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笔谈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
张岱年
现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造，一方面它有别于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又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促进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同时必须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是相互密切联系的，物质生产靠技术，技术来自科学，科学有其哲学基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同时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时并进。
市场经济需要健全的法制，这是人所共知的。而法制又需要道德教育的辅助。遵法守法是他律；道德则是自律。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自律的精神，纯靠他律来做事，那是难以维持长久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认识不足。儒家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对立起来，重德教而不主张“以法治国”；法家强调“以法治国”，而认为道德教育是毫无价值的，两者都陷于偏失。其实法制与德教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时至今日，法治与德治二者不可相离的密切联系已经十分明显了。
在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同时必须努力建立社会主义新道德。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道德建设包含弘扬传统美德，而传统道德并非全部都是美德，需要加以分析。我们要建立具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德，其中包含对于传统美德的重新解释。例如在历史上，“忠孝”称为大节。所谓忠至少含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忠于君，二是忠于国。忠君是封建道德，必须加以否定了。但是忠于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还是必须提倡的。传统道德所谓孝道包含子女服从父母之义，这也必须改变了。但子女应该赡养父母，应该尊敬父母，还是必须肯定的。又如廉洁奉公、诚实守信，都可以说是最基本的道德。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中，公平交易、货真价实，还是绝对必要的。
现在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良现象，拜金主义流行，在文化界，有些人为追求金钱，制黄贩黄，唯利是图；同时个人享乐主义泛滥，有些人专门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缺乏社会责任感。其结果必然是身败名裂，这是毫无疑义的。
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是否具有高尚的精神生活，在于是否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如果一个人只知追求金钱，追求声色货利，而缺乏高尚的理想，那就丧失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人的本质了。
古代儒家宣扬“孔颜乐处”，这在今天很多人都不理解了。孔子曾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宋代周敦颐加以解释说：“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这主要是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认为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孔子论治国之道，主张先“富之”而后“教之”，可见儒家并不赞赏贫困。但就个人生活而言，应重视精神生活的提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乃是中心任务，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更必须培养高尚的精神生活。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才能稳步前进。
我们不主张“安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增进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必须注意提高精神生活和文化建设。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坛新观察
历史，文学永远的视域
——谈部分清史题材的小说
林为进
一、视角和叙述方式拓展
历史对于后来人永远是一块充满神秘感的领域。为此，历史也就永远给文学提供令读者感兴趣的人物与素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无疑是由史传文学发展起来的。从《战国策》、《左传》、《史记》，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形成了一个极有影响力的传统，并有文史不分家的提法。由于多种原因，自从明代产生《三国演义》及《水浒传》之后，数百年来，我国的历史小说创作一直没有出现真正的繁荣，的确是辜负了如此丰厚的历史赏赐。新时期开始，比较活跃的创作势态，自然而然促进了历史题材的创作，出现了一批相对说来专注于历史题材创作的作家，也拥有了比较稳定的历史小说的读者群。
