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书评)
专栏：
《中国不能乱》（乔立君、陈天泽主编）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封面设计：张力平
第8版(书评)
专栏：含英咀华
文字魅力最迷人
刘江滨
说来惭愧，后学也晚，“发现”柯灵还只是近几年的事。一次去书店闲逛，看到了柯灵著《墨磨人》，信手翻阅，因有几篇关于散文的文章，便买了下来。此前对柯文虽亦曾尝鼎一脔，却未遑细品，印象如雾里看花。归家展读，竟不得释卷，大有他乡遇故知的喜出望外之感。后来又辗转搜求到他的《文心雕虫》、《柯灵散文选集》两书，反复品读，玩味再三，如饮醇醪，最觉迷人的是先生那曼妙奇峭、高逸深致的文字。
柯灵先生少时家事飘零，身世艰舛，只念过小学。他是凭着萤雪凿壁的苦读，涵泳旧学新知，步入文字生涯。“纸上烟云，恰如屐痕印苍苔，字字行行，涂涂抹抹，也就是斑斑点点浅浅深深的生命印痕。”（《柯灵散文选》序）文字在他那里，不仅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符号，还是有生命气韵的活泼泼的精灵，包涵着氤氲丰厚的智慧心情，流溢着宛转逶迤的人生意味。柯灵是以“心源为炉，笔端为炭”来铸造他至爱的文字。三四十年代，他杂文散文并擅，鸿踪雪泥，留下《苏州拾梦记》、《雨街小景》、《伟大的寂寞》等名篇。８０年代后，河清海晏，欣逢盛世，柯灵如古木逢春，枝繁叶茂，别开了一树好花。文字更是出神入化，卷舒自如。我对先生痴迷，莫此为甚。《促膝闲话中书君》、《遥寄张爱玲》、《回首灯火阑珊处》等文，直教人留连低徊，回味不尽，深感汉语言方块字的组合变幻实在神奇。
古代中国文人非常讲究语言的锤炼，留下许多炼字炼意的佳话。柯灵禀承中国文化传统，极重文字修养，在书房挂有一副清人张廷济手书的对联：“读书心细丝抽茧，练句功夫石补天”。对世人多有诟病的“雕琢”，他另辟新见：“不经过雕琢的文笔，不成其为文学作品，正如未经雕琢的大理石，不能成为雕像。”（《雕琢》）他反对文学语言完全口语化，“其结果是使色香味俱全的中国文字变成一杯淡而无味的白开水。”（《答客问》）认为文言是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要巧取活用。善于雕琢又不露斧凿之痕，方是大家功力，柯灵文字均为此等上品。
柯灵先生文思宽广，文字清新刚健，简洁省豁，没有夹生饭，没有头巾气，生气勃郁，一唱三叹。取古人文言入于翰墨，是柯灵一大擅长，但绝无诘屈晦涩之病，如盐溶于水。书面语与口头语熨贴结合，纵横交织，以简驭繁，典雅清丽，手挥目送，俯仰自得，透出浓郁的书卷气，若可嚼之，则定会满口生香。他还善采古代骈文之长，间有四字连用，譬如“人海浩瀚，世事坌集，潮汐有信，风雨无凭。”“涉海探骊，攀梧引凤，抵隙披瑕，穷根究柢。”言事论文，缩龙成寸，深蕴藏焉，让人读了如食橄榄，味久愈甘。同时也使行文差参错落，摇曳生姿。另外，迭字、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段，柯灵都慧心师造化，运用自如，在尺幅寸笺中展开无边的风景。如他对台湾作家余光中散文《听听那冷雨》的文字激赏：“方块字的形象性和平仄声，神而化之，竟凝结为一幅绵绵密密、千丝万缕的雨景，一阵远远近近、紧敲慢打的雨声，甚至那潮潮湿湿的雨意，清清冷冷的雨味，飘飘忽忽的雨腥，一齐进入读者的眼耳鼻舌身，同时渗透每根神经。”（《台湾散文选》序）这段文字声色光影俱在，让人如雨丝拂面，又仿若谛听到袅袅飘来珠落玉盘的曼妙乐声。
常有人鄙薄文字形式，所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是也，斯言谬矣。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字不只是基本功，本身也是一种审美对象。依柯灵之见，没有健康的血肉之躯（文字），灵魂（思想）何由附丽？文学大师无一不是运斤成风、挥洒自如的文字巨匠。柯灵文章铮铮风骨，冰雪精神，其迷人的文字魅力是深融其间的重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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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缩写名著的尝试
张炯
新近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装帧精美的《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粹》丛书，收辑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佳作共３２种。其中有西班牙小说、英国小说、法国小说、俄国小说、美国小说、意大利小说、德国小说、捷克小说、印度小说、阿根廷小说。这些作品是近４００年来世界各国最著名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佳作，集中作为一套丛书推出，实在是出版界介绍外国文学的一项盛举，也是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盛举。这套丛书为读者展现了广阔社会生活的生动艺术图画和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众多的典型形象，并以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和叙事技巧、语言韵致，表达了各个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独特艺术个性与风格特色。长篇小说号称“时代的史诗”。它往往代表一个时代的不同国家的最高文学成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普及文学名著，对于我国作家和广大读者更好地借鉴外国文学，批判地吸取其中有价值的东西，用以作为创造和发展我国文学的参照，从而促进我国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应该说是很有好处的。
