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纽伦堡沉思录
江建国
凡读过一点纳粹德国兴衰史的人，准会注意到纽伦堡这个地方，因为它的身上曾深深地打下过希特勒罪恶的烙印：１９３５年希特勒炮制的旨在迫害犹太人的两个种族法是在这里颁布的，史称“纽伦堡法”；它又是希特勒亲自选定的纳粹党代会的“永久”会址；纳粹党毒汁四溅的机关刊物“冲锋队员”长期在纽伦堡出版；“第三帝国”的终结也是在纽伦堡。战后，反法西斯盟国就是在这里成立国际法庭，清算了戈林等主要战犯的罪行。然而，多年前读史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南有希特勒发迹的慕尼黑，北有他“千年帝国的首都”柏林，为什么希特勒偏偏选中了纽伦堡？
几年前，我终于有缘造访了这块土地，为我心中的疑问寻找答案。当我迈出火车站时，不由得惊叹，德国的腹地竟藏着这样一个富有魅力的城市！眼前伸展着德国乃至欧洲罕见的城墙。跨过那改造成公园的护城河，贴着那城门边上的大谷仓似的守望塔步入城内，一派德国中世纪的风貌扑面而来。一排排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或哥特式，或文艺复兴式，或摩尔—拜占庭式，或德国特有的桁架式，却丝毫寻觅不到后来风靡欧洲的浮华的巴罗可和脂粉气的罗可可风格。纽伦堡线条简洁却不单调，色彩凝重却不暗淡，神态沉稳却不呆板，装饰朴素却不寒酸。老城的西北角高地上是纽伦堡的标志——著名的皇帝堡，是从１１世纪中叶萨里尔王朝以来历代帝王的驻跸之地，也是全城风貌的点睛之处。当你把着那粗糙的木扶手登上五角塔眺望城内陡峭的屋顶，当你伏在皇帝们御用的古井边侧耳倾听落石悠远低沉的回音时，不禁唏嘘感叹世事沧桑。夜晚我踏着城墙下光溜溜的石块路，听着那咯噔咯噔作响的脚步声，疑心眼前会随时碰上荷兰名画家伦勃朗描绘的夜巡士兵，仿佛随时会有人擎起火把喝问道：“来者何人？”
中世纪的纽伦堡曾有过辉煌的时光。１１世纪它成了德意志帝国的权力中心。１５世纪末，它又成为经济文化中心。哥白尼划时代的天文学著作《天体运行论》和维萨里的《人体构造论》是１６世纪在纽伦堡首次印刷出版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是得益于纽伦堡发达的印刷业而传播开来的，马丁·路德曾因此而称赞它是“德国的耳目”。纽伦堡地灵人杰，名士辈出。大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出生在纽伦堡，并于１６６２年在纽伦堡创立了德国第一所美术学院。纽伦堡的鞋匠汉斯·萨克斯自学成材，成为著名诗人和音乐家，１９世纪德国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工匠歌手》描写的就是他的事迹。纽伦堡也出政治家，后来的德国皇族霍亨索伦家族的祖先就是从在纽伦堡任城防长官而发迹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出生在纽伦堡近旁的菲尔特镇。战后西德“经济奇迹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是基辛格的同乡。
１９３３年希特勒上台后，为了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售其奸，他处心积虑地在公众面前把自己打扮成德意志文化传统的继承人。他选中纽伦堡这个“最具德国风味”的城市要做些罪恶的文章。上台伊始，他就把纽伦堡正式命名为“帝国党代会城”。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８年，希特勒每年都要在这里兴师动众地举行所谓的国社党“党代会”。多达２５万的纳粹党徒足足要闹腾上一个星期，其间充斥着阅兵式、武装游行和各类喧嚣的集会，当然也少不了希特勒和戈培尔之流“扩大生存空间”之类的聒噪。希特勒只不过要借此对内对外显示他的“凝聚力”和他的专制权力。二战后期，希特勒在柏林地下大本营一语道破这种“党代会”的另一层真实用意，原来他要借此机会试验一下未来战争中军队的集结速度、军事运输和后勤保障能力。
