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粮价放开之后……
——皖南农村见闻
本报记者江夏何加正
他们为什么补齐了苗？
５月底，从农业大省安徽的省会合肥市出发，一路南行，特意留心路旁的农田。据一些新闻传媒的报道，安徽是粮田抛荒现象比较严重的省份之一，可我们所见却是——块块稻田栽得满满的，车窗外闪过一波波悦目的新绿。偶尔有一小片空水面，也是刚起过秧的秧田。情况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呢？
沿途采访，一路问去，答案大同小异：情况确有变化。变化的原因是国家政策指导加市场需求拉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有所提高。国家公布了一系列粮食产销政策，在农村引起了很大反响。但相比之下，看涨的粮食行情对农民的影响更直接、更具体。从３、４月份开始，沿海的江、浙、闽、粤一带到此地买粮的人络绎不绝，粮价普遍高于去年同期，而且一手交钱，一手提货。巢湖、安庆等几个地区往年发愁销不出去的粮食库存都开始动销。不少农民就是在市场信号的引导下，把准备抛荒的稻田补齐了苗。
据省农业银行介绍，不仅皖南，安徽其他一些地方的情形也大体如此。沿海地区为什么忽然转向内地粮产区购粮？其说不一，有的说是要补充库存，也有的说是因为汇率变动后，进口粮食不合算。不管怎么样，有人肯出好价钱买粮，对粮产区的农民总是福音。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虽难下定论，但粮产区农民开始接受市场的信号，并据此安排生产，此事蕴含的重要意义不可低估。
民间“游击队”活跃起来
车过肥西县上派镇，路两旁的小粮食加工厂多了起来。十来辆运粮的大卡车吸引我们走进不远处“富强米厂”的小院。这是一个三家合伙、自筹资金办起来的小加工厂。有两间房里整整齐齐码放着装满稻米的麻袋。这个厂的合伙人之一王大山告诉我们，这些米是准备运到广东去的。问起他们的经营情况，王大山很兴奋：“现在粮价放开，我们可以敞开干了，一年可以干到８个月，每月加工１５万公斤稻。主要是为议购公司代加工，他们供原料，我们每公斤收４分钱加工费，把稻谷加工成大米，米糠加工成饲料。因为环节少、价格合理，货物出手快，我们只要有十多万元流动资金就够周转的了。”再问他今后有何打算，他坦言相告，１０００公里范围以外的大批量运销，资金周转一次要半个月，他们没这个实力。他边说边感叹，作粮食生意，赚钱不多，可是稳当，他们这个厂一年能净赚２万多元。据说，这条公路６公里，就有３５部稻谷加工机器。
与富强米厂相距不远，有一个挂着牌子的中心区国营粮站。走进铁栅栏门，可以看到高大、气派的仓库，院子里干干净净，不见忙碌的痕迹。粮站的杨副经理告诉我们，今年粮食行情不错，往年积压的库存几乎出空了，天一放晴，就要开秤收油菜籽。说起粮食市场的放开，这位副经理对过去“粮老大”的日子并无留恋，说是过去收得越多，亏得越多。但现在工作难度的确大了。威胁倒不是来自粮贩和个体加工户，他们在仓容、资金、技术等方面还不是对手，关键是自己还被捆着手脚，价格等很多方面不灵活，没有竞争力。再说粮站还有不少上缴任务及历史的包袱。如果能有更多自主权，真正放开经营，多搞些深加工，相信效益会好。
简短的交谈，却可以感觉到粮食部门的经营意识在苏醒。虽说个人的买卖与国家的买卖有许多不可比之处，但毕竟经营粮食不是只有亏损一条路，问题是多渠道经营后，各路高手绝不会在原地等着粮食部门转换机制，他们的羽翼正丰满起来。
有这样一个种粮户
在桐城县老梅乡，采访正赤着脚干活的青年农民朱建亭，小伙子不善言谈，但有问必答。这是一个典型的靠种地过生活的农家。夫妻二人带着两个上学的孩子，种４亩地，喂３头猪，粮食够吃，还能卖个８００—１０００公斤。
“种田还请人吗？”“不，请不起，我们５户合买了一头牛耕田。”“为什么不用拖拉机？”“地块太小转不开。要上公路跑运输，办各种手续很麻烦。”“如果别人有地转包，你还愿多种吗？”“不愿意，种粮不赚钱。去年卖粮得的３００多元钱，开支都不一定够。”“那你为什么还要种田？”“挣点吃的呗，两个孩子上学，一学期要１００多元钱，卖粮不够，还有猪和油菜籽，去年种了一亩西瓜，比粮食来钱。另外农闲时还作点小工。”“没试着作生意吗？”“没有本钱，再说生意也难作。”
到他家去看，房子还是１０多年前盖的，脚下是泥地，四周是泥巴墙，一抬头竟然透过屋顶看见了蓝天。屋里桌椅、床铺都很简陋，除了一个落满灰尘的旧电扇，再没什么像样的家什。“你什么时候打算再盖房？”“１０年以后吧，再盖这样几间房，得万把元。”“银行里有存款吗？”“没有，村里种田的都没有，有时候还需要临时向别人借几十块钱呢。”他告诉我们，村里以种粮为主的农户，情况都跟他差不多。
这就是粮产区靠种地为生的农民，虽不愁温饱，但也没有余钱；尽管粮食不赚钱也还要种，因为没有别的门路；既不会轻易放弃土地，但也没有扩大规模或精心侍弄土地的积极性。如果在这样一个模式中循环往复，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富裕恐怕都谈不到。