这套《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粹》丛书的特色之处在于，它并非采用翻译家翻译的全书原文，而是邀请我国当代的著名作家去加以缩写。这实在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做法。采用缩写本的办法，将已有的篇幅较长的译本，请有经验的作家缩写成篇幅短得多的本子，使读者在有限阅读时间里能够读到更多的世界长篇小说名著，这实在不失为一种普及人类优秀文化的适时措施。只是缩写文学名著并不容易。如果缩写本只做到保存名著的故事梗概，而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尽失，文学语言也褪尽颜色与韵味，那么，这种缩写本就必然丧失艺术价值。但翻阅华夏出版社推出的《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粹》丛书，我不禁十分欣喜，这不仅因为负责缩写的都是当代著名作家，而且缩写本身在删繁就简的前提下仍然保持了原著的艺术特色，不但保持了原作的叙事风格和语言韵味，而且保留了原作的精彩的描写与对话，使充满生动细节的故事场景和人物性格，仍然栩栩如生，仍然不失形象的丰满性和复杂性。甚至有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经过缩写的再创作，某些方面更丰满更突出了。这样，就使读者真正既节省了时间，又得到欣赏文学名著佳作所应该得到的审美的快感，包括真的认知、善的启悟和美的愉悦。我认为，这套缩写本实在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粹》丛书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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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味斋
腹有诗书气自华
刘经富
明人李乐有一句清言隽语：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强调养性修炼，抱元守一，不受外物杂念干扰。古人读书为文确有达到忘形境界的。董仲舒下帏讲经，三年不窥园；何休注《公羊春秋》，十七年未下楼。这种人是当之无愧的“读书种子”，是游国恩先生所称道的“真读的人”。游先生对他的弟子们说：“我的上一辈读书是真读。我们这一辈主要是翻书，你们这一辈还是要读点书，至少要会翻书”。然而即使是翻书，也要有稳定的情绪，平静的心境。春晨秋夕，三余苦战，手里捧着《史记》、《汉书》、《尔雅》、《方言》，硬着头皮看下去，心却飞到了窗外，想着某人已赴南边谋职，月薪优厚；某人已下海练摊，收入颇丰；某人已结集出书，稿酬可观之类的事，只能是“读书难终卷，下笔就走神”。外面的世界太大，生活太火热，有人来敲门，把他迎进书房，带进来一阵风，一不小心，便会“感冒”，害你一星期心海泛波，神不守舍。
可书还得读。枕边厕上，若一日废书，心里更觉空荡荡，像妻子冬天偎火盆织毛线，一夜不织，便手足无措。我常嘲笑她得了不织不好过的毛病。其实我得的病并不比她轻，而且年久日深，越来越重。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如果每天看５页书，一年就是１８２５页，五年就是９１２５页。这个大剂量等于《资本论》（三卷）、《马克思文集》（二卷）、《毛泽东选集》（四卷）。这一串统计数字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不由你不得病。只是我的病好治一些，只须一包樟脑丸，因为爱读书的人都是书蠹虫。我的朋友中也不乏要用樟脑丸治病的人。经年累月，孜孜矻矻，顽强地在书城里讨生活。寒暑不辍，直读得肩斜背驼，头顶“田荒”，还酒不醉人人自醉地陶然自乐，使人想起柳宗元笔下的形象。
读书，在一般文化人，是件雅事，忧乐歌哭，常系于读书玩文之一脉，所谓“能到竹林下，自有春水声”。但其中也有读得好坏，得不得法之分，学不得陶令“不求甚解”，野地遛弯，遛到哪算到哪。因他是羲皇上人，千古名士，没人敢批评他。我们不行，我们读不好，便有四脚书橱，附庸风雅之嫌。于是你得学顾炎武入山采铜，订好读书计划，处理好专博关系，选好主攻方向，抄卡片，做札记，希望有朝一日能融会贯通，采得精铜，铸成千百索毫子，以谢关心你读书成果的众人。可入山采铜，确实很累，有时神疲目倦。放下书卷，闭目遐思什么是读书的真谛，想起外国诗人的一句诗：“你可以不做一个好诗人，但不能不做一个好公民。”自忖做一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公民不是很好么？干嘛非得著作等身论文盈尺才算是读书。
多读书，能医俗。黄山谷说，人不读书，面上便俗尘一斗，语言亦干巴无味。若能悟透这一层，也算得上读书界的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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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家论语
