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中华文化的瑰宝诗歌史上的丰碑
贺敬之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举世公认的伟大诗人。他的诗词，是从中国革命的曲折而豪迈的历史进程中升华、结晶出来的诗的瑰宝，具有宏大的历史气魄和鲜明的时代色彩；同时，又记录、反映了中国革命各个历史阶段和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革命情怀。毛泽东诗词以其前无古人的崇高优美的革命情操，遒劲伟美的创造力量，超迈奇美的艺术想象，高华精美的韵调辞采，形成了中国悠久的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这种瑰奇的诗美熔铸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人格和个性，在漫长的岁月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是风靡了整个革命的诗坛，吸引并熏陶了几代中国人，而且传唱到了国外。不管是华发银鬓的前辈，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不管是常沾翰墨的作家诗人，还是偶涉诗坛的业余爱好者，在各自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和感情历程中，都会珍藏着一份接触、吟诵、学习毛泽东诗词的美好而亲切的回忆。对于我们来说，毛泽东诗词是托举我们精神的鲲鹏；是指引我们跨越革命征途的旌旗；是激励我们壮志的鸣镝；是磨砺我们情操的砥石；同时它也是弥漫了家国爱、故旧情、赤子心的化雨润物的春风。毛泽东诗词不仅和我们的革命历史，和我们的伟大时代血肉相连，而且和我们每一个有幸参与、亲历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的当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息息相通。它以强大的艺术力量，深广持久地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唤起了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唤起了富有民族气派、民族风格的诗情和美感。它以光复旧物、开辟新宇的磅礴气势，潜移默化的感染力量，对华夏文化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当代中国人民的心理素质的培育和提高，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正是基于对毛泽东诗词的热爱和崇仰，才使我们把学习、研究、传播毛泽东诗词视为自己光荣的使命。毛泽东诗词研究，从广义上看，是整个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有特殊意义的部分，是中国革命史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较狭的意义上看，它又是整个社会主义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特殊光彩的部分，是当代美学、当代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和传播，在过去已经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进程，对培育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现在和今后，这种影响将日益扩大和加深。我相信，进一步开展对毛泽东诗词的学习、研究和传播，对于推进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革命文艺的发展和繁荣，对于在诗坛乃至文坛高扬正气，高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主旋律，对于富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而又不失现代敏感的健康的审美风尚的形成和播扬，都会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诗词研究作为社会主义的人文科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的意义，将会日益显示出来。
毛泽东诗词研究，在历史上曾几次形成热潮，在国内外都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应该说，这项事业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和人民，恢复了毛泽东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探索，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使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的历史性的进展。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党和人民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了科学的论定，这一切，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研究、传播毛泽东诗词，提供了思想指南。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和评价，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行学术民主与学术自由。我们既要从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宇宙观的角度，科学地评价毛泽东诗词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价值，在社会主义文学中的地位，认真总结它们所体现的创作价值和艺术规律；同时，我们也要从中华诗词的继承发展和文艺科学的角度，具体地阐明毛泽东诗词的艺术价值，作出深入的艺术分析。在这两个方面有大小各个研究课题，包括史实考订和诗句诠释，以及尚待开拓的新课题（例如学习毛泽东诗词对于新诗健康发展的意义，等等），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系统地、更富创造性和科学精神地开展研究工作，充分发挥个人和集体的智慧，通过相同和不同见解的相互探讨，正确、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意见的彼此争鸣，才能进一步取得新的更大的研究成果。
