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英雄功绩不灭革命精神永存
——沉痛悼念王震同志
王恩茂
今年１月１９日，我专程飞往广州看望王震同志。１月２２日春节前夕，谢非、朱森林同志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向王震同志拜年，首道、汉生同志和我也一起参加。我代表汉良、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和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各族干部、各族人民、驻新疆部队官兵、生产建设兵团全体同志向他拜年、问候，祝他健康长寿！那时他身体不错，精神很好，特别高兴。不幸３月１２日，传来他逝世的噩耗，我顿时悲痛万分，不禁泪下。我们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卓越领导人；我失去了一位十分敬仰、十分难得的好的老领导、老兄长、老战友。回忆往昔，越回忆，对他越敬仰、越怀念、越痛惜、越哀悼。
还是１９３２年在湘赣革命根据地时，我和王震同志开始认识；那时他是湘东独立一师政委，我是中共永新县委秘书长，独立一师在永新活动，我有机会见到他。１９３３年，任弼时同志从中央调湘赣省委任书记，他是湘赣军区代司令员、湘赣省委委员，我调省委当秘书，他经常出席省委会议，我们见面更多。长征途中，渡金沙江时，我跟他同坐一个木排，同舟共济；同四方面军会师，过雪山、草地最艰苦的时期，我都跟他在一起。
抗日战争时期，他是３５９旅旅长兼政委、旅军政委员会主任，我是３５９旅政治部副主任、旅军政委员会委员，后任副政委，在他的领导下参加晋西北和雁北的抗日战争。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我跟他一起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肩并肩地开荒、种地、锄草、收割、打场；在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保卫陕甘宁边区，时刻准备打击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对延安的进犯。
１９４６年６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首先向中原军区进攻，王震同志直接指挥３５９旅作战，我跟他一起从中原突围，通过平汉铁路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徒涉丹江，进入豫陕边境。以后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我又跟他一路西渡黄河，回到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他任西北野战军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我任副政委，１９４９年成立一兵团，他任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郭鹏任二军军长，我任二军政委，在他的直接指挥下作战。
进入新疆后，他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政委，我任新疆分局委员、南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南疆军区政委，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１９５２年，他调中央工作，我接任他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政委的职务。他在中央工作，但仍然像在新疆工作一样，时刻关心和支持新疆建设和工作，经常到新疆视察和指导工作。我每次到北京出席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都要去看望他，向他汇报新疆工作情况，听取他的指示和意见。
从１９３２年我认识他以来，到他生命终结的时候为止共６０多年的革命生涯，我们都战斗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同生死，共甘苦、共危难，建立了特别深厚的革命感情。我得到他的教诲、支持、帮助不胜枚举。他是我十分敬仰、要好、知心和亲密的老领导、老兄长、老同志、老战友，我们真正是心连心，无话不说，无事不谈，他很信任我，我很支持他，他很关怀我，我很尊重他，他很了解我，我也很了解他。
王震同志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是出色的军事家，更重要的是杰出的政治家。他在湘赣革命根据地时，坚决同积极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刘士杰的错误作斗争，反对刘士杰批判王首道同志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对王首道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反对肃反扩大化，保护了湘赣革命根据地一批忠于党的干部。任弼时同志从中央调到湘赣省委任书记后，他衷心拥护任弼时同志的正确领导。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清算夏羲同志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推行王明“左”倾路线错误时，他在任弼时同志领导下，站在贺龙、关向应同志一边，批判夏羲同志“左”的错误，衷心拥护贺龙、关向应同志的正确领导。在川滇黔省委收到中央电报发来的遵义会议决议后，他坚决拥护遵义会议精神，拥护树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他和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进行成立伪中央的阴谋活动。红六军团首先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在西康省的稻城会师，有人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的所谓错误，散发以张国焘伪中央西北局名义油印的《干部必读》的小册子，登载反对毛、周、张、博的东西，妄图欺骗、煽动和拉拢红六军团的同志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他发现后，立即收回这个小册子，全部烧毁。