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
——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列文章之七
季李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确定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步骤，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分三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构想，经过十几年来经济发展实践的检验并逐步完善，现已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１１亿中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
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确定的
在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在较快的时间内基本实现现代化，接近或赶上发达国家，除了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还必须确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步骤。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深刻教训的。过去脱离国情、不切实际的战略构想，既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也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总结了我国３０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确定宏伟的战略目标和科学的战略步骤，绝不能凭主观臆断来决策，必须做到“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
“文革”结束后，摆在我们党和国家面前的最大困难，就是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据抽样调查，１９７９年前，我国农民平均每人年纯收入只有１３４元，有相当一部分农民靠吃国家返销粮和救济款生活；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也仅有３１６元，生活也比较困难。面对现实，邓小平同志在考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步骤时，首先想到的是“要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他多次讲，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开始提出的战略步骤是分两步走。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７年间，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第三步战略设想。他说，“本世纪末翻两番后，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目标，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后来，他在进一步研究国情的基础上，明确地把战略步骤由两步走发展完善为三步走，时间由２０年走完两步延伸为７０年走完三步，战略目标由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８００至１０００美元，达到小康水平，进一步确定为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４０００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三大充分肯定了这一战略部署，党的十四大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近期和长远的三个奋斗目标。即在９０年代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实现第二步发展目标。到建党一百周年时，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就能够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就使三步走战略步骤更加具体化、规范化了。
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充分体现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为全国人民提供了改变贫穷落后面貌，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近期规划和长远目标，明确了使我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时间表。这一发展战略决非高不可攀，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同时又是一个积极的目标，宏伟的设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它必将进一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宏伟目标而奋发图强，艰苦创业。
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不单纯是一个经济指标问题，还具有更为深刻的政治意义。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根本就在于它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获得提高，三步走的战略步骤明确标示了这种提高的水平和幅度。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过程用了二百年的时间，如果我们从１９５６年算起到下世纪中叶，用一百年时间基本达到上述目标，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有力证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多次把经济发展战略表述为政治目标。他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一，是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力争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是实现三步走战略步骤的正确途径
实现三步走的战略，根本途径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命运和地位。现代国际间的竞争，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在世界经济发展浪潮涌动的今天，一个国家经济低速度发展就等于不发展，在国际大环境中就会越来越落后。而落后就会被动，许多事情就难办，甚至要挨打、受欺侮。社会主义要想从经济上、进而从政治上战胜资本主义，首先就要在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方面超过资本主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快的发展速度。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我们反对和平演变，固然要靠政治斗争，但最有说服力、最终解决问题的，是要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增强综合国力，把我国建成经济强国，使人民群众过上富裕日子。这是中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脚之根基。当前，我国既面临挑战，更面临大发展的极好机遇。从国际环境看，世界两极格局已经终结，正在向多极化趋势发展，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我们所处的亚太地区正在成为世界上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活力最旺盛的地区，这对我国经济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新的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新一轮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大量剩余资金正在寻求新的投资市场，这些都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从国内条件看，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在世界上的位次都明显上升，为继续前进奠定了基础；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全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宁，为我们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机遇是客观存在的，又是稍纵即逝的。