“作家摇篮”
杨书案
“作家摇篮”应是对出版社的最高称誉。一个又一个的作家在这里出版他们的处女作，由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一本本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反响的书籍，不仅是作家的代表作，与作家的名字相联系；也是出版社的代表作，与出版社的名字、业绩相联系。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生活的长河里会浮现出一些岛屿，就像历史走过的脚印。这一本本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反响的优秀图书，这一个个由此走向全国，以至走向世界的作家，便是出版生活长河里浮现的岛屿，便是出版社走过的历史脚印。
但写作者和出版工作者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们要为衣食住行操心，那么他们也就不能耻言“利”，他们的工作都要纳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轨道。因此，往往陷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两难的尴尬处境。
一个卓越的出版家正是协和阴阳的高手，因为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于社会有益，受读者欢迎的优秀图书，也创造出不俗的经济效益。全国出版社林立，有些出版社依靠它特殊的有利条件，有丰厚的经济效益。那是另当别论的话题。人们尊敬的，是那些在平等竞争中协和阴阳，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比翼齐飞的高手。
作为一位作家，心中的隐忧是：一些出版社、一些出版物，在经济的重压下解困乏术，会不会渐渐只成为从业者维持生计的工具？
曹丕《典论·论文》的一段话，便油然浮上心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己。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曹丕这段话不但是作家的千古箴言，我想也是出版家的千古箴言。出版家也不应该“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
出版社不能忘记“作家摇篮”的崇高职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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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新可读的郭沫若传记
靖波
黄侯兴先生从事郭沫若研究有年，新著《郭沫若——“青春型”的诗人》集中体现了他近年的研究成果，是一部清新可读的传记著作。
本书将贯穿于郭沫若的一生、并对其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起制约作用的内在因素归纳为“青春型”文化品格，认为郭沫若一生都“保持着青年人的热情、青春的活力和一颗赤子之心，保持着他的对未来充满理想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这种“青春型”文化品格具有鲜明的“五四”时代特征，它首先是新旧文化更迭时期内以个性主义为中心的新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又表现为在追求真理的途程中对自我的反省与否定，它促使郭沫若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实践者，在学术文化建设中敢于蔑视权威、激流勇进。而从消极方面看，“青春型”又是一种脆弱的、不稳定的性格，往往缺乏坚毅的内涵。郭沫若后半生的许多失误，性格本身的弱点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黄著对建国后郭沫若政治生命的概括是“在不断调整的时空中生存”。郭沫若大半生都在调整自我与阶级、政党之间的适应度，民主革命阶段的自我调整“具有献身革命、追求真理的特点”，而后期的自我调整则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夹杂了自我保护的色彩。表现在郭沫若建国后的文学创作中，减弱了过去的批判精神，“把‘讽今’变为‘颂今’，把‘鉴今’变为‘悦今’”。在对生活的描绘中，缺少了个人的特色，其艺术性也不丰赡。
在世纪之交，检视本世纪的文化遗产，分析其利弊得失，应是创造新世纪文化的重要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类似有独到学术见解的人物传记问世。
（《郭沫若——“青春型”的诗人》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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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苦吟派”行个礼
高深
以“苦吟”为乐，大约是散文家梁衡为文时的一种典型心态。这是我读梁衡新著《只寻新去处》获得的最突出的印象之一，同时也在心里注满了对梁衡及梁衡这样的文坛“苦吟派”们的由衷敬意。
梁衡对散文有一种独特的划分：给人背的散文和给人看的散文。
