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经济发展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马洪
一波同志的新著以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论述了１９５７—１９６６年十年间党和国家对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和情况，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我们的党史、国史提供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教材。同时，从中引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后贯彻十四大精神，按照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和中共党史都是很有意义的。
从经济上来说，１９５７—１９６６年的十年，是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经历曲折发展的十年。两年“大跃进”，连同自然灾害，造成三年大困难，经过五年调整才实现再发展。由于不顾客观经济规律，脱离实际地追求高速度，虽然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两年经济高速增长了，但紧接着出现经济大滑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五年间，平均来看，经济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平均每年下降０．４％。一波同志的著作系统地回顾了这一时期中央经济决策的主要过程，为我们展现了“大跃进”的产生、发展以及其后的治理整顿恢复的历史画面。一波同志作为当时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为争取当时经济的正确决策，克服经济困难，整顿经济秩序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当时那种特定的环境下，他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积极拥护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时又有疑虑和不同的看法，以致在反“反冒进”的南宁会议等会议上成为被批评对象。但是，在他的新著中，还是着重检讨自己的失误。这是本书的一个特色，是一波同志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地方。一波同志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经济发展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能急于求成，大轰大嗡，必须保持有效的宏观调节，尽量避免盲目性，则是我们在经济建设的进程中应该始终高度重视和充分注意的。”经济运动是有客观规律的，只有尊重和掌握客观规律，才能有效地提高我们的宏观管理水平。“大跃进”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失败了，但并不说明我国经济不可以加速发展，不可以跃进。
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课题要求解决。小平同志讲得好：“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仍然有大量问题需要探索解决。经济发展总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总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的，我们“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使经济保持相对稳定的高速发展，关键是要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大体平衡。中央最近提出加强宏观调控，做好经济工作，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要搞好宏观管理，协调好大的比例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还应当特别指出，一波同志在《回顾》中，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把“大跃进”等失误都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论述，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给予了正确的评价，特别是讲到了毛泽东同志一旦发现经济中的问题并认识到一些错误，能够及时予以纠正。是非功过、细致分明，读来令人感动。一波同志对历史问题认识的这种胸怀、这种高度，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品质，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第5版(理论)
专栏：
研究薄老新著加强党的建设
中组部部长吕枫
在纪念我们党诞生７２周年之际，一波同志新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出版了。这是值得我们党以及党史学界、全国史学界庆贺的一件大事。这部著作对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描述得完整清晰，史论结合，观点鲜明，议论精彩，“以史为鉴”的特点突出，读来追昔抚今，颇多启示。今天，认真学习研究薄老《回顾》一书，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掌握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无疑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阅读下卷后，在以下三个方面感受比较深。
一是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薄老在《〈农村六十条〉的制定》这一篇里，回顾了６０年代初，在毛主席的倡导和亲自带动下，全党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不仅成为我党６０年代前期转变工作作风、重新掌握工作主动权的思想先导，而且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谱写了我党调查研究史上的新篇章。薄老重点谈了对毛主席调查研究思想的认识，并以他深切的感受，谆谆告诫读者，切不可低估了调查研究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意义，更不能丢掉这个法宝。这对我们今天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新的事物、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层出不穷，更需要全党重视调查研究，学习和躬行实践毛主席调查研究思想，亲自做调查，系统做调查，针对普遍性的突出问题上下一齐动手做调查。现在不少领导干部在对调查研究的重视程度和调查研究的深度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要按照江泽民同志的要求，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每年至少拿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深入农户和车间班组，深入学校，深入各行各业的第一线，真正体察群众的情绪，了解群众的呼声，运用调查研究这个成事之基、谋事之道，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二是培养接班人问题。薄老认为，毛主席当年郑重提出接班人问题是富有远见的，但当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接班人是选不好的。这个分析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选拔接班人的任务比当年更重大、更紧迫了。薄老在书中引述了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对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一战略问题所做的深刻论述之后，接着强调了两点，一是要靠路线，二是要靠制度。我理解，就是要在正确的路线指导下选干部；在制度的保证下，使年轻优秀者脱颖而出，不胜任现职者及时调整，庸者劣者及时淘汰。各级领导班子的新陈代谢是不断进行的，需要一批又一批年轻干部成长起来，才能保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仅要抓几十个、几百个后备干部，而且要着眼于整个年轻干部队伍的培养提高；不仅要培养党政领导机关的年轻干部，还必须培养各条战线的年轻干部，比如建立一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企业家队伍等，以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
