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书评)
专栏：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笔谈
推引文学前行的舟橹
——文学与市场经济杂感
韩瑞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新型的经济活动方式与经济体制，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推进作用，正在为现实所证明，而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社会经济形态剧变的深层影响，却难以在短期内为人们所认知和理喻。
稍微回顾一下文学发展的历程就可以明白，社会经济的变动并不会逼迫文学走向末路，相反却可能在文学肌体内激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商品经济的萌动曾经给文学形式的发展演变创造了契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给文学的普及、精神产品的畅行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在我国虽肇端于魏晋，萌发于唐宋，但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类却是成形于明清之际。正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商品经济萌芽下，产生了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等一批成熟的古典小说。西方文学在１９世纪的飞跃发展，一大批灿若星群的作家的出现，把文学推向资本主义时代的高峰，也正是由于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最终冲垮了君主专制，使王冠纷纷落地，金钱成为社会主宰，这种社会历史的运动造就了１９世纪西方文学的主潮。不论巴尔扎克或是托尔斯泰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这个怪物如何厌恶斥拒，但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却不能不正视和揭示这个怪物如何将社会旧秩序“翻了个个儿”的客观现实，正是商品经济的魔力将这两位作家推上了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位置。看来，拥抱时代的作家必然会获得时代的恩惠。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形成过程中，它无疑会为文学表现时代的变动提供日益丰沃的土壤，同时也将为文学摆脱旧体制下习存的某些羁绊走向现代生活创造适宜的环境。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当社会改革刚起步之时，有些感觉敏锐的作家就已捕捉到社会变动的前兆而给以及时反映，《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等一批作品应运而生。不过，这些作品所揭示的还只是对旧的经济体制中某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的变革要求，它们在呼唤改革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变更旧的经济体制所必然遇到的艰难。现在看来，这些作品对社会变革的艺术表现还停留在较浅的层次，自然这并非作家的失察，而是生活本身尚未提供建立新的经济体制的实践活动。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帷幕已经徐徐拉开，经济活动方式的巨大变更，不仅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原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秩序，也将引起社会观念和人群关系的深刻变化。在现代生活面前，文学将会发现在自己的视野中突然拓开了一片可以纵横驰骋的崭新文场。这个万花筒般瞬息变幻的时代现实，更需要勇于投入它火热怀抱的雄狮一样的巴尔扎克，而不是回避或逃逸这个新的现实却沉溺于老的田园牧歌的乔治·桑。
新旧体制的交替，市场经济的运行，将催促许多作家迅速调整心态以适应现实。一旦作家排除掉对于这种新的经济现实的斥拒心理，就会发现它并非湮没文学的陷阱，而是推引文学前行的舟橹。这种新的经济现实将会给文学提供前所未有的题材和人物，生活矛盾和社会学主题，将为文学创造出文明时代到来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史剧的足够丰富的诗情和意境。事实表明，从不少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生活现实中，以及从某些吹进了现代文明之风的中西部地区的生活现实中，已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现代社会的特征，各种价值观念的冲撞、扭结，改革者与食利者、企业家和暴发户等等不同类型的现代人的共生竞立，民主意识与判断选择能力的普遍增长，形成了现代社会较之以往远为纷纭驳杂的生活形态。由经济体制变动引发的社会转型期给文学带来“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势必导致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伴随社会发展潮流而变化更移。一度沉寂的文学领域或许会因社会激素的注入而重行活跃起来。
总之，文学与市场经济绝非格格不入的对立关系。面对市场，金钱利欲和艺术追求的矛盾会时时纠缠着作家，但有良知的作家却不会为这类矛盾所困扰，能够审慎地保护艺术不被锈蚀。新的经济现实终将为文学前进的车轮铺设通途，文坛是无须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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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话人语
救救书店
张魁星
《讽刺与幽默》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刊登了一幅漫画：在百货大楼、歌舞厅等门前人涌如潮，热闹非凡，而夹在其中的新华书店却冷冷清清，只有两个小学生在驻足观看。的确，这一冷一热的现象在当今社会有相当的普遍性。在一些大中城市繁华的街道，赢利性的文化娱乐场所（如歌舞厅、录相厅、电子游艺室等）有增无减；而非赢利性或薄利的文化场所（如图书馆、博物馆、新华书店等）却门前冷落，日渐萎缩。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新华书店等场所，已经或正在被滚滚商业大潮所侵蚀。沈阳市最大的外文书店——太原街外文书店一侧橱窗用来摆放和出售玩具及工艺品；兰州最大的张掖路新华书店，一楼原本很漂亮的橱窗门面，全都租给了经营商品的小贩；广州北京路上的广东省外文书店，不仅出售眼镜和工艺品，还增设了美食和服装等项目。更有甚者，一些书店居然销声匿迹了。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统计，去年全国的书店就“失踪”了六百八十四家，平均每天几乎消失二家。有关部门通过对吉林省四个市农村图书网点的调查显示，一九九三年有八十九家农村供销社不再经营图书，图书销售网点比上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七，这种触目惊心的现象能不令人担忧吗？
诚然，近年来那些赢利性的文化场所，对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娱乐需求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至少它为人们在紧张的工作劳动之余提供了可供休闲的场所。但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远未实现；全民的整体素质尚待提高；层出不穷的科技成果亟需吸收。所有这些，都迫切需要人们除了一定的娱乐休息之外，还要阅读大量优秀、高雅和精美的图书，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巨大力量。也正因为如此，在现阶段，仍特别需要依靠那些看上去并不怎么赚钱甚至还要赔钱的文化事业。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它们，凝聚了人类的文化精华。正是它们，维系着人们的聪明智慧和一个民族的未来。它们的价值是用金钱难以衡量的。面对新华书店等文化场所的困境，有识之士曾发出了“救救书店”的呼声，愿这一呼声能引起社会各界的警醒，也愿这一警醒能为新华书店事业的振兴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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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史记》与史官文化
