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普朝柱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如何加快农村改革步伐，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是目前需要研究和探索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当前，云南同全国一样，面临发展的极好机遇。全省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各族干部群众人心思上，意气风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热情很高。因此，我们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放手发展经济，力争使云南经济的发展隔几年就上一个新台阶，到２０００年全省农村实现小康目标。
加快经济发展，必须要有新思路，要制定出符合云南实际的、科学的发展战略。云南的资源十分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之称。云南在认识和开发资源的过程中，一是要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众多的优势中，抓住主要优势，形成并强化烟、糖、茶等几大经济支柱。如果不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面面俱到，丰富的资源也产生不了效益。二是切忌盲目性。就是要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不盲目追求产值速度和扩大投资规模。在实际工作中，就是不刮风；不要人家发展什么，就跟着干什么；不要遍地开花，盲目铺摊子，上项目。三是要选准本省、本县、本乡的独特优势和起步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要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资源，二是市场，三是进入市场后的价值和效益。只要从形成这样的独特优势这一目标出发来制定自己的产业政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一鼓作气干下去，扎扎实实干５至７年，使每一个县能够建成几个、十几个骨干产业和经济支柱，到２０００年全省各族农民就有可能达到小康水平。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深化农村改革。根据我省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村深化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也就是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科技现代化的商品经济，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为此，就必须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对农村的经营管理体制和生产方式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打破条块分割、农工商分离、产供销脱节的格局，实行“三结合，一体化”。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实行“三结合，一体化”的经营管理体制和生产方式，是完全符合云南这样一个山区、边疆多民族省份的实际的。
“城乡结合”。城乡结合中的“城”是指县以上的科研单位、经济部门、工商企业等，这些单位人才集中，有技术，会管理，信息灵，筹资方便，找产品销路也较容易，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但他们缺乏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乡”是指农村，他们有土地、资源、劳动力，而且致富心切，但缺乏发展乡镇企业的门路，即使有，也缺少资金和技术，不会管理，信息不灵，寻找市场销路困难。城乡一结合，就能优势互补，人才合理流动，使各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使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就能较快地形成新的强大的生产力。在云南这样一个边疆少数民族的省份，只有进一步推进城乡结合，才能使分散的小生产变成社会化大生产，从而促进山区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解体，使生产力产生跨越式的发展。
“科技与经济结合”。要搞规模化的商品生产基地和加工企业，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依靠新的科学技术、实行规模化经营是成功的关键。如果还是沿用传统技术，搞粗放的分散的经营，就不可能达到优质、高产、高效的目的，在市场竞争中就站不住脚跟。如华宁县盘溪镇发展柑桔，规模搞到了３万亩，效益很好，质量获得国家金奖，就是科技起了决定作用。还有规模比较大的茶场、咖啡基地与外资结合，已经形成了几千万和上亿元的产值，都是依靠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成果。所以，搞社会化的大生产，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实行规模化经营。
“开放与开发结合，以开放促开发”。对外开放要与资源开发结合起来。对外开放包括对县外、省外、国外的开放。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可以达到引进资金、人才和技术设备，加快开发进程，提高开发水平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开拓省外、国外的市场，扩大产品销路。
“一体化”，即实现农、工、商、技、贸五位一体化综合经营。只有实行这样的综合经营体制，才能打破在计划经济体制、小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条块分割，原料、加工、销售分离的旧体制，建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适应市场经济的新体制。
