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编著感言录
贵在别识心裁
——编纂《二十六史大辞典》中的继承与创新
瞿林东
由戴逸教授任总主编的《二十六史大辞典》，已经和读者见面了（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出版）。这部１０００多万字的大型辞书，包括事件卷、典章制度卷、人物卷和表图索引卷，约含６．１万个辞条。这是目前所见关于中国历代正史的工具书中规模最大的创制。
承本书主编与编纂委员会诸君的雅爱，命我为本书撰写一篇导论，对二十六史作扼要的介绍和评论。导论围绕着二十六史阐述了史学上的一些问题；本书正文各卷的编纂，则以二十六史为根据，以辞书的形式反映中国历史的面貌。这里，我想就本书正文的编纂，讲一点关于史学遗产的继承与创新的认识。
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他认为：从《尚书》的因事命篇到《春秋》、《左传》编年，是从“不为常例”到“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的变化；从《春秋》、《左传》到《史记》、《汉书》纪传，是从“年经事纬不能旁通”到“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的变化；而“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纪事本末体史书，“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文史通义·书教下》）章学诚不可能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的历程，但他的这个认识确是明显地包含着关于史学遗产的继承与创新的朴素辩证观点。章学诚评论史学尤重“别识心裁”；所谓“别识心裁”，就是指史家的创见。
翻阅《二十六史大辞典》各卷正文，一则可见编纂者群体的用功之勤；仅就全部释文必自二十六史之所出这一条，它就是一项细致而浩大的工程。二则可见编纂者们在辞书编纂思想上的新意，这也可以看作是章学诚说的“别识心裁”。
新意之一，是吸收了纪传体史书的特点而赋予辞书以新的编纂形式。二十六史都是纪传体史书，大多包含纪、表、志、传４个部分，分别反映出历史进程、重大事件、典章制度、社会风貌、人物行事，是对历史作整体性认识和描述的综合体史书。本书按事件、典制、人物、表图分卷编纂，既继承了纪传体史书以“类别区分”综合反映历史面貌的优点，又丰富了现代辞书的表现形式，使辞书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
新意之二，是在尊重皇朝史断限的基础上鲜明地表现出通史的特点。二十六史中只有《史记》是通史，《南史》、《北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是相对意义上的“通史”，其余都是按朝代断限的皇朝史。本书各卷将二十六史合理组合分为９个阶段，按时间顺序编次辞目与释文，既使断代史或皇朝史眉目清晰，又使二十六史各部分内容都上下贯通，融为一体。横览，可综揽一代；纵观，可贯通首尾。这是许多辞书都未能兼备的。
新意之三，是在分编设目、考镜源流方面的新进展。本书典章制度卷从历代正史的诸多志目中，选择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比较密切的志目，设礼制、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兵制、方域、典籍８编，其中方域由地理而来，典籍源于艺文、经籍。本卷释文，多注意于考镜源流、疏通古今，尤能反映本书在编纂上的认真。
新意之四，是文图互补，相得益彰。即将出版的表图索引卷，包含丰富的、有一定体系的图片（如舆服、礼器等），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了形象的历史。
综观本书，在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等方面，都显示出较高的水平，堪称是一部优秀的大型辞书。细察其所以能够如此，编纂者们于继承之中出其新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书以与二十六史“配套编纂，相辅行世”为其宗旨，可以信矣。
时下，人们可以看到种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广告。依我的肤浅认识，要做到真正的“弘扬”，简单地搬用、抄撮是不行的，而应当把积极继承和勇于创新结合起来，于继承之中出其新意。在这方面，《二十六史大辞典》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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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剪影
英译《老子》《诗经》的人
——记大连外国语学院汪榕培教授
冯越