粮价的放开，意味着粮食——这一最大宗农产品的商品化、市场化。我们从省里、县里到村里，走一路看一路，可以感觉到，从领导者、生产者到经营者，围绕粮食作选择和判断的依据，越来越偏重于市场。粮食市场正在发育之中，多渠道流通的格局已具雏形，农民、粮商、运输户都可以有多种选择。尽管目前粮食市场还不规范、不完善，甚至时有波动，就像水产品、畜产品、果菜等放开之初一样，但只要各方面能够更自觉、更成熟地研究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让市场机制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假以时日，粮食的生产和经营终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第2版(经济)
专栏：
期盼与选择
——访京城几位个体户、私营企业主
本报记者赖仁琼
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使人们面临着种种困惑、思考和选择。最先下海的一批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他们在想什么？干什么？盼什么？
“盼法律法规早日出台”
走进北京光伟电器服务部狭小的店堂，突出的印象是这里过于寒酸。与五星级的王府饭店相邻，感觉尤为强烈。
店主胡大鹏干个体修理已经２０年。他是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个协副会长。“每次人代会上发言，我都提出尽快为个体、私营经济立法。”胡大鹏说，１９８６年出台了《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但早已不适应今天的形势。什么是个体工商户？什么是私营企业？什么可以经营？什么不可以经营？他们对社会有何责任、义务？又有哪些合法权益应该得到保障等等，都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到去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已达１５３３．９万户，从业人员２４６７．７万，私营企业１３．９万家，从业人员２３１．８万。个体、私营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关键在立法。老实说，不少从业者仍心有余悸。要发展就得增加投资，以扩大再生产。假如你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全投进去了，如果没有法律保护，谁能踏下心来？所以，只有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才能保障个体、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２０年前，胡大鹏因健康原因离开国营工厂干起个体修理。他说，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三产或干个体。以前多数人对个体户有偏见。其实，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遵章守法对社会有贡献，就会受到尊重。他认为，个体、私营经济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去年，全国个体、私营企业上缴国家税金达２０３亿元。胡大鹏说，在新的形势下，个体和私营企业主将会不断地调整、提高自己，以寻找新的发展。
不发展就是倒退
１２点刚过，西单北大街的新阿静酒楼宾客如云。这家中外合资粤菜馆的老板，就是６年前以９０００元起家独闯天下的广州女阿静。
风风火火的阿静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她精明干练。“经常有人问我，你是怎么过来的？”阿静莞尔一笑：“遇到的难事真不少，但解决了就不觉得难了。”
这几年，阿静的事业不断发展，数今年发展最快。她说：“当然是现在政策好啦！”阿静亲历创业的艰辛，对已有的一切倍加珍惜。她并不满足于一个新阿静酒楼的成功，目前，正在考虑开办分店。“不发展就会倒退。”她说：“我希望政局更加稳定，政策更加开放。”
与阿静相比，北京东坡餐厅经理张达的不同之处是把发展方向转到了高科技开发。“现在大家都明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张达说：“但要振兴、繁荣经济，没有大量知识分子的参与怎么行呢？”