他在部队中宣传毛泽东同志率领一方面军北上是正确的，张国焘南下是错误的，红二、六军团要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抗日战争时期，他反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敌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壮大自己的部队，扩大抗日根据地，反对和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向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进犯。３５９旅奉中央命令从敌后调回陕甘宁边区，他在绥、米、佳、吴、清警备区，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何绍南作斗争，驱逐何绍南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出警备区，巩固和加强了陕甘宁边区。延安整风运动，他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反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决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他对“四人帮”百般痛恨，咬牙切齿，磨拳擦掌，要干掉“四人帮”，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帮”后，他全力拥护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担任领导职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衷心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拥护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病中仍关心国家的改革和经济建设。
王震同志为打下革命江山建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他在湘赣边区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是湘赣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红六军团同红二军团会师以后，他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等同志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他是晋绥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是雁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直接领导下，他率领３５９旅，一方面保卫陕甘宁边区，一方面开展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实现了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的号召，为保卫和建设陕甘宁边区，推动和促进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抗战相持阶段的严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他和李先念同志成功地领导了中原突围，保存了我军的有生力量。在西北战场，他保卫延安和解放了西北大片土地，特别是率领一兵团解放了青海、进军新疆、解放新疆，为解放全西北作出了大贡献。解放新疆后，他全力投入新疆的建设事业，建立党的组织，推翻旧的反动政权，建立人民民主政府，实行民主改革。他主张人民解放军一兵团、五军集体转业参加生产建设。他成功地改造了陶峙岳起义部队成为人民解放军，并集体转业参加生产建设，发展新疆经济。他在新疆白手起家，建设了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厂、十月汽车修配厂、迪化水泥厂等等，发展新疆工业；他率领部队投入生产，建设水利、开荒造田，发展新疆的农业、畜牧业。他建立自治区党校、八一农学院、塔里木农垦大学、石河子农学院、石河子医学院，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他是新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创者，为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他发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垦事业，东北北大荒农垦事业，海南岛、湛江农垦事业，云南、贵州的农垦事业和其他地区的农垦事业，他是农垦事业的开创者，为农垦事业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他不怕困难，不怕艰苦，领导铁道兵在装备技术落后的条件下，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了藜湛铁路、鹰厦铁路，为铁路建设、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期间，领导和参与了国家许多重点基本建设项目的建设，为发展经济，增强国力，造福人民，建立了光辉功绩。王震同志一贯十分重视科学，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他和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建立了亲密友谊，肃反时他勇于保护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参加部队，加强了部队建设。