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从我国汽车工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谈起
罗平郑康生谢名家
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增大，我国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步伐必然加快，这将对我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提供了发展机遇，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对我国工业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这其中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机电工业，而首当其冲的当推汽车工业。
当我国政府向关贸总协定提出申请，要求恢复我缔约国地位时，世界汽车工业诸强就给予密切关注，把中国作为未来的最主要的汽车倾销国。这一现实将对我国的汽车工业及市场产生巨大的压力。
我国汽车工业总体水平与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相比，有较大差距。从批量生产看，目前，我国汽车的年产量才百万辆，年生产能力在１０万辆以上的企业只有一二家。由于分散建设状况严重，我国汽车工业难以组织专业化大批量生产，远未达到规模经济和效益经济水平。从产品技术水平看，我国汽车产品技术水平不够高，如微电子技术在国外汽车工业中已广泛应用，但在我国刚刚起步。国外汽车工业大量采用的各种工程塑料、轻金属等新材料，在我国还是空白。由于科研投入少，设计计算技术落后，缺少现代化、高水平的检测手段，我国汽车工业自行开发新产品的能力较差。这些均影响汽车工业参与国际竞争。
当然，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与国际经济接轨也将给我国汽车工业带来发展的机遇。外在的竞争压力和内在的动力可凝聚为发展的进取力量。而要经受住世界汽车工业强手的冲击，当务之急是使民族汽车工业尽快迈上一个新台阶。这就需要我们的汽车厂家必须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提高技术档次。同时，尽快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逐步建立起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企业运行机制。
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争取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可以形成相对比较优势。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格局呈现多元化趋势，使得多占市场份额的机会大大增加。市场是全方位的，需求也是多层次的。尽管发达国家汽车工业强大，但它不能囊括所有品种，占领所有市场，在竞争中一定会留下许多空档，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会留下一些中低档次汽车的市场空档，这就给我国汽车工业提供了发展机会。我国广东三星集团公司经过近几年的艰苦创业，已建成具备年产农用车、轻型汽车和面包车３万辆的能力。产品不但在国内市场供不应求，而且出口到东南亚、斯里兰卡等亚洲和非洲国家，去年销售收入达１１亿多元。这个事实说明，我国产汽车走向国际市场是完全可能的。
我国汽车工业虽然基础薄弱，但潜力还是很大的。就硬件而言，仅以“七五”期间为例，全国引进技术形成的轻型车生产能力可达１００万辆，而实际产量只是这个能力的１／４。显然，通过挖潜，充分发挥现有的生产能力，是汽车工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另外，体制和观念的转换，也是一种潜力。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步伐，将有利于我们尽快革除和改变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旧观念、旧体制和旧的经营模式，从而使汽车工业整体能力充分发挥出来。
由上可见，只要把握机遇，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我国汽车工业是完全有能力在冲击面前稳住阵脚，并打开国际市场的。为此，要尽快采取一些相应的对策。首先，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加速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使企业的发展战略、营销策略、生产管理水平、科技开发水平、质量效益水平以及人才培养开发水平等，建立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基础之上，并置身于国际市场竞争的氛围之中，从而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其次，加快实现技术更新和换代，促进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发展。汽车工业不仅资金密集，技术也密集，因此，技术的先进程度直接影响其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只有提高技术档次，汽车工业走向世界才有可靠的保证。当前，要在科技开发、人才开发、信息开发方面加大投入，以便实现某一方面、某些层次和某些领域的技术性突破，力争跨跃式发展，以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再次，实施“借船出海”的战略，以外带内，以内促外，勇敢地进军国际市场。简言之，就是要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资金与现代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以改变我国汽车工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滞后的状况；通过走技术强盛之路，促进外销，打开国际市场，实现汽车工业的良性循环。
第5版(理论)
专栏：
近代中国人的世界意识
李喜所
世界意识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条件。欧洲人出于开拓市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以及传播宗教的“狂热”，早在１５世纪就研究世界，四出探险，逐步开创了欧洲影响全球的近代世界新格局。
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缺少生机与竞争机制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中国人的视野，影响了中华民族世界意识的形成。中国古代虽然有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缺乏寻求市场、参与世界贸易的持久的动力，并未导致中国人走向世界。直至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为了反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先进的中国人才从自卫的角度出发，被动地去探求世界，研讨新知，向中国民众介绍世界，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本世纪初年，中华民族涌现出孙中山这样能够立足世界去观察东方和西方的伟人，他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打开了一代中国人探讨世界和中国的新思路。回顾近代中国人世界意识形成的曲折过程，将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巨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世界