近两年历史小说创作，切入的视角和叙述方式都有了比较大的拓展。为此，题材的选择、描写对象的确定，也都更加广阔和开放。此外，历史小说的创作，也从以往多是复述历史材料，粗线条勾勒历史故事，进入到人物性格描写以及人物命运的表现这些更具文学意蕴感的层面。因而，必然地会产生一些艺术蕴涵比较丰富和沉实的作品。譬如近年出现的《暮鼓晨钟》（凌力）、《曾国藩》（唐浩明）、《九王夺嫡》（二月河）等，都是艺术水平比较高的创作。
也许只是一种巧合，近年的历史小说创作比较集中于表现清代历史，而且比较多地描述宫廷政治生活与斗争。上面提到的三部作品，除了《曾国藩》之外，加上其他的一些作品，如刘恩铭的《皇太极》、王云高与张俊彪合著的《风流乾隆》等，全都是以清初的几代皇帝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并以之为轴心，去反映那一时代的主要矛盾和斗争。
二、描述宫廷内部的生活
表现宫廷政治的残酷险恶及争权夺利之斗争的尖锐激烈，是这批作品的共同特点。在这方面，凌力的《暮鼓晨钟》具有代表性。继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少年天子》之后，她又开始了系列长篇巨制《康熙大帝》的创作。《暮鼓晨钟》是《康熙大帝》的第一部。作品以少年康熙为主要描写对象，表现了少年康熙在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精心培养及教导下，于复杂而又尖锐的宫廷政治斗争中逐渐走向成熟的历程。由“天算案”的冲突作为一个引爆点，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清初极其错综复杂的矛盾。其中以皇权的争夺为中心，充分展示了中原汉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满汉官吏的矛盾，坚持祖传惯例与吸收新的文化养料之间的观念争斗。而皇室的凋零与权臣势力日益壮大，权力均衡的打破，尤其突现出矛盾的尖锐且难以调和。个人情感与祖宗基业、权力利益之间的恩怨情仇也相互交织，表现出政治斗争的残酷与对柔情的排斥。
河南作家二月河也在进行系列长篇《康熙大帝》的创作，《九王夺嫡》是其中的一部。作品着重描述康熙晚年，他的几个已成年并掌握了一定权力的儿子，为争夺皇位所展开的生死搏斗。与《暮鼓晨钟》相比，《九王夺嫡》基本撇开了日常生活场景的描述，集中表现九大王子、贝勒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残酷惨烈的政治斗争。作品不受野史传闻、民间流言的影响，坚持自己的识见与研究，也可见出作者客观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努力追求。
《皇太极》的叙述虽然不够从容舒展，但表现努尔哈赤死后，四大贝勒在权力再分配上的矛盾冲突，同样十分激烈。而这种冲突又是发生在满清与明朝军队的战争正处于胶合状态之际，别具一种韵味。
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一批反映康熙、雍正、乾隆年代的历史小说，既是一种巧合，又不乏某种更深层的因素。“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相当辉煌的一段。在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后，兼容并蓄，积极进取，走向政治清明，经济复兴。这样，不少作家选取这段历史去着力表现，无疑也寓含了他们的向往。
同时，像康熙、乾隆、曾国藩这些历史人物，不仅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留下了相当广泛的民间传说。为此，本身就具有了艺术开掘的典型构架。因而，不少创作者选取他们作为描述对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人物性格的多重性
注意描述性格的多重性，突破了传统小说性格描写单一性的局限，是这批小说艺术成就比较高，人物形象颇具质感的重要原因。《曾国藩》的成功如此，《暮鼓晨钟》的几个主要人物能给读者留下比较鲜明的印象，也是这样。不论是少年康熙、孝庄太皇太后，还是权臣鳌拜，作者都注意写出他们性格的多重侧面。譬如少年康熙，作品既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少年的稚嫩、单纯，又描述了由他特殊的身份地位、生长环境及素质等因素所决定的、超出常人的早熟与权威意识。而孝庄太皇太后，作品既写出了她对孙子和蔼可亲的一面，又描述了她作为一个政治家运用权谋的老辣与狠毒。同样，对权臣鳌拜的描写，也是表现了他粗暴与狡诈、豪勇与柔和、狂妄与怯懦等多种侧面。
正是有了从人的视点出发的切入，使得这批作品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历史故事的讲述，而且蕴含了更为丰富沉实的艺术内容。虽然仍有一部分作品显得比较粗糙，个别作品甚至只是一些野史传闻的串连，但于整体上看，近年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水平是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起码是从史的复述，进入到艺术描写与表现。不过，当高兴地看到历史小说从单纯反映农民起义的题材扩展开来的时候，又带点遗憾地看到历史小说走进过于热衷描述宫廷政治斗争的狭隘。由于缺少历史的广阔与丰富，自然就是一种缺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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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文论
文学：道德的迷惘与回归
王浩洪
早在８０年代初期，对于商业社会中的道德问题，文学就曾有过敏锐的关注。尤其是对商业社会生存竞争的负面，从道德的角度进行审视，提出过疑虑、忧思和警示。
但由于价值判断观念上的倾斜，使作品所提出的商业社会中的道德问题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使文学的道德倾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迷茫，并出现了一些背离民族道德观念行为的作品。这些作品或者企图回避道德判断，或者表现反道德的价值取向。以至于使文学评判是非的道德标准被模糊和颠倒。虽然这些表现不是文学创作的全部，却曾衍习成为一种创作风气和态势。
