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对文艺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郑伯农
近几年，文艺体制的改革是有成绩的。艺术生产的布局有很大的变化；对文艺事业的管理也有一定的改进；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给文艺领域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采取了若干新对策、新措施；文艺立法也有可喜的进展。这一切，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一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管理过死、吃大锅饭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再就是这几年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管理混乱、纪律松弛、有法不依、发展失衡、分配不公。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常常在同一个部门、同一个单位里同时表现出来。比如在某些出版单位里，一方面对人财物的管理仍然卡得很死；另一方面在书籍的出版上放任自流，出坏书、出非法读物的现象相当惊人。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同志感到文艺事业的发展存在着某种失衡状态，如高雅文艺和通俗文艺的失衡、“主旋律”作品和消遣性作品的失衡、淫秽读物以及黄色录像录音带的盛行，等等。这些当然不能全部归咎于体制的弊端，但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有很密切的关系。
许多同志谈到文艺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我以为，党和国家对文艺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早在１９８３年，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就指出：“文艺体制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改革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最近，中宣部领导同志一再强调，“文艺体制改革要用是否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否有利于出作品、出人才，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三个标准，来衡量得失成败。”它既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又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这些，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没有提出过正确的指导思想，而在于在具体工作中出现了对正确指导思想的偏离。这虽然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需要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文化要和经济、政治的发展相适应。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文艺，应当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体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问题在于怎样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要求？文艺体制并不直接为经济基础服务。它通过制约艺术生产的发展，进而对经济基础产生这样那样的作用。我们的文艺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满足人民的审美需求，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思想氛围和文化氛围。如果我们的体制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有利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这就达到了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要求相适应。由于文化市场的大量存在，由于有相当一部分文艺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带有商品属性，因此，市场机制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文艺领域中来。否认这一点，是不对的。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由于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不同性质，因此，市场机制只能在文艺领域的一定范围内起作用，超过了一定的范围，就要引起混乱。物质产品的价值是和它的市场价格紧密相联系的，艺术产品的价值则和它的市场价格并无必然联系。市场竞争有助于物质产品的优胜劣汰，却不能保证艺术产品的优胜劣汰，在一定的情况下，甚至要导致相反的结果。党中央一再强调，不能把等价交换的原则引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共产党员要用党性去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同时要用党性来抵制市场活动中的消极因素”。我们的文艺，也要清醒地“抵制市场活动中的消极因素”。
