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饮水不忘掘井人
——回忆周总理对中日建交的贡献
姬鹏飞
今年９月２９日是中日建交２１周年的日子，我想起２１年前周总理引用的一句中国古语：“饮水不忘掘井人”。他是教诲我们不要忘记为中日建交作出贡献的日本老朋友。其实为中日建交付出心血最多的是我们的周总理，他是中日友好之桥的奠基人。
（一）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文化大革命”出现转机，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与此同时，在外交战线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尼克松于１９７２年２月访华，２８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这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２０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尼克松访华后，在日本要求与中国建交的舆论占了上风，给佐藤内阁造成很大的压力。
从建国初起，周总理就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常年坚持不懈，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到１９７２年夏，水到渠成，中日建交提到历史日程上来了。
（二）
周总理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一般多是由廖承志同志协助。我作为外交部长参与了中日建交谈判的全过程。
大家都知道，虽然１９７２年全国开始批判林彪集团，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左”的思潮并未能得到认真清算。周总理一方面要协助毛主席打开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另一方面还要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同时要教育、说服受“左”的思潮影响的同志。
当时，一些日本在野党希望由他们联合组阁来和中国建交。周总理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美国都没有革命形势。他说：如果等到日本的左派执政再恢复中日邦交，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呀，这不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吗？他也反对同一向敌视中国的佐藤内阁建交，而主张和自民党中主张中日友好的一派谈判建交。
７月７日，田中当选为首相，马上宣布：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７月９日，周总理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中说：“田中内阁７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中国反应之快，大大出乎日本的预料，给田中内阁极大的鼓舞。７月１２日，周总理授权我发表声明：中国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来中国访问，会谈并解决中日邦交问题。这进一步坚定了田中访华的决心。
与此同时，周总理事事向毛主席报告，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使“四人帮”无隙可乘。为使工作万无一失，总理指定我、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人组成日本组。总理白天接见外宾，那时到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特别多，夜晚将我们找到西花厅或钓鱼台开会研究中日建交问题，或带我们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开会，向主席汇报。在主席那里决定了大政方针后，回来总理又同我们一起研究、安排，事无巨细，总理都一一过问，一一想到。
由于政策明确，方法得当，从７月７日起只用了８１天的时间就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不仅大大出乎美苏的意料之外，而且为世界各国观察家叹为观止。周总理把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办事缜密周到，无可挑剔，令人折服。
（三）
９月２５日上午１１时半，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到达北京机场，受到周总理的欢迎。下午１点５０分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人大会堂接见厅举行第一次会谈。田中谈到中午的茅台酒很好喝。总理说：茅台酒比“伏特加”好，不上头，疲劳的时候喝一点能起振奋作用。你觉得好喝我们送一点给你，把你的“威士忌”改成茅台。大家都知道伏特加是苏联产的酒，威士忌是美国产的酒，总理的话一下子把大家说笑了。会谈在轻松、亲切的气氛中进行。这是周总理一贯的作风，首先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会谈中，田中首相提出希望２９日发表联合声明，这样可以不用在日本国会通过。首相十分坦率，一下子就涉及到核心问题。他和大平外相提出台湾问题和第三国问题。他说：我们要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就只有自动取消和台湾的关系。可是一定需要避免混乱。因为日本国会批准过日华（台）条约。
关于第三国的关系，大平外相说：日本政府要注意，不能从日本政府方面损害和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要在此情况下，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
周总理已身患绝症，在会谈中不得不出去服药，休息片刻。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说：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我们对日美安全条约有意见，但在联合声明中不提它，因为这是你们的事。
