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
专栏：年终专稿
法国推行新现实主义外交
本报记者郑园园
内容提要：法国审时度势，改行“新现实主义”外交；在欧洲多方位合作，靠拢北约，积极参与调解波黑冲突；在非洲有限度介入，保持法国影响；在亚洲突出法国的经济利益；务实，谨慎，灵活，以扩大外交回旋余地。
１９９４年动荡多变的国际形势使法国面临严峻的挑战，法国调整外交步伐，一种被称为“新现实主义”的外交初现轮廓。 ６０年代以来，法国外交一直奉行戴高乐确立的独立自主方针。法国以独立的核威慑力量为后盾，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独往独来”，不惧怕“光荣的孤立”，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实行“影响战略”；常以二等强国的地位，发挥一等强国的作用。冷战结束，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国际形势变数增多，法国想要保持外交大国的地位，继续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就不能一成不变地沿用旧的策略，因此，外交调整势在必行。
对法国外交的挑战首先来自欧洲。欧洲政策是法国外交的第一支柱。３０多年来，“法德轴心”主导着欧洲建设的方向，而且它一直是向法国倾斜的。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的经济强势更加明显，并开始在欧洲建设等问题上表现出独立的意志。这就对法国提出了一个问题：“法德轴心”向何处去？和１９８９年不同，法国这次取冷静的现实态度，认识到法德合作仍将是欧洲联合的动力，仍是法国保持欧洲领导地位的依托，所以采取了一些深化双边关系的措施，巴拉迪尔还建议法德签署了一个新的《爱丽舍宫协议》，弥合两国在欧盟扩大与深化等问题上的歧见，奠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合作基础。
但法国对德国的未来走向仍有疑虑，决定以实现多方位的欧洲合作，作为抵消“法德轴心”失衡的筹码。今年法国更注重与其它欧洲国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发展双边关系，同上述三国的首脑会晤都取得了具体成果，法、英决定共同组建联合空军指挥部，法、意、西制定了地中海“欧洲海军空战部队”计划。法英的接近尤其引人注意，它使欧洲舞台出现法、德、英“三驾马车”式的局面，这使法国的外交增加了回旋余地。
今年，法国作为欧洲军事大国、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倡导者，以务实的态度，迈出了政策调整的重要一步——向北约靠拢，具体标志是国防部长莱奥塔尔出席了９月底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这是法国部长自１９６６年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以来首次与会。美国对欧洲防务属性的确认，是法国靠拢北约的前提。法国认识到“欧洲支柱”目前也只能在北约内成长起来，欧洲军事实体的形成也将部分地仰赖北约。在这种情况下，如法国继续置身北约军事机构之外，坚持“空椅政策”，会失去参与欧洲及国际事务的机会。
在波黑问题上，法国想在解决冲突方面有所作为，以显示法国大国地位的存在，提高法国在冷战后欧洲安全格局中的地位。美国一方面不愿陷入战争泥淖，一方面又不愿放弃对欧洲安全的主导地位。一年来，法国就是在同美国时而矛盾、时而一致的情况下，在美、俄及欧洲国家之间纵横捭阖的。同时，法国认识到欧洲安全的实现必须有俄罗斯的密切合作，故有意表现出加强与俄罗斯磋商的势头。
今年法国的非洲政策作了重要调整，纠正了冷战后轻视非洲的倾向及政策失误。卢旺达内战爆发后，法国实施历时两个月之久的“绿松石行动”，既是为了挽救卢旺达灾难性的局势，也是为了表现法国对非洲的影响。７月法国总理巴拉迪尔的西非之行以及１１月的法非首脑会议，体现了法国调整的具体意向，即不再强调经援与民主挂钩，而强调“经济管理”与“稳定”；不充当非洲的“欧洲警察”，而对冲突采取有限度的介入。今年１月，法国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同意非洲法郎贬值５０％。法国在财政拮据、无法单独为非洲国家提供财政援助的情况下，犹豫多年，才决定面对现实而作出的决定。
法国的亚洲政策今年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年初，工贸部提出进军亚洲的整体方略——“亚洲新政策”，使经贸界能以后来居上的劲头，努力开拓亚洲市场。继去年２月法越全面和解后，今年１月法中又恢复了正常关系。法国舆论界认为，亚洲政策的调整体现了法国将经济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务实精神。
综观法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走向，可以看出，所谓“新现实主义”外交，就是在冷战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谋求更大外交主动权和保持大国地位的一种外交新策略。它更灵活，更务实，更谨慎，并更强调经济利益、民族利益，而排除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外交是在左右翼共治的内政形势下产生的。巴拉迪尔解释政府的外交作风时说，采取行动时，必须考虑法国是否具备了“充分的、必要的条件”，每一个行动是否“充分有效”——这大概就是法国“新现实主义”外交的注脚。