《只寻新去处》给我的最初的阅读畅悦是叹服梁衡炼字、炼句功夫的老到。他这样写山西晋祠的那株左扭柏：“它的树皮却一齐向左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像地下旋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晋祠》）硬是向极普通的词语要来了神奇的表现力：一个传神的“拧”字之后，写像“烟”用“旋起”，写像“绳”用“垂下”。下面是《冬日香山》里的一组句子：“当秋气初收，冬雪欲降之时，这山感到三季的重负将去，便迎着寒风将阔肩一抖，抖掉那些攀附在身的柔枝软叶；又将山门一闭，推出那些没完没了的闲客；然后正襟危坐，巍巍然俯视大千，静静然享受安静。”语言精当、流畅，气韵传神夺人。也许读那些语言杂芜的东西读烦了的缘故，而今享用梁衡散文的语言美，颇感耳目一新。
梁衡的“苦吟”当然不只在炼字、炼句上。他像是在那里“语不惊人死不休”，认真恪守和实践着“没有新意不为文”的“自戒”。每遇到令他产生为文意向的事物，他总是让自己硬是去看、去想，不找到可心的切入角度，不悟出一点情思，不逮住一点启迪，就不肯罢休，而且既不允许与别人的所见所思重复，又不允许与自己写过的相雷同。正是因为梁衡肯吃下这番“炼意”之苦，我们才能在他的散文作品里不断发见作家感悟的独到和哲思的深邃。他在黄河壶口瀑布前忘情地流连之后，纵情高呼：“呜呼，蕴伟力而静持，遇强阻而必摧，绕山岳而顺柔，坦荡荡而存天地。美哉，壮哉，我的黄河！”（《壶口瀑布记》）他为英雄的中华民族的伟力和气魄而自豪。有一篇题为《年感》的散文，辟头写道：“钟声一响，已入不惑之年，爆竹声中，青春已成昨天。是谁发明了‘年’这个怪东西，它像一把刀，直把我们的生命，就这样寸寸地剁去。可是人们好像还欢迎这种切剁，还张灯结彩地相庆，还美酒盈杯地相贺。我却暗暗地诅咒：‘你这个教我无可奈何的家伙！’”就是这篇文章，足以把不视时间为生命者弄得面红耳热甚至心惊肉跳起来。《只寻新去处》中透出梁衡的灵气，也证明着他以灵气去寻觅、遇合人间“正气”、“大气”的坚韧和沉着。这样，梁衡的散文便具有了两重人生超拔的意义：一是他用写作冶炼和旷达着自我，二是他用作品冶炼和旷达着他的读者，作者和读者携手朝着积极正派的人生“新去处”前行。
梁衡的另一特别之处是他从未间断过对散文的理性思考，他写出的有关散文的理论文字远比他的散文作品多。结果，他于散文创作也变得越发“执著而胆小”起来。执著，是因为他越发理解和热爱散文；胆小，是因为他越懂越爱散文便越发懂得对自己和对读者负责，不敢粗写滥作。因此，这“执著而胆小”既是他对散文的激情和理智，是作家的敬业精神，也是他对自己“苦吟”的自我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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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话人语
大师的分量
叶于
在学术文化界，人们习惯于将那些具有世界级影响的人物，称为大师，他们对人类文化精神和文明的贡献，是高山仰止、卓越非凡的。大师意味着伟大，意味着不朽。大师是个神圣的称谓，不是由某个人或某几位就能随便奉送的。大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不因什么人有了什么排列而受到影响，或者动摇。
常言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总有人爱制造些花边新闻、搞些排座次、列席位的名堂。近日内排什么“二十世纪文学大师”，故意制造些排列的标准、拉出一大排“大师”的名次。其实说来，自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本世纪文学辉煌灿烂，形成一个又一个高峰，但能够享受大师之誉的当属凤毛麟角，是宝塔之尖、高峰之巅。如果排拉出一大批，无疑贬损和降低了大师的分量。
一个时期以来，正常的文学批评，变得十分难得。动辄伟大、史诗，随心所欲甜甜蜜蜜的廉价广告式的吹捧，评者和被评者都心安理得，各得其所。不正常的风气助长了人们好听美言，于是升级圈点大师的名次，使批评的尺度和标准也变得随随便便，大师的神圣桂冠也变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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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与思
当代文学史的新探索
於可训
临近世纪之交，“当代”时间在向前推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否还能再称“当代”，已经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当此历史路口，读到赵俊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上、下册），不禁油然而喜。
当代文学有史，已非一日。虽然曾经有人反对当代文学写史，但毕竟当代文学已有４０多年的历史，并且记述当代文学的各类史著，也有数十种之多，若以研究论著撑门立户，当代文学史也早该具备一个独立的文学史学科的规模了。但是，从实际上讲，人们又常常觉得当代文学史似乎还欠缺一点什么，它因此也就没有古代文学史的老成，也比不上现代文学史的成熟；我以为，当代文学史所欠缺的，便是文学史学科意识的醒悟和自觉。