为了把纽伦堡变成纳粹意识形态的永久性宣传中心，希特勒决定在纽伦堡郊外修建占地达１６．５平方公里的“党代会综合会址”，要建成一组“４０００年来未曾有过的建筑群”，其中包括一个仿古罗马科洛塞乌姆斗兽场的可容纳５万人的马蹄形大会堂、可容纳４０．５万观众的马蹄形“德意志体育场”和两个阅兵场。他还狂妄地宣称，要把奥林匹克运动会永远固定在纽伦堡举行。尽管希特勒正在筹划侵略战争，他仍然计划为此拨款七八亿马克，这笔钱在今天约合３０亿马克。这组庞大的工程实际上最后完工的只有那个稍小一点的阅兵场。大会堂、大阅兵场以及两公里长、６０米宽的花岗岩大道仅初具规模，“德意志体育场”则仅仅挖了个地基。如今这里是一片寂静而散漫的城郊公园，“德意志体育场”的地基变成波澜不兴的湖泊，四周森林蓊郁，青草如毡。半完工的大会堂如今作了仓库，当中的空地是交通部门暂存违章汽车之处。置身于大会堂冷冰冰的石墙之下，我想起它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战后反思这段历史时所作的评论。他说，如同拿破仑时代艺术豪华奢靡的“晚期帝国风格”预示着他的垮台一样，希特勒这些大而无当的“新帝国风格”建筑“含有阴森可怕的因素，完全是一种暴政的表现”，它预示着希特勒的垮台。只不过他当时没能认清这一点。
二战后期，英国首相邱吉尔令英国空军轰炸纽伦堡这个“纳粹主义活的象征”。１９４５年１月２日，纽伦堡遭受了９００年来未曾遇到过的打击，全城９０％以上的房屋被毁。４月２０日，美军第３师解放了纽伦堡，强虏灰飞烟灭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恰巧是希特勒的最后一个生日。战后，１７７个纳粹战犯在这里被起诉和审判，其中就包括纽伦堡“党代会综合会址”的设计师、后来的军备部长施佩尔。当年的审判旧址如今还在，是纽伦堡法院所在地。
战后，纽伦堡人民耗费极大的心血，忠实地按照原样一砖一瓦地恢复了纽伦堡老城的中世纪风貌，他们依然钟爱这颗德意志文化的明珠。然而，纽伦堡被希特勒之流所利用又使纽伦堡人感到羞愧。痛定思痛，他们认真严肃地总结了教训。教训之一就是相当一部分德国人被希特勒那一套“亚利安人种创造了人类最伟大的文化”的迷魂汤灌得莫辨东南西北了。是的，任何民族都应该为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自豪，但是如果以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是凌驾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之上的，那他自己就必被拖入血和火的炼狱。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美日“邮票风波”联想
谢川
不久前，美国邮政部计划发行一枚纪念二战胜利五十周年的邮票，这在美日两国之间引起了一场“邮票风波”。
这枚邮票的图案为原子弹爆炸形成的一朵冉冉升起的蘑菇云，图案下方赫然写着：“原子弹加快了战争的结束，一九四五年八月。”消息一传出，日本国内的反应十分强烈，他们批评美国置曾“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日本国民的感情”于不顾，要求美国取消发行这枚邮票的计划。村山首相认为这违背日本的“国民感情”。
日本人要求美国尊重日本的民族感情，道理不错。美国首次在战争中使用原子武器，使三十多万日本人死亡，广岛和长崎被夷为一片废墟。现在美国不提它使三十万人变成冤魂，只强调原子弹在军事上的作用，日本人民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引发不满和抗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读到下面这则新闻的时候，人们却不能不问，要求别人尊重自己民族感情的日本，对别人的民族感情是否也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呢？据报道，六年前在东京发现了一百多具遗骨，经专家鉴定，这些遗骨的头骨上都有明显用钻头打开的洞，很可能是侵华日军中七三一细菌战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后丢弃的中国人的遗骨。日本有关当局不仅不进行深入调查，反而决定尽快予以焚烧处理。这种作法除了是企图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还能是什么呢？
其实又何止是一处东京遗骨。对南京大屠杀，日本的某些政要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吗？南京死亡人数是三十万，广岛长崎的受难者也是三十万。对自己的那三十万，日本从未忘记；对南京的这三十万，日本某些人却力图掩盖，根本不承认。再说两者的性质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广岛和长崎的三十万平民丧生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造成的；而三十万中国人则是被侵略者的屠刀残酷屠杀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欠中国人民的一笔血债。