“三结合，一体化”的农村经济发展思路，是云南省广大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成功经验。但由于我省地区之间、县与县之间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在深化农村改革和实行“三结合，一体化”的实践中，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精神，以不断推动各地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要使我省农村改革真正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根本要求，根据我省广大山区和边远地区生产力发展的现状，我认为，在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边疆民族山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导向，走规模化、专业化道路，使各种农产品逐步进入国内统一市场和国际市场。为此，云南农村在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同时，要在集体开发荒山荒地、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方面实行社会化大生产，使生产、加工、流通形成一条龙，实行社会化全程服务的生产方式。要通过这种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达到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建起几百亩、几千亩、上万亩连片的规模化商品生产基地，组织起商品生产的专业队伍。比如在我省，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可从农村分离出一部分劳力或农户办橡胶、茶叶、咖啡、香料等专业队。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有利于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实行集约化经营；有利于建立相应的加工企业，增加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大批量的商品进入国内、国际市场，增强在市场竞争中抗风御浪的能力。我省思茅、西双版纳两个地、州创办商品生产基地的成功经验证明，只要进一步总结、完善和推广社会化大生产、大流通的生产方式，边疆民族山区是完全可以实现生产力快速发展的。
第二，要有一套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政策。具体包括：（１）要处理好政府和生产基地企业的利益关系，在利益分配的政策上给予乡镇企业以有关扶持政策，着眼于“放水养鱼”，发展经济。（２）要处理好主管单位、乡村基层、生产基地的利益关系。投产还贷之后，把税后利润中的大头留给生产基地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改善农民居住、教育、文化等生活设施。（３）要处理好加工环节同原料生产者的利益关系，合理确定原料交售价，保护原料生产者的积极性。（４）县以上党政机关在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中，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不是简单地增减机构编制，而要从政策上鼓励和支持县以上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主动帮助乡或村兴办开发性经济实体，选派有事业心、有技术和管理才能、想干一番事业的优秀干部，去领办各种开发性产业，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排头兵”的作用。
第三，要继续贯彻“教育为本，科技兴滇”的方针，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对于云南这样的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来说，要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高度重视技术和人才，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因为劳动者素质不高，几乎已经成为制约云南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也是造成“富饶的资源”与“贫困的经济”这一强烈反差的最重要原因。由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作为软件，它根本不像作为硬件的基础设施之改善那样，只要坚持三年五载即可见到一定成效的，因此，前几年我们提出了“教育为本，科技兴滇”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实施，已对云南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粮食总产量的稳定增长、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产业开发的遍地开花等各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今后必须长期坚持这一方针，切实把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工作摆到战略位置上。（１）在发展农村经济中，要抓好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使之尽快转化为生产力。要鼓励和引导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同乡镇企业和农村产业开发结合，联办经济实体，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我省有１５０多个科研单位、上万名科技人员，要组织他们重点围绕云南的优势产业、重点产业、后续产业，以及优势资源开发和“两高一优”、“创汇农业”的技术难题，开展技术攻关。除烟、糖、茶之外，要在生物资源的开发，如天然饮料、花卉、香料、新药、食品工业、畜牧业等方面，在近期内取得新突破，使科技直接为振兴云南经济服务。（２）要在经济开发和智力开发相结合中，不断开拓培养人才的有效途径。近几年，云南已有２４个县开展农村智力开发试点工作，在农村中学举办职业技术培训班３６５个，普遍建立县乡两级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实用技术培训，效果很好。今后几年内，要在财政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的增加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使农村的每个青年都有一技之长，有用武之地。
第5版(理论)
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商业银行与市场经济体制
贺阳
关于中国经济生活中需要一批商业银行的问题，经济理论界特别是金融理论界，已经议论了好几年；但是就全社会而言，迄今为止，对于中国为什么要建立商业银行问题的认识并不能认为已经完全统一。因而，对此仍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明确。
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是指主要从事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银行，它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地开展经营活动。在中国由传统集中计划经济、产品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商业银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商业银行的存在有利于企业转变经营机制。我国传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和“大集体”企业普遍存在着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说的“预算约束软化”的问题。这种“软化”从企业外部看，集中体现为价格约束软化、财政约束软化和信贷约束软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价格约束软化的问题有所缓解，因为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局部买方市场日渐扩大，许多产品的需求约束增强，价格约束相应趋硬，生产企业已经不大容易通过提价或变相提价向消费者转嫁自己的财政困难了。财政约束软化对许多企业来说，也已“软化”到了尽头，财税部门已经无税可免了，直接的财政补贴又极其有限。目前只有信贷约束软化可以说还是一个“无底洞”，各种名目的政策性贷款年年大量发放，至今尚未见到收敛的迹象。