现在的情况是，在改革深入人心的同时，一方面，因循守旧的思想仍在作祟，使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文艺体制改革面前左顾右盼、徘徊不前；另一方面，出现了盲目性、随意性，把文艺体制改革简单化、庸俗化。混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不同特点，把商品交换、市场竞争的原则全盘套用到文艺领域中来，就是简单化、庸俗化的突出表现。它必然导致拜金主义的盛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错位，使文艺屈从于金钱的指挥棒。其结果是：什么样的产品经济效益好，什么样的项目能赚大钱，就生产什么样的文艺产品，经营什么样的文艺项目；市场倒是繁荣起来了，但繁荣的只是文化商品，而不是真正的艺术品。上述情况说明，我们既要看到文艺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又要看到它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改是不行的，乱改也是不行的。要坚持正确的方向、采取科学的态度，牢牢把握住改革的根本目的，严格遵循客观规律来办事。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在文艺体制改革中迷失方向。
改革文艺体制，要着重解决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国家对艺术生产的宏观调控，国家和文艺团体、文艺单位的关系问题；二、文艺团体、文艺单位怎样组织艺术生产、怎样管理人财物问题。
经济领域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文艺领域同样存在着扩大艺术生产单位的自主权问题。文艺团体、文艺院团是艺术生产的母体，在生产什么样的文艺产品，怎样生产文艺产品方面，它们应当有充分的自主权。过去在人财物的管理方面卡得比较死，单位之间缺乏人才流动，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的现象相当普遍。应当适当地放权，这有助于增强基层单位的活力。由于各个文艺团体、文艺单位的情况千差万别，在制定文艺团体、文艺单位的管理制度的时候，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不要搞一刀切。
要切实保障艺术生产单位的自主权，也要大力加强国家对艺术生产的宏观调控。这两者不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应当同步前进，同步完善。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条件下，国家在发展文化艺术方面的职能有没有根本变化？我以为，职能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管理方式则应有重大变化。就职能来讲，国家对于文化艺术起码应发挥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即导向作用和调节作用。导向作用，解决的是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调节作用，解决的是不同文艺门类、文艺品种、文艺样式之间的关系问题。随着群众文化需要的日益增长、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艺术生产的格局必然不断地进行调整。而国家应当对艺术生产格局的变化起宏观调控作用，至于国家对文化艺术事业的管理，过去更多依靠行政的手段，今后，则应当多样化，依靠行政、法律、舆论、经济等多方面的手段进行操作。对于那些在精神文明建设上有重要积极意义的东西，我们不但要通过法律予以保护，还要通过舆论给予表彰，通过经济政策的倾斜给予财力上的支持。对于那些有一定消极意义，但还没有达到违法地步的东西，对于那些发展过多会带来文化生活失衡的东西，则或是通过舆论给予批评，或是通过增加税率限制它们的发展。对少数对社会有严重危害的东西，则要依法予以取缔。总之，既要运用行政、法律的手段，也要运用舆论、经济的手段。
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艺术生产的发展要不要有所规划、有所统筹安排？９１年前，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中提出这样的意见：“物质生产上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模式。”列宁是不同意这种意见的。列宁一方面指出，在文学领域中“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另一方面又指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践证明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按照考茨基的说法，精神生产的失衡，不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丝毫的影响”。事实决不是这样的。本文在上面说到，目前文艺的发展出现了某种失衡状态，如高雅文艺和通俗文艺的失衡、“主旋律”作品和消遣性作品的失衡、儿童文艺节目的锐减、黄色读物和淫秽录音录像带的泛滥，等等。这些并非不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丝毫的影响”，如任其发展下去就会严重影响到精神文明建设，影响到社会风气，甚至影响到子孙后代。显然，“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是不可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艺术生产应当有所引导、有所规划。鉴于文学艺术是最富有独创性和幻想性的事业，因此，这种规划不应当是机械刻板的，不是定出硬性的数量指标，更不是定出主题、题材、内容、形式的硬性指标，而是勾划出大致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格局，引导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为之而努力。这里，十分重要的是处理好国家和文化市场的关系。一方面，要重视文化市场的作用，积极管理和引导文化市场，吸收市场信息作为发展文艺事业的重要参照物，使市场在刺激艺术生产上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对于商品交换给艺术生产带来的消极因素要采取卓有成效的抵制措施，引导艺术生产单位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使它们不致于被市场牵着鼻子走。是国家引导艺术生产，还是市场引导艺术生产？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社会主义艺术生产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市场需求和人民的文化需要有一致的一面，也有逆反的一面。二者不能等同起来。我们只能根据人民的需要来安排艺术生产。怎样使人民的文化需求迅速、准确地反映到艺术生产领域来，并不断地根据前者来调整后者？这是我们在文艺体制改革中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期刊要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全国期刊工作座谈会纪要
