散到脑部和肝脏,生命危在旦夕之时,竟泰然处之,决定停止一切治疗手段,回到家中,平安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美国舆论和医疗界人士谈起他们的死,无不带有崇敬的心情,认为他们虽不是英雄般的壮烈牺牲,但他们是有尊严地死去,为患有绝症的病人树立了榜样。
“死的选择”是美国全国性的组织,专门为患有绝症的病人提供咨询,例如,怎样在生前立下遗嘱和有关的法律条文等。尼克松死后的几天里,这个组织的办公室突然忙了起来,平时一天平均接100个电话,那几天电话猛增到2000个。
民意测验表明,美国有90%的人说,如果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便不愿采用特别的医疗措施来延长生命,其中1/5的人已立下遗嘱。不少人还想死在家中,但因种种条件限制,仍有80%的人死在医院里。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舍温·纽兰德写了一本叫《我们该怎样死》的书,十分畅销。他写道,人们逐渐认识到死亡是人生周期的最后一环,主角应是快要死的病人,而不是医生,因为医生的任务是把他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现在,美国一些中产阶级或中上层人士得了绝症后,多数在生前就立下遗嘱,不愿因延长他们的生命而给家属无数痛苦。这类遗嘱已在美国50个州的法律上得到承认。据研究人员推算,约有15—20%的死者立过这种遗嘱。经验丰富的大夫罗纳德·克兰福德回忆说,在60年代,医生根本不可能将病的实际状况告诉病人。当时,许多医生发现病人得了癌症,总是尽力隐瞒,想以此来减少病人的痛苦。医院的律师也一再劝医生在病历上不要写上“无法治疗”之类的词,以免引起病人家属追究法律责任。医学科学发展到今天,对绝大多数病都可作出明确的判断和分析,病人对疾病的认识也提高了,因此用不着隐瞒病的实况,也不会因此而打官司,相反却可以与医生积极配合。
曼哈顿有个女会计,叫伊夫·拉莫斯。她的丈夫1991年得了癌症,她作为丈夫的保健代理,主动监督医生执行丈夫的意愿,不用医疗器械来维持生命,最后平安地死去。眼下,像尼克松和杰奎琳那样对待死亡的人在美国正不断增多。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丹吉尔的魅力
章云
如果说摩洛哥有一个既神奇又迷人的城市,那就是丹吉尔。
它位于摩洛哥最北端、紧靠直布罗陀海峡。洁白的城市依山傍海而建,鳞次栉比地镶嵌在蓝天和碧海之间。站在西北端的斯巴泰尔角上远眺,只见大西洋从西面、地中海从东面排山倒海般地涌来,那深蓝的大洋和蔚蓝的大海在这里碰撞、融合,然后消失在苍茫之中。每当天气晴好、风平浪静时,站在这里能看见欧洲那边的海岸,两大洲之间只隔14公里。这里是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南来北往、东出西进的船只都得看斯巴泰尔角的灯塔调整航向。而直布罗陀海峡,这条世界上最繁忙的黄金水道,此时已是马达轰响、汽笛高鸣的时刻。挂着各国旗号的油船、商船、邮船、拖网船、渡船和游艇,正在劈波斩浪,奋力竞争。它们或穿越,或横渡,或直挂云帆,或来回穿梭,真正的一幅“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海疆泽国图。
在这里,大洋和大海交汇,欧洲与非洲相望。
相传丹吉尔诞生于远古洪荒年代,诺亚方舟曾在此处停留,诺亚留下了他的7个儿子,据说离丹吉尔不远的七兄弟峰就是印记。传说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巨人安泰建立了这个城市,并用他妻子的名字“丁吉丝”命名,丹吉尔之名由此演化而成。又有传说称,大力神海格立斯在这里扼死了安泰,并用剑劈出了直布罗陀海峡。丹吉尔东北的阿比拉高峰和对岸西班牙境内的卡尔贝高峰就是明证,它们像被剑劈过似的,笔直陡峭,遥相对峙,人称“海格立斯双柱”。而丹吉尔东南十几公里处的“海格立斯洞穴”,据传是大力神藏形匿影之处,至今游人不断,烟火不息。还说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奥德修斯曾在阿比拉峰的山下流连忘返了10年,不忍离开他所钟情的地中海女神加里普索。后来,古希腊诗人荷马在他的不朽名篇《奥德修纪》里,曾称女神之国就在丹吉尔。
在这里,神话与历史交织,传说与现实印证。