３５９旅南下，他带领了一批科学家、文学家和知识分子到南方去作建立抗日根据地工作。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解放的新区重视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参军；进军新疆后，他重视吸收农业专家、畜牧专家、水利专家、地质专家、冶金专家、水泥专家等参加新疆建设。他在中央工作，十分重视科学家、文学家、高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他和一批科学家、文学家、高级知识分子建立了良好关系和亲密友谊。他很拥护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的指示，重视、关心、支持并亲自创办和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王震同志有坚强的党性，他坚持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服从于党和人民的利益，顾全大局，注重团结。红六军团同红二军团会师，是团结的胜利的会师，他起了重大作用。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也是团结的胜利的会师，他也起了重大作用。八路军南下支队同李先念同志领导的新四军五师会师，也是团结的胜利的会师，他也起了重大作用。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的前身主要是他长期领导和指挥的３５９旅，他对二军总是严格要求，对其他部队总是多加关照。一、二两军解放青海，本来二军五师可以先进入西宁，他下令五师停止行动，决定一军部队先进西宁。彭德怀司令决定进军新疆的部署是六军为左路军，进军南疆，二军为右路军，进军北疆。因为进军南疆的任务更困难、更艰苦，他向彭总建议改变原来进军新疆的部署，得到彭总的同意和批准，二军改为左路军，进军南疆，六军改为右路军，进军北疆。１９５４年，全军整编，二军五师、六师，不仅是３５９旅的基础，而且是红六军团的老基础，保留这样一个有老红军老八路长期光荣战斗历史的二军建制是完全应该的，中央军委也是同意的。但王震同志主动向中央军委提出，不保留二军建制，二军集体转业，参加新疆的生产建设，只留下二军四师的十团、二军五师的十一团，组编为四师的两个团。驻疆部队在新疆参加生产建设节衣缩食建起的一批工厂，１９５２年都全部交给地方，支援地方生产建设，而驻疆部队又重新建立自己新的工业。他带领部队到每一个地方，总是强调支援地方，强调军队与地方的团结，尊重地方党和政府。到了新疆，他特别重视和强调同各民族的关系，增强同各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保证新疆永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在生前提出，死后把骨灰撒在天山，表示永远和新疆各族军民在一起保卫和建设新疆。
王震同志的一生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精神，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革命的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王震同志的英雄功绩不灭，革命精神永存。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团结抗战的典范
——纪念台儿庄战役五十五周年
陆诒
１９３８年３月底，我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同志从当时的第五战区（徐州）赶回汉口，出席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立大会，这时鲁南战场上的战斗，规模已越打越大，形势紧急。４月初，我们就匆匆回到徐州，并在当晚到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访问李宗仁将军和白崇禧将军。
当时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形势尚好，李、白两位将军对《新华日报》记者并不歧视，每次接见总是开诚倾谈。李任五战区司令长官，而白任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是到徐州来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的。他在离汉口前夕，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访问周恩来、叶剑英将军，两位将军当即提出“固守要点，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周恩来还提出：“要把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把敌人消灭在台儿庄。”战局的发展，证实其预见性。
我们访问李、白两将军时，他们正在从容地下象棋。见到我们就邀我们坐下来细谈，并亲切地问我们武汉的近况。我说：“在武汉，看到青年踊跃从军，各省的军队也纷纷通过武汉开赴前线，当地救亡工作也正在开展。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确有一番新气象。后方同胞密切注视津浦路战事，渴盼你们谈谈当前战局形势。”李将军推白将军先发言，而白则一再谦让。前方打来的紧急电话接连不断，白时常离座去听电话，一面又要查看室内的军用地图，用红铅笔在纸上做记录，他实在分不开身来谈话。最后，还是李将军告诉我们：“４月初以来，孙连仲所部第２集团军坚守战略要地台儿庄浴血苦战，阵地上每天落敌军炮弹６０００发，伤亡惨重。我已严令２０军团汤恩伯部迅速南下，夹击日军，以解台儿庄我军之危。但战局的发展瞬息万变，我建议你们明天一早就上第一线去作现场采访，这比呆在长官部等现成战报要强多了！”
从徐州到台儿庄前线不过５０里左右，第二天我们就搭军车直达汤恩伯军团的司令部。位于台儿庄的东北方向，正是攻击日军侧翼的有利地位。汤恩伯在一间农民茅屋中接见我们，他说：“我的作战任务，不是守一点、一线，而是专打运动战，天天行军，寻找敌军的薄弱环节打。过去我们死守阵地、被动挨打，吃了很大的亏。现在我们集中全力进攻敌军侧翼，以支援扼守台儿庄的友军。”汤所统率的２０军团，直辖两个军，即第５２军关麟征与第８１军王仲廉，共计５个师（第２师郑洞国、第２５师张耀明、第４师陈大庆、第８９师张雪中和第１１０师张轸）。