三是民主集中制问题。薄老提出三条：一是民主集中制理论要完备，并用以武装头脑；二是要从制度上保证任何人不能违背民主集中制；三是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养成遵守民主集中制的高度自觉性和高度责任感。这些见解，对我们很有启发。从目前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现状看，确实还有不少差距。当前需突出强调的，是要保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和组织上、行动上的高度统一。在领导班子内部要形成民主、团结的气氛，形成凝聚力、战斗力。在制度建设中，要切实研究解决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和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怎样把民主集中制这个最合理最便利的制度执行好、完善好，正如薄老所说“此事还任重道远”，但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人和制度两个方面不懈地抓下去，就一定会见到成效。
第5版(理论)
专栏：
帮助理解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功力作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郑必坚
一波同志这部重要著作上下两卷的出齐，是我们党史研究工作和国史研究工作的一件重大事情，也是我们党的理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的一件重大事情。这件重大事情，是在十四大确定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之后，又是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快要到来的时候，所以，它的分量，它的重要性和历史价值，就更加突出，正好适应我们党的需要！薄老八十高龄，历时五载，八十万言，这样辛勤劳动的成果，确实是为帮助党和人民能够更深入地思考历史，思考现实，同时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奉献了一件很有力度的不可多得的认识工具。这当然是了不起的一件重大事情。因此，我们中宣部的同志，广大的理论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都会为薄老这部重要著作的出版，向他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衷心地感谢和崇高的敬意。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一波同志在这部书的前言中这么说过：“本书所涉及的主要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基本的总结。我完全拥护这个决议。我觉得，《决议》对许多重大决策和事件毕竟只能作出原则性的论断，它们作为重要的历史研究课题，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和进一步分析。我写这部书，也是想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尝试。”那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书，说明了什么？我认为，它说明了薄老所说的这样的“尝试”是很不容易的，是很艰难的，是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尤其是下卷，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十年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同时又说明，他的“尝试”是很成功的。首先，之所以说这个“尝试”很成功，我体会是由于薄老这部书忠实地毫不动摇地坚持贯彻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精神，把这个精神出色地运用到各项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具体分析，并且很有针对性地有说服力地回答、澄清和纠正了一个时期以来人们思想上的某些疑点、难点，模糊以至偏差的认识。其次，之所以说这个“尝试”很成功，我体会是由于不但占有丰富翔实的档案文献和事实材料，而且用生动的笔触反映了一波同志本人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和重要领导人在亲身参与和直接观察过程中所获得的印象、经验和有关的思考，而这是任何文书、档案都不可能有的。这就不但能够使得亲身经历过这个时期的比较年长的同志读后感到十分亲切，而且能够使得广大的比较年轻的读者读后感到一般党史书籍所难以具有的很强的吸引力和可读性。第三，之所以这个“尝试”很成功，我体会是由于实事求是、客观公道的科学态度。一切靠事实来说话，一切放在当时具体历史环境之中来说话，而且把自己也放进去来说话。这样，说理就是实实在在的，令人信服的。第四，之所以说这个“尝试”很成功，我体会，最根本的一条是由于能够站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高度，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伟大成功实践的新高度，同时又十分注意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给各项重大决策和事件以历史的理解和总结。这样就做到了：既冷静地分析利弊得失，功过是非，无所避讳地指出责任和教训，而又不是苛责前人。既使人们对过去的曲折和失误有痛切之感，又使人们进一步深切体会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老一辈革命家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探索是何等艰难，探索中所表现的伟大革命精神和一系列积极遗产是永存的。同时，这部书既着重地深化对历史的认识，又有助于深化对今天的理解，使我们认识今天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来之不易，是具有深刻历史根据和经验基础的。由此可见，一波同志这部著作确实是很成功的著作，确实是党史研究和国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成功力作，是阐述发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的不可多得的成功力作，也是从历史经验的总结方面来推进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不可多得的成功力作。
第三点：一波同志这部著作对我们理论工作者的启迪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就是只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一切从实际出发，包括今天的实际和历史的实际，才能真正发挥我们理论工作的战斗力。一波同志在这部书的前言里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读者同志们能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些启发，从而加深对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认识，更加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进一步搞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我就更感到欣慰了。”我想这就是一波同志写这部书的根本宗旨。他把宗旨讲得这么明白，这么恳切，而他现在已经完成的两卷巨著又正是如此强有力地鲜明地体现了宗旨。这样，一波同志就用他的这部著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很杰出的学习榜样。
第5版(理论)
专栏：
党校培训干部的党史教材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薛驹
薄老的重要著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和它的上卷一样，是一部分量很重、内容丰富的力作。它的问世，是我国党史、国史学界和出版界的大事，也是我们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部上下两卷八十万字的著作，是薄老以八十多岁的高龄，花了整整五年的功夫撰写出来的。我们向薄老表示崇高的敬意。
薄老这部书，写的是我们党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的一个艰难曲折的时期。这十年的功过，历史已作出结论，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十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是十年建设和探索中积累起来的正确部分，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薄老的著作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段历史的发展线索，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这一段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发生在这一时期党的重大决策与事件所作出的科学分析和正确评价，具有重要意义和很高的价值。