（本报巴黎电）（附图片）
今年六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安理会以十票赞成、五票弃权通过决议，授权法国向卢旺达派遣大约二千人的维和部队。
谢云安摄（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第7版(国际)
专栏：年终专稿
１９９４日本政局
内阁两度更迭党派分合频繁
本报记者张国成
今年的日本政局，可用三句话来概括：上半年政局风波迭起；下半年政党分化组合加剧；日本政坛出现了向两大政党体制过渡的苗头。
今年４月，多党联合执政的细川内阁倒台，拉开了今年日本政局动荡的序幕。执政党之一的社会党因与新生党等政见不合宣布退出，使继而成立的羽田内阁成了由国会少数派组成的政权。羽田内阁不得不在执政两个月后宣布总辞职。如果说细川内阁的倒台是由于细川护熙个人的原因，羽田内阁倒台则表现出了日本“保革对立”的旧政治体制的惯性。从去年细川内阁成立后的日本政治运行轨迹中，人们屡见社会党与脱胎于自民党的其他政党之间的政策冲突。这种惯性使日本政局在今年上半年出现了剧烈动荡，导致３个月内两易内阁，在６月底终于戏剧性地出现了由长期对立的自民党与社会党联手的村山政权。
村山政权成立后，相对保持着稳定的局面。造成这种稳定的因素，第一是社会党政策大幅度转轨；第二是在野各党在国会中没有足够的多数与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组成的新联合政权相对抗。村山内阁成立伊始，许多日本政治评论家曾预言，３０多年来一直处于水火不容状态的自民党与社会党联合组阁，不过是一种暂时利益下的联合，将是一个短命政权。其实，社会党在与自民党商建联合政权之初，就已经作出了舍其实而就其名的抉择，承诺在适当时候修改政策。自民党让出首相交椅，表现出了舍名取实的灵活态度，社会党则在基本政策上向自民党急剧靠拢。对社会党的政策转向，有评论认为是该党在新形势下推行的“现实主义路线”；也有人认为，这是该党对“自身价值的否定”。无论如何，社会党与自民党在政策上的趋同，促成了村山内阁的相对稳定。
日本政局下半年出现的暂时稳定仅是指内阁运作而言。但在幕后，各政党无一不着眼于新选举制度下的大选而积极活动。经过台前幕后的反复磋商，日本新党、新生党、公明党以及另外３个小党先后宣布解散，并于１２月１０日正式成立了议员人数仅次于自民党的新进党。日本政党的动荡、分化、组合由此达到了近几十年来的高潮，形成了今年日本政局的第二个特点。
造成政党分化组合的原因，从历史大背景上看，是冷战体制的结束在日本政治中的折射。它明年将付诸实施的不利于小党派的新选举制度则为这种分化组合起了催化作用。
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社会党的走向。社会党宣布政策转轨后，以前委员长山花贞夫为首，组成了一个名为“新民主联合”的党内派别。这个派别表示将成立一个名为“民主自由”的新党。甚至社会党的政治家也认为，社会党面临着党分裂或解体的危机，社会党的消亡只是时间问题。
据认为，社会党的动向，是力图在未来的政局演变中，成为介于自民、新进两大政党之间的“第三势力”。
透过今年日本政局纷乱的表象，可明显感到日本政局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将对日本政治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日本各大政党的基本政策已经趋同。１９５５年，日本建立了以自民党和社会党为代表的所谓“保革对立”的政治模式。到６０年代中期，又以公明党、民社党成立为标志，形成了所谓的“保守、中道、革新”三种势力并存的模式。去年，自民党以内部分裂为开端被迫交出政权，今年以自民党与社会党联手组阁，以社会党政策转轨和公明党、民社党解散为标志，至少在自民、社会和新进这三个在众议院占近９０％席位的政党之间已不存在基本理念和基本政策上的重大冲突，标志着日本政治中的“冷战”格局彻底瓦解。
第二，新进党已成为在国会中足以与自民党抗衡的大党，它的成立使日本政治向“两大政党体制”过渡迈出了第一步。去年，自民党大分裂时，一些政治家就把“两大政党制”奉为变革的最终目标。他们设想通过两个基本政策相近的政党相互牵制，并展开具体政策上的争论，使日本政治进入良性循环，建立新型的日本政治。但在缺少制衡力量的情况下，这种政治模式是否有利于日本自身的和平与发展，还有待人们观察。
日本政坛上刮起的政党解散风和新进党的出现，表现出世界冷战格局的瓦解对日本政治体制的深刻冲击。在新的选举制度下，政治家们在寻求自己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各党派也都在大幅度地修改政策，以适应冷战后的新形势。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政坛上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动向，只是日本为探索２１世纪的政治体制上演的第一幕。新旧之交，过去的一幕刚刚落下，新的一幕即将开始。
（本报东京电）（附图片）
6月29日，日本社会党、自民党和先驱新党联合组阁，社会党人士时隔47年重登首相宝座。图为3党党首在握手。
11月24日，日本在野9个党派国会议员投票选定“新进党”作为党名，该党成为日本第二大政党。图为投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