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热点透视
相声你大胆地往前走
梁左
中国的相声的历史，有案可查的，最多不过２００年。
这样说来，相声的历史很短。这是幸呢？还是不幸呢？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在当今中国的文艺舞台上，唯独相声这种传统的、民族的艺术形式还能够与喜剧小品、通俗歌曲相抗衡，或称三足鼎立，或称三大支柱，究其原因，唯其在“传统”中相对年轻，在“民族”中相对开放——相声中那种强烈的反差，荒诞的手法，夸张和变形，思想的大幅度跳跃，语言的自由组合程度，尤其是那种完全打破了“第四堵墙”的表演形式，应当说是相当现代的乃至欧化的。与某些需要被振兴、被抢救的姐妹艺术相比，相声的优越性正在于它还没有来得及像它们那样被因袭的重担所紧紧束缚，还没有来得及像它们那样脱离通俗化、生活化、贫民化的生命轨迹，还没有来得及像它们那样踏上程式化、贵族化、宫廷化的衰亡之路——鲁迅说他宁可看梅兰芳博士的早期表演，看那活生生、泼辣辣的村姑形象，但却不愿意看他成熟时期的《贵妃醉酒》或《黛玉葬花》——而相声正属于这活生生、泼辣辣的青年时期，这是相声的大幸！
相声虽年轻，但毕竟也有传统，不比小品，到今天也闹不清它的祖宗是曲艺还是戏剧，正好少了“继承革新”的任务，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相声的传统就是传统相声，除了极高的艺术价值之外，还有极高的认识价值。我们可以把全部传统相声作品当作一部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市民（主要是北方，尤其是下层）社会的百科全书。最近，中华说唱艺术研究中心整理出版了一套《中国传统相声大全》，搞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乃至做其他学问的同志读一读，必有收获。
大红大紫与不景气云云
传统相声的“继承革新”工作几乎是与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声同时开始的。我们且举一段当时由尊敬的老舍先生亲自修改的《绕口令》：“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恶霸坏东西，欺压良善不讲理，共产主义我正学习，斗争恶霸斗到底……”请看，像老舍先生这样的大手笔尚且如此找不着感觉，一般的相声艺人就更不必说了。但无论如何，这种革新的愿望本身是应当得到尊重的，所以仍然可以把它当作相声革新的前奏——只是这前奏的尾音拖得很长，甚至直到今天，在相声创作中生硬地贴标签、加主题的做法仍然时有出现，成为一项非革除不可的弊端。
相声的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在传统相声的净化方面，首推侯宝林；在新相声的创作方面，首推马季，这是指“文革”以前。“文革”后，相声大红大紫，不仅由北方曲种迅速推向全国，而且许多作品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说相声不景气云云，实在是这几年才有的事。
一种艺术一旦沾上了“不景气”，总要拉个垫背的来出气，如同电影的不景气就是电视的罪过一样，相声的不景气也难免要和小品的兴起联到一起，说是相声、曲艺、戏剧的好手法都被你们用光了，观众都被你们抢走了，我们要能“景气”得了才怪呢！
续香火三点论
我认为，自己的不景气也不能光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也总要从长计议，大家一起合计个办法来“振兴”才是。相声好歹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艺术，事关重大，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在我们手中断了香火。这里，我也想出三条大计，略陈于下：
一曰宽松政策。其实，对政府的文艺政策，为人民服务也好，为经济服务也好，百花齐放也好，创作自由也好，我是一百个没意见，打心眼儿里往外就那么赞成、拥护，只盼着在实际执行中千万别走样儿，尤其对相声，更要特事特办，谁让我们是讽刺艺术呢！当然得充分注意讽刺艺术的特点。