４月５日，我和长江由２５师骑马到第２集团军孙连仲将军的前线指挥所。刚巧他正忙于接待从徐州来访的２０多位中外记者，其中有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战地记者曹聚仁及其夫人邓珂云（香港《立报》记者），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荷兰纪录影片公司导演伊文思和曾到过八路军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的美国军官卡尔逊上校，还有《武汉日报》、《扫荡报》和其他各报记者。孙连仲将军和他的幕僚指着墙上的军用地图，向我们报告台儿庄作战经过，使我们对战局有全面的理解。
进攻台儿庄的日军是矶谷师团所属的某旅团。他们沿津浦路南下，长驱直入，骄横不可一世，却不料在台儿庄碰到一个硬钉子。这支日军原来的打算是与进攻临沂的日军坂垣师团会师于台儿庄，然后攻取徐州。结果坂垣师团被我军庞炳勋与张自忠将军在临沂打垮，退守莒县。临沂我军大捷，导致矶谷师团孤军深入，创造了我军台儿庄胜利的先决条件。当时孙连仲将军早已接到长官部的命令，正在积极部署反攻，但他对中外记者仍然保持缄默。
当天，敌机全日出动，在接近台儿庄的地区轮番轰炸、扫射，阻挠我军向前线增援。当晚宿于指挥所中，双方炮战，彻夜不息。中外记者们虽不明言，但心里明白，今晚必有一场恶战。
４月６日下午，孙连仲将军特为我们备了两匹马，并派一名副官把我们送到距台儿庄只有３里的一个小村庄——这是３０军３１师池峰城师长的前线指挥所。
这位３０多岁的池师长，身体结实，头发蓬松，上身只穿一件咖啡色绒线衫，下面穿一条军裤，腰佩左轮手枪，在一间阴暗的农舍中来回踱步。墙上挂满军用地图，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架军用电话，还有两条长板凳。没有一张行军床，我只看到墙角边用稻草铺成的地铺，上面也没有叠好的灰色军毯。室内是乱糟糟的，大概主人忙于指挥，顾不上整理内务了。他见到记者来访，非常兴奋，有说有笑。但几昼夜彻夜未睡，嗓音嘶哑，掩盖不了他的极度疲劳。他的第一句话是：“这里备有几捆稻草，欢迎你们在此过夜！”
长江笑答：“前线打得如此热闹，即使你准备再好的床铺，我们也是睡不着的。”“老兄说对了，胜败存亡就看今晚！”池师长说罢，哈哈大笑。
他对我们不再保密。他说：“从３月２３日抗击日军进攻以来，我师４个团长已伤亡３个，原有１２个营长如今只剩两个，下级军官和士兵的伤亡则更多。但只要今夜反攻令下，疲兵再战，我们还是有决心打一场胜仗给你们看一看！”
当晚９点半，全军下达反攻命令。我军重炮首先向日军阵地集中轰击，炮声震撼了大地。我们随池师长走出指挥所观察，遥见台儿庄内日军的弹药库已中弹爆炸，圆柱似的火光直冲云霄。我军先头部队趁日军慌乱之际，冲进台儿庄寨子，展开白刃战，把原来困守台儿庄的残敌８００多人，一举歼灭，只有少数日军向台儿庄北郊退却。
４月７日清晨，我军克复台儿庄，并立即乘胜追击，肃清三里庄以北的残敌。胜利消息传来，我们立即向池师长匆匆告别，坐上临（城）与台儿庄支线的铁路摇车出发。前线尚有稀落的炮声，这是日军掩护退却的炮击；还有密集的机枪的扫射，这是我军正在附近几个村庄内搜索残敌。铁道两旁的田野，到处都是炮弹坑。坐铁路摇车也是目标太显，不久即有敌机三架飞来，向我们作低空扫射。我们即舍车步行，途中时受敌机干扰。在当天下午１点半，我们通过运河上的军用浮桥，跨进台儿庄的西门。
眼前是一幅残垣断壁的景象。有几处房屋尚余烬未熄。脚下所踏的都是瓦砾、弹片和炮弹壳，常有半烧焦的木片和散乱的电线之类挡住去路。举目远瞩，从西门可以看到东门、南门和北门郊外，没有什么建筑物会挡住你的视线。
台儿庄内还有不少我军英勇牺牲战士的尸体，有的虽然全身焦黑，但仍屹立在墙角，左手持枪，右手高举手榴弹，有的双目圆睁，直视前方，令人肃然起敬。最惨的是一位被敌人杀害的老乡尸体，身上还有三条刺刀痕，鲜血淌流一地。当时我军掩埋队正在掩埋军民尸体，到处散发着臭气与火药味，刺鼻难闻。在北门内，还有日军弹药库爆炸后的遗迹。子弹壳和烧焦了的木板箱，狼藉遍地。日军的骨灰盒在旁边堆得像座小山丘。
３１师王冠五旅长陪同我们参观战场。他边走边谈，告诉我们，当台儿庄内激烈巷战时，就是墙上一个枪眼，双方都奋力争夺。一次，日军的枪刺已插进我军守卫的墙内，我们战士立即把它抓住，刺刀刺破了手掌，流血不止，但仍死不放手。另一位战士冲进邻室，用手榴弹结束了敌人的生命。走出北门几十步，田野间停放着四辆被我军平射炮击毁的日军轻型坦克。
走到王旅长的旅部，看到成捆的日军三八式步枪、手提机关枪和５００顶日军的钢盔，还有好几箱弹药，堆满一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圆桶窒息毒瓦斯。王旅长说，从４月１日起，日军在作战中曾多次使用过这种毒气弹和催泪弹。
王旅长就在旅部邀集部分参加台儿庄巷战的官兵和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谈谈战况。他说：“台儿庄如今成为一片焦土，这是因为在作战中双方都用重炮轰击，而在巷战中双方又采用火攻。我们放火烧敌军占领的房子，是为了摧毁他们的据点，而敌军每晚也烧房子，以防我军夜袭。往往屋子里余烬未熄，我英勇战士已纵身跃进屋中，挺身与敌人拚刺刀了。”
３１师的军医处长在座谈会上说：“这次打仗，我军伤亡惨重。第２集团军３０军的２７师、３０师和３１师，伤亡十分之七，单靠部队所有的担架队，无论如何都无法将伤兵运下去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鲁南的老百姓，他们把救护前线伤兵当作自己的分内事，他们一村一村自动组织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与敌机扫射，日夜奔走在战区抬运伤兵，有时还要绕道几十里，转辗运送。事实证明，这次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应归功于鲁南民众有力的支援。”
台儿庄一仗，我军消灭日军近万人，这对打击日军狂妄的气焰，增强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具有重大的意义！
台儿庄战役距今已５５周年，追忆往事，缅怀当年军民合作、夺取胜利的英勇事迹，尚感奋不已！（附图片）
1938年4月，中国军队李宗仁部在山东台儿庄和日军第十师团激战，歼敌2万余人。
本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