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毛主席万里长江横渡
沈同
１９５６年“五一”节刚过，毛主席便在５月３日出发，到我国南部地区去视察工作。离开北京时，还是骄阳融融，百花吐艳，一路工作忙碌，不计时日，到了广州，主席又召开了华东地区书记会议，待任务结束，不觉已到月末，江南大地已是夏日炎炎。
毛主席准备北上返京，因天气闷热，又加疲劳，打算在途经武汉时，到长江里去游泳，以消除疲劳，舒畅胸怀。
长江的水势凶险，素为人知，为了主席的安全，大家都惴惴不安，同行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立刻回去安排工作，他让武汉的同志事先对长江的水质、水温和流速等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调查和检验，发现长江的水文情况复杂，第一，江水很脏，含有多种病菌和血吸虫；第二，江中有鳄鱼、江猪和水蛇等可能伤人；第三，水深流急，又有湍流漩涡。总之，游泳是很危险的。因此，当地政府曾告示群众，为了避免危险，禁止在长江里游泳。
大家了解到这些情况，都为主席到长江里去游泳的安全担心。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和湖北省委的负责同志都想劝阻主席，虽然大家知道，主席游泳的技术很高，他把游泳池当作了洗脸盆子，但是游泳池怎么能和长江相比呢，江水滔滔，波浪翻滚，深不可测，水火无情，在急流骇浪里，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必须防止万一。可是这些当年曾同毛主席一起艰苦奋斗，风雨同舟的老战友，也都深知，毛主席办事，一旦下了决心是不会动摇的。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经过再三考虑，还是进行了劝阻。
毛主席以他高超的游泳技能和“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无畏气魄，怎能会惧怕长江的风浪呢！他把劝告看成是“阻力”，对身边人员说：“我游泳不要告诉他们！”我们品味着这有趣的回答——既是回答，又是命令。于是，大家当即做好毛主席游江的准备，整装待发。
毛主席从广州动身返京北上，５月３０日到达湖南省长沙，立即召集了省委书记座谈，了解他这次在广州主持召开的专门研究华中五省工作会议的贯彻情况，主人用清明节前刚采制的清茶来招待主席。
会后天气闷热，主席要去湘江游泳，罗瑞卿同志陪同到了江边，湘江水势平稳，水质清澈，这里曾是毛主席３０年前“携来百侣曾游”的故乡碧水，曾几何时，毛主席今天已是全国人民拥戴的领袖了，又何止百侣！今天重游，意味深长。下了江，主席游姿翩翩，自由自在，好像是办公坐久了伸个懒腰一样，大家都为主席感到舒展。主席精神焕发，一直游到了他当年曾在诗里提到的桔子洲头，主席乘兴上岸，披着浴衣登高瞭望。洲上的人们看到了毛主席，立刻都跑过来把他团团围住，抢着和主席握手，问寒问暖，亲切异常，主席同大家频频招呼，用故乡的语言和乡亲们畅谈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和乡亲们的生活情况，情趣盎然，倍加亲切，由生活谈到了大家正在培育的蔬菜，又由蔬菜的品种谈到了一旁生长茂盛的茄子，在核对茄子两字的乡音的笑声里，主席告别了依依不舍的乡亲们。
５月３１日到了武汉，滚滚长江吸引了主席，他决定上午和夜间工作，下午去长江游泳。这期间，主席听取了省委书记的汇报，还视察了武汉国棉一厂和湖北省工农业展览会。
６月１日下午，天气闷热蒸人，主席没有午睡的习惯，便兴致勃勃地到长江去游泳。我们虽然已经作好了主席游江的准备，但还是提心吊胆，随时严防发生意外。到了江边，因为江岸陡峭不便下水，先请主席到了船上。罗瑞卿和王任重同志知道劝阻无效，虽然作好了游江的准备，但还是放心不下，他们准备和主席一起游江，便先到了船上，迎候着主席。主席打趣地问：游长江有危险吗？罗部长挺着魁伟的身体报告主席说：在长江里游泳危险还是有的，但是主席不怕，我们就不怕，我们同主席在一起历经艰险，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顿时消除了大家的紧张气氛。毛主席说：长江大海能吓得了人吗！说着大家就一起下了长江。
毛主席入水先扎个猛子，把全身在水里浸一下，然后就把头露出水面，以侧泳式左右交替着一直游向前方。当时江面上正刮着六级大风，风急浪高，水深流急，波浪滔滔还时有漩涡，毛主席泰然自若，轻浮水面，他轻松自然的潇洒游姿，真比在院子里散步还自由自在，有时击水破浪，勇往直前，有时水面稍稍平稳，主席便缓缓仰泳，面对蓝天，极目远望，悠然自得。毛主席游水如履平地，仰泳时更有独到之处，他可以平仰水面，全身不动，远望天际，信水飘流。记得有一次，毛主席正在中南海游泳池里游泳，秘书送来一封信，主席就在水中接过信来，仰浮水平，把右脚搭在左脚上，全身不动，直到把信看完。