更何况无辜地死在日本军国主义屠刀下的亚洲人又有多少个三十万？日本的某些人是不是也想过这些国家的民族感情呢？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话虽简单，道理却很深刻。自己的民族感情要求别人来尊重，也必须尊重别人的民族感情，而且要首先去尊重别人的民族感情，否则世界上的事情就不大好办。令人欣慰的是，在日本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已越来越多了，东京新宿区居民坚决阻止焚烧来历不明的遗骨，要求进一步调查遗骨的来由及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罪行，就表示了这种可贵的尊重他国民族感情的品质。各民族学会互相尊重，世界才会变得更加和谐。
据报道，美国政府已接受日本的意见取消了这枚邮票的发行计划。人们想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在“南京大屠杀”五十七周年的时刻，日本对自己过去的战争责任不知有何反思与举动？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雨中情谊
郭美春
只有身临其境，方可感受曼谷雨季的独特：那每天必有的暴雨，其雨量之大，何止倾盆；那耀眼刺目的闪电，岂止划破青天；更有那震耳欲聋的惊雷，可持续半小时之久。作为异国人，在路上若遇暴雨，不免有胆颤心惊之感。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曼谷人似乎都不怕雨，行人手持被狂风吹翻了肚的小伞，泰然漫步在雨中；交通警披着雨衣从容地吹着口哨，指挥交通；在运输车的拖斗上，工人们悠闲地抽着烟；停车场上，年轻人呐喊着踢着足球。暴雨给交通拥挤的曼谷市带来更大的困难，车辆往往会被阻停在原地长达一两个小时之久，真叫人心焦。然而，曼谷人在雨中留给我的情谊却让我难以忘怀。
一次暴雨，我们的小车停在久久不变的红灯下。忽然飘来一个约一米高的彩色路标，挡在车前。我急忙打开车门，准备下车去排障。一阵狂风急雨劈头盖脸袭来，吓得我立即关上车门。正着急间，只见邻近一辆运输车拖斗上的一名青年飞身跃下，迅速抱走了路标，又飞快地回到车上。他身穿的黑色Ｔ恤衫和牛仔裤都湿透了，乌黑的头发上不停地滴着雨水。此刻我多么想与他双目相遇，好用手势表示谢意，可他却连头也不回。不久，我应邀赴诗丽吉展厅参观，暴雨使原本２０分钟的车程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当小车驶入展厅车场时，一位身着浅褐色制服的交通警站在一把巨大的雨伞下挥动手臂，吹着哨子，协助我们停车。从车场到展厅虽仅百步之遥，但我怕大雨淋湿衣服，无法登入大雅之堂而却步。正犹豫间，只见交通警扛起大伞向我走来。他帮我打开车门，让我躲进他的大伞。我们共同紧握着那把锃亮的不锈钢伞柄，走到屋檐下。当我想按当地习惯支付小费时，不料他早已扛着笨重的大伞跑回岗亭。参观结束后，我真想与那位警察合个影，以作留念，却因雨过天晴，又正是午餐时分而不见其踪影。当我一再遗憾不及给他小费时，久居曼谷的丈夫却说：“处处为客人着想，是此地服务业的特色，他们不是为了小费。”此后，我果然不止一次在雨中见到，百货公司门前身穿浅蓝色制服的门警手持雨伞，不停地挨个迎送顾客，他们既送有小车的客人，也送没有小车的顾客到公共汽车站。在饭馆门口，服务员更是面带笑容地打伞迎送食客，如果雨伞较小，他们宁可把伞伸向客人，而让自己去挨雨淋。最令我难忘的是，一次我刚下公共汽车即遇倾盆大雨，忽然一把花伞撑在我头上，抬头一看，打伞的是一位身穿白衬衣、黑裙子的姑娘，一双乌黑的“会说话的”大眼睛里闪出真诚的目光，黝黑的脸上挂着甜甜的微笑。我们紧紧地依偎在小伞下，近得能听到相互的喘气声，虽然我们无法用语言沟通，可我已深深地感受到人间的温馨。她一直把我送到门口，并向我行合掌礼。我只能一再说着：“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Ｔｈａｎｋｙｏｕ（谢谢）！”看着她为我而被淋湿的右半身衣服紧贴着她娇嫩的肌肤，看着她的背影在雨中渐渐消失，我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多么可敬可爱的曼谷青年！”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唤起爱心的《无家可归者报》
徐步青
