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读后感
胡绳
薄一波同志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已经在１９９１年５月出版，受到各方重视。作者又经过两年努力，把这部书的下卷也写成了。这是值得欢迎的。
薄一波同志在他的书的上卷的前言中说明，“这是我的一部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书。写的是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前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上卷的内容是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６年这八年。下卷的内容是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６年这十年。
这部书的下卷，恐怕应该说比上卷难写得多。因为上卷涉及的八年，总的说来是党和国家的工作顺利前进的时期，而下卷涉及的十年，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十年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有许多失误。这些失误造成了工作上的许多损失，而且终于导致了对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本书作者在上卷前言中已指明，这十年是“我们党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经历的一个艰难曲折的时期”（上卷第２页）。这个断语是需要论证的。为什么必须经过一个探索时期呢？在探索中有没有什么积极的成果呢？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严重的失误呢？而且为什么积极成果为失误所掩盖了呢？这种探索究竟有什么历史意义呢？它和１９７８年以后的新时期有什么关联呢？今天回顾这十年的探索，特别是探索中的许多失误，可以得到什么经验教训呢？这些都是需要答复的问题，而且并不是很容易答复的。
我们读一波同志的这部书会感到，他毫无顾虑地面对一切事实，从事实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在下卷中以４５万字写了２２个题目，从容不迫，条理分明，摆事实，说道理，读之使人忘倦，发人深省。书中的叙述和分析，既是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又是提纲挈领的而不是繁琐的。书中评论许多重大决策和事件的是非、得失、成败是有分析的，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出发，并不是简单地根据现在人们在实践和认识上已经达到的水平，对过去说三道四；同时又是按客观历史本身的逻辑，说出现在人应该如何接受那一时期的许多经验教训。本书作者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令人信服的论述表明了，在１９７８年以后的新时期中党的路线方针的制定，是和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６年这段时间中的经验教训有密切关系的。我感到，读这本书可以对三四十年前的过去获得比较完整深刻的了解，而且通过对过去的了解，进一步提高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包括我们党所执行的并将继续贯彻执行的路线方针的认识。总之，我认为这是一部饶有兴趣的值得一读的好书，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
在这里，我只就以下几个方面说一点初读后的感想。
第一，这部书是如何叙述和评论这十年间的重大决策中的失误，恐怕是读者们所特别注意的。
应该说，本书对这些失误是毫不掩饰的。这些失误无论涉及谁，涉及毛主席、少奇同志或其他领导同志，其中有些也涉及作者本人，本书都一一据实加以叙述和评论。这些叙述是客观的，这些评论是有根有据的、讲道理的。
这里试举一个例子来看看。１９５７年冬到１９５８年初这半年间，毛主席曾连续不断地批评反冒进。他的批评是针对陈云、恩来、先念和其他管经济工作的一些同志的。从后来的事实发展看，毛主席当时的批评和责备显然是错误的。本书中明确地指出，“批评反冒进是不适当的，批过了头，为以后的大冒进开了路。”（见６５１页）书中还说，“对反冒进的批评具有标志党内政治生活开始转向不正常状态的严重性质”（见６５４页）。这些相当尖锐的论断，不是简单地轻率地得出来的。本书在上卷中，已经对１９５６年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为什么和怎样提出反冒进的问题，作了说明。在下卷《批评反冒进》这一篇中，首先对毛主席批评反冒进的经过情况如实地加以叙述。然后又在五个问题上，基本上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明了他对反冒进的批评的内容。作者在这五个问题上，或多或少地作了些评论，然后才对批评反冒进这一段历史作出总的评估。读者会感到，这样的评估确实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是能够给人以有益的教训的。书中还从对这段历史的评估，进而论述到，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党内的批评必须正确地进行，必须有充分的依据作基础，必须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能进行过火斗争，以势压人。批评的重点是正确地分清是非，目的是取得经验教训，有利于促进和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党的工作。”（见６５４页）我以为，本书对于过去历史上的决策中的错误的评论，可以说就是党内批评的这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的实践。
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反右倾、１９６２年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等等事关全局的失误的议论，占了本书的很大篇幅。读者可以看到，本书中明确地说明了毛主席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和这些失误的关系，但也从事实出发，说明不能把一切责任归于个人。例如，７４７页上说，“人民公社的建立，虽然毛主席负有主要责任，但决不是他一人的责任。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我们这些参加北戴河会议的人，都举了手，都有一份责任。”又如，１１０３页上在论述１９６２年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及其失误时，根据许多事实说明，“当时存在的‘左’倾思潮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人的责任，而是全党性的思想认识问题。”读者还可以看到，本书在对于这些重大失误的认真研究中，不但说清楚了这些失误为什么必须被认定为失误，而且努力探索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书中往往把造成失误的个人的因素和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所得到的许多结论是很珍贵的。
这十年中，党内只反右，不许反“左”。所反的右几乎又都不是真正的右，“左”却泛滥了起来。对这些情形，书中讲得很透彻。作者说，“建国以来，我们在工作中虽犯过右的错误，但更多的是犯了‘左’的错误。‘左’是一个顽疾”（见１０４３页）。
