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艺应当弘扬爱国主义传统
李希凡

爱国主义,这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对祖国、对人民的内涵丰富的思想感情,它在每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里,都闪烁着崇高的理想的光芒,特别是在民族危难或振兴的历史关头,更加显示出万众一心的伟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有多少可歌可泣的爱国者,以他们的辉煌谱写了壮丽的史篇,为后人所传诵?真可谓千载不绝,不可胜数。在中国文艺史上,反映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浩如烟海,而且千百年来为历代人们所吟哦,形成了绵延不断纵贯千古的宝贵精神遗产。这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平(即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最后的结局,虽然由于求索“美政”不得而被楚王放逐,终于远离故都,但他又不忍离开养育自己的祖国,终致溺水殉国。《离骚》全诗以炽热的浪漫主义诗情展示了诗人热爱祖国、坚持忠贞的操守,为理想而献身的崇高的道德品质,表现了忧愤深广的爱国主义精神。《离骚》百代流传,哺育着一代代志士仁人,直至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在他的为民族进步和人民解放的不倦的斗争中,时时以《离骚》的精神为座右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鲁迅第二本小说集《彷徨》扉页上节录《离骚》的题词。“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又是鲁迅一直悬挂在北京故居“老虎尾巴”墙壁上自集《离骚》的联语。
无论是题词和自集联语,都是鲁迅借以表达激励自己,为祖国献身,而决不作时代落伍者的信心和愿望。
到了抗日战争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位伟大奠基者郭沫若,还以《离骚》的题旨为主题,创作了著名的历史剧《屈原》,借以抒发他现实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曾震撼了大后方的各阶层人民,广泛激起了中华民族外御侵略内斥国贼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
三国时代的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以他那篇《出师表》(《后出师表》的真伪还有争论)中所蕴含的追求政治清明、治国安邦的深邃思想,以及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报国的高尚情操而为人景仰。恰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所赞誉的:“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至于同样并非学士文人的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正气歌》等诗篇,所以能流传后世,也都是因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忠贞的实践,表现了至死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并不只是历来志士仁人的个人精神品质的表现,它的根深深地培植在千百年来内忧外患与关心祖国命运的民族精神和自觉的责任感里,它标志着光照全民族的长期形成的凝聚力,这是一种充满自尊、自豪、自爱、凛然不可侵犯的神圣的思想感情。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甚至可以激发起不同阶级出身、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经历和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为民族危亡、国家昌盛甘洒热血、英勇献身。在中国文艺史上,反映爱国主义精神、塑造民族英雄形象,无论在文字传留或艺术舞台上,广泛流传,至今经久不衰的,都不乏脍炙人口的精品。岳飞抗金的故事,大概是在岳飞被秦桧暗害以后就开始流传起来,直至明代钱彩的《说岳全传》的问世,都明显地表现了心忧天下壮怀激烈的爱国意识,而宋元以来在我国说唱艺术和戏曲艺术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则是“杨家将”忠勇殉国的历史传奇故事。
从史实的角度来看,北宋名将杨业血战陈家谷忠勇殉国之后,只有他的儿子杨延朗(或名杨延昭)和孙子杨文广曾是守边名将,但是,杨业壮烈殉国的故事太富有悲剧性了,特别是在当时受侵扰的北方人民群众中,不能不引起深切的崇敬和悼念。甚至连当时敌对的一方——辽国,也十分尊重他的为人。
