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探访录
守住学术这方净土
记者：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８０年代的“文化热”也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近年来，随着经商热的兴起，人文类知识分子被相对冷落。在这种情况下，学者如何守住学术这方净土？
汪晖：在科举制废除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控制权事实上就很难存在了。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还应该看到，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教育的普及，知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也不像过去那么鲜明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受冷落与所谓文化的“痞子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知识分子位置的跌落，还与教育制度有关，从事教育职业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这个问题也有知识界自身的原因。８０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研究的不是专业性的问题，而是社会性的问题。这些讨论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尽管今天从学术角度看还很不够。８０年代末以来，学术界提出了专业化、职业化的问题。所谓“专业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学术文化不断向前发展，但另一方面使大学、研究机构与社会产生隔离，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力可能变小。
知识分子在专业化的过程中怎样对社会发言？应该对社会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力？这些问题值得研究。人文知识分子如今面临多重的压力，又要吃饭、又要说话，他们的地位需要一套经济政治制度来保障。现在的问题是，当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降低的时候，可能连保护自己的能力也变小了。
朱正琳：８０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长期禁锢之后的“思想解放”确实会使人们对思想、文化、知识热上一阵子。更何况我们曾一度抱有一种成见，认为首先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但８０年代同时也解放了其他多种活力和创造力，这些力量生长起来、得到运用，对思想文化的依赖至少是不那么直接了。换句话说，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多种供人发挥才能的领域，知识分子不再能独领风骚也是正常的。如果知识分子传承知识这个职能未受阻碍，就无所谓冷落不冷落。想为“帝王师”、“天下师”，是士大夫们的雄心，当今的“精英意识”里是否还残留此种成分？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据我所知，按国际水准国内教授的工资普遍较低。当然，我对自己目前的收入是很感激的。我们这些饱经沧桑的人没有他求，尚可安心，那些年轻人则很难再守净土。我很担心２０年后会有这样普遍的悲剧：老头老太在国内，儿女子孙在外国。这实在是国家应该重视的问题。恐怕不仅要从宣传上，还要从制度上给知识分子做学问以一定的保障。同时，这个问题还依赖于整个社会认识水平的提高，形成一种尊重知识的风气。
何博传：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主要不是“下海”还是“守净土”的问题，而是有些人“下海”又不认真，“守净土”又无真心。中国拥有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但不少人竟长期对国家经济建设贡献不大，对世界科学与文化建设贡献亦不算太大。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某些知识分子个人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概念是个社会学的概念。科学技术界的知识分子有基础研究、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也有学者、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之区分。他们各有自己的角色和作用。对于搞学问的人文类知识分子，我是赞成钱钟书先生的说法：“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我们应该欢呼大批文人下海，反对大批“学者”闭门抄书，搞大量重复的所谓“研究”。“净土”要由真正甘于淡泊、身处世外的“荒江野老”去搞，社会应当真诚地支持这些少数派。
王焱：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有个传统，就是“守先待后”。每当中国文化处于低谷的时期，总有人出而存亡续绝，使之薪火相传。凭借这个传统，我们民族的文化才得以绵延不绝。
当犹太人亡国之际，他们请求罗马统帅允许保留破烂的犹太圣经学堂。谁能料想，就凭这学堂残存的几十个犹太学者保存下来的文化传统，将近两千年后这个民族得以奇迹般地复兴，使整个世界为之瞩目。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另一方面，即使目前这个时期，对于从事人文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也还是近几十年来最好的时期。陈寅恪先生当年有言，文化不能徒托空言，端赖有形之制度为之依托。过去我们曾长期照搬原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相悖的。自秦汉以降的两千多年里，儒道两家中自由经济思想都基本上居于主导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的确立意味着传统文化又有了有形的制度依托，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复苏。这就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因此我们是无须悲观的。暂时的冷落，正预示着文化的复兴。
（本文前半部分刊于本报今年１２月６日第十一版，至此续完）（附图片）
汪晖
第11版(文化)
专栏：
部分老中青学者解析“国学热”
传统文化能否再写辉煌
重建中国人的道德关怀
记者：重视道德修养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有些同胞道德意识淡化，坑蒙拐骗行为滋长。请问在重建中国人的道德关怀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能起什么作用？