中国古代的文化，特别是先秦时期的经典著作，闪烁着人类文明之初的朴素光辉，越来越多地被世界各地的人们研究和推崇。中国人如果能把这些文化典籍译成外语（比如英语），必然会更有利于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扩大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大连外国语学院的汪榕培教授不畏艰难，选择了这项工作。１９９２年他出版了《英译老子》（与普芬伯格合作），１９９３年出版了《英译易经》（与任秀桦合作），今年又有一部《英译〈诗经〉（国风）》已经定稿，即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他的这些著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无疑是值得重视的篇章。
汪榕培是上海人，１９６４年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考上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专攻英语语汇学。近十几年，随着国际交流的开展，英语教学的新时期也开始了。汪榕培很快有《实用英语语汇学》问世，还与同事们合作编著了《美国英语听力教程》，主编了《新编美语会话》，其他如《英汉对照谜语》、《市民外语会话》、《８０年代国外语言学的新天地》……也一部部问世，加起来已有２０多部了。他担任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副院长、院长后，仍然站在教学第一线，这些都成为他英译先秦古典文献的准备工作。
进入９０年代，国际上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一些外国研究者希望能看到较理想的中国古代经典英文译本。汪榕培在教学实践中体会到，一个中国人学习外语特别是翻译外语，他的中文水平制约着他的翻译水平，如果连“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道德经》的第一句）的中文确切意思都弄不懂，还谈什么翻译呢。在翻译《老子》的时候，汪榕培搜集和翻阅了各种版本的《老子》及注释，他好像沉浸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海洋里，理解，比较，校勘，联想，２０００多年前一个中国思想家的形象在他的脑海里树立起来了，与今天的中国人、外国人沟通了。在大连外国语学院执教的美国人普芬伯格也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与汪榕培交流了对老子的认识。在他们两人的合作下，《英译老子》一书问世，并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和国外研究者的瞩目。在香港和新加坡等地，书店里出售这部书。美国教师普芬伯格回国后，在大学里教授宗教学，就以这本书作为介绍老子学说的教材。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易经》一书，则被认为是在世界性的“易经热”里，多了一把破译易经“密码”的钥匙。
汪榕培教授是用电脑来进行翻译和写作的。已经最后审定的《英译〈诗经〉（国风）》手稿，其楷体英文和繁体汉字，都排印得整洁而清楚。在他的四个书柜里面，一类是中国古籍，从《诗经》到二十四史，有的是线装书，有的带有封套，古色古香，一派传统特色；另一类就是英文原版书，从小说、杂志到各种词典，大多是精装本，“洋气”十足。看起来这是多么迥然不同、相隔了遥远空间和漫长时间的两个世界！可是，凭着电键声声，汪榕培在古代中国与当代世界之间架设着文化交流的桥梁。
（附图片）
汪榕培在院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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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剪影
解析“厨师困境”与“群体非理性”
——记社会学者孙立平
周珣
孙立平，年三十九，辽宁绥中县人氏。为人憨直而思维敏锐，任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论文逾百，著译九部，凡二百五十万字。这些论著关注中国问题，所论颇有独到之处。
在成为一位社会学者之前，孙立平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学生，一本研究家庭问题的英文小书让他第一次发现，大家关心着探讨着的现实问题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观察！初识社会学的魅力之后，孙立平一发难收。于是，一九七九年教育部为恢复社会学举办的集中了经济学、政治学等各科人才的师资专训班里，出现了一位与社会学不搭界的中文系学生。
孙立平新硎初试，是在社会现代化领域。他的《社会现代化》一书是国内现代化理论研究较早的专著。嗣后，在国家七五社会学重点课题“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中，孙立平进一步剖析了“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特殊问题。他对“没有这个方面的现代化就没有那个方面的现代化”的思维逻辑提出疑义，认为由此很容易形成全面现代化的纲领。而一旦在实践中真的试图全面现代化，会冒极大的风险，直接后果很可能是四方出击、全面开花，在同一时间内将所有与现代化相抵触的潜在力量全面动员起来，导致现代化的夭折。现代化需要整体规划，也需要把现代化进程的不同任务和内容加以分解的能力。