然而，在经过多年的社会实践之后，文学目睹了社会生活中随着现代工业和商业文明到来的种种弊病和负面现象，特别是社会道德秩序的滑坡现象，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道德走向——在当今和将来的商业社会里，我们应该向怎样的道德认同？能不能离开民族道德意识的规范？我们找寻的新的社会道德模式应该在怎样的道德基础上构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的文学，不能不以新的眼光打量生活，审视自身，重新思考和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走出道德困窘的泥沼，清醒地调整自身的道德意识、道德倾向，让我们民族美好的道德意识融入文学，变成文学的魂灵，使文学的道德观念与深厚的民族道德传统相一致，是当今文学面临的真实处境。
可喜的是，文学已经以它敏锐的触角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开始实现这样的回归。近年来，一些以道德表现为主题的新创作，就显示出这种鲜明的道德回归的倾向。这些作品或以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传统道德观念作为作品判断的价值尺度，表现出创作主体极有民族色彩的传统道德意识；或以商业社会中人们对纯真情感和高尚道德情操的依恋和向往，表现了民族道德文化积淀的巨大力量。这些作品体现出来的对非道德行为的批判和对传统美德的认同，实际上意味着文学道德意识在经历困惑后新的觉醒，标示着文学摆脱道德倾向上的迷茫走向新的回归。
道德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文学永远不能回避道德的描写，不能逃离对其描写对象进行道德价值判断。道德判断、道德倾向是作家和作品跨越不了的浩瀚汪洋。所以作家不考虑用什么样的道德准则、道德倾向进行道德判断是不可能的。作家拥有怎样的道德观念，作品表现怎样的道德意向，对社会无疑具有影响和负有责任，作家有必要探索并用新的道德规范引导社会，参与社会道德建设，但这种新的道德规范应该建立在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根基上。我们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深厚的道德文化积淀，虽然其中不无糟粕，但其优秀的道德传统，是使民族生生不息、正气凛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在。优秀的民族道德，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成为民族精神和生活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内容。社会主义新的道德模式，只能在继承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否定和离开民族的道德文化，想要构建某种新的道德规范无异于沙上建塔，必然行不通。文学不以民族优秀道德文化为是非准则，不仅有违人民大众的意志，还会背离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的正确道路。其实，过去有一些作品在道德倾向上之所以迷茫困惑，其深层原因正在于此；今日文学重新向优秀的民族道德范畴回归，理由也在于此。希望这一理由能够引导我们的文学坚持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的道德探索，自觉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的道德文明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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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西关女》 （长篇小说）
作者梁宜波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出版
《西关女》是花城出版社推出的“粤味长篇小说丛书”的一部。小说以广州古老的西关城区为背景，围绕关、刘、何、简等几家人联姻、争房、夺宝的故事，充分展示出人性中善与恶、忠贞与背叛、情欲与理性双重转换，以及三代西关小姐所走过的说不清道不白的心路历程，被称之为“一部创造与毁灭的都市传奇，阴柔与浮饰的南国风情画。”
自近代以来，广州一直是全国最早开放和最活跃的商业城市，内陆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生活。西关是商贾聚居的地方，而东山在过去则是官宦云集的所在。为此，广州有了“东山少爷，西关小姐”一说，小说作者选择一种散状的文体。他把一腔热情和哲思融进那冷峻的笔调之中。乍看起来，《西关女》是故事片断和世情琐事，但是又有它的逻辑关系。以人物的心理情态结构，笔调沉郁，故事情节展示上又借鉴现代小说手法，当今与过去、内陆与海外，现实与梦幻等等交织相联。
（刘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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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世纪末的挽钟》 （长篇小说）
（作者吴民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出版）
这部长篇小说分两部，上部题为《日本的悬崖》、下部是《未完成的战争》。小说描写的是：一对上海姐妹留学日本东京，岂料妹妹丽质招祸，在抵抗侮辱时失手杀人，姐姐挺身替罪入狱，让妹妹潜逃它方。日本警察穷追不舍，在半途案情突变，这宗疑案竟牵动了中日两国的历史仇隙和一个混血家族的三代恩怨，还有那流传甚久的“山下奉文藏金”之谜，由此二次大战的历史风云，日本帝国海军大将的命运，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早年秘史，均披露无遗。随着事件的层层展开，一时间警方、新闻界、黑社会和大大小小的野心家竞相角逐……