我相信，我们只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保持与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发扬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科学学风，群策群力，不断开拓研究视野，就一定能把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
（此文系作者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成立大会暨毛泽东诗词研讨会上的讲话，本报略有删节）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梅兰芳的美学风格
张庚
１９４９年７月，我随东北文艺工作者代表团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那时全国文艺工作者云集北京，十分热闹。听说华东代表团来北京时，其中有梅兰芳先生，沿路车站不期而集来看梅兰芳的群众千百成群。我是深爱梅的艺术的，也略略知道他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是有号召力的，但没有想到他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我思考一个问题：群众为什么这样喜爱梅兰芳？
梅先生在舞台上的确吸引人，不是一般的吸引，而是令人一看就忘记不了，这和他的艺术造诣是分不开的。但我想，艺术有根底的演员在中国是不少的，为什么梅兰芳这样突出呢？还有许多别的条件，如演戏一丝不苟，琢磨人物特别细致深刻，但这一类的特点也不是只有他一人独具，旁人都没有。至于天赋，据说他小时候还被人看做成名的希望不大，是个庸才。可是他刻苦用功，后来成了被世界上承认、并无不称赞的大演员。
我不是说，以上的种种条件对他的成功都不起作用，这些都是缺少不了的，但似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东西。
我和梅先生虽接触不算多，但也相识３０来年。他的待人接物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总的说来，他是一个中国人眼中有道德、有良心、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的人。他还富于同情心，重友情，乐于助人，谦虚、和蔼，在众人口碑中，是个好人。
我为什么说这些呢？是想看一看，群众对他的喜爱是不是从这方面来的。显然，这方面是使他在人们中产生好感的，但这不是能令他在舞台上给人留下难忘的好印象的直接原因。作为一个演员，他给人留下的是舞台上的印象，是艺术印象，而不是其它。
他中年以来，演《宇宙锋》的时候较多。这个戏本来极不出奇，但经他一演，就成了名剧。我每次看这个戏，对于赵艳容这个人物总是看得津津有味。赵艳容的处境非常令人同情，觉得她像一只关在笼中的小鸟，逃不脱别人的摆布；外界的压力又是那么大；她的对立面首先是他的父亲，其次又是皇帝，她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反抗得了呢？但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平日温文尔雅的女子，到了紧要的当口，却能发挥出惊人的力量，反抗父亲，反抗皇帝。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她认定正义在她手里，对方无论多厉害，却是代表邪恶的。她是非之心极其明确，力量就从这里来。然而她不是使蛮劲去反抗，而是审度双方力量，运用智慧，巧妙地去反抗的。这样的反抗是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时候，弱者常用的方法，也是中国老百姓对付横暴常用的方法。这样的戏，这样的人物，是中国老百姓所理解的，深深同情的，是赞成她的做法的；邪恶一方的狼狈，是使观众心里感到痛快的。
梅先生之所以演得这样好，多年的艺术造诣和对艺术追求的孜孜不倦当然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梅先生对于人物体会之深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对于人物，他不只是从理性上、概念上去理解，而是从生活中体验得来。大家都记得在抗战时期，他蓄须明志表示息影舞台这件事，这就是他在力量对比悬殊下的反抗；而且，梅先生曾经为了坚决拒绝日本人要求演出，而自己打了三针伤寒针，使身体高烧到４２度，这才渡过难关。他如果在生活里没有这种切身的深刻体会，就决不能在艺术上有这样深刻的创造。
当一个艺术家有了上述的经历和深刻感受之后，再回过头来琢磨舞台上的艺术表现，那所得出来的结果就和没有生活经历，纯粹从外形表现去考虑的演员给予观众的感受完全不同了。
另外，有相当数量的人有一种误解，以为演员如果不完全随自己的感情指使去表演，就会不真实。这种人不懂得艺术永远是要由人创造出来，而不是把生活原型搬上舞台来就行的。有了生活的真实感受之后，如何将它最有效、最恰当地传达给观众，这可是一门大学问，做好了就有效，做不好就会失败。
梅先生不只是创造了《宇宙锋》中赵艳容的形象，还演过许多别的戏。如果说，《宇宙锋》是一出是非鲜明的戏，赵艳容这人物容易获得观众的同情，那么是否他所演出的所有的戏都具备这同样的条件呢？
梅先生一辈子演过许多戏，据说有１００多出，风格各异，内容各异。如果单拿《宇宙锋》做标准，当然不能概括梅先生的风格。但梅先生的剧目虽多，就我所见过的来说，脱离观众欣赏趣味的戏，或迎合某些观众低级趣味的戏还真没有见过，而是非分明，让观众看了觉得解气的戏倒真是不少；有一些戏，如《天女散花》、《洛神》等，给观众以美的欣赏，观众也是爱看的。