１０年前张达办起了一家在文化人中颇有影响的川菜馆。虽然当老板做买卖，但张达却十分关注国家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得知清华大学几位科研人员缺少经费，他出资数万元，使他们完成了生物肥料的研制。几位老教授因此与他成了好朋友，彼此的信任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北京东坡新技术研究所由此诞生。当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不是吹糠见米的短平快项目。张达说：“但我对前景充满信心！”
目前，张达与合作者正在进行生物肥料规模生产的前期准备和微电子传感器的开发。从餐饮业转向科技开发，张达由此感到生命丰富了许多。
更需提高自身素质
被誉为“点子大腕”的何阳几年前自己砸了铁饭碗，靠２００元辞职费办起了北京和洋民用品新技术研究所。开始他搞发明，后来给企业出点子。近日正在撰写《何阳的点子》一书。
“干个体最困难。”何阳对此体会尤深。何况他干的还是技术转让和信息咨询。
“刚开业那会儿，真难想象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和大企业会来我这个民办的科研所咨询。”但仅仅几年，何阳以满脑瓜的“点子”使一些企业起死回生。何阳由此体会到知识和智慧的价值。他由衷地叹道：“是市场重奖了我。”
近年来，何阳看到一些个体户今天开粤菜馆，明天改发廊，过些日子维持不下去了，就只好出租店铺。他说：“现在不同于８０年代初期，个体私营工商业者若不尽快提高自身素质，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就会逐渐被淘汰。”
眼下，越来越多的人发出赚钱越来越难的感叹。“这毫不奇怪。”何阳说：“现在来找我们出点子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也越来越多，市场竞争是无情的，过去靠廉价劳动力生存的企业，今后将被用工少的高科技行业所取代。我们既需要转变体制，转变观念，更需提高自身素质。否则，将很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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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尉氏县兴起“家庭股份制”
关超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河南尉氏县上千个“股份经济”家庭应运而生。这种家庭经济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小农经济观念，一家人合资办企业，合资入股，民主管理，按股分红。
过去，尉氏农村广大农户的经营大权全由父辈们掌管，什么事都是家长说了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逐步认识到家庭经济也要科学管理。父子、兄弟之间合作办企业，平等入股，盈利后按股分红，遇风险合理分担。经营权也不由长辈一人说了算，谁入股多，谁懂技术、会管理，就由谁负责，而入股者共同参与管理。该县小陈村的杜留父子３人，筹资建起一座养鸡场，股份各为１／３。赚到钱后，其父满足现状，反对两个儿子再建一座养兔场的计划。结果在表决时，因股份没有两个儿子的多，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两个儿子于去年８月筹资一万元，购回１００只“哈白”兔和“新西兰”种兔办起了养兔场，由于长子在县职业高中学习过养兔专业，兔子的繁殖率、成活率都很高，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收回了成本，并赢利１０００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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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羽绒身价不凡
本报记者刘燮阳
俗语说：“鸡毛蒜皮”，不值一提，而“鹅毛鸭绒”，则要另当别论。用鹅鸭绒制成的各类精品，已成为我国赠送外国元首的高贵礼物。
鸭鹅绒是一种优质的天然纤维，具有“轻、软、松、暖”的优点。我国有丰富的鹅鸭绒资源。东北盛产大白鹅，南方则鸭群遍地。江西省作过测算，原计划在４年内，使全省鸭鹅饲养量达到１亿羽，结果到去年就超额达到１．０７亿羽。
旧中国，大量的鸭鹅绒被当成废品扔掉了。直到１９０１年，我国商人才开始在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口岸建立了羽绒加工厂，将加工后的羽绒外销东、西欧市场。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羽绒业也开始新生。