从这部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多么艰苦的努力，甚至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薄老长期在中央工作，作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和党中央若干重大决策的参与者，采用个人回忆、历史档案和事件评价有机结合起来的方法，对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经济建设、生产关系的变革、党的建设等多方面作出阐述和分析，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也如实地指出了工作中的失误。尤其对一些重大失误是怎样发生的，党和人民为纠正这些失误又作了哪些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工作，作了认真的探讨和令人信服的评说。是非得失，秉笔直书；精辟论述，发人深省。因此，这部书不仅史料翔实，而且文笔生动活泼，读之有味。这部书使我们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同志，知道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如何探索未来，懂得历史的艰辛，振奋开拓前进的勇气。
薄老这部书不仅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独到的见解，为广大干部和读者提供了一部高层次的、生动的历史教材，而且对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高坚持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和重要的启示。我们要把薄老这部书列入党校培训干部的党史教材，认真学习，从中受益。
第5版(理论)
专栏：
党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党史新著
原中宣部副部长龚育之
薄老新著的出版，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了解它的历史渊源和历史由来，有重要的帮助。
薄老的新著，站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四大的历史结论的高度，回顾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这一段曲折复杂的历史。贯串全书的一条红线，就是用这段时间的经验教训，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作历史的论证。这不但表现为全书立论的基本着眼点，而且几乎在每个章节的总结性论述中都有着力的发挥。
在党史著作中，遵循党的历史决议和十四大的历史结论，体现了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因为，这个决议和十四大结论，是科学的结论，而不是主观的结论，是在重新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精神之后，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总结历史，经过集体的反复讨论，所作出的结论。它们既具有组织的权威，又具有科学的权威；而组织的权威是由科学的权威来支持的。遵循历史决议，当然要求人们遵循决议关于重大历史和理论是非的基本结论；遵循历史决议，同时或者说首先要求人们遵循历史决议所遵循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精神。党性本身就要求严格的科学性。科学的党史著作，不是以历史决议为出发点做简单的演绎，而是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从中引出合乎实际的历史结论来。所以，这是一项繁重的科学研究工作，要详尽地占有材料，进行周密的分析，而这正是薄老新著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这部著作搜集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大量著作、批语和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谈话，有的讲话（如１９５７年１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关于研究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问题“是一种科学”的讲话），引用的是原始记录，为如实地研究思想史的原貌提供了可靠的材料。不仅注意搜集代表中央决策的许多决议和文献，而且注意搜集中央决策所根据的当时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执行中央决策出现的实际结果。仅举两例，一是书中关于人民公社的酝酿，“共产风”的兴起以及刮这股风的指导理论和具体手段的记述（第７２８—７６６页），一是书中关于六十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兴起，几位省委书记和几位中央机关负责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和见识，以及中央常委们各自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记述（第１０７８—１０９０页）。在不少历史环节上，这部著作材料的丰富，脉络的清晰，论述的周到，是我读过的其他许多著作不能相比的。
薄老新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总结历史中对我们党过去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我们党现在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科学的论证。这集中地见于全书最后一篇十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中，也分散地见于书中其他许多篇的论述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防止“和平演变”那一篇。其中详细记述了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毛泽东关注和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整个历史过程，从中得出结论：“３０年前，毛主席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的战略策略的转换，及时地提出这个问题，并教育全党同志长期保持应有的警觉，这是很必要的，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深谋远虑。然而，历史也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当年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认识和实践，在许多方面显然是过了头了，捕风捉影的色彩甚多，因而不符合实际情况，是错误的，这就不能不付出很大的代价，留下了沉痛而深刻的教训。”薄老指出了这样几点教训：“首先，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其次，对于什么是修正主义，认识并不明确，甚至把很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当作所谓修正主义、‘和平演变’来加以反对”。“再次，当时防止‘和平演变’所采取的措施，有许多是不正确的”。总之，防止“和平演变”要正确地进行必要的教育和斗争，同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说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站得住，会不会垮，关键在于自己的经济建设搞得好不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是不是强大，人民生活是不是不断得到改善。如果这方面工作搞得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谁要‘演变’也演变不了。”（第１１５２—１１５５页）
薄老抱着老共产党员的满腔热情和对人民事业、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来回顾党的历史，为我们党在艰难困苦和艰辛探索中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欢欣，为我们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发生的重大失误而痛心，要求我们通过研究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不动摇。我们从事党的历史和党的理论研究的后辈，身份同薄老这样的领导人不同，但是薄老这些同志研究党史所坚持的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共产党员，党史工作者，站在人民立场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在研究党史和人民历史的时候，要置身党和人民的事业中，而不能“置身事外”，像研究古代和外国历史故事那样去研究党史，更不能用搜奇猎异的低级趣味去研究党史。党性要求严格的科学性，也包含要把党史研究当作严肃的科学工作来从事这一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