国家给国有企业的种种优惠，是造成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就根本不可能彻底转变，企业也不可能真正进入市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信贷约束软化的问题，就必须有一批商业银行，这些银行从盈利的目标出发，自主地决定对工商企业贷与不贷、贷多贷少、期限长短、抵押条件优劣、利率高低等等，同时自负责任、自担风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银行等金融机构经营机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工商企业的经营机制能否转换；而我们所讲的商业银行，正是那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机制健全的金融机构。
其次，商业银行的存在有利于资金市场的发育。我国目前的资金市场，存在着许多由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造成的扭曲现象。比如，由于中央银行规定的存、贷款利率同由资金供求状况决定的利率相比实在过低，造成许多非依法设立的机构用高利率吸纳存款，一些企业用各种方式大量集资，不少企业和金融机构高息拆借资金，等等。对于这些作法，短期内可以采用行政手段加以查处、制止，但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力量终归是强大的、无情的，长此以往，肯定会查不胜查、防不胜防。
从长计议，我们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努力健全公开的资金市场，逐步使资金“黑市”变为“明市”。在这一过程中，商业银行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商业银行自主决定资金流向，自主确定存、贷款利率，它的运作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因此，它的存在大大有利于资金市场的发育，也有利于其它市场的发育。
最后，商业银行的存在有利于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和整个金融体制改革。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一些措施基本上还是采取直接的行政手段的调控；从中央银行看，主要是直接规定贷款规模和存、贷款利率。这种方式适应于传统集中计划经济而不适合市场经济，其弊端目前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其功效也呈现出一种递减的态势。
如果在货币政策的运用上采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比较有效的“三大法宝”，那么商业银行的存在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由于体制和经营机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现有的非商业化的国家专业银行对存款准备率、再贴现以及公开市场业务这些调节手段的反应，都是相当迟钝的，有的手段（比如公开市场业务）在专业银行中能否用得起来，也还是个问题。因此，要想转变宏观调控方式，就必须有一批具有独立的自身经济利益，同时自己承担经济责任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
一批商业银行的存在，也有利于中央银行的职能转变和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我国目前这种中央银行直接“指挥”国家专业银行的体制格局，一方面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决定，另一方面它的继续存在也严重阻碍着适应市场经济新机制的金融体制的生成。商业银行的建立，有利于逐步打破这种传统体制的桎梏，为新体制的建立提供有效的生长点。
第5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
股份制改革试点的探索
李澄海
如何使国有企业从根本上转换经营机制，实现“四自”？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深化企业改革，使企业实现“四自”的关键。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它有利于明晰产权关系，明确政企职责。从实践来看，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也是行之有效的。
广东美雅股份有限公司是在１９９２年９月进行股份制改造的。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后很快就展示出强大的活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公司当年完成产值７．０６８亿元，实现税利６３９２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４１．２５％和３２．８％。１９９３年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全年完成产值１１．３亿元，实现税利１．７７亿元，利润总额达１．３６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５９．８９％、１７７．５３％和２３７％。
企业实行股份制改组，主要目的不是筹集资金，而是转换经营机制，逐步建立起一套新型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尽快走上科学化和规范化管理的轨道。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在实行股份制改组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精心组织、扎实工作，在机制转换、制度改革上下功夫。
现代企业制度要有一套科学的、完整的、高效的组织结构。国有企业原有的组织结构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互相扯皮的现象，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在实行股份制改组过程中，借鉴国内外股份制企业的成功经验，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机构改革。由于新机构设置科学，责任到位，关系明确，运作灵活，因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我们又通过各种渠道，先后招聘了多名高级工程师、高级会计师和高级经济师以及一批熟悉股份制运作方面的专业人才，使企业的科研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我们还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成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健全了企业的管理机构，严格制订了股份制的各项章程，使“新三会”的运作迅速走上正轨，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决策效率，强化了监督职能，促进了企业管理科学化和规范化。