史实上的杨业,虽系北汉降将,确实是在抗辽守边的多次战斗中为北宋屡建奇功。被誉为“杨无敌”。不料由于奸臣嫉妒,“群帅败约”,致使陈家谷一役孤军受困,失利被俘,不屈殉国。他的悲剧不仅留下了为人景仰的祠堂,而且在宋元以来的小说戏曲中得到了不断的渲染和演化。特别是在戏曲舞台上,“杨家将”成了最富有艺术生命力的一家。“金沙滩”一战(实际上是陈家谷一战的演化),杨氏八男死伤殆尽,接着老令公(杨业)碰碑,七郎被害、五郎出家,四朗、八郎失踪,只剩下了一个六郎(杨延昭)继续为国争战。六郎死后,他的子孙杨宗保、杨文广,仍然是镇守边关、保卫国土的忠勇将帅。不只男的上战场,女的也出阵。穆桂英(杨宗保妻)挂帅,百岁高龄的佘太君(杨业妻)挂帅,烧火丫头杨排风也当了先锋,杨门女将全体出征……在外御侵略内受奸佞迫害的斗争中,慷慨悲歌,意气风发,显示了具有浓郁浪漫色彩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并非都是实有的历史人物,却至今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形象。作为一种文艺现象,如果没有史实上的杨业忠勇殉国的不朽业绩,就培植不出“杨家将”闪烁着爱国主义精神的英雄传奇,反过来,又正是这样内蕴丰富的文艺传统,影响着、激励着一代代优秀儿女,为祖国的昌盛、强大而英勇献身,更加弥足珍贵的是,这传统又是生长在民间艺术的沃土里,强烈地反映了深厚的民族思想感情。

有人会说,古代文学作品中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渗透着浓重的封建观念,要弘扬这样的爱国主义文艺传统,岂不是宣扬了封建思想?的确,无论是屈原、诸葛亮、杨业、岳飞、文天祥,他们都是封建王朝的文臣武将,由于所处的时代,出身的阶级,都不能不给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带来一定的局限,在今天,是可以剔除其糟粕,发扬其精华的。建国以来,我们戏曲改革中,就大量做了这样的工作,使得很多优秀作品保存下来。何况,那时的国,又毕竟不只是那个王和他那个利益群体,还有广大的人民,有一代代人赖以生存的山川、河流,用血汗浇灌过的土地,用劳动与智慧妙造自然的名胜古迹,以及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它们长期的融合、陶冶,在“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孕育出一种富有凝聚力的思想感情,以至逐渐升华为可以为之奉献和牺牲的道德情操。有人给它的通俗的解释,即所谓爱国、爱乡、爱家。这种思想感情、道德情操,在民族危难或国家新生之际,表现在个人品质里,就会出现屈原、诸葛亮、杨业、岳飞、文天祥这类忠贞之士,或英勇殉国,或鞠躬尽瘁,虽不免染上了某些封建的忠君色彩,但也强烈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的感情、理想和愿望。显示在“民气”上,则甚至会造成一个历史时期的所谓“举国一致”、“万众一心”、“精诚团结”,所向披靡,特别是到了近现代,如义和团的英勇献身抗击八国联军,摧枯拉朽的辛亥革命,震撼中外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直到伟大的抗日战争,多少中华儿女前仆后继,为挽救危亡,振兴祖国而奋勇献身。他们的业绩,至今是当代文学永不凋谢的主题。而当代文学大师们,又有哪一位不是以燃烧着爱国热忱的作品获得了广大读者呢?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终其一生,虽是生活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但他对满目疮痍的祖国,却怀着痛苦而深沉的爱。
现代文坛的另一位伟大文学家郭沫若,又何尝不是怀着“富国强兵”的爱国热情,东渡日本求学。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所以那样洋溢着浪漫主义激情,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写出的那一系列闪耀着时代精神光彩的历史剧,那些英武悲壮的伟大民族灵魂的塑造,不也正是一以贯之地表现了诗人的炽热的爱国主义诗情么!
记得在80年代初,有一部影片的人物,曾提出过,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对此义正辞严地指出:“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多少海外赤子,或归国参加四化建设;或回国讲学培养人才;或出谋划策,为改革出力;或捐资希望工程,而1991年安徽、江苏等地的一场大水灾,也曾怎样牵动了海外侨胞的心呵!这一切,都证明了邓小平同志的论断。
爱国主义,在我国文艺史上所以那样灿烂辉煌,正是因为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它已化为人民道德情操和思想感情的血肉,因而,文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教育功能,高奏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时代主旋律,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则更有广阔的天地。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笔谈

  电视剧与文化市场
仲呈祥
电视具有独特的影响力。据统计,遍及全国城乡的各级电视台已达570多座,进入家庭的电视机也已广泛普及。这还不包括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企事业单位纷纷办起了有线电视台。而电视剧作为整个电视节目的主干,也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堪称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电视文化生产消费大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主要的文化鉴赏的艺术形式。又据调查,我国电视剧的年产量已达5000集,按平均每集耗资5万元计,则每年用于拍摄电视剧的资金总数达2.5亿元。这笔资金,除少部分由政府拨给专款(如中央电视台大约每年用于此项的资金约1700万元左右,省级电视台每年用于这方面的资金约在10万至60万元之间)外,大部分均靠社会赞助解决。