我国羽绒业真正蓬勃发展，那还是改革开放以后。７０年代，我国从德国引进三套先进羽绒加工设备，分置在上海、广州、福建羽绒加工厂，从原料加工到水洗全部自动化，粗加工变成精加工，羽绒质量更上一层楼，身价百倍。到了８０年代，我国羽绒业，广泛用于服装、床上用品，劳保用品……不再单纯出卖原料。全国从南到北，制作羽绒服装的企业由原来１０多家发展到３０００多家。羽绒制品越做越精致，品种越来越多。
羽绒制品是我国新兴的行业，一年创汇５亿多美元，世界羽毛绒制品贸易量的一半是从中国家禽身上“拔”下来的，它对羽绒国际市场举足轻重。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地羽绒产品质量有高有低。特别是一些乡镇企业蜂拥而上，缺乏必要的宏观管理，在技术上还需要狠下功夫，精益求精，在品种质量上，需要跟上时代潮流，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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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周末话题
国有企业缘何钟情农民工
墨村
近日记者到河北一家大型制鞋企业采访，厂长介绍，企业现有职工３０００多人，其中农民工数量已多于正式工。此言一出，令人一惊。该企业是利税大户，职工收入也在当地排前列，一个就业热门单位，何以大量用农民工呢？
过去企业有一句顺口溜：“正式工看，临时工干。”一些企业的脏累工种多由农民临时工来干。深一层看，这多少反映了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迫切性。农民工肯干，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得来不易，而正式工看，是因为干不好也有饭吃。
该厂长列举了用农民工的好处：年轻力壮，肯学习，肯吃苦；企业负担轻，除了一定的福利待遇外，不用担心住房，不用担心退休金；他们是真正的合同工，用则招，不用则退，违厂纪者，工厂开除没阻力。好处这么多，谁不想多用呢？这家制鞋厂效益居同行之冠，这是绝招之一。有人说，用农民工的体制同发达国家的用工制度大有相近之处，我们国有企业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是否应从中有所借鉴？
农民工进城对企业用工制度造成冲击，有人肯定，也有人否定。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应更多地看看企业的实际，听听企业的意见，因为企业是用工主体。既然企业享有用工自主权，企业从效益和需要出发，用什么样的工人，就应是企业自己的事，何须外界指责呢。退一步说，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困难重重，企业用工人情债难破，避开这些一时难解的矛盾，选择用临时工，不能不说这是企业家的高明所在。
企业劳动力的后备军来自劳务市场，有些人认为劳务市场是为城镇就业人员设立的，目前国内的多数劳务市场也是按照这一思路工作的。其实，这种观点值得进一步研究。现在，我国农村有一亿五千万富余劳动力，从数量说，他们应被看作是劳务市场的主力军。最近，国家劳动部负责人称赞温州的劳务市场是“真正的劳务市场”，而温州劳务市场的特色就是成功地组织了当地农民工向全国四面八方的城市输送。
企业钟情农民工，对我们传统观念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城市人有一种优越感：“生下来就有铁饭碗”。而这种优越感随着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深化，正在被打破。农民工进入国有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新的活力，也带来了新的观念。
第2版(经济)
专栏：
俏货：一锤定“价”
于振海郭提
随着一声锣响，市场十分紧俏的２８０吨苯酚和１４０吨聚氯乙烯在太原化工厂现场成交。长时间苦盼，产品最终到手的几位用户高兴地说：“竞价销售，公平竞争好。”
太原化工厂是我国化工行业的大型企业。今年以来，这个厂生产的苯酚和聚氯乙烯市场看好，产品销售价格节节攀升。可是产品紧俏，用户骤增也给企业的销售活动带来许多新问题。公司和上级一些部门领导写条子求购，铁路、电力、金融等行业的人员也利用业务关系要求“优惠”，对此企业感到应接不暇。针对这种情况，厂销售部门决定拿出一部分紧俏产品进行竞价销售。
７月６日上午，来自全国近百家用户的１５０多位客商汇集太原化工厂销售处，参加竞价。第１轮是３０吨苯酚暗价交易，一张张三寸见方的白纸上顾客写出自己保密的价码，结果来自江苏镇江贸易公司的用户以高于该厂每吨产品售价近千元的价格成交。这位用户高兴地说：“我们报对了！如果少报１００元，货就另属他主了。”