作品围绕着二战时期闻名于世的“山下奉文藏金”之谜进行艺术构思，展示了历史与现实、人情与法理的矛盾。这是一部悬念丛生、扣人心弦的推理小说，又是一部刻画人物性格、描绘人情人性较充分的严肃作品。语言流畅生动，故事环环相扣，令人回味。（陶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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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与作品
丽雅巧朴
——李文珊小说艺术谈
王畅
读李文珊的小说，就让人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感觉。
读《雪域沧桑》里的作品，大都是人物不多，人物关系也并不复杂，故事线索比较清晰，又不乏一波三折的情味。在表现手法上，一般多采用金线串珍珠的写法，这样，不仅情节发展是脉络分明的，而且人物性格也是鲜明生动的，甚得旨趣。如《多龙小传》，其中并不单写一个中心故事，情节的发展是由几个晶莹璀璨的珍珠般的小故事串接而成，这些小故事紧密连接、前后照应，加之主线的引导制约，所以在艺术结构上显得十分紧凑集中，人物性格也突出。
小说固然要塑造人物，但刻意追求往往留下刀砍斧凿的痕迹。高明的作家一切似乎皆出天籁，人物则在不经意中活现出来。在《第八级人》中，巧格桑本是个精明伶俐、爱说爱笑、逗人喜欢的人，但他因讽刺了领主“祈雨”中的骗局，被领主毒打，并被收回差地、没收房屋及一切用具，于是被逼成乞讨为生的流浪艺人。巧格桑不仅“折嘎”唱得好，而且正直善良、敢说敢做，他帮助工作队、“金珠玛”宣传党的政策，他的“折嘎”发挥了巨大的鼓动和战斗作用。他亲自经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新社会他翻身作了主人，但仍然不忘用“折嘎”这一艺术形式为人民歌唱，作品十分自然地把巧格桑这个人物的诙谐幽默、机智勇敢、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性格与形象烘托、映衬出来。另如《长袖善舞》中对索木南的远见卓识与博大胸襟的表现，以及对小扎西认识转变过程的描写；《核桃庄园旧事》中对苦大仇深、刚强敏慧、女扮男装的姑娘康群梅朵的性格刻画等，也都属此类。
特别令人赞叹的要属《四朗翁堆和他的影子》。这是一篇较有文化蕴涵的作品，虽然也具有人物不多，故事线索清晰的特点，但它在艺术结构上却更为奇特。在这篇作品中，悬念迭起、波澜层生，它将许多历史、文化、文学知识，根据故事发展的需要，有机地熔铸于情节之中，其中有着关于《格萨尔》这部英雄史诗的精辟论述，又包容着关于《格萨尔》这部伟大作品的流传与创作的调查、发现过程，每处读来都令人心启智开；作品着墨较多的人物巴乌嘎登，让人感到神秘奇异、如神似仙，连同他学习与演唱《格萨尔》的毅力与才干，都给人留下极其强烈的印象。 读李文珊的作品，如见其人：坦诚、朴素。他的坦诚与朴素，是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返朴归真。由其人而论及其作品，故名之为“至丽而雅，大巧后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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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市场与文化建设问题学术讨论会”召开
“文化市场与文化建设问题学术讨论会”日前在云南楚雄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求是》杂志文教部、《文艺报》等二十二个单位联合发起，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九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会。与会者就文化市场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文化市场的引导、文艺体制改革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闻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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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召开“新体验小说”研讨会
《北京文学》今年以来开辟“新体验小说”联展，以作家对当前生活的亲历参与、描绘生活的“进行时”，发表了二十多篇北京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在日前召开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就新体验小说的当代感、文化审美意识和文体特色等进行了研讨。（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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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近作品讨论会举行
儿童文学家金近作品讨论会近日在浙江上虞举行。来自国内和日本、新加坡等地的中外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上虞市委、市政府及浙江省作协联合主办。
（徐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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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四面楚歌到灿烂辉煌》研讨会召开
由文艺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朱兵、李兰亭的报告文学《从四面楚歌到灿烂辉煌》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与会者指出，作品主人公何玉铭在改革大潮中拚搏创业，重塑自我的精神，充分表现了新一代有文化的共产党员企业家的崇高思想境界，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山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