我还想专门谈谈梅先生最后创作的一出戏《穆桂英挂帅》。这出戏故事是穆桂英在家清闲多年，当西夏入侵、国家危难之时，宋朝皇帝又派人来找她挂帅出征。她想起杨家许多人为国捐躯，当无事时，赵家皇帝不理不睬，到了这时却找上门来了，心中甚为不平，经过佘太君晓以大义，爱国之心油然而起，终于说出：“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的话，毅然接过帅印来。
杨家将是中国老百姓非常敬重并同情其遭遇的，梅先生这出戏，当然也获得广大观众的爱好。梅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他参加抗美援朝以后，更加努力深入群众，在爱国爱人民的精神激荡之下，创作了这出戏留给后人，这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
中国老百姓的是非之心是极明确的，他们是主持正义反对邪恶的，中国人有句话：“邪不压正”。因此他们同情无权无势被人欺压的弱者；对于那些趋炎附势、为虎作伥的人是痛恨的。这些都自然地被写进剧本，反映到舞台上去，创造出许多令人难忘的舞台人物形象，形成了中国人的美学观点。
梅先生从做人到艺术创作，所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所以他的艺术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我们的大艺术家、大演员都有这样的特点，如周信芳、程砚秋，所以他们也被群众所喜爱，但他们又各有各的特点：如周信芳，从他的艺术中创造出理直气壮，勇敢斗争，但又富于经验和智慧的人物形象，如宋士杰、徐策等。程砚秋创造的艺术形象则体现了勇敢斗争，拚个鱼死网破也不屈服的精神。这些都是老百姓所热爱的。梅先生因为他所创造的人物都是温柔敦厚、雍容华贵的居多，所以又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麒派体系刍议
——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一百周年
汪培
麒派体系的形成，基于麒派演剧思想。周信芳一生的艺术生涯始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适应变化着的社会和人民的审美需求，以完美精彩的表演，给广大观众以极大的艺术享受。他历数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才建立了麒派体系。可以说，没有先进的麒派演剧思想，就不可能建立起麒派体系，而麒派体系的确立，更加证明了麒派演剧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任何一个艺术流派的产生都有它社会的和文化的背景。清同治中叶京剧流传到了上海，在此逐渐开辟了一个仅次于北京的京剧演出基地。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清末民初，上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上海京剧界的进步艺人在这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浪潮里，自觉地以自己的演剧活动参与了这场革命的宣传鼓吹工作。当年汪笑侬、潘月樵、夏氏兄弟以及尔后周信芳编演的新戏，都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产生的。这些新戏无不是那个时代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高涨的反映，而在艺术形式上，为了表现新内容和满足大都市观众的审美趣味，作了大胆的革新。这样，一个与北派京剧不同的、具有自身鲜明艺术特色的海派京剧就此产生了。麒派演剧思想的时代性也就是在这种思想熏陶下形成的。
开放性是麒派演剧思想的一个十分可贵的品格。任何一种艺术，只有在广阔的天地里和开放的环境中，才能吸取外界的新鲜营养，丰富自己，不断发展。京剧从古老的北京南下，要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立足，并且得到繁荣发展，经历了一个适应新环境即地方化的嬗变过程。当时的上海，门户开放，五洲通商，受到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也因而得世界娱乐新风之先。面对这个大都市的观众，原来的话剧如若不革新内容与形式，就无法生存。
周信芳继承海派京剧勇于革新的精神，大胆地吸取外界的新鲜营养，广采博纳，融会贯通。他把京剧表演艺术引进到话剧中来，是他的演剧思想的开放性最突出的表现，也是他确立麒派体系最关键的一环。２０年代后期，他同田汉、欧阳予倩结交，参加“南国社”演出，向话剧的现实主义表演艺术学习并吸收、运用到京剧里，增强了京剧表演的力度和深度。他不顾那些保守分子的责难，用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取代了业已趋于僵化的形式主义表演方法。
整体性是麒派演剧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麒派演剧思想的整体性首先表现在要求京剧表演艺术的全面发展。大家知道，本世纪初，当周信芳以七龄童艺名登上舞台时，京剧演出已经存在着由原来的丰富多彩的唱、做、念、打变成只重唱而忽视其他的严重偏向了。针对这种倒退现象，周信芳在自己的演出中全面地恢复并发展了唱、做、念、打、舞的表演技艺，使舞台面貌焕然一新。这是对当时被称为正宗京剧的有力挑战，周信芳也因此被视为大逆不道而“遭遇到很多保守分子的反对，长期间受到文字上的讽刺和言语中的嘲笑”。当然，他也因此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支持和欢迎”。整体性又表现在周信芳追求演出的完美上。他很早就实行了导演制度。这是他反对角儿制采取的有效步骤，也是他学习话剧的成果之一。他对一台戏的所有演员，不论戏有多少，即使是“跑龙套”，都要求他们成为剧中的角色，而不是擅自发挥技艺的表演者，也不是站立一旁看主角演唱的木偶。因此，周信芳一生众多的合作者们，都深受他这种对艺术创造一丝不苟的熏陶，使演出真正达到“一棵菜”的要求，把艺术质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麒派体系的特点之一是面向大众。麒派既然是时代发展和人民审美需求的产物，它必定要大众化，做到使广大观众喜闻乐见，从而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麒派演剧总是紧紧掌握了观众心理的。它的做，真切生动，扣人心弦。观众喜爱它在舞台上呈现的鲜明的线条，热烈的气氛，强烈的节奏，以及表现人物感情臻于极致的那种爆发力，把剧场情绪推至顶端，达到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它的唱，通俗易懂，琅琅上口。凡是麒派的代表作，都有脍炙人口的唱段风行于大江南北，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麒派体系的特点之二是贴近生活。麒派既然坚持现实主义，它必定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尽管舞台上表现的是历史生活，但剧中人的思想感情仍然是应该和观众贴近的。因此，麒派的艺术创造，总是先从生活出发，务使故事情节的发展合乎情理；总是先从人物入手，了解他此时此处的思想感情，体验他的内心世界，然后才进到如何表现的问题。周信芳对待生活的严谨态度，就是为什么麒派演剧常演常新的缘故。