丹吉尔既是欧非文明的交汇点,又是东西方文化的十字路口。进到城里,人们会惊讶于这里的一切。在这里,既有传统的老城“卡斯巴”,又有现代化的欧式街区;既有小巧洁白的阿拉伯庭院,也有高大新颖的法兰西建筑。清真寺的宣礼塔与天主教堂的钟楼并立,摩尔人的楼台与安达卢西亚式的别墅比肩。市中心巴斯德大街上阔步行走着最摩登的红男绿女,麦地纳小巷里蹑足踽躅着头缠纱巾、身穿“杰拉布”的妇女;海滨西班牙大道上飞驶着的出租汽车尽是奔驰,老城卡斯巴广场上仍然蹒跚着头戴红小帽、身穿阿拉伯长袍、倒骑小毛驴的长者;人群里,阿拉伯语与法、英、西、葡等语言此起彼伏、声声入耳;大街上,醒目的电动广告与刻板的可兰经条文赫然并列。丹吉尔既是各国外交官、商人和侨民聚散的都会,也是偷渡客、瘾君子、走私贩冒险的“乐园”。
在这里,东方和西方相遇,现代和传统碰撞。
丹吉尔又是作家和艺术家激发灵性的圣地。多少文人雅士从老城小索科广场的夜色中激发了灵感,又从大索科广场的薄荷、橄榄和番红花的清香中汲取了营养。他们在丹吉尔的阳光、大海和阿拉伯文化里找到了寄托和归宿。法国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就是在这里发现了过去“只是想象中的光和颜色”,才“真正成为他自己”,同古典主义告别;野兽派鼻祖马蒂斯步其后尘,在这里“找到了画家心目中真正的自然”,从而同野兽派作最后的决裂;美国诗人金斯伯格30年后旧地重游时,在这里发现了“绝对的异国情调”而不忍离去。当然,也有许多名士风流在这里朝歌暮宴、醉生梦死,只是把丹吉尔看作超凡绝世的梦境。因此,在此地生活了60年的美国作家布尔斯在他那著名的小说《撒哈拉一杯茶》里,曾称丹吉尔是个“梦之城”。
丹吉尔既然是个面向大洋和大海的城市,它也是个面向世界的港口。14世纪初,阿拉伯的“马可·波罗”、丹吉尔人伊本·巴杜塔就是从这里出发,进行他那先后持续了28年、直至中国北京的旅行。他在丹吉尔的墓至今仍被各国游人所瞻仰,他的著作《游记》一书堪称阿拉伯世界开创游记先河的经典。无独有偶。就在差不多同一个时代,中国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也曾远航到此,他前后两下东西洋,后来所撰的《岛夷志略》一书,为我国航海家亲历手记之始。还有哥伦布,他也是通过这里去发现美洲那个新大陆的。近代以来,丹吉尔尽管有过一段屈辱的时期,但它始终是非洲和阿拉伯通向世界的门户,是世界了解非洲和阿拉伯的窗口。
如今,独立了30多年的摩洛哥又使丹吉尔换上了崭新的容颜。它是仅次于卡萨布兰卡的第二大工业城市,有着骄人的工业和不断增长的外贸。它那迷人的阳光、金色的沙滩、神奇的传说和独特的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正在直布罗陀海峡展开:从现在起,在这里将建设一个逐渐取代贝鲁特和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金融中心;1995年之后,一条计划已久的马格里布天然气管道将经过这里通往欧洲;更惊人的是,本世纪末,一条直通欧洲的大桥或海底隧道将从这里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联接欧非两大洲。放眼未来,丹吉尔这颗“海峡的珍珠”必将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异彩。(附图片)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新桥路立交桥上的联想
我又一次来到新加坡的繁华地牛车水,站在新桥路立交桥上。哦,久违了!只见朝天矗起的两座大厦,又向高空蹿出一大截:一座是华联银行,一座是华侨银行。听说两家大亨各不相让,你增一尺,我长十寸,在碧空争高低。经调停,双方才在二百几十米的高度平等相处。在两座大厦左侧稍前,是鼎鼎大名的购物天堂——唐城坊。及至眼前,仍见华式房屋。这一切充分显示了新加坡华人的经济实力,让人惊叹不已。在过街天桥,我请教一位腰已弯、背已驼的老人,未料他竟是孔子的后人,只是不知道自己是多少代孙了。谈起中华文化,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他问我为何而来,我答说为孔学而来,尔后两人哈哈大笑。其实,我真是为以孔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而来。以对中国有不了情的孙炳炎先生为首的新加坡同安会馆,拥有一批有志于在商潮中弘扬中华文化之士,此次他们举办的“传统文化的历史与现代意义”研讨会,也许可算得上是新加坡经济奇迹的组成部分吧。(吕无明文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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