庞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传统文化资源是怎么流失的。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一是“五四”，二是“文革”。“五四”时期的一些文化大师在理性上提倡摧毁传统道德，在私人道德方面仍习惯于中国温情脉脉的那一套。但他们公开打出的旗号对一般民众影响极大。“文革”鼓励人们羞辱和损伤亲人、师长和上级，用所谓政治标准取代道德标准。最后，当人们终于发现那种政治本身是空洞的乃至罪恶的时候，道德也随之瓦解。理想主义垮台，必然走向自然主义，历史上有过几次先例。当年李逵遇上老虎，想到老母在堂还不敢玩命；现在对有些人来说一切都是本能冲动，再加上极度夸张的消费主义的诱惑，特权和违法行为的刺激，很轻易就把道德约束抛在脑后。全社会亟待建立能够凝聚人心的道德范本和教义。
新加坡的做法值得借鉴，法律、道德两手抓。法惩办于已然，理防患于未然。纯粹宣扬道德只是一种说服，如果另外一手、法的一手跟不上，道德这一手就显得软弱无力。
刘军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如果说目前真的存在“道德滑坡”的话，其肇因不在于新兴的市场经济，而是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摧残。英国市场经济问世最早，也很发达，却恰恰造就了著名的“绅士”形象。我们的问题在于，近几十年来，“反传统”教育和政治运动把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置于与传统隔绝的状态。我们有一大批既无中国传统印记、又不谙现代普世文明的道德盲人。所以，重新开发传统文化的资源，给他们烙上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双重印记，尤为迫切。
朱正琳（《东方》杂志副总编）：有意思的是：人们一面在指责种种不道德的行为，一面也似乎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参与了这种种行为。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们的道德意识淡化，而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形成了某种机制，使得严守道德变得十分困难，除非你一无所求、一无所为。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有效约束力依赖于多种条件，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能与人们的利益追求冲突过甚。如果不道德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风险小而收益大，至少会诱惑某些人（为数不会太少）断然选择此种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严守道德的人在与这些人的竞争中立即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因为规则不一，竞争已明显不公正。不平之感会促使更多的人也选择不道德的行为，最终会导致严守道德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利，乃至于寸步难行。
何博传（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我不同意一种说法，说现在出现道德危机。比如指出几个例子说有人见死不救，做假药，坑蒙拐骗，就认为是道德危机。我认为，中国真正的道德危机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那时，无中生有、颠倒黑白、造谣中伤、政治迫害、落井下石，处处陷人于绝境，那才是真正空前的道德败坏。目前的道德淡化，是一种必然要出现的历史淘汰过程。例如，卖假货的私营业主不用很久就会被淘汰出企业界。真正优秀的企业家就会在这种淘汰过程中成熟起来。
记者：优秀传统文化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础，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加强对青少年的传统文化熏陶？
庞朴：中国的道德资源太丰富了，世界上少有。近有革命史、党史，远有圣贤故事，足够用了。可以考虑从幼儿园做起，编写道德课本、教材。遗憾的是，我们的传统基础教育薄弱，不如世界上许多国家。法国学生的课外读物有国民基本知识，书中介绍了法国人引以自豪的许多文化传统。我们的课本需要认认真真地改革一下，现在的年轻人确实不知道祖宗还有很多好东西。不光中国，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都要编进去。
汪晖（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道德问题、文化问题不能靠几个人写文章就管用。传统教育需要一套社会制度的保障。现行教育制度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缺乏文化道德教育，功利原则成为教育的支配性法则，是否需要修正呢？另外，道德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应与个人的自由、权利连在一起。一方面要强调人人遵从社会规则、道德规范，另一方面也要讲求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社会道德环境。
王焱（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编审）：环顾世界各国，无不重视对国民进行本民族文化原典的教育。这应当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
谈到文化原典教育，不能不涉及语言教育。１９２１年，蔡元培先生赴美国为北京大学招聘教师。有一位留学生中的少年才俊，仅仅因为他在交谈中以说英语为荣，素以开明著称的蔡先生便当即决定不予聘用。在那一代学者看来，一个鄙薄中国语文的人是没有资格在中国的大学里传道授业的。因为汉语对于我们不只是一个符号系统，而且蕴涵着我们民族庄严虔敬的价值系统。汉语文具有一种强烈要求返本溯源的特性。她总是在召唤我们，返回到那个诞生了儒道百家的灿烂的轴心时代，返回到文化的根源处，去思考，去创造。当我们涵泳在我们民族博大、优美、丰富的语言里，仔细地倾听，认真地书写，专心地阅读，真诚地言说，我们的心目中总会油然升腾起一种巨大的历史感。五千年的文明史奔来眼底，两千年的诗文触目成诵。我们能够从中经历中华文明创制延续中遭逢的曲折变故，可以感受到古往今来文化托命之人的忧患情怀。正如一位法国汉学家指出的，中国文化的整个价值系统虽已离散，但其精神却没有死，她就保存在民族的语言里。要想弥合已经断裂的传统，没有别的可作凭借，唯有语言。
朱正琳：林语堂当年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所以少年时期对圣经故事便烂熟于心，但到３０岁才知道中国有个孟姜女。现在的青少年对此类民间传说了解甚少，恐怕不比少年林语堂更强。要了解中国传统，民间文化这一块也很重要。（附图片）
王焱
何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