这时在长江岸上行路的人们，突然看到有这么多人在长江里游泳，而且当时还刮着六级大风，又是在中流急浪中顺流而下，也不知游向何方，都以惊奇的目光望着这少有的动人景象，得不到答案，有许多人想看个究竟，就跟着沿岸奔跑，有的还边跑边喊，也不知喊些什么，两岸上的人流越聚越多，直到岸边的建筑物阻挡了去路，人们才停下脚步，还踮着脚瞭望，不肯离去。当主席游过了岸边的建筑物，在前面的岸上，又同样逐渐聚集了观望的人群，有的在鼓掌，也有人发出了惊奇的赞叹，到处都是惊奇观望的目光。
毛主席游兴起处如蛟龙戏水，顺流而下，以至岸上追随的人们都追赶不及。时已夕阳披霞，但毛主席的游兴正浓，依然击浪前进，直到游近建筑长江大桥的工区，施工阻路，又因两岸陡峭不能上岸，才请主席上船返回住地。
毛主席一气游了两个小时零四分钟，游程约２０余华里，上了船，气不涌出，面不改色，和大家谈笑自若，一如往时，主席笑着对大家说，胆量小的人，常在风浪里锻炼，胆子也会大起来的。这时我们大家提到喉咙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都和主席一起说笑。
毛主席更衣后坐在了船头的藤圈椅子上，面对着静静耸立的龟、蛇两山和远处点点帆影，脚下咆哮着汹涌奔腾的不尽长江滚滚流，他眺望着远山近水，在凝神遐思……
记得毛主席曾在１９５３年登过蛇山之巅，俯瞰长江妖娆于武汉三镇之势，又有龟、蛇两山隔岸对峙，锁住大江，景势非常。只可惜长江隔断了两岸的人民，相亲相爱而不可及！直到１９５４年，毛主席乘火车再经武汉时，还是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轮渡才过了长江，当时两岸等候过江的人流更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有些人还纷纷议论：
“能隔十里路，不隔一条河，要是能架起一座大桥来，该多么好啊！”
“说话容易呢，江面这样宽，水又这样深，再加水流这么急，恐怕鲁班来了也没得好办法的！还记得吧，当年国民党借用修桥的名义，骗了老百姓多少钱哪！”
“那就只好等着神仙来架天桥吧。”
…………
当时这只不过是等着渡江的人们的一些议论，但是在轮渡上的毛主席却听者有心。他一面望着静静的两山和来往的帆影，一面听着人们的议论，顿“起宏图”：一定要给人民建起一座大桥来，使这“天堑变通途”！
宏图既定，曾几何时，今天毛主席遨游于长江之中，亲眼看到了长江大桥已经全面施工，竟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了，宏图实现了！解放后的武汉三镇，本来已是太平盛世，美景丰年，如今天再加鹊桥仙境，两岸人民喜得团圆，此景此情，使人神往！人民在欢呼，诗人在歌颂，还分什么天上人间，但愿天长久！
毛主席今天精神焕发，情趣自得，一扫往日工作繁忙时的沉思模样。回到住地，晚饭时厨师还特意给他烧了一条鲜美的武昌鱼，主席饭吃的香，觉也睡的甜，一觉醒来，兴犹未尽，诗已成篇。
毛主席挥笔写了《水调歌头·游泳》一首词，来抒发他遨游长江的舒畅情怀。“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其气魄胸怀跃然纸上，多么形象！当人们担心他游江的安全时，他却感到遨游在狂风怒涛中乘风破浪，“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他又以诗言志，今天，已经实现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明天还要“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让这桀骜不训的洪水来为人民服务，当他检查这万里长江将使人民获益万里的流向时，长江流到了三峡，诗人忽然记起了巫山峡上的神女庙里还有个神女，她当年曾帮助大禹治理洪水立过大功，假如她如今还健在的话，来看看这治理洪水的奇迹，将今比昔，也将惊叹人民力量的伟大吧。毛主席这首词以游泳为题，抒发胸怀，志在人民，潇洒豪放，气壮山河，实为古今中外前无古人的不朽诗篇，读其词如见其人。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乘兴又到长江去游泳，这次一气游了两个小时，其意态潇洒，悠然游姿，更胜昨天。
第三天下午，毛主席竟连续第三次再去长江畅游，到了江边，见长天晴空万里，微风吹来几朵白云，江面飞翔着点点白鹭，好像都是赶着来观赏毛主席游江的情趣，只有长江仍在奔腾咆哮。
沿岸观望的人群，也胜过了前两次，人们在窃窃私语，究竟是何人在这里游江？有的人爬在近江的岸边，探出身子想看个究竟。毛主席侧游的姿势，正好面对着岸上的群众，于是人们的猜疑便逐渐集中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这时毛主席已游进了波涛汹涌的中流，击水破浪，游姿翩翩，与晚霞白鹭辉映，更有情趣。置身于这美景如画的祖国的怀抱里，毛主席流连忘返，不计归程，大概还是晚霞提醒了主席，才出水上船，大家载着一船欢笑回到住地。