能不能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关系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关系到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因此，邓小平同志谆谆告诫我们，“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时机，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在我国的历史上，错失发展机遇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要以史为鉴，要有时代紧迫感，抓住机遇；要有历史的责任感，珍惜机遇；要有科学的态度，用好机遇，更大胆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我国经济尽快搞上去。
实现三步走的战略，必须敢于跳跃式发展，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在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具备的时候，抓住机遇，经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个高速发展阶段，使自己的经济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这已被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国内外成功的经验都告诉我们，速度和效益是统一的。我们需要的速度，是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速度，这样的速度才能持久。要遵循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精神，既要争取尽可能高的速度，又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绝不能脱离本地实际，盲目攀比；既要敢想、敢闯、敢“冒”，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是要避免大的损失。
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是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大政策
实现三步走的战略，要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作保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一个大政策。早在１９７８年他就说过，“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客观条件千差万别，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同步富裕。我们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那些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的人就应该多收入些，先富起来。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平均主义只能带来普遍贫穷，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正是总结了这一历史经验，从实际出发，才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根本目的是激励竞争，提高效率，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然会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就会形成未富的追赶先富的，先富的向更高目标迈进的形势。这种你追我赶的竞争过程，就是大家迈向共同富裕的过程。这个过程始终是通过由部分到全体的推广来实现的。多年来，我们一直困扰于公平与效率兼顾，似乎照顾公平就很难提高效率，讲求效率就很难做到公平，往往采取牺牲效率、追求公平的平均主义做法，其结果，不仅效率上不去，也没有做到真正的公平。邓小平提出的这个大政策，为我们找到了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的最佳途径，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问题。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根本意愿。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要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帮助和带动后发展的地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收入过分悬殊问题，一定要妥善解决。发达的地区，先富的个人，只有经过一定的发展，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之后，方能以足够的力量和经验来帮助不发达地区和没有富裕的人。如果过早强求先富帮后富，势必会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挫伤先富个人的积极性。先富帮后富，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搞“一平二调”，而主要是通过税收及各项政策、取长补短的技术转让、自愿互利的经济合作等经济方式来进行。同时，国家仍将继续实行扶贫政策，重点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造血”功能。贫困地区也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克服依赖思想，充分发挥本地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步伐，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中共河北省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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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沿海·沿江·沿边地区·改革开放研究征文·
沿江地区要走外引内联发展之路
尹名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丹阳市经济建设一直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１９９２年，全市社会总产值达８４亿元，财政收入１．８亿元。全市经济总量列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第３８位。回顾丹阳市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深深感到，坚持从实际出发，走外引内联之路是加快沿江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
外引内联是沿江地区发展经济的优势所在
党中央决定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加快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一决策为沿江地区的开发开放提供了极佳机遇。从经济地理角度看，上海是长江这条“巨龙”的“龙头”，长江中上游地区包括皖、赣、鄂、湘、川等省是“巨龙”的“龙身”。从全国来说，沿江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外向型经济比重较大。丹阳地处长江下游南岸，处在“龙脖子”的位置上，优势显而易见。这些年丹阳市利用自身优势，实施“依托上海，立足内地，走向世界”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搞好中外联合，现全市已有外贸出口超２００万元的企业１１４家，成为丹阳经济发展的支柱力量。