“文者道之用”，无论是对国外发展理论的广泛研究，还是对现代化时序模式的一般探讨，抑或对改革前后中国大陆社会结构变迁的条分缕析，孙立平的眼睛注视着燕园之外的风雨阴晴。
多年来人们习惯于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解释农民收入过低的问题，孙立平则做了一个简单的比喻：假如一个收入在社会平均水平的食客雇有三个厨师，厨师的工资将肯定在食客工资的三分之一以下，远低于社会平均工资——这就是中国农民目前所陷入的“厨师困境”。人多地少，经营规模过小，是制约农民收入的基本因素。孙立平确信，解决中国农民贫困状态的根本出路在城市化，即为增加厨师收入必须减少厨师人数，使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逐渐有序地向城市转移。在粮价每提高百分之十、农民收入只提高百分之一的情况下，希望通过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政府和农民的行为都会产生偏差”。孙立平思深虑远。
在对短期行为的一片批评声中，孙立平出语惊人：“人们选择短期行为并不是因为盲目无知，在个人的层面上，恰恰是一种合理性。短期获得的利益明确而现实，而长期行为的预期效益难以把握。”但短期行为毕竟是以明天的牺牲来换取今天的收益，在社会的层面上是一种“群体的非理性”。在急剧变革的社会中，很难劝告个人为不可预期的将来放弃现实利益，除非有制度的保障，使长期行为可以进行收益预期、有利可图。他对短期行为不作简单的道德评价，引出制度性安排的重要性，令人耳目一新。
变革着的鲜活生动的社会现象强烈地吸引着孙立平的视线。关于腐败、关于炫耀性消费、关于人们对工资调整日益冷漠的反应……孙立平以他的敏锐捕捉并解析着这些热点。
（附图片）
沉思中的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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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位中学物理老师１０年前开始收集大学者钱钟书先生的著作，引出了一段曲折感人的故事——
搜书记
费锡强
不久前，逛书店购得１０余种书，其中，有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是经增订的新版。
其实，大约在１０年前，我就在一家书店的特价书摊上，淘到了这本书的旧版本。惭愧的是，当时的我正所谓“有眼不识泰山”，对钱先生的那些著名的“注”的精妙处还不及体会，书便束之高阁。
后来，在报刊上陆续看到周振甫、郑朝宗、舒展等人对钱先生的介绍，才相信“不识钱钟书，是中国人的遗憾和悲哀”。碰巧，在单位图书室里发现了８０年代出的《围城》。这本外表毫不起眼的书一下子给我带来了从未有过的阅读快感，那些亦中亦西、庄谐并出、点铁成金的妙喻如串珠般地展现，还没将书读完，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痛惜这等好书不是自己的。好在过后碰到了１９８５年重印的精装本，买到手后，便视若珍宝，竟秘不示人。几年后，随着电视剧的播放，《围城》也热起来，不少人找我借，我不能说没有，但又舍不得精装本，就又买了平装本借人。
通过邮购，我先后将《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也买到了。这几部贯通中外古今的著作博大精深、壁立千仞，不禁令人生高山仰止之叹。至今，仅读完《七缀集》，而对前两种著作，还只似在山脚下踟躇，但浅尝亦觉味殊，小叩即得大鸣。
相见恨晚的是《写在人生边上》。１９８６年时，曾在《读书》杂志上见到这本散文集的书评，文中所引句子虽是吉光片羽，却也见得其戛戛独造之势。过后，便把那些机智隽永的引语一一抄出，聊慰无书之苦。书是福建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８３年底重印的，我依习惯直接向出版社邮购，但回复说早已售缺。
我不肯罢休，便鼓起勇气，直接给钱钟书先生写信索要。在这以前，我曾斗胆索得杨绛先生的《洗澡》签名本。不久，收到钱先生的回信：“锡强同志：得信感愧……《写在人生边上》数年前福建人民出版社重印一次，闻已销完，新版无期。少年戏笔，实不足观也。”书未见到，然而钱先生惠予的手书，足令我大喜过望。从信中还得知，钱先生当时“大病未愈，心力大减，久不动笔”，又使我为自己的唐突深感内疚。
对钱先生的“少年戏笔”，年少的我仍痴心不改。在１９９０年《博览群书》第八期上，我发出了求购信息，之后，收到的信不少，但唯一提到《写在人生边上》的是北京的乔继堂先生，不过，他是想我或许会得到好几本而再转让给他一本呢。