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９日至３０日，中国期刊协会在武汉召开了以“期刊如何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主题的座谈会。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国家科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与各地期刊社、期刊管理部门的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围绕会议主题，与会者对我国期刊事业发展的许多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一、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和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这是期刊工作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所应共同承担的根本任务。每一种期刊，都应该在这一根本任务中找准自己的立脚点，依据这一根本任务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我们为围绕这一根本任务而从事的期刊事业，是具有无限创造性的事业。我们应该为置身在这一事业之中而焕发高度的自觉性、积极性、献身精神和热情。
二、期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是要靠自身工作的不断建设来体现的。各类期刊社都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地把自己的期刊办成有正确的方向，有过硬质量，有自己的特色，有同自己心心相连的读者群的舆论阵地、文化精品。在加强自身工作建设方面，当前我们面临着一系列需要努力钻研的重要课题。
如何准确而有实效地宣传好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应该倾注全力钻研的重大时代课题。目前我国现有的７０００家刊社毫无例外地都要以这一理论为自己工作的指针，都应该责无旁贷地在适合自己期刊性质的条件下，以各种形式把对于这一理论和在此理论指导下的生动丰富的实践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
如何起好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窗口，是我们应该致力钻研的又一重要课题。期刊具有从理论探讨、实践经验传播、更新观念和捕捉信息等各方面推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在优势。我们要在已有的实践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探索，使期刊更好地起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舆论先声作用。
期刊是重要的舆论阵地，起社会喉舌作用，因此，如何掌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也是我们应该认真钻研的重要课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很需要正面宣传，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很需要以辩证的观点认识并以改革的精神解决；行使舆论监督的职能，要善于同改善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有效地结合起来；对社会热点，要做出与党的方针、政策相一致的反应与剖析，不正常的热点要予以疏导降温，不要以此自相惊扰，更不可以此哗众取宠。期刊是重要的舆论阵地，我们要十分审慎，顾全改革和发展的大局，加强正面宣传，实事求是，理顺关系，团结鼓劲，这是我们在掌握舆论导向时必须牢记的。
期刊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已成为群众十分喜爱的出版物。如何让读者在轻松愉悦中得到感情净化、思想升华，如何在多样化中体现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这也是我们应该认真钻研的重要课题。我们要在期刊界创造一种高格调、高品位的作品得到保护推崇，低级庸俗、践踏读者心灵的作品遭人唾弃的无地自容的良性环境；我们要探讨如何把富有思想情操教育作用的作品创作得入情入理，进而使读者入耳入脑，取得读者积极主动认同的效果；我们要扎扎实实地组织推出一批又一批花色繁多、风格各异的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趣味性的文化精品，使广大群众在精神食粮需要方面感到称心和满足。
期刊作为一种文化传媒和文化形式，它在自身构成和表达上如何不断创新，力臻完美，同样是我们不可忽视的课题。充满华采的文章，优美精当的设计，整体与局部搭配的舒畅谐调，审美情趣的充盈多姿，在这些方面的创造和追求永无止境，我们要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
三、期刊要积极发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自身必须具有创造运作的活力。当前我国进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期刊出版只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才能焕发活力，起好自己的作用。要看到，改革给期刊带来发展的机遇，不改革无出路。但也要看到，市场经济有其局限性和消极的一面，一个时期以来某些期刊在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上表现出来的严重倾斜及其造成的恶果，提醒我们在改革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允许低级、黄色、毒害社会风气的东西借“改革”之名横行。我们期刊工作者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做到自重，特别是抵制拜金主义思潮的侵蚀。