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电视剧的生产、运作机制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进入音像市场销售供社会录像放映点、有线电视台或家庭使用的电视剧录像带;另一种是供国家各级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节目。这后一种,又主要靠三个“网络”进行交易:一是中央电视台与全国各电视剧制作单位之间的“网络”,由中央电视台向各制作单位征集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屏幕向全国播放,付每集数千元到一万元左右的补贴费,这个“网络”的交易是全局性的、单向的、自愿的;二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台彼此之间的“网络”,由于这些电视台相似的地位和播出需要,彼此互相交换电视剧节目(主要以节目的时间长度相等为交换条件),这样,各台就能以自己制作的一部电视剧向二十多家兄弟台交换回二十多部电视剧,既解决了自身节目源不足的困难,又适应了与省会所在地的市级电视台竞争(主要是争夺观众)的需要,这个“网络”的交易是多向的、互补的、自发的;三是以计划单列市为主的市级台彼此之间的“网络”,其交易的目的与方式与省级台彼此间接“网络”大致相似,这个“网络”成员台最多,交易最自由,竞争力也较强。至于进口电视剧的交易,我国目前主要靠逢双年举办的“上海国际电视节”和逢单年举办的“四川国际电视节”上的交易会来进行的。
以上便是我国电视剧界目前面临的交易实情。毋庸讳言,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为了进一步发展电视剧艺术生产力,这种现状是需要变革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又一次伟大革命”,不仅是经济领域里的深刻变革,将改变我国经济运作的基本方式,而且也将极大地震动文化艺术领域,使竞争机制引入艺术生产,给文化艺术事业带来新的活力和新的机遇,同时也必不可免地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不久前围绕着中央电视台破例高价购买由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制作的长篇室内剧《爱你没商量》这一事件引起的讨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我认为,真正做到既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又遵循电视剧艺术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如“专业化、基地化、电视化的生产方式),去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提供给艺术生产发展的有利因素变革生产、运作机制,从而卓有成效地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是一件既艰难且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必须既大胆又谨慎。否则,稍有不慎,甚至一轰而起,就容易引起混乱,甚至妨碍电视剧艺术的健康发展。为了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我以为应当从实际出发,加强调查研究,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首先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理论从实践中来,理论具有先导作用。联系实际,我觉得首先应努力弄清这样一些问题:
1.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是否所有的电视剧都要进入文化市场?在国家各级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与进入音像市场销售的电视剧录像带在这个问题上有何异同?
2.目前我国现存的电视剧的三级“网络”交易是否叫文化市场?这种交易现状对于进一步发展艺术生产力有何利弊?应当如何改革?
3.电视剧进入文化市场后即带有商品性,但作为有独特影响力的精神产品,又必然具有意识形态性。这种商品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应当如何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4.为了“重视社会效益,鼓励创作内容健康向上,特别是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有艺术魅力”的电视剧,应当在文化经济政策上实行哪些倾斜?
5.怎样认识进入文化市场的电视剧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产生矛盾的现象?那些投入大、周期长的电视剧力作(如《红楼梦》等)与那些投入少、周期短但娱乐性强的畅销电视剧作品是什么关系?
6.国家的各级电视剧制作机构,能否像一般文化娱乐场所那样,把走产业化的道路作为体制改革的方向?怎样进入这些生产部门的改革?
7.进入文化市场的电视剧,能否完全听任市场价值来导向创作?文化市场提供给这部分电视剧生产的有利因素是哪些?而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又是哪些?应当怎样充分利用这些有利因素和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不利因素?
8.为了繁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电视剧艺术,应当尽快建立这方面的哪些法规?