这十年的经验证明，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一般地看成是阶级斗争，把某些不同的意见说成是资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这是非常有害的。针对这种情形，书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党内矛盾主要是认识问题。当然，不能排除社会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党内也会有某些反映。但如果把党内存在的认识上的分歧和不同意见随意说成修正主义、阶级斗争，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破坏党内民主生活，导致在政治上犯错误。”（见１１００页）很明显，作者是严格地按照自己所提出来的这种观点进行论述的。他把“左”的错误观点和“左”的思潮，总是当作认识上的错误来加以分析评论。固然他也说明这些错误认识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是不给这些错误的认识戴阶级的帽子，把它们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我认为，这样做是好的。既然经验已经使我们看到，把阶级斗争任意地引入党内是非常有害的，那么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也不应该重犯这种错误。对党内的错误倾向，深刻地剖析其认识根源，至少要比简单地扣帽子更能够给后人以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本书对许多事情分析得很细致，说出了许多读者所没有注意到的情节，从而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看法。
对此，我想在这里举两个例子。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提出了一系列至今看来还是正确的方针政策。但不到一年后，在反右斗争中发生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１９５７年９月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１９５８年５月八大二次会议进一步发展了八届三中全会的主张。同年，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都显然离开了八大制定的轨道，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八大后两年的这种变化，究竟是怎么来的？如果认为八大一开过，所有的文件都被撇到脑后，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
本书指出，１９５６年的八大的一个重要功绩，是适时地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从解放生产力转变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来的决定。这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实际上在八大以后，党中央是尝试作过工作重心的转移的。本书中说，“１９５８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试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愿望。”（见６５８页）又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一条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无疑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是相适应的。”（见６７３页）这样说是符合事实的。当时的所谓“大跃进”也是把全党的注意力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如实地指出这些，当然不是为那时的总路线和“大跃进”辩护。书中对于“决策本身的某些缺陷和执行中的巨大偏差”，作了详细的论述，说明了“这次工作重心转移的尝试，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经济生活连续三年的严重困难”。（见６５８页）
仔细研读这些论述，会使我们看到，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是单凭主观愿望就能做到的。１９５７年的经验，乃至后来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４年以后的经验，都表明对形势的估计是多么重要。如果无中生有地、或者不是恰如其分地而是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那就必然把重心转移的良好愿望冲垮。还可看到，要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就必须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保证。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当时就能提出两个基本点，包括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等等政策。但是书中用生动的丰富事例说明，不懂得也不愿意承认客观规律（客观的经济规律乃至客观的自然规律），沿用革命战争时期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来搞经济建设，这样做只能达到破坏生产力的效果，也就必然使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心动摇。“大跃进”既不证明工作重点不应该转移，也不证明国民经济不可能发展得快一些。由于书中对八大正确的决定（其中也有一些不完备的地方）如何转向反面，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我感到人们是可以从这里得到相当丰富的教训的。
我在这里想讲的本书中另一个分析细致的例子，是关于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这次庐山会议，开始是反“左”，继而转为大反其右，在全党全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从表面现象看，那就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一封信，而毛主席不能用正常的对待党内批评的态度来对待这封信。这当然都是事实。但是如果彭总不写那封信，毛主席对待批评的态度好一些，形势发展就会完全不同么？这好像很难令人相信。