赵仙泉
《史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在全方位地展现早期民族文化方面，中国还找不出第二部这样的典籍。因此从西汉末年扬雄到当代，古今学者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研究这部文化巨著，堪称佳作如林。在这片被人们耕耘了１８００多年的土地上，如何走出一条新的学术途径，是每一个试图问津《史记》研究领域的学人共同面临的问题。陈桐生从新的切入点：中国史官文化，撰写了《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
中国早期史官文化具有“通学”特征，它几乎包含了民族文化各方面的内容。正是这片文化沃土，孕育了司马迁这位民族文化巨人。陈著将《史记》以前史官文化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上古三代史官天人文化传统、孔子《春秋》王道文化哲学和战国史官的价值观，司马迁就是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天道观，以德治为核心的王道观与立功名的士道观，由此构成《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宏伟构思。作者认为，通过这个结构，《史记》对此前的史官文化和民族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合与总结，对民族文化的定型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种宏观视野使作者在考察《史记》时，带来了许多新收获。例如，关于《史记》的天人宇宙观，学术界的主导意见是天人相分，天道自然，陈著从文化传统上立论，并引征《史记》中上百条材料，从内证与外证的结合上力证《史记》天道观以天人感应为特征。《史记》对当时现实政治有系统而全面的批评，很多人将这种批评与宫刑事件联系起来，陈著则从文化哲学高度，认为司马迁对汉家的批评是取法孔子以文化指导现实政治的伟大风范。
陈著不仅从大处着眼，而且在一些微观问题上，也注意从第一手材料出发，进行新的探索。学术界认为《史记》通变论中有发展进化的观点，陈著则以大量材料表明，《史记》的通变观以终始循环为特征，“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并列命题，而是同一命题的两个方面，“通古今之变”包含在“究天人之际”之中。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史记》的进步性并不表现在天人宇宙观和历史观方面，而是表现在它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平等的价值观方面，《史记》最完满地体现了一个伟大民族在结束动乱分裂、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那种特有的刚健笃实、自强不息的精神。
当然，陈著在许多地方尚待完善，例如，史官文化与百家杂语、六经异传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史记》对后代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似乎谈得过于简略。我们期待着作者在《史记》研究领域内继续深入开拓。
（《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陈桐生著，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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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红军老战士陈靖重走长征路的诗歌集《诗言史》由南京出版社出版。（张春坦）
▲筱楚的诗集《掩裙》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胡骁）
▲杨里昂的《中国新诗史话》和谢午恒的诗集《倾听月光》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闻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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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理性的审视
崔振椿
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浸润了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的精神，是新人本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的折光与反射。纵观我国新时期文学的许多现象与思潮，虽然口号各异，主张不同，但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印记着这种以新人本主义为核心的非理性主义的倾向。
最近，陆贵山撰写的《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一书，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则与方法，对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辨析。全书的基本框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精神。作者首先考察了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从中外不同的现实条件和文化结构上加以对照比较，进而具体分析了形态各异的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文艺观念和创作，最后从总体上指出了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批判指向、思维误区、基本特征和思想实质。全书在综合概括的理论指导下去分析具体文艺问题，并在分析、鉴别的基础上加以概括，从而昭示了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缺失与纰漏，为正在运行操作之中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
应当指出，作者对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荒谬与偏颇，并没有也不愿意采取简单的分析方法与批评方法，而是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作者企望把非理性和非理性主义严格区分开来，认为非理性在现实生活和思维结构中有其合理进步的一面，并对非理性存在的空间、结构、功能以及与理论思维的关系给予认真的评判，肯定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与作用。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和变幻不定的文艺现象，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去审视、透析文艺实践中涌现出来的理论、观念、创作，《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作了大胆有益的探索，并给人以有意义的启迪。
（《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陆贵山著，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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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编《瑞金县志》出版
新编《瑞金县志》，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江西瑞金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史称“红色首都”。是时，瑞金被置为中央直属县，邓小平同志亲任县委书记。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出发。革命遗址遍布县境，仅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达１６处之众。这次出版的新县志，特设“红都纪略”一卷，浓墨重彩地反映当年革命斗争生活，再现革命领袖、工农红军和苏区人民的精神风貌。全书分为３７个部类，共计１６０余万字，是一部体例完备、内容翔实、印制精美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