终于，到１９９１年时，这本让我访寻了５年的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了。首先看到的是乔先生寄赠的，紧接着，邮购的也到了，再接着，预订的也来了，不久后，又买了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的与《人·兽·鬼》的合刊本。这每一本都带给我特别的快乐，正如书中《论快乐》所说：“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
回想起来，我买“钱著”的经历，也够得上“发烧”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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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苑杂咀
也说语言的渗透力
周庆
北京大学教授金开诚先生是江苏无锡人。不久前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动情地谈到，每当诵起诗句如“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以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等，便格外怀念故乡。他戏言若多年后老死他乡，还要“魂兮归来哀江南”，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世界上并没有比我的祖国、我的家乡更可爱的地方。我知道这话不客观，然而深厚的文化感染已经使我只能带着主观感情来看这个问题了”。
同样的心情，一位来自北方草原的人，诵到“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不仅会联想到白云、蓝天、奔马，还会闻到奶香和牛羊的鼻息，甚至毡房的膻味，感到无比的亲切。
凝结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蕴，感染过我们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人。金先生称这一现象为语言的渗透力。
这是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渗透力。一个民族的智慧、历史，包括屈辱与荣耀，都会在她的语言中积淀，使运用这种语言的人，产生感情。对自己民族的语言了解得愈是深入，这种感情便愈是强烈，及至浸染透彻，便化作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亲人，故交，乡土，祖国，都幻化在了这种语言中，割不断，剜不掉，哪怕是浪迹天涯，发落齿缺。
汉族语言文字的独特之处，在于汉字有表意功能，字的形、音、义密切结合，字形有固定字义的强大作用，可超越空间，克服方言障碍；超越时间，古今读音不同，却可用同一汉字。且构词爽利，无前缀后缀，词义可从字面上显示。这样，故事演化为成语，词浓缩成字，应用其中的奥妙创作出来的诗词歌赋，有图画之美，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堪称汉语的精华。所以孔子曾对他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孔子的时代，诗是外交辞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到了今天，许多外国元首访华，讲话时往往引用一些中国的古典名句，一方面表示他们对中国智慧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听众感到亲切。讲到这一点，当今运用中国古典诗词名句达到化境的，首推毛泽东。这不仅表现在外交场合，也表现在日常谈话和生活中。１９５１年２月下旬，彭德怀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毛泽东。痛失亲子的毛泽东吟道：“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语言大师，如果这一记载不错，此时此刻，他认为最能表达自己感情的，还是庾信《枯树赋》中的这几句话。文化素养不同，悲痛也悲痛得高雅。毛泽东一生可以说手不释卷，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巨大的智慧和高超的表达力。这不仅使他成就为一位不朽的民族诗人，也是他成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的重要原因。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
当然，笔者主张热爱民族语言，并不是说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中，就不出卖国者，不出奸佞误国之徒。而是说，跃动在民族语言中的生生不息的爱国情愫，特别能唤起我们对家国山河、父老乡亲的感情，长而愈烈，老而弥坚。而且，我们现在推广的普通话，也要从古代语言中汲取精华，以增强表现力、感染力，变得更精粹。