关于台湾问题，周总理表示：中日关系一恢复，日蒋条约就自然失效了。他指出：“我们希望从政治上来解决一些历史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日蒋的外交关系不能保存，但日本在台湾的侨民可以找到一个办法。”
第二天上午，我和大平外相会谈，具体地讨论联合公报的内容。日方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首先发言。他发言的中心是台湾问题，只拘泥法律条文，给谈判带来了阴影。
当天下午，周总理和田中举行第二次会谈。日方有大平、二阶堂、桥本恕参加，中方有我、廖承志、韩念龙参加。总理开门见山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
周总理说：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同蒋介石断交，日华（台）条约就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根据，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说只有在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日台条约在于你们同台湾之间，但这个事实是当时的美蒋关系造成的。这次在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不能让我们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和合法。不然就等于中国是从今天才算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这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
周总理的谈话入情入理，明白简要地阐明了中国的立场。日本首相表示：完全明白了。下午５点多，我和大平外相就条文的具体内容进行磋商。我方提出的方案，在前言中写了中国人民迫切要求结束中日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写了日本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而回避出现日华（台）条约。双方议定，在声明中宣布今后中日完全存在和平关系，不明确说战争状态何时结束。这两个问题一解决，其他技术性的问题就好办了。问题解决之后，９月２７日，毛主席会见了田中首相。２９日，顺利地在人大会堂签订了中日联合公报。中日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周总理协助毛主席在７０年代初打开了中日、中美关系的大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准备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纪念民族工业改革先行者穆藕初
孙起孟
穆藕初先生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改革企业管理体制的民族工业家。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年轻的穆藕初受到签订《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的刺激，“心中之痛苦，大有难以言语形容者”，从此萌发学习西方，“发愤为雄”的思想，将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化为“实业救国”的行动。
１９０９年至１９１４年，穆先生在美国攻读农学、植棉、纺织和企业管理。归国以后，相继创办和经营“德大”、“厚生”、“豫丰”等规模庞大的棉纺企业，“复手创上海纱布交易所，中华劝业银行，同时仍经营棉种实验场。其物由棉而纱而布，其事由农而工而商而金融，其地由海疆而中州，行将进规西北。苟无战争为之梗阻，与年寿为之制限，直不知其事业之所底止”。（黄炎培：《追忆穆藕初先生》。）
穆先生在美国学习期间，深入调查美国现代农业管理方式、生产技术、供销状况，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回国创业，先作实业现状、发展前景的社会调查。选点建厂，对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劳力供应和交通等各个方面，一一进行调查。他说：“有调查报告，则做事有根据、补救有径途，其失败当可以减少。”他在“厚生”纱厂开工以后，经过实地调查，认为以往建厂，大多设在通商大埠，缺乏统筹思想，１９１９年在郑州设立了“豫丰”纱厂。这是上海民族工业家大规模向内地投资的先驱。重视调查研究，是穆先生运筹决策的特色。
中国有新式工业，始于近代。但是，引进了大机器生产，却缺乏大机器生产的经营管理之术。穆先生与现代科学管理创始人泰罗反复探讨企业科学管理理论，接受西方现代化大生产管理理论的系统训练；回国创业经营过程中，运用泰罗的科学管理法原理，结合实际，打破陈规，改革棉纺业中行政体系上的工头制，实行工程师制为主、工头制为辅的管理体制。任用管理新人，强化质量管理，以适应大生产要求的新的经营管理体制，取代封建的、小生产的传统经营管理体制，为企业带来明显的管理效应。穆藕初先生的改革主张和实践，更新了近代企业家的观念，带动了一批民族企业踵趾相接，不同程度地推行改革措施。前启山林，后启来者。
穆藕初先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起人之一。
穆先生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五四”运动前夜，１９１７年他就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社的永久特别社员、议事员、理事、中华职业学校校董会主席。他向社捐赠巨资，并为中华职业学校长期提供经费。直至抗日战争时期，还经常为社员、校友讲科学管理，讲对职业青年的希望。他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支持者。
民族工业家穆藕初，为什么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积极倡导和有力支持推行职业教育？这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商业获得一时的复苏和起色。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尤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外国资本凭借经济实力、技术设备和殖民特权，处处占有优势。民族工商业要在同外国对手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又使人才需求更加迫切，凡事“待人而兴”。