一天下午，在开往柏林市中心的地铁车厢里，乘客们有的读书看报，有的窃窃私语，还有的在沉思。突然，一位中年男子打破了车厢内的宁静：“女士们、先生们，请看新出版的《无家可归者报》，一份两马克，此报与其他报刊不同，有新意。”无家可归者出售《无家可归者报》，的确是件新鲜事。虽然报纸价格偏高，但大多数乘客出于对无家可归者的同情，纷纷解囊。这与平常无家可归者伸手向乘客要钱时无人理睬形成鲜明对照。
《无家可归者报》由谁创办？办报宗旨是什么？富裕的德国为何有这么多无家可归者？该报产生了哪些反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该报创办人之一莎毕纳女律师。她介绍说，这是一份１６开大小的月报，今年２月创办，发行量为５万份，只有无家可归者才有资格出售此报，其报酬为报价的一半。报社编辑部总共只有３人，总编是一位女哲学家，名叫克迷尼奇，曾一度失业。今年初，当她读了德国女记者采访法国巴黎《无家可归者报》的文章后，就萌发了自己创办柏林《无家可归者报》的想法。她在律师事务所办理手续时认识了莎毕纳。这位女律师是法国人，她的心灵与外貌一样美丽，她同情无家可归者，支持克迷尼奇办报。为了办好报纸，她利用业余时间筹措资金，征集稿件，查看卖报情况，与无家可归者交朋友。
在谈到办报宗旨时，莎毕纳女士说，据统计，柏林市无家可归者约１．１万人，其中不少人露宿街头、公园、桥下、火车站。过去没有人知道无家可归者是怎样生活的，也没有人愿意倾听他们的心声，很多人不理解他们，甚至有人说，大多数无家可归者好吃懒做。《无家可归者报》为穷人和富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无家可归者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悲凉处境，编辑部规定，每期发表的文章２／３必须由无家可归者撰写。编辑部期望，此报能给无家可归者带来一点微薄的收入，但更重要的是使那些对前途绝望的人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过去，社会对他们关心不够，不少无家可归者在生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酗酒、吸毒、犯罪，还有的人因流落街头时间太久，已不习惯于过正常人的生活。
德国是世界上较富裕的国家之一，西部平均每人住房面积为３５平方米，新建州为２８平方米，绝大多数家庭拥有小汽车，有钱人甚至拥有游艇、飞机和度假别墅。然而富裕的背后存在着严重的贫穷和社会问题。据统计，目前生活在官方确定的贫困线（月收入不足５００马克）以下的人达４００多万，１５万人无家可归，２０多万人住在由医院、教堂、旅馆、学校提供的临时住所。无家可归者为何如此之多呢？社会学家在《无家可归者报》上发表文章说，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因离异、失去上学和晋升的机会、多病而债台高筑，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失业大军不断扩大，今年德国经济开始好转，但失业人数仍达３７０多万。许多穷人尤其是失业者交付不起昂贵的房租，因此可以说失业＝无住房＝无家可归。失业是困扰德国多年的老问题，它不仅使失业者和家庭受到打击，而且还带来许多社会问题，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为了增加就业，德国政府采取了加强职业转行培训、提前退休、减少工时等措施，但就业状况仍未好转。社会学家呼吁，政府和企业界一定要下力气减少失业，如果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无家可归者还会不断增加。
自《无家可归者报》创办以来，无家可归者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教会、红十字会、社会福利机构都想方设法为无家可归者增加临时住所，有些饭店、咖啡馆从晚１１点至早６点对无家可归者开放，一位农民还曾邀请几十名无家可归者到乡村度假。然而，慈善机构曾向《无家可归者报》反映，现在他们的工作越来越难做，因为有不少多子女父母及单身母亲加入了无家可归者队伍。
此外，社会局工作人员也说，救济分配工作比过去更难做，因为领取社会救济的人越来越多，而政府又在不断削减社会福利。看来，要真正减少失业，缩小贫富差距，从根本上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决非易事。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芬兰北部北极地区拉普族牧人在帐篷内为旅游者烧烤驯鹿肉。
苍茫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