接下来是第２轮、第３轮，一共１７轮下来，厂家准备的４２０吨货物全部销售完毕，现货现价，成交额３６９万元，厂方比计划售价多赚了３７万元。
厂家向用户竞价销售自己的产品是件新鲜事。厂里的销售人员说，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订的合同兑现情况很差，经常出现有合同的不提货、没合同的无货提，《条例》把产品定价权给了企业，竞价销售紧俏产品，今后我们还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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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加盟广告
百合
假如你收到一封信，看封皮不像是熟悉的人寄给你的，你会怎么办？十有八九会好奇地打开看个究竟。等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恰好也就“中计”了：一封商业广告信函，被你自觉自愿地读了一遍。邮政广告正是利用人们收到信件时的心理，达到了目的。
所谓广告邮件，即把广告所要表达的意向，以邮寄的方式直接传送到广告对象手中，它可以是信函、订货单、调查表以及各种可寄的广告内容。在一些发达国家，邮政与广播、电视、报刊并称为广告传媒的四巨头。邮件广告早已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是邮政的一大财源。而我们国家的情形却不同，广播、电视、报刊在广告业大出风头十几年之后，邮政才醒过梦来，自己手中的这张邮递网络，既然可以传递普通邮件，不也同样可以传递广告邮件吗？
直到去年，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开办的全国首家邮政广告公司诞生了。开业以来，收到广告信函已达上亿件，并以平均每月百分之二十的速度持续上升。
与其他广告传媒相比，邮政广告一起步就显出自己的优势：投资相对较少，一封信邮资不过二角钱；针对性强，可以选择确定广告的接受者；广告信函可以直接寄往各单位或家中，到位率高，收看率自然也高。再加现代化的设备和独家的“中国邮政数据库”，使广告信函的封装邮寄全部实现自动化流水作业。这一切，都使邮政广告这匹半路杀出的黑马颇具竞争力，令其他传媒不敢小觑。
我国的邮政广告大多是发往企事业单位的，直接寄到个人手中的所占比例极少。这是因为目前我国还没有完善的私人通讯录，寄送给个人的广告信函，是靠邮递员在送信报时逐户递送的。北京市邮政广告公司负责人说，到今年年底，他们将用计算机建立一个覆盖整个北京城的个人名址通讯库，老百姓个人收到广告信函的比率会大大提高。
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发现信箱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广告邮件，许多都来不及看只好扔掉——像发达国家那样。但是，这一天离我们还十分遥远，因为在发达国家，平均每人每年收寄函件数达五百至六百件，而我国却仅有五件。人家是一天将近两封信，我们是两个多月才一封信，谁还会弃之不顾呢？
邮政加盟广告，为企业与用户之间架起了一座通向市场的桥，同时邮政也把自己推向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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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总得拿出办法来
农副产品卖难、价贱伤农的现象在各地时有发生。光抱怨没有用，总得拿出个办法来。县、乡、村各级领导，包括农民自己，都该仔细想想问题的症结所在，是该加强市场建设，加快搞活流通，还是该调整种植结构，使产品品种趋于合理，或者是在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上作文章？有些事农民自己可以做到，有些则需县乡的服务组织甚至政府出面牵头组织解决。不管怎样，如果总是让农民吃亏，最终受损的还是亿万消费者。 ——编 者
右图：湖南省贫困县之一的隆回县，是著名的辣椒产区，今年全县商品辣椒面积3.2万亩，预计平均亩产鲜椒1500公斤以上。6月中旬以来，县城农贸市场每天的鲜椒上市量达7万公斤，每公斤价格只有0.2元，最低时只有0.16元。
下图：这位青年农民扳着手指算了一笔帐：他家今年种了1.8亩辣椒，种苗、化肥、农药、薄膜等开支550元。1.8亩辣椒预计可产鲜椒2800公斤，以每公斤0.2元计算，收入560元，刚好收回成本，一年的劳动等于白搭。喻本三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