（王闻）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议文艺“按质论价”
赖大仁李广生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某些市场经济的原则也被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在文艺界，就曾有人提出将商品经济原则引入文艺市场，主张对文艺作品实行“按质论价，优质优价”。此论既出，人们议论纷纷。笔者以为，对这个问题应作些具体分析。
从商品经济的角度说，“按质论价，优质优价”，体现了一种市场公正原则，有利于奖优罚劣，实现优胜劣汰，使产品的质量效益不断上新台阶，从而促使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如果文艺市场果真能实行这种原则，那么对于促进文艺的发展繁荣无疑也是大有好处的。
然而文艺市场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市场，文艺作品也和一般物质商品的属性有所不同。所以从实践上看，实行这个原则往往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对文艺作品的“质”如何认定？由谁来认定？按什么标准认定？这里面就存在问题。一般的物质商品，都有非常具体明确的质量检测标准，同时还有用户的实际使用效果为依据，质量标准和使用效果是趋于一致的，因此它们的“质”比较容易得到“公认”。而文艺作品则不这么简单。照说对文艺作品的质量也可以从作品的艺术水准和它的社会效果两个方面来认定，然而这两个方面往往并不统一。例如一部电影，在艺术领域获得好评，甚至获得了“金鸡”奖，应当说质量是优的，然而能卖出的拷贝和观众上座率却往往不理想；相反，有些很卖座的侦破、武打片之类，其艺术水准如何恐怕谁都不难作出判断。文学作品中，那些严肃精湛的乃至获奖的作品，市场销量恐怕也远远赶不上那些搜奇猎艳、哗众取宠之作。那么对文艺作品的“质”究竟凭什么来认定？是看艺术在读者观众中有多大市场？实际上，在当今文艺市场上的某些所谓“按质论价”，主要是按出价钱的人的价值判断来确定的，而这些出价钱的人的价值判断，则又往往是以市场赢利为准则的。这样的“按质论价”会造成怎样的价值错位甚至价值颠倒，就不言而喻了。
从近年来文艺市场的实际情况看，文艺作品的“质”与“价”并不一致，有的甚至是倒挂的，一些在艺术上获得普遍好评的作品（包括学术著作），“质”不可谓不优，但却往往少有收益，甚至要自费出版；而那些一时颇为走俏的“痞子文学”、“商贾文学”、“艳情文学”、“裸露艺术”之类，却行情看涨，价码哄抬得吓人。至于它们的“质”优不优，人人心里明白。对这种不甚合理的现象，一时要改变也不容易。不过值得担忧的是，在目前文艺市场的运行机制尚不健全，哄抬市价之风愈刮愈猛，而事实上又“质”、“价”错位乃至倒挂的情况下，大力宣传所谓文艺作品“按质论价，优质优价”，很可能会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误印象，以为价高必定质优，从而造成事实上的“按价论质”，混淆或颠倒艺术评价标准，导致鱼目混珠，在文艺导向方面带来不利影响。
应当看到，用金钱来刺激鼓励艺术生产，可以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无论到什么时候，艺术的价值都不能完全用金钱的价格来衡量和标示。艺术有价，这个“价”主要是真、善、美的价值。用金钱作价虽然能使一部作品或沉或浮，却永远改变不了作品自身的美学价值。但愿我们的作者和大众不要被眼下文艺市场的市价行情所左右，模糊了对文艺作品艺术质量和价值的正确判断。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一片沉重的白云——读《萧军传》
王向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军是一位经历丰富、遭遇复杂的人物，为他写传实是一件难事。近读张毓茂同志的《萧军传》（重庆出版社出版），感到这本书很好地实现了这个任务，书中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萧军，一个可爱可敬的萧军，这本书也将会成为现代文学文库中具有久远价值的文献。
《萧军传》非常清楚地写出了萧军的性格发展脉络，取得了史传文学的史迹与艺术统一的双重效果。萧军本身的为人向来就是坦诚的，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从不隐瞒；毓茂同志与他有多年的忘年交情，又把他作为研究的对象，这自然能使他的头脑里有一个活萧军。他立意回答：一个热血的东北青年，怎样在山河破碎、民族多难的时代，由一个民族的斗士，曲折地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苦难历程。
《萧军传》是一部人物生平传记，但又突出地具有作家评传的学术价值。作者在著传时，凡是关系到萧军的作品与创作道路、创作思想的评价，都能从思想与艺术、经验与贡献、优长与不足等等方面，加以周详、公允、深入的分析评价，提供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对那些关于萧军的疑案，他对之都以事实的陈述、理论的分析，进行拨乱反正，维护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萧军传》把萧军放在了与同时代人的各种关系中加以记实表述，因此能从环境情势中见出萧军的全面为人。这中间最突出的是萧红。传中写了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以及他们的爱情的破裂，对此，能从双方的性格和人生追求上的不同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传中写出，萧红是一个集刚强、粗犷与脆弱、纤细于一身的奇异女子，而萧军则是一个勇武、粗疏，具有“强盗”一般灵魂的人，在萧红身边他永远以保护者的态度自居，但是长大了的萧红却并不永远都只需要这个，这是他们感情破裂以致最后分手的根本原因。
《萧军传》作为一本作家传记书，在写法上根据内容的需要，运用了多种行文笔法。其中的评析文字，剀切明晰，洋洋洒洒，使人澄心益智；叙述文字，从容不迫，详略得体，使人如读明快的散文；描写文字，笔触细腻，绘形绘声，使人如置身当时现场。传中的抒情文字，跳动着诗的灵性，激动人心，读起来使人特别感到愉悦。在《萧军传》的结尾，作者写道：“然而萧军却真的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可是通读《萧军传》的读者感到，当年从东北大地上形成的这一片带雨的白云，几十年间是多么沉重地难以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