古代的中国人，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充满了对世界的幻想和憧憬，出现过各种离奇古怪的神话传说，但并没有科学的了解。１５８４年，广东肇庆刻印了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从此中国有了第一张世界地图。１６２３年又出版了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该书迎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以《周礼·夏官》所记“职方氏”主管地图的习惯来命名，很受中国知识界的欢迎。通过这本讲世界地理的书，中国人开始有了五大洲、三大洋的概念，欧罗巴、亚细亚、阿美利加、大西洋等名词逐步传播开来，一些有识之士也尽其所能地介绍世界地理知识和西方的科技文化，哥伦布、《几何原本》已为少数中国士大夫所熟知。但是，明清之际中国封闭的政治结构和经济模式，对外部世界并无多大需求，多数官僚士大夫夜郎自大的文化心理又对西洋文化极为排斥。守旧文人杨光先甚至提出宁可使中国人不知道西方世界，也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这种状况阻碍了世界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历史又缓慢地推移了２００多年后，当认识世界已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先进的中国人才重新研究西方。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巨痛，出现了一股研究世界和边疆史地的热潮。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为了反抗英国侵略，他几乎日日“刺探西事”。他组织了一批了解西方、外语较好的华侨青年翻译传教士的报刊，搜集西方各国的资料。他提审战俘，和传教士交朋友，千方百计探讨英国的内政和外交。他还从传教士伯驾那里得到了一台地球仪。在被发配新疆的途中，他将搜集到的有关世界地理的资料送给了好友魏源，劝他写一部讲世界的史地书。１８４２年，经过多年刻苦努力，魏源出版了他的《海国图志》。这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启蒙读本，而且对日本人走向世界也发挥了作用。１８４８年，徐继畬刊印了他的《瀛环志略》，进一步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提供了精神食粮。在此前后，一些讲欧美情况的生动有趣的图书如《海录》、《西海纪游草》、《海岛夷志》等陆续印行。洪秀全在鸦片战争后对西方的探讨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他看到了中国以外的外部世界，太平天国对待西方各国就较清廷开放得多。至于１８４７年容闳的赴美留学，则开创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新途径。
总之，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虽然是有限的，并带有猎奇性，但毕竟呼吸到了一点儿新鲜空气。其意义在于：一、通过研究世界，个别敏锐的思想家如魏源等提出了一些新见解，为近代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改革思路以及深受林则徐、魏源影响的冯桂芬在鸦片战争后提出的“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对中国思想界以极大震动。和魏源齐名的龚自珍由于在１８４１年早逝，很少了解西方世界，他的改革方案就只能在旧式的框架中打转转，并无新意。可见，了解世界和不了解世界大不一样。二、通过世界知识的传播和鸦片战争后“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马克思语），基层社会主要是东南沿海及一些大城市，“洋”的观念慢慢形成，不少人用“洋”来描述神州之外的西方世界，什么“洋人”、“洋货”、“办洋务”等广泛流传。这些通俗的言词标志着中国人对世界的关注，广大中国民众认识世界是从“洋”字开始的。
一批改良思想家的产生，为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尚属萌发期，那么，洋务运动时期则步入扩展期了。由于办洋务和西方世界发生了较多的经济联系，办外交、派留学生、建洋学堂、译书等又与世界各国有了政治和文化交往，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采取多种方式去了解西方。了解世界首先需要语言交流。冲破守旧派的重重阻力，１８６２年在北京设立了中国第一所外语学堂——同文馆，后来又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外语学堂。不少洋务官僚对外语很重视，曾国藩、李鸿章等都严令自己的子女苦学外语。曾的儿子曾纪泽年近４０还学英文，后来竟大致过关，能和外人交谈。翰林出身的吴子登用中文注音攻读英文，口虽不能讲，但可阅读。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建立时曾专设翻译馆，广收外语人才。光绪皇帝对外语亦有兴趣，同文馆毕业生张德彝专教其英语。他也梦想出国观光，可惜遭慈禧太后的反对终未成行。自１８６６年斌椿率代表团赴欧洲考察后，陆续有一些访问团走向欧美，清廷的龙旗开始飘扬在西方世界。１８７６年郭嵩焘出任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外交公使后，外交使节不断步出国门。这些外交使团对中国人认识世界以及给清廷官员“洗脑筋”大有好处。那位陪同郭嵩焘做驻英副使的刘锡鸿，顽固守旧，但当他了解了世界的走向之后，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主张对外开放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可见，随着人们世界意识的扩大，新观念就会清洗旧脑筋。这种思想更新，点燃了中国变革的希望之火。
洋务运动时期人们世界意识增强的最重要成果是产生了一批能够从中西文化对比中研究中国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有新颖见解的改革方案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作为洋务派重要理论家的薛福成，不仅呼吁清廷对外开放，声言“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而且批评洋务运动单纯学西方技术而不进行内政变革，主张推行“君主立宪”的建国方案。那位因上书太平天国而出逃香港、后又作为访问学者漫游欧洲三载的王韬，既苦钻西方文化，又协助外人译“四书五经”，向世界传播中国经典。他主编《循环日报》，介绍世界知识，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是一位“曾经沧海”、“放眼全球”的新型思想家。由实业家成长为著名思想家的郑观应，注重世界大势和市场竞争，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和弘扬中国传统。他的《盛世危言》，批评时政切中要害，介绍西学恰如其分，能够从中国历史变迁的“纵”的方面和东西比较的“横”的方面去提出问题，集中代表了这批改良主义思想家对世界和中国的新思考。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何启的《新政论议》、陈虬的《治平通议》、陈炽的《庸书》等，都善于从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从中国的实际提出改革方案。他们的新思想来源于睁眼看世界和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其为后来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２０世纪初，近代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已基本形成