同样，笔者赞同多从诗词歌赋、古典名著中汲取语言营养，也不是说它们就是汉语的全部。书面语虽然可作今人的“辞源”，但古文中那些佶屈聱牙、滥用典故的部分，实不足取。而且语言的真正源头还是生活中的口头语。近年来民间流传的许多民谚民谣，北京市民语言中的调侃意味，粤语普通话中的地方语音，都有很强的扩张力，曾给作家、记者、歌星、曲艺演员、电台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以很大影响。只是这类群众语言不像成熟的书面语已经千锤百炼，而是仍有文野、粗细、高下之分。简单地围绕它们转并不是语言的艺术。只有把它们汇入源远流长的语言之河，经过大浪淘沙，既保持了新的概括力、现代意识，又磨练得纯洁而精粹，才会更有吸引力与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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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方作风”——台下节目也精彩
本报记者徐建中
世界上不少观众熟悉中国的东方歌舞团。该团创作演出了具有民族特色和浓郁生活气息的中国歌舞节目，创编、演出了亚、非、拉各国２００多个舞蹈和１０００多首歌曲、器乐曲。从去年开始，又新增添了一些欧美国家的优秀歌舞节目。先后出访了五大洲的６０多个国家进行艺术交流。
然而，舞台上的表演毕竟是短暂的。记者在一次随团采访中发现，东方歌舞团的精湛艺术还来源于一种高效的管理和严格的“东方作风”，觉得台下节目也精彩。
那是今年春节刚过，“撒”向全国各地去探亲、访友、休假的近百名演员，都要在２月１７日前赶到上海斜土路万人体育馆，东方歌舞团将在那里进行三场演出。“２·１７”这个数字已成了每个演员归队的命令。
声乐演员宋雪是在新疆长大的，能歌善舞，又学会了维族和哈萨克族语言。春节前到海南去看望父母亲，她万万没有想到春节期间海南没有直飞上海的飞机，只好提前告别父母亲，坐了１８个小时的汽车赶到广州，接着又买了硬座火车票直奔上海，终于提前一天赶到。
沈阳音乐学院毕业的牛伟，１９８８年到深圳在歌厅里担任独唱演员，学会了广东话、黄梅戏和京剧，１９９０年夺得深圳“新园杯”冠军，１９９２年获广东十大歌手称号，月工资收入近万元。但是牛伟放弃了深圳的优越条件，一意要追求“东方艺术”，于去年考进东方歌舞团。她告诉记者：金钱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人要有精神支柱，要有高标准的艺术追求。我现在希望得到“东方”的老师们的雕塑。这次演出前，牛伟在声乐指导老师唐放元的“精雕细刻”之下，开始学唱一首日本歌曲，春节期间３天没出门。赴上海首次演唱，引起轰动。一位上海观众好奇地问：那位歌手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远征乘坐输送带”是东方歌舞团舞台下很精彩的一个节目。青年歌唱家远征定好乘早８点的飞机赴上海。那天大雾笼罩京城。她６点１０分赶到首都机场，领取了登机牌，托运了行李。等到下午６点，国际航空公司飞上海的航班因大雾取消了。远征听后急得一下子跳了起来：这可咋办？上海的观众在等我啊！“东方”的声誉不能受损啊！远征拿着工作证件四处找人，听说东方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当晚要飞回上海，急忙办理更机手续，这时她才发现装有演出服装和伴奏磁带的箱子早已运到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上了。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她坐着行李传送带下去，硬是找到了箱子，然后又乘坐传送带上来。许多等行李的旅客好奇地发现传送带上坐着一位女士，再细一看原来是东方歌舞团的远征。大家热情地向她打招呼，她提着箱子边跑边招手，直奔东方航空公司的那架班机……
（附图片）
上海东方电视台现场直播对东方歌舞团主要领导成员的采访。
徐建中摄
青年歌唱演员张强（左）和宋雪（右）在后台为其他演员伴唱。
徐建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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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程文茂发明太乙算板
一种失传１０００多年的古代算术——太乙算，最近被陕西汉中地区工商银行经济师程文茂挖掘出来，并据此发明了太乙算板。它集算、学、玩为一体，有利于开发少儿智力，能进行加减乘除，进行“减变加”运算。实验表明，普通学龄前儿童学用两周，即能掌握二年级才进行的万以内加减法。算板上还可进行简单的棋类活动。目前，太乙算板已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并被中国和日本合编的《世界珠算通典》收录。
（汉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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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忠奸分明，述古醒今。江苏省南通市娱乐场所高悬的京剧脸谱引人驻足。何剑荣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