书中认为这次庐山会议以前半年多的纠“左”，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也指出，这时期的纠“左”是极不彻底的。书中说，“当时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下进行的，如果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动摇，就认为‘是一个观潮派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在这个前提下纠‘左’，当然是不可能彻底的，因而庐山会议后期出现反复，就不足为奇了。”（见８４０页）这就是说，庐山会议的反复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不是仅由于彭德怀同志写封信这样一个带有偶然性的事件而发生。所谓不彻底，就是不认识、也不承认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指导思想有什么失误，而认为那是完全正确的。书中说，“因此，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用说‘言词偏激’，就是稍有微词，也就成了‘对立面’，成了‘右倾’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右倾机会主义’，说到底，无非就是他们要求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毛主席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这是他不能同意和接受的。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我想可能就在这里。”（见８６７页）据此，我认为，本书作者下面这段话是说得有道理的。“即使庐山会议上没有彭德怀同志的信，党内对‘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和分歧也仍然存在，而且全面维护‘三面红旗’的意见占主导地位，所以庐山会议也不可能彻底纠‘左’。”（见８７５页）当然不能从庐山会议得出彭德怀同志不应该写那封信的结论。彭总的信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及时收到好的效果，但是从长远的历史的意义上说来，他写信这一举是具有积极的伟大的意义的。
庐山会议在如何对待党内的不同的意见的问题上，留给后人以丰富的深刻的经验教训。对此，本书中有充分的论述。从书中的论述还可看到，对于党内的“左”的错误要彻底纠正，是很不容易的。所谓彻底当然不是加上几顶阶级帽子，不是采用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庐山会议采用的至少是近似于这种方法），而是要在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本书对庐山会议作了深入的分析，其用意可能是在此吧。
第三，前面已经说过，本书作者认为，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６年这十年，是我们党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经历的一个艰难曲折的时期。
这里就来略微谈一下，反映在这本书中的探索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书中引用了毛主席１９６１年８月在庐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对这些话，一波同志评论说，“那时人们还不大兴使用探索这个词，但毛主席这段话已清楚地表明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要在实践中探索的思想。”（见１２７０页）对于过去没有做过和并不真正了解的事情，要能完全弄清楚，固然也可以参考前人已有的经验，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经验和以自己经验为依据的思索。人们往往要经过挫折和失败的反复的过程，才能逐步地排除错误的认识，并从比较肤浅的认识，逐步达到比较深刻的和正确的认识。承认探索的必要性，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中国，当时说探索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那时至少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不需要独立地进行什么探索，只要照葫芦画瓢，一切都可以而且应该照苏联已有的办法去做，探索就完全是多余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进行探索，就是说，不是在一切事情上都跟着苏联亦步亦趋，不是在一切事情上苏联曾怎样做就只能怎样做。应该说，毛主席是看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并不是十全十美，而是有相当严重的缺点和弱点的第一个人。一波同志在书中说，“建国以后，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的做法，但毛主席不久就发现这种做法存在不少弊端，力求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主席还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也可以加快，应该比苏联搞得快一些，好一些”。（见６５９页）１９５６年毛主席写的《论十大关系》中，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弱点的论述，在当时可以说是极为深刻的。所以一波同志的书中说，“毛主席１９５６年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１９５８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见７１８页）不过这个探索在根本上是失败了。
要摆脱苏联的那一套模式的弊病，进行探索，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甚至提出这种想法，也是不容易的，几乎近于大逆不道。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已经形成了一套看来很完整的经验，这套经验不但已经收到相当的效果，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套维护它的理论，也形成了只能遵守，不许丝毫违反的权威。毛主席有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性地，也就是违反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意愿，而走出自己的道路的经验；又有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不照抄苏联办法而取得成功的经验。毛主席还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的经验，敏锐地看出苏联模式的弊病和弱点。因此，毛主席勇敢地向中国党提出独立地进行探索的任务。毛主席自己进行了这种探索，党的许多领导人在毛主席的鼓舞下，也进行了这种探索。
一波同志的书，反复强调探索之艰难。的确，一般说来，对于过去从未遇到过的事情，从不知到知，从不甚了了到完全了解，总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特殊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问题上，还要排除由于苏联的经验而形成的一些凝固的然而是不正确的观念，就更加复杂和艰难了。
根据一波同志书中的论述，我想，在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６年这十年的探索中，出现了大致有下面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仍然陷在苏联模式的弊病中。最明显的就是始终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是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为主体的体制，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作用。