１９世纪２０世纪之交的２０年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也丰富多彩了。戊戌变法来了一次思想解放，１９０１年后的“新政”在客观上引发了资本主义新经济的大发展，１９０５年前后留学潮的突起和新学堂的广泛建立，孙中山借世界潮流来推进中国的进步则启发了一代青年。很多中国人在思考问题时已注意到了世界的动向。康有为劝光绪皇帝“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梁启超要借世界学术文化“陶铸国人之精神，冶炼国人之灵魂”；陈天华“话说天下大势”首先从欧洲讲起；邹容著《革命军》评述了世界革命的进程。即使一些新建的学堂，也习惯于挂一张世界地图或购一台地球仪。湖南长沙一青年学生看了地球仪后，写下一首打油诗：“若把地球来端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在中央谁四方？”这一青年讲中国不在“中央”，表明了世界地理知识已开阔了青年学生的视野。概括地讲，近代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在这时已基本形成，并注入了特定的内涵：
１．注重研究世界潮流。２０世纪初年的思想文化界，世界潮流是其“热门”话题。翻开那时的报章杂志或各类新书，谈世界走向的占相当比重。就思想流派而言，当时世界流行的派别几乎都有所涉及，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重商主义等，很多人都作了评介。有人甚至预言２０世纪将是社会主义走向全球的黄金时期。思想敏锐的中国人这时已在如饥似渴地捕捉世界潮流。
２．寻求中国在世界的位置。通过世界潮流的研究，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找到了中国在世界的特定生长点。他们形象地称中国为地球上的“睡狮”，要勒斥它，唤醒它，并寻找中国与西方并驾齐驱的良方。试一看孙中山的演讲和梁启超的宏论，他们总是立足世界，评论中国，他们已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以中国为本体的思维方式，而是从世界看中国。
３．初步具有了世界大市场的观念。孙中山等人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已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从本质上是争夺市场，世界各国的竞争是围绕市场而展开的。在世界连为一体的时代，没有市场竞争力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
４．呼吁参与世界竞争。２０世纪初的多数中国人把世界看为一个“竞争场”，并认定中国则为“各国竞争之中心点”。《第一晋话报》的一首顺口溜讲：“如今世界非从前，全赖人为不赖天，生存竞争似烈火，优胜劣败理如山。”从严复所译《天演论》的“物竞天择”的原理出发，先进的中国人已意识到中国必须参与世界竞争，必须在竞争中求生存，一个国家在世界的地位是由其参与的程度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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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加强沿海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
——全国部分沿海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第二届研讨会综述
为了进一步促进沿海地区基层党的建设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由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和福州市委共同主办的全国部分沿海城市基层党组织工作第二届研讨会，于近日在福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务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９０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为指导，围绕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沿海地区基层党建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沿海地区农村党建、“三资”企业党建和党员队伍的教育、管理，以及股份制企业等新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如何设置、如何理顺关系、如何开展工作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与会代表认为，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党的建设。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对基层党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沿海基层党建工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适应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与会代表强调，沿海基层党的建设一定要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基层党的建设离不开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也离不开基层党的建设。只有把基层党的建设贯穿于经济活动之中，才能增强党自身的活力。同时，也只有抓好基层党的建设，才能为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
关于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问题，与会代表认为，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是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不会也不能因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而转变。但党组织需要改进工作方法，在领导体制上要作相应的改进，职能上强化为生产经营服务，活动方式要适应生产经营，开展“灵活、多样、高效”的党内活动。要把企业改革和生产经营中的难点、热点作为党组织工作的重点，把推动企业改革，促进企业发展，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成果，作为检验党建工作的标准。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党建问题，与会代表认为，在这些企业中当前党建工作的重点是建立党组织，这是开展党建工作的载体和前提。党组织的主要任务，一是立足促进，即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促进企业发展；做好员工思想政治工作，促进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做好资方工作，促进真诚合作，增加投资。二是加强监督，即监督企业依法经营；监督外方管理人员履行合同、协议；监督中方管理人员和党员遵纪守法。