麒派体系的特点之三是内外结合。麒派既然继承了戏曲传统的表演程式和技艺，它必定要把它们运用于现实主义的演剧里。周信芳懂得“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除了真实地反映生活，还要艺术地反映生活。麒派演剧的现实主义不但没有排斥戏曲传统的表演程式和技艺，而且恰恰相反，它充分地发挥了它们，使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外化找到了准确、有力的手段，从而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结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麒派体系是既讲究现实主义的表演方法，又注重戏曲的表演程式和技术，并使二者达到完美结合的演剧体系，也就是说，它是兼融内心体验和外部表现于一体的演剧体系。这个体系只有在中国戏曲艺术的深厚土壤上才能建立。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毛泽东诗词书法集》出版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０１周年，一部八开精装本《毛泽东诗词书法集》近日由西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部书共收集了毛泽东同志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６５年创作的诗词５４首，是由６６位中国革命老同志和部分领导干部手书而成的。这些手书作品有的苍劲有力，有的隽秀挺拔，有的潇洒流利……是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好书。（浦滨）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武汉作家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由武汉市文联和中国文化报社联合举办的“武汉作家作品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近年来武汉作家共创作出版文学作品专集和专著４００多部，有５０多部（篇）作品在全国性评奖中获奖，一批享誉国内外的优秀作家脱颖而出。与会者认为，武汉作家在当前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能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高品位的作品，充分显示了武汉文学创作的实力与活力，一支旺盛的“汉军”文学创作队伍正进入新的发展期。会上，作家和评论家对创造出更具楚汉风格的“汉味”文学精品，报以乐观态度与希望。与会者还认为，武汉市拿出１００万元作为发展文学艺术基金，组织作家下基层挂职锻炼，努力解决作家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为作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有力地促进了武汉文学创作的发展。（文一）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人民文学奖”和“《当代》文学奖”揭晓
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炎黄杯”、“人民文学奖”（１９８６—１９９４年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和“《当代》文学奖”（１９８５—１９９３年）揭晓。获奖作品中，有描绘我们党成立以来各重要历史阶段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魏巍）、《战争和人》（王火）、《长城万里图》（周而复）；有反映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时期生活的作品《夜与昼》（柯云路）、《商界》（钱石昌、欧伟雄）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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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读书报》辟专栏重读８０年代文学
《中华读书报》最近推出了“重读８０年代文学”的讨论。论者认为，８０年代的中国文学，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值得纪念的一页，它充满了刚从“文革”废墟上爬起来的人们的惊惧、沉思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今天重读８０年代文学，不仅是为着“读”懂过去，而且会使我们更深刻地领会与９０年代紧紧相连的那段文学历程。
据悉，《中华读书报》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开始，陆续推出“重读８０年代文学”专栏，重读范围包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人生小说等。论者从９０年代视角出发，对８０年代的文学作品获得了新的阅读感受，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