这些问题,都有极强的现实性。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真抓实干,一个一个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以推动电视剧的生产、运作机制的改革健康、稳妥地向前发展。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都市之梦》随想
荒煤
一口气读完了反映新时期济南市城市建设战线改革、创业生活的长篇报告文学《都市之梦》(人民文学出版社刘玉民、郭廓著),颇有感慨。
《都市之梦》一开始就把我国古时的城市观念和现代城市观念做了一个极其鲜明的对比。而我这个几乎一生都在城市里度过的人,对城市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解放前的所谓城市,例如上海、武汉、广州等,不过是一个“万恶之渊”!反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剥削、压迫;贫困、拥挤、肮脏……不过是一批批“灾难的人群”,无数不幸的人们苟延残喘、垂死挣扎的垃圾窝!解放后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固然比过去繁华多了,但是住房、交通的拥挤却是通病,城市群众的生活仍然处在相当窘困的境地。而每当谈起这种情形,我们也只有摇头叹息,觉得实在也难以改变和摆脱。还有的同志认为,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真正解决城市的顽症,彻底消灭“贫民窟”——城市的垃圾堆。
1987年我曾赞赏过一本反映李瑞环同志领导改变天津市问题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都市的震撼》,去年我又赞扬了反映深圳建设的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可是现在看来,真正集中、全面、真实地展示一个古老的大城市如何向现代化大都市迈进的,还是《都市之梦》。
作为省会大城市济南是够古老的、够落后的,把这样一个古老而落后的大城市加以改造、重建,使之以最快速度和崭新面貌跨入现代大都市行列,这本身就是一项极其雄伟、艰巨、美丽的事业,一个值得千千万万人向往、追求、献身的梦想。《都市之梦》写了几十个人物,从运筹帷幄、脚踏实地的市长、市委书记到省和大军区的领导人,从充满献身精神的工程技术人员到普通工人、市民、解放军战士,这些人物大都是片断式的,但却是真实生动的,其中不少颇有感人之处。作品从城市的规划写到拆迁、开发、绿地的争夺、泉水的保护,乃至厕所、垃圾、污水的改造处理,其中尤以引黄保泉(那是济南所独有的)和拆迁(那是济南的拿手好戏)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作品着力的是改革创业的历程、人和人之间的碰撞磨合,而透过这个历程和碰撞磨合,我们又分明看到了一个新的济南的崛起,看到了她的动人的神韵和风采。济南的干部和人民是值得为自己的智慧和血汗而自豪的,因为他们无愧于自己的时代和生活。
由此我想到了文学:我们是否需要有一个新的“都市文学”的观念?我们是否应当有一片繁荣的“都市文学”的园地?
我们有相当一批表现各个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作品,但是,从红军创建到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也不过是20多年。中国农村的改革也是近十几年的事,反映农村改革的文学作品也委实不少,并且确有一些成功之作。但是面对城市建设的高潮和巨大业绩,我们的文学却实在反映得太少太少了。建国之后40多年,城市建设直到新时期才真正蓬勃发展起来,这是为什么?而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一个崭新的深圳崛然而起,济南、天津等老城市也变了模样,这又是为什么?这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么?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命运攸关的所在,一个真正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作家,是不应当漠视都市这块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和开发的土地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由河北文学院、《人民文学》杂志社和《小说月报》杂志社联合召开的“关仁山作品讨论会”近日在石家庄举行。与会者就河北青年作家关仁山近年来的小说创作的思想意蕴和审美走向,展开了讨论。与会者认为,关仁山的小说创作思想敏锐,洋溢着浓郁的地域色彩。另悉,河北作协日前还举办了李祝尧长篇小说《村夫情》、《枝叶情》讨论会。(王闻)
△《伟人佳话丛书》已于近日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分《毛泽东佳话三百篇》、《周恩来佳话三百篇》、《刘少奇佳话三百篇》、《朱德佳话三百篇》和《邓小平佳话三百篇》五本,多侧面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的一生。(杜文)
△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日前召开河北省优秀艺术作品表彰大会,颁奖三十万元,对河北一九九二年度的优秀艺术创作给予奖励,并提出,建设经济强省必须建设文化强省,要努力促进河北文艺的进一步繁荣。(张魁星)△冯子章、甄德圣著长篇小说《残梦》近日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以计划生育为题材,在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下,展示出了改革的时代气息。(江滨)
△魏天祥著《文艺政策论纲》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我国文艺政策的形成、调整、发展和党领导文艺的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木子)
△安徽作家刘振的长篇小说《黑土地上》,近日由南京出版社出版。作品以淮河畔家乡的土地为背景,描绘出农村现实生活的长幅画卷。复旦大学中文系等单位日前为该书举行研讨会。(周斌)
△以发表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为主的《中国作家》杂志举办的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三年度“江轧杯”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已拉开帷幕。
(钟)
△由《上海文学》、山东省作协创作室、作家报社联合主办的刘玉堂近期作品讨论会近日在临沂市举行。与会者讨论了刘玉堂近期小说《温暖的冬天》、《最后一个生产队》、《本乡本土》等作品,认为他的作品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语言和环境氛围,具有浓郁的乡土韵味。(鞠帆)
△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与安徽省文化厅等单位在安徽九华山联合召开“佛教文化与通俗文学”学术研讨会。赵朴初致词祝贺,数十位专家到会或提交论文。(陈)
△邓加荣、韩小蕙执笔的《南汉宸传》近日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南汉宸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建国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传记描绘了他作为“职业革命家、杰出的理财家”磊落曲折的一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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