再说，沿江地区经济基础雄厚，劳动力素质较高，投资环境日益改善，且又集聚了庞大的人才队伍，这些都是沿江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随着浦东的开发开放，沿江地区接受上海的辐射越来越强。沿江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进一步外引内联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两轮驱动，增强外引内联的互补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外向开拓，扩大横向协作，已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加快沿江地区经济发展必须一手抓外向，一手抓横向，以外促内，以内补外，内外结合，以两轮的驱动，促进沿江经济的外向化、协作化、现代化。
首先，抓好外引，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是当今沿江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这就要充分利用沿江的综合优势，多渠道，多形式引进外资，并在这个前提下，向扩大规模、增加有机构成，提高技术含量方面引导，切实抓好合资企业的成功率。近几年来，丹阳市围绕“外贸上水平，外资抓提高，外经搞突破”的目标，着力“抓外向、增出口、办合资”，使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高潮迭起。仅１９９２年，全市办成中外合资企业１２１家，总投资１．７７亿美元，引进外资５６４０万美元，当年新增出口能力５．５亿元，办成境外企业两家。目前，全市的外向度已比前三年提高了十多倍，三资企业经济已占到全市经济的１０％以上，外贸出口占工业产值的１／７。实践告诉我们，抓外向型经济必将促进沿江地区的经济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其次，抓好内联，组建集团化企业。企业集团是适应市场竞争由单一形态向多元化转变的必然结果，它代表了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将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和组织作用。十多年来，沿江地区的经济从起步到较快发展，都有赖于大规模的投入和外向开拓，但“小而散、小而全”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很难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走联合发展的道路，携手共进。实践证明，企业集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去年，丹阳市皇塘绒绣厂以本企业为核心，以丹阳５家床上用品生产厂为主体，与国内外２００多家科研、商业、经营、外资企业相联合，组建了江苏堂皇床上用品集团，以其强大的规模实力，精良的产品优势和灵活的营销手段，有力地增强了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当然，组建企业集团，决不能搞“归大类”，“花架子”，而是要通过联营联合，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走向社会化、专业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发展轨道。
配套联动，增强外引内联的吸引力
实施外引内联，还需要在政策、环境、服务三个方面下功夫，努力创造有利于外引内联的“小气候”。
第一，政策上要优惠。要以“三个有利”为标准，制定出一个有利于促进外引内联的政策，增强对外商投资合作的吸引力，为外引内联增添“助燃剂”。
第二，环境上要优化。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外引内联的速度。优化投资环境要既注重硬环境的建设，又注意软环境的完善。为此，丹阳于去年以城区为依托，加快了交通、通讯、市政基础设施等建设步伐，从而有效地引得“凤凰”相继来“筑巢”。去年，我们平均每天都要接待两三批外商来考察、洽谈。这说明，优良的投资环境如同一块“磁石”，其吸引力是非常之大的。
第三，服务上要优质。在重视改善硬环境的同时，必须同时注意改善软环境，增强服务功能，做到配套联动，以优质的服务，为外引内联插上“两翼”。丹阳市规定，凡属本市审批权限内的外商投资企业项目，必须在数日内审批完毕；进入开发区的合资项目，实行一条龙服务，减少中间环节。当然，在强化优质服务的同时，还要同转变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建立“小机构、大服务”的工作体系，形成机关围着企业转，企业围着市场转，一切围着经济建设中心转的局面。
（作者为中共丹阳市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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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纵横
廉生威
徐仲华
“廉生威”，是清代颜伯焘跋、张聪贤铭的一篇《官箴》里的一句话，见之于古城西安的碑林。
廉，原意比喻有棱角，锋利。引申为方正、高洁、清白、俭约、公平、不苟、明察等含义。《周礼·天官冢宰·小宰》记载了古代评价“廉吏”的六条标准：“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廉善，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好评；廉能，指能贯彻执行政令；廉敬，指尽职尽责的敬业精神；廉正，指品行方正；廉法，指执法不移；廉辨，指辨明是非。六条标准，都冠以“廉”字，这是强调“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历代统治者一直沿用“六廉”，规范各级官吏的行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由于他们根据形势的需要侧重强调“六廉”中的一条或几条，因而就产生了许多具有不同特点的廉吏。主要有三种：一是廉于自身。个人生活“志行修洁”，衣食住行“固守清俭”。如官居卿相、身居陋室的魏征，“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的诸葛亮。二是廉于本职。居官不以权谋私，不贪污受贿，不畏强暴，能对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作斗争。如清正直道的包拯，刚毅不阿的海瑞。三是廉于社会。推行既有利于统治阶级、又可以减轻社会负担的“利民”政策措施。如修建都江堰的李冰，开发岭南的柳宗元。“廉吏”的名称也有许多其他叫法，如“循吏”、“良吏”、“能吏”，明清时期盛称“清官”。
威，这里指官吏的威信。威信来源于承认。表现在官吏身上，而根子却在于百姓对官吏的信服；百姓不买帐，哪来威信！
廉何以生威？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人们对清官是普遍推崇的，而对贪官则是普遍痛恨的。我国的历史学家，向来都注重以清贪为标准来褒贬官员，对清官大加赞扬，对贪官大加挞伐。廉吏或清官，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之所以受到同统治阶级对立的劳动人民的拥戴，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减轻劳动人民的负担，有利于人们生活的改善。这是经济原因；还有思想根源。在中国古代的各大学术流派中，唯有儒学较为完备、严密，因而特别为历代统治阶级所尊崇，对民众的影响也最大。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义，就把修身放在首位。儒家所重视的“礼”，就是奴隶社会章典制度的总称。由此看来，廉吏或清官在民众中享有威信，就是自然的了，而对于那些既能廉于自身又能严惩贪官污吏的官吏，民众更是信佩有加的。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干部中的腐败现象。人们对这些年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自己获得的很多实惠是满意的，而对干部中的腐败现象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腐败现象不仅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本色相违背，而且同党纪国法不相容。江泽民总书记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呼声，他在今年“七一”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消极腐败现象变换形式在某些方面蔓延，严重损害党群关系”，严重干扰改革开放。“群众是很不满意的。”因此，“一定要把反腐败斗争当作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一件大事，抓出成效，取信于民。”
窃以为，在腐败现象在某些方面蔓延成风的情况下，只有用更大的正风才能压倒歪风。因此，应该严刑峻法，用铁的手腕惩治腐败。当然，普遍教育也是不可少的，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学习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光辉榜样；还应该约法三章，让群众监督。这样，我们党的威信就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