毛主席连续三次万里长江横渡的传闻，一时不翼而飞，轰动了武汉。第四天时刚过午，长江两岸就已聚集了无数观望的人群，有的带了望远镜，有的还拿着照像机，人山人海，自然形成了夹江欢迎毛主席游长江的队列。谁不想亲眼看看自己敬仰的领袖，而且又是在搏击风浪中的英姿风采呢！人民有了狂风骇浪全无惧的领袖更何患人间的凶顽！我们的领袖和人民心连心，我们的人民将无往不胜！
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心愿实现了，他把遨游长江锻炼身体、磨练意志，看作是与天斗争的一种乐趣。他破除了惧怕狂风骇浪不敢游江的迷信，鼓舞人们要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他激励着人们以钢铁般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毛主席实在太忙了，他不得不在６月４日下午６时前回到了北京。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英勇无畏的文化战士张西曼
阳翰笙（遗作）
我今年已经九十岁了，是历史的见证人。每当我回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经历时，就不能不回想起国民党著名的左翼社会活动家张西曼教授，因为他公开地亲苏亲共，被人们称为西曼斯基。西曼是一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英勇无畏的文化战士，更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民主斗士。他不仅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积极建议者，也是真正的实行者和捍卫者。我与夏衍谈到西曼，都认为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
西曼从青少年时代就加入同盟会，投身反对满清帝制的斗争，他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并没有加入过共产党，但他却数十年如一日地宣传马列主义、支持革命运动，以沟通中苏文化交流为己任。早在一九二二年一月，西曼就翻译出版了《俄国共产党党纲》，是中国最早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之一。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西曼是唯一自始至终敢于冒着杀头的危险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联、极力提倡实行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西曼参加的一个是文化斗争，一个是民主斗争。西曼有个特点：“不隐蔽。”不管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利诱，还是面对特务的恐吓，他都敢于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闻者服其胆识。西曼在当时所起的战斗作用是无可比拟的，值得我深深的怀念。
当时重庆有三个左派组织，一个是中苏文化协会，一九三五年由张西曼、徐悲鸿等人在南京创立；另一个是抗敌文协，一九三九年成立；还有一个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当时西曼经常到文化工作委员会来，大家都很欢迎他，有时聊天、有时座谈、有时请他讲学。中苏文协名义上是孙科任会长，冯玉祥、邵力子、陈立夫等参加，而西曼一直担任协会的常务理事，是最主要的实际负责人。中苏文协中的许多主要干部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如屈武、王昆仑、王炳南、孙大光、戈宝权等，他们都直接受中共南方局的领导。由于中苏文协的会址在市中心，交通便利，又有国民党的要人孙科、陈立夫、邵力子担任正副会长，同时因为涉及中苏关系，特务们也不敢在此横行霸道，所以中苏文协在西曼等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和掩护下，成为抗战时期重庆进步活动的大本营，也是我党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就是利用中苏文协的会址与广大群众见面的。所以说中苏文化协会在抗战时期做出了很大贡献，而西曼在其中功不可没。当时三个团体活动很密切，相得益彰，配合默契。西曼的俄文特别好，苏联大使馆也很器重西曼，大家都知道张西曼教授。