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组，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因此，在实行股份制改组过程中，首先要搞好国有资产的评估，决不能让国有资产在改组过程中流失。为此，我们先后聘请广州、深圳等地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有关的专家进行财会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同时，我们还对传统的财会制度进行改革，建立了一套符合股份制规范的新财会制度，使之同国际惯例接轨。
一年多的实践表明，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组是企业深化改革的有效途径之一。它不仅使企业充满生机活力，生产发展，效益大幅度提高，而且使企业在运行机制、管理方式、经营作风、职工意识等方面，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变化之一：领导的经营作风转变。过去，企业的领导班子实际上是对政府部门负责，只要完成“上头”下达的指标，就算完成了任务，很少考虑企业发展的深层问题和长远利益。实行股份制后，企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产权关系明晰，企业的重大决策都由董事会拍板定案，公司既要对国家负责，又要对全体股东负责。投资风险的约束成为一股巨大的压力，迫使人们更多地从提高效益、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问题。以往那种依赖意识和任务意识被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发展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业绩意识所代替，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大大提高。大家居安思危，在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仍然积极地拓展新市场，抓住时机，扩大再生产，千方百计地提高企业的规模效益和知名度，争取以最佳的业绩回报股东，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吸引新的投资。对募集到的４亿元股金绝不乱花一个子儿，全部合理地投放到技术改造、调整产品结构和拓展国内外市场上。去年，我们投入巨款，进行了多项技术改造，开发了高级经编织物、ＰＶＣ薄膜、高级包边布、拉链、涤纶等新项目，并新增两条生产线，使“拉舍尔”毛毯年产量达到３５０万条，大大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实力和发展后劲。
变化之二：职工的思想观念更新。对国有企业来说，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如何得到真正体现，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实行股份制后，企业的兴衰与职工（也是股东）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职工与企业共担风险，这使职工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如今，职工以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的双重身份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热情更高了。大家认为企业的财产自己也占有一份，不再觉得企业的经营决策完全是经理、厂长的事情，而明白企业业绩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自己财产（股份）的增损。因此，职工对企业的机制转换、制度改革以及产供销等都十分关心，积极提合理化建议，为企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一年多来，公司职工提合理化建议１８７条，被采纳３２条，创造经济效益４９３万元。
变化之三：企业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成立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后，一方面充分发挥这“新三会”的作用，同时注意根据我国企业的特点，理顺“新三会”与企业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关系，把“新三会”与“老三会”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企业的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在财会管理上，严格执行规范化的财务制度。财会部门每月都要向董事会汇报开支、预算、决算等各项经济指标，公司需要接受定期的审查、评估，董事会负责定期将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向股东代表汇报，定期公布经营业绩，接受社会监督。财会管理透明度的提高，形成内有动力、外有压力的机制，促进了企业管理的严格和细致。在分配制度方面，在原来以岗定资、以分计值的计件工资方案的基础上，实行工资总额承包和工效挂钩相结合的办法，进一步强化了分配的激励机制。这项改革收到显著效果，各分厂都纷纷精简人员，精打细算，想方设法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分配水平。大家都在“高产、优质、低耗”这六个字上做文章，物耗水平大大降低，职工的分配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去年职工人均工资收入达９０００元，比上年增长了３９％。
变化之四：企业的经营空间拓宽。一个具备一定经营规模的股份制企业，集团化和多元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实行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一方面，我们抓住机遇，用好资金，扩大生产，发展规模经营，用拳头产品拓展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尽可能提高产品的覆盖率。另一方面，我们把经营视野拓展到其他领域，使公司向多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以纺织为主，兼营多种业务，拥有１３家子公司和分厂的大型综合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