穆先生在《实业与教育之关系》中指出，“我国二十年来，累办新业，而累招失败之最大原因，莫不以缺乏实业人才故，致得不良之结果”。企业需要人才，人才从何而来？他提出“兴实业”必须先“谋实学”。因此，他在兴办企业的同时，兴办各类学校。１９２０年向北京大学捐银五万两，作为选派留学生的费用。当年受到资助出国的有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罗家伦、方显庭等学成归国，于１９３７年集资设立“穆藕初奖学金”，１９４０年获得第一批奖学金的为刘有成、杨振宁和周大晶。
穆先生又是一位昆曲艺术扶植者。１９２１年出资创立苏州昆曲传习所。前不久逝世的昆曲一代宗师俞振飞说：“昆曲之得以保存于后世，穆先生之功不朽”。穆先生反复强调：企业管理工作千头万绪，从何入手，应从“人”入手。“人才为事业之灵魂”。制度再好，要人去执行；无论哪方面的管理工作，都要由人来做。他说：“管理法即治人之法也”。这是他的企业管理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化劣势为优势的最有力的一手。
纪念穆藕初先生，我们要学习他热爱祖国、进取革新的精神。
穆先生离开我们五十年了。当年他创业期间遇到的和试图解决的某些问题，在当前现实中依然存在。穆先生的改革经营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学习西方的科学管理，“引申触类变通，化裁而妙用之”，有步骤地改造企业中的传统体制，形成适合当时国情的经营管理体制，而不是将外国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统统照搬到中国来。穆先生关于改革企业的见解，处理问题的经验，即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现实的参考价值。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各族人民永远怀念革命先驱
——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牺牲五十周年赛福鼎·艾则孜
从３０年代的中期至４０年代中期，在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发生了一系列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国共产党派往新疆的一批又一批优秀党员，用他们为新疆各族人民谋幸福的实际行动，唤醒了各族人民。他们播撒的共产主义种子，在新疆这块沃土上，生长、结果。他们为推动新疆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新疆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为他们的幸福献出了宝贵生命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优秀的共产党员。
掌握宣传舆论阵地，唤起民众抗战
从１９３８年中共党员进入报社到１９４２年７月退出，《新疆日报》实际上是中共的宣传阵地。这从客观上“违背”了当时的新疆“临时督办”盛世才要鼓吹自己的初衷。对《新疆日报》这块阵地，他紧握不放，一方面任用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办报，另一方面又派一些“耳目”监视这些人，并常常借故恫吓、撤换或捕押。中共党员在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环境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以对工作勤勤恳恳，对群众春天般的温暖之情，终于分化瓦解了盛世才的“耳目”，团结了群众，牢固地占领了这块阵地。
在共产党人的主持、努力下，利用《新疆日报》这一媒体，为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进步思想，动员民众，支援全国的抗战，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声援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为活跃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作出了很大贡献。
给群众组织注入新的力量
１９４０年，陈潭秋指示在新疆各地的中共党员要尽可能加入反帝会，通过这唯一的民众政治组织，以六大政策为依据，积极推动反帝会的工作，引导会员前进，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造就大批各民族优秀的干部。
中共党员都积极加入了反帝会，并担任了各地反帝会一定的领导职务。通过反帝会，带动妇女协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以团结抗日为宗旨，广泛地开展了社会活动。如举办训练班。讲授马列主义和六大政策；积极开展文化活动。１９３７年反帝会在全疆范围内发动了支援抗日捐款运动，各族各界踊跃捐献，在短期内即募集新疆币２００多万两。从１９３８年开始，反帝会把募集抗日捐献作为经常性的活动，仅在这一年内捐得新疆币近３０亿两。反帝会用这笔巨款购买战斗机１０架，命名为“新疆号”送往前线。提高了各族人民爱国主义的思想觉悟，也体现了各民族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高尚精神。反帝会总会在１９３５年９月创刊了汉维文的机关刊物《反帝战线》等专刊。这些刊物，对传播革命思想，宣传抗日救国和提高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整理财政
盛世才上台时，政局未稳，军费开支庞大。由于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时期吏治腐败，政府官员只知搜刮、贪污、鱼肉百姓，加上连年战祸，当时新疆已是民穷财尽。在此情况下，盛世才一筹莫展，为了应付庞大的经济开支，他欠下大笔外债又滥发纸币，结果如饮鸩止渴。
毛泽民１９３８年２月就任财政厅厅长以后，一方面向延安要求派干部协助工作，另一方面立即着手整顿财政。首先，他提出了治理新疆财政的方针：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开源节流，保证支出，量入为出，争取收支平衡。这一方针，得到盛世才完全赞同。根据他的提名要求，党中央及时派郑亦胜、高登榜等有财经工作经验的干部到迪化协助他工作。