在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西曼是一位铁骨铮铮的战士。一九三八年，西曼在武汉戏剧界“七·七”周年纪念会上，公开声讨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是“秦桧第二”，怒斥了汪精卫的叛逆行径，第二年汪贼就公开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不耻于中华民族的罪人。一九四一年西曼在张曙追悼会上点名抨击财政部长孔祥熙大发国难财、病国肥己，受到行政院秘书处的警告。西曼甚至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国民党最高首脑蒋介石。西曼将生死置之度外，到处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斥责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骂他们骂得很厉害。国民党反动派叫特务盯他的梢，说他可恶极了，但又拿他没办法，不敢奈何他。
西曼是个很有性格的人物，他爱憎分明、为人非常热情，把革命者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西曼与田汉关系很好，与我的友谊也很好，我们还曾一起游过玄武湖。
抗战时期西曼态度更加鲜明，中苏文协的进步同志都拥护西曼。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下，随时都在逮捕革命者，甚至随意暗杀有识之士，但是为什么始终不敢暗杀张西曼呢？就是因为西曼在国民党中影响很大，有很多崇拜者，具有很高的威望。他无私无畏，爱国爱民的崇高品质为世人所景仰。
后来复员还都到南京，有一件事很重要，当时中苏文协总干事是刘仲容，他是国民党革命派，与李宗仁、白崇禧接近，解放后做过外国语学校的副校长，是俄国留学回来的。当时李宗仁、白崇禧想调走刘仲容去做别的工作，ＣＣ就介绍一个特务来，叫荆有麟（此人是个大特务，解放后被枪毙了），他们要让荆做总干事。但此事需得邵力子同意，ＣＣ方面就运动邵力子，邵力子不知荆有麟是特务，荆伪装是鲁迅的学生，是鲁迅的研究者，在重庆时大家就发现他与国民党特务有联系，荆是以学者的面貌出现的，但邵力子已经同意了。我们的朋友就去对西曼讲了这个情况，在西曼的坚决反对下，邵力子就不让荆有麟来了。后来仍是刘仲容挂名总干事，西曼这功劳我记得很清楚。
西曼比我年长，今年应是他诞辰九十八周年。今天我撰文纪念这位对于国共合作和民主革命贡献了毕生精力的国民党人，正是为了表达我对他的崇敬。西曼应该在人民心中永远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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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成功的革命家传记
——读了金凤著的《邓颖超传》以后
金冲及
邓颖超同志离开我们整一年了，大家一直深深地怀念着她。在人们心里，她不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又是使人感到那样亲切的德高望重的老大姐。许多人几乎忘掉了年龄、职务以至国界的差别，讲到她时总称她为邓大姐。因此，毫不奇怪，许多读者渴望能更多地了解她那不平凡的一生，能读到一部比较完整而真实地反映她一生的传记。
同周恩来同志一样，邓大姐也是一位从来不愿为自己树立丰碑的人。长时间内，她一直不同意为她写传。只是因为中央领导同志说了，她才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经过全国妇联党组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商议，这副担子落到人民日报著名记者金凤同志肩上。它的分量之重，是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的。
为了撰写这部传记，为了力求生动地再现出邓大姐７０多年来执著追求、探索和奋斗的光辉历程，金凤同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她不能忘记邓大姐当面的嘱咐：写个人一定要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和革命发展情况联系起来，要写出个人是如何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各界朋友的配合下发挥作用的；事实要准确，要全面地如实地写，不要尽是颂扬；语言要生动，文字要流畅，要让读者喜欢看，不要干巴巴的。为了实现这些要求，作者阅读了大量有关邓大姐的文献和记载，包括许多没有发表过的档案。她沿着邓大姐的足迹走过了三十几个市、县，访问了６００多位同大姐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士。她还得到长期在邓大姐领导下工作的同志的自觉的热情帮助。