不是说一部新的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就框定了这样的格局、就具备了这样的品性。但是，一部真正有创意的新的文学史著作的问世，却完全有可能以其最初的醒悟和自觉朝这个方向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综史》的出版也许有诸多问题可供学界同行讨论，但它最有意义的一点却不能不说是它的主体意识的凸出和由此而带来的学科意识的觉醒。首先，《综史》不沿袭既有的文学史体例，也不满足于对既有文学史体例的修修补补，而是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重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本体。编者把当代文学从生产（创作）到消费（阅读）的“自足运动”的过程，分解为“当代作家”、“当代文学作品”、“当代文学思潮现象”、“当代批评家及读者”等四大结构要素，然后又对应这四大结构要素设定了“当代文学的形态发展史”、“当代文学的主题发展史”、“当代作家文学观的发展史”、“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史”、“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史”等五个方面平行结构的“综史”框架。这种建立在新的本体论之上的文学史的结构框架，从根本上摆脱了既有的文学史体例以决定与被决定，作家传与作品论，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等二元对应关系的组合为特征的文学史结构模式，在当代文学史的本体论和文学史的结构体例上是一大创造和发明。其次，《综史》也不满足于对既有的文学史事实作被动的“实录”，或依傍时评和翻“炒”史料，而是基于对当代文学史的动态过程的整体观照和对它的内在规律的深层把握，为复杂多变的当代文学史现象重新作历史的定位，从而为当代文学史构造一种新的认识的系统和秩序。
《综史》不是一本教科书式的“普及型”的当代文学史，但它在侧重专门化的论析的同时，不免过于轻视了文学史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的描述性；《综史》同样也不是一部会评本式的通用型的当代文学史，但它在追求理论的原创性和学术的个性的同时，又不免相对地疏忽了某些理论概念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凡此种种，可能还有其他类似的长短优拙不可得兼之处。无须用瑕不掩瑜之类的套话来平衡对《综史》的评价，因为《综史》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种完美无缺的研究模式，而在于给当代文学史带来的学科的某些突破。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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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著者言
走大众化精品之路
文青
湖北辞书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十二种《小品精华系列》丛书，在我看来，将高文化品位与普及化倾向较好地结合起来，走大众化精品之路，是这套丛书值得称道的成功之处。
图书的文化品位首先体现在选题的特色方面。编者在策划这套选题时很有文化追求。他们没有把眼光投向浅俗易懂世人见惯的一般意义上的小品文，而主要着力于小品内涵的挖掘与文体的拓展，大多数选题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性，如《历代诗话小品》、《历代禅语小品》、《明清性灵小品》、《历代妙语小品》、《现代闲情小品》等，选题上很能显现编者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而且仅从字面看就散发着非常浓郁的书卷气息。图书的文化品位还体现在编者的文化眼光上。比如明清性灵小品，过去传统的看法趋向两个极端，尤其是片面强调和渲染其闲适洒脱优游避世的一面，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本书编者则看到明清性灵小品所反映出来的张扬个性、抒发自我、反抗封建礼教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独特作用和进步意义，并进而将这种认识融入全书的编选与注评之中，使该书站在了一个较高的文化起点上。
大多数具备一定文化品位的图书，如果不同时使其具有文化普及的特征，它的作为图书的社会价值便不可能完整地发挥出来。鄂辞版《小品精华系列》在这方面亦十分注意，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套小品在编选体例的通俗化方面用心良苦，以禅语小品为例，编者力避把禅语说得玄而又玄，指出中国的禅实际上是一种通过直觉达到觉悟、从而解除人生烦恼的方式，是一种超然洒脱的人生态度。基于此，编者把历代禅语归为家常、平常、顿悟、闲适、自然、旷达、风流、自由、无言、审美等十大境界，使之与人生贴近，而且显得平实和世俗化。
总之，既要多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化普及读物，又必须注重这类读物的文化品位，这是“五四”以来形成的可贵的文化传统，也是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和人民大众对出版事业的内在需求与希望。走大众化精品之路，这就是鄂辞版《小品精华系列》给我们的启示。
（《小品精华系列》（十二种）由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