此后，毛泽民依靠中共党员，团结各族财税干部，为实现他提出的治理财政的方针作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如改组银行，改革币制；建立预算制度；整顿税务，增加财政收入；培养财税人员，充实财税干部力量；大力支持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发行建设公债，积累建设资金等等。
在短短的时间内，新疆的财政不但实现了收支平衡，而且还做到收入大于支出，一度出现了金融稳定，市场繁荣的景象，受到各族人民的称赞和拥护。
开拓文化教育的新路
不少中共党员来到新疆后，被分配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他们把延安精神、抗大作风带到新疆，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在天山南北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中共党员的辛勤劳动，哺育了一大批各族革命青年，奠定了他们信仰共产主义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开创了新疆文化教育史上的新篇章。
中共党员还经常向大、中学的师生讲解抗战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讲解革命人生观，用延安的革命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在青年人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尤其是林基路，以他那革命的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吸引着许多青年学生。青年们把他视为良师益友。正是在中共党员的培养、教育下，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建设巩固的抗日后方
中共党员在新疆团结各族各界进步人士，带领全疆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经过努力，在短短的几年里，闭塞、沉寂、落后的新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出现前所未有的新篇章；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思想和我党的主张得到广泛传播；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各民族进步知识青年；反帝抗日的口号成为团结各族人民的巨大凝聚力。新疆成为我国抗日大后方；大大开阔了各族人民的视野。新疆各族人民要求社会进步的呼声高涨，随之，我党在新疆的政治影响也不断扩大，各族人民交口称颂我党的主张和共产党员的贡献。
英勇献身
１９４２年春夏，苏联处在卫国战争的艰苦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从“皖南事变”以后，处境越来越困难。解放区抗日根据地由于经济封锁和武力进攻，不断缩小，军队由５０万降到４０万。
在此情况下，一贯投机的盛世才自认为苏联要“失败”了，“靠不住”了，中共也要“垮台”了，需要另找靠山，他便原形毕露，向共产党员下了毒手，想以此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见面礼，彻底与中共、苏联决裂。
从此，盛世才开始了猖狂的反共反苏活动，制造假案，以达到将中共人员置于死地，将苏联人员赶出新疆之目的。盛世才以“另有任用”为名，将在全疆各地工作的共产党员陆续调回迪化，同原在迪化的中共人员及其家属，集中住在３个地方，对他们的行动严密监视和限制。
情况日益恶化，陈潭秋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提出除作好应付最坏的准备外，还建议中央能不能撤走一部分干部。根据急剧恶化的局势，陈潭秋要求每个同志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坐牢，甚至准备杀头。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经得起任何考验，决不做可耻的叛徒。
由于有人告密，盛世才于１９４２年９月抢先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主要干部软禁起来，接着陆续软禁了所有共产党人。１９４３年２月又将陈潭秋等人投入监狱，并向蒋介石要求派人来组成“审判委员会”，一起审讯所谓的“共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这些共产党人在远离延安党中央，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受尽了敌人的一切毒刑，但是除了三个叛徒承认了李一欧等捏造的莫须有的“事实”外，什么都未得到。
无奈，盛世才授意，由盛蒋“审判委员会”编造“阴谋暴动”，“危害民国”的假供词，并由盛世才报请蒋介石批准后，于１９４３年９月２７日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秘密杀害。为审判阴谋暴动案，共逮捕６００余人，秘密杀害者达１００余人。
结束语
当时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都没有公开自己的政治身份。但是他们始终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为完成所交给的任务勤奋工作，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地为全疆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受到各族人民的爱戴。他们为推动新疆社会前进，巩固新疆抗日后方，支援全国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
今年９月２７日，是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牺牲５０周年纪念日。
革命先烈们虽然在盛世才的屠刀下牺牲了，但是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艰苦战斗的一生和可歌可泣的革命业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他们英雄形象，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烈士们在革命斗争中不畏任何困难，忠心耿耿为人民革命事业而顽强斗争，他们坚贞不屈、英勇牺牲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