令人欣慰的是，这部由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的７０多万字的《邓颖超传》今天终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在这部书出版前，我有机会读过全部书稿，感到它是一部成功的传记作品。
作者依据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以娴熟的技巧、新颖的构思、细腻的笔法和活泼的文字，以历史发展进程为序，如实地记述了邓颖超同志一生走过的道路和她崇高的精神风貌。由于邓大姐几乎经历了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全部过程，参与过那么多重大历史事件，这本书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通过这本传记，读者不仅可以更深地了解邓大姐，还可以从中加深了解她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和革命前辈们奋斗的艰难历程。
在邓大姐的革命生涯中，相当大一部分时间是从事妇女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作者以相应的篇幅翔实地记述了她如何从五四时期的一位热情刚强的爱国少女逐步锻炼成长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为谋求中国妇女解放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书中不仅详细反映了她在大革命失败后艰苦的地下斗争中同蔡畅大姐患难与共的情景；反映了她同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李德全、史良等的亲切交往；反映了她在抗日战争中同宋美龄等国民党妇女界人士合作的情景；反映了她在国民党参政会上痛斥汪精卫的令人感佩的场面；反映了在建国以后，她全身心地引导妇女群众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建设的喜悦；也反映了她在党经历曲折和挫败时的困扰和痛苦。许多事实，是这本书中第一次向读者披露的。
不言而喻，在邓大姐的生活中，周恩来同志占着特殊重要的位置。作者花了大量笔墨，利用邓大姐保存的个人资料，其中包括她多年珍藏的书信，详细记述了这对党内模范夫妻生死相伴的５０年。从书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邓大姐怎样克服一般女同志难以承受的困难，对周恩来一生事业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也可以看到她作为妻子的那种美好情感。特别是周恩来晚年病重期间，他们在一起平静地探讨人生，相互嘱托身后之事的细节描写，以及周恩来去世后，邓大姐强忍悲痛处理丧事的情景，读起来感人至深，使人难以忘怀。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颖超同志进入她一生中政治生活的高峰时期。她以自己的高尚人品和卓越才干赢得党内外人士的广泛信任。她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等重要职务，参与制定党中央的许多重要决策。她在这个时期的思想和活动在全书中占了相当多的篇幅。作者披露了许多珍贵的档案资料。例如，她出访亚洲和欧洲许多国家和在国内会见许多重要外宾时的谈话。书中还记录了她对推动祖国统一事业所作的贡献，包括她在这方面提出的许多重要主张，以及会见台湾“立法委员”胡秋原先生和旅美台胞考察团等情景。
对过去人们了解得比较少的一些事，书中也用力地作了描写。例如她长时间里一直埋头实干，不肯多抛头露面的崇高精神境界；她在身体状况很差的情况下默默地配合周恩来广泛开展外交工作的生动情景。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她鼓励史良等许多党外朋友顽强地渡过难关，协助周恩来用特殊方式保护许多著名专家，还设法保护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的情况，书中也有详细、生动的记述。这些事情都是鲜为人知的。
作者在传记中很注意刻画邓颖超的性格和她丰富的感情世界：她对母亲的骨肉亲情；她同宋庆龄和廖仲恺一家三代的深厚友谊；她对普通群众的真挚感情，对女学生胡杏芬的关心与爱护；她对曾经帮助她脱离险情的王德馨、韩日修，以及在困难时期照顾过她的刘赐福的感激之情；这些都会增加读者对这本书的兴趣。
我希望，对邓大姐怀着深深敬慕的读者都能够读一读这部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