关于党组织设置问题，与会代表提出，应该本着有利于组织生产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原则，及时调整和改进党组织设置。
与会代表强调，加强沿海基层党务工作者队伍自身建设是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党员不仅要学习政治，特别是要用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而且要学习经济，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学习先进经营管理知识，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与会代表认为，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需要一个过程。过去的办法有的已不适用了，我们应该不断探索，逐渐摸索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宁培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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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改革开放研究征文
扬长促短加快经济发展
陈雷卿
去年以来，我们抓住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机遇，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好产业结构中“长”与“短”的关系，扬长促短、长短互补，促进了全市各业高速高效发展，１９９２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１０９．０７亿元，销售收入达到１０８．２０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２６．１４％和３４．７０％，成为全国五个民族自治区中第一个突破百亿产值的城市。
认真分析市情，看清“一长三短”的现状。柳州是我国沿边民族省区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工业门类较齐全，各行业均具有相当规模。１０多年来，柳州市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但与大多数沿海开放城市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其重要的一条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一是乡镇企业起步晚，至１９９１年，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仅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４．９％；二是外经外贸工作跟不上，１９９１年全市外贸出口总额只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５％左右，“三资”企业不仅数量少，规模小，而且效益不理想；三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１９９１年第三产业占全市生产总值的３４．１２％。我们把工业生产和乡镇企业、外经外贸、第三产业比作经济发展的“四条腿”，相互一比较，很明显是工业生产这条腿长，其余三条都是“短腿”。
发挥“一长”优势，为促“短”创造条件。据此，我们及时调整１９９２年工业生产计划，加大了改革的力度，积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一是全面贯彻《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选择了３２家企业作为首批转换经营机制的试点单位；二是推出８种不同形式的承包责任制供企业选用。如投入产出总承包、利润比例上交所得税后还贷、乡镇企业经营模式、“三资”企业经营机制、股份制、税收递增上缴责任制等；三是推行“一厂多制”，一家企业在内部可实行几种经营管理体制；四是积极谋求国际合作，促使国有大中型企业利用外资进行技术改造，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为了保证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我们还出台了配套性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企业干部、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１９９３年元月，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柳州视察时，对柳州市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做法给予肯定。
加强“短腿”建设，实现长短互补。为了促使“三短”尽快变长，实现长短互补，１９９２年初我们对“三短”的计划指标都作了较大的调整，并从“带、引、放”三个方面去做好工作，保证计划指标的实现。
带：以城带乡、以工带农、厂乡挂钩，积极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我们从国有大中型企业等选派了一批骨干和技术人员到乡镇企业任职，对乡镇企业的干部进行全方位的传帮带。银行、工商、税务、土地、规划、供电等部门都分别制订了为乡镇企业排忧解难的措施。一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还与县郊联办企业，使乡镇企业得以较快地发展，１９９２年全市新增加乡镇企业２１８８家，乡镇企业的产值和实现利润分别比上年增长８０．９７％和７５．６５％，实现了速度与效益的同步增长。
引：改善设施，改善服务，筑巢引凤，吸引外商来柳投资经商。为了增强外商投资的吸引力，我们多方筹集资金用于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抓好能源、交通和通讯设施的建设。同时，还积极改善投资的软环境，制定优惠政策，提高办事效率，实行“一窗对外，全程服务”，使外商来柳投资不断增多。１９９２年新批“三资”企业８６家，投资总额达１７９０８．９４万美元，超过了过去１０年的总和。
放：放宽政策，下放权力，加强引导，搞活以流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一是对全市商业企业实行经营、物价、分配、用工“四放开”，促使商业企业在经营方式方法上、经营范围上、经营意识上、销售方法上等四个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二是放手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让他们在发展第三产业中有所作为。１９９２年我们推出了《关于促进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在经营形式、经营范围、税收政策等方面都比过去的政策放得宽。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放宽融资渠道，使企业及时解决了技改资金和流动资金不足的困难。上述这些措施，加快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步伐。
（作者为中共柳州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