第二种情况是，抛弃了苏联的那种束缚各种社会积极性的僵化的模式，但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不顾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为单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就可以几乎无限制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就可以把生产关系提高到最理想的程度。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这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强调阶级斗争，虽然和苏联３０年代有近似之处，但因为和大搞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也具有自己的特色，造成特别严重的灾害。
第三种情况是，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不彻底，收效甚微，未能坚持进行。一波同志在《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尝试》一篇中所说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因此他主张，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扩大一点企业的权力。根据毛主席的这种思路，在１９５６年以后的几年间，进行了几次以放权给地方为主的改革。一波同志肯定在这些改革中包含着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又指出，这种改革当时并未生效，往往成为放权和收权的反复。其所以如此，是和存在着上述的两种情况有关系的。
第四种情况是，党做了不少纠正“左”的错误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缩小了“左”的错误造成的危害，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尤其可贵的是，还提出了一些从长远意义上说来很有价值的新的观念。例如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坚决驳斥了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强调了经济核算的重要性。在１９６０年以后，随着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央领导同志们在工业、农业、知识分子政策上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好的思想。在本书中，对于１９６１年邓小平同志领导制定《工业七十条》的指导思想，对于１９６２年邓子恢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对于周恩来、陈毅同志在１９６２年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都作了高度的估价。书中还谈到６０年代初期，曾试办托拉斯。当时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已经逐渐发现单靠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管理企业，有不少弊端。少奇同志还说，要学习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很容易想象，这样的看法不久后就被攻击为资产阶级观点。总之，在那十年中确是经过正面、反面的经验，得出过一系列好的思想，表现了摆脱“左”的思想束缚，避免苏联模式弊端的趋向。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思想只能在一个短期内多少起一点作用，或者简直在刚产生后立刻就被抹杀了。
根据以上这些情况来看，人们也许会说，这十年的探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收获。但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这是因为，第一，这十年虽然由于左倾错误而遭到严重挫折，但是如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薄一波同志的这本书中所说的，我们仍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第二，上述的在探索过程中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从长远来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正面、反面的经验，我们在１９７８年以后，就未必能那么迅速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在１９９０年以后，世界上常有人提出问题说，为什么中国能够不发生像苏联、东欧那样的变化？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要说，这是因为我们在近十几年来已经走上了一条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恐怕还应该回顾历史，追溯到１９５６年，即我们开始十年探索的时候。在那时，中国的面前本来有一条毫无阻力的路，那就是一切按苏联的模式做。如果那样做，就不会犯“大跃进”、人民公社那样的错误，也不会和苏联发生那些摩擦和冲突，而是维持“牢不可破”的关系，以至成为一个大的“卫星国”。最后，中国就会在８０年代末，不可避免地成为从莫斯科开始倒下来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由此可见，由毛主席在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发起的探索，是多么重要。这种探索，固然没有能够使我们立刻避开苏联的模式的弊病，而且使我们曾在一个时期陷入严重的左倾错误，但是这些反面的经验，给了我们以在任何学校不能学到的深刻的教训。而且我们党在那十年探索中得出的一些新的观念虽然一时不能起作用，但是它们却是１９７８年以后新的思想的萌芽，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表现。一波同志的书在深刻评述十年探索中的错误的同时，又仔细地历叙那时毛主席和其他同志提出的有价值的观点和主张，这是极有意义的。
一波同志的书的下卷一开始就谈到毛主席１９５７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充分估计了这篇论文提出的创见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意义。一波同志指出，这些创见是当时苏联官方不承认的。当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的模式是天经地义的时候，毛主席敢于说不，敢于进行新的探索，这就触犯了苏联的领导人。当赫鲁晓夫在１９５８年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一系列要求的时候，毛主席就坚决地决定，宁可决裂，也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薄一波同志的书，讲的是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决策，但也多少涉及对苏、对美的关系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在对苏关系上的决策，实在是涉及中国命运和关系世界全局的一个重大决策，值得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