二曰加强建设。例如理论建设，目前相声的理论研究工作还处于草创阶段，就其整体水平而言远远落后于其他艺术领域。而且研究的重点要么是分析传统相声作品或撰写老一辈相声艺术家的生平传记，要么是无穷无尽地挖掘相声历史或无边无沿地探讨幽默理论，似乎非如此就无法吸引读者或不足以显示其理论深度，因而与当前的相声创作和表演严重脱节，给人一种远水不解近渴的感觉。再如队伍建设，音乐、美术、电影、话剧、戏曲、舞蹈都有自己专门的学校学院，从大中专到研究生配套成龙，而整个曲艺只有两所中专（北方曲艺学校和苏州评弹学校），人们千呼万唤的文化素质高的相声演员又该从何而来呢？
三曰鼎力革新，雅俗共赏。不同艺术品种是有雅俗之分的，比如严肃音乐，在任何国家都只有少数人欣赏；以此看来，相声的特点正是“通俗”，尤其传统相声，大多俗得无可再俗。这就给今天的大量平庸之作找到了借口，“传统”啊，“通俗”啊，一味迎合某些观众的低级趣味（其实绝大部分观众对此也是十分反感的），从而败坏了相声艺术的声誉。我相信每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九个人喜欢相声，但每十个喜欢相声的人中却只有一个人敢于承认他喜欢相声——因为相声在一般人心目中的档次实在是太低了。倒是近年来一些探索性的相声作品，尽管远离了“传统”，也不够“通俗”，却使相声的档次有所提高，我以为这是值得的。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相声能够和其他姐妹艺术并列于艺术殿堂而毫不逊色，喜欢相声的人能够大胆地喜欢，不喜欢相声的人能够逐渐地喜欢。为此，在相声创作中宁可去一些笑料，宁可少几个包袱，也不应当去追求那种无聊的笑声和廉价的掌声。老一辈相声艺术家经过多少努力才使相声登上了大雅之堂，我们绝不能再使它重新回到撂地艺术中去。
我们反正只有２００年的历史，我们反正原先是撂地的艺术，倘若我们能战胜这暂时的、相对的“不景气”，“鲲鹏图南，江汉赴海，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矢贯七札，气吞万牛，黄金世界，荼锦生涯”（梁启超语），又将是何等辉煌！
相声，你大胆地往前走！
第8版(副刊)
专栏：
周总理安排拜程师
李世济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谈“小事”似乎是不恭的；但是我所能接触到的，只能是总理的“小事”。在他是“小事”，对于我却成了大事——一生一世永难忘怀的大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５０年代中期，那时我已经在北京京剧团唱程派戏，总理时时关心着我的成长。总理知道我有一个拜程先生为师的心愿，一次（大约是１９５６年），他和程先生一起看我的演出，总理就问：“你看她像你吗？”程先生点点头，答：“像。”总理又问：“她是你的学生么？”先生回答：“她，是我的干女儿。”总理畅快地笑了：“干女儿——那好啊！干女儿和学生有什么区别么？”先生停了一下，淡淡地笑着说：“干女儿，是家里人……”总理高兴地讲：“那么，我让她拜你当老师怎么样？由我周某人来请客！”程听了也很高兴，因为“由我周某人来请客”这几个字，是不大容易听到的，既是面子，更是期望。我后来得知这番对话，是由当时在场的领导同志转述的。如今，周巍峙同志或许还记得这件事。
非常可惜，总理说过这话，随即就去了亚非拉访问，程先生也去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我在北京京剧团是青年演员，每年有大半年在外面巡回。这样一下子就耽搁了半年多。１９５７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在华沙举行，为了参加这一盛会，中国组织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我的京剧清唱也有幸被安排其中。程先生担任了整个联欢节的艺术比赛的评委。在筹备这件事时，总理又亲自托付了程先生，要他对我参赛的节目进行加工。后来，在由北京开赴莫斯科的九天九夜的火车中，我不时去程先生的车厢请教，红线女也热心“旁听”。到了莫斯科，我们普通团员住在奥斯坦丁旅馆，程先生住在乌克兰大酒店，其间的距离比较远，担任总带队的周巍峙同志，便经常用他的车接送我去程先生那里。我的清唱在联欢节上得了奖，程先生也很高兴。他因有事先期回国，曾对我讲，“回去就可以办那件事（指拜师）了。”当我回国之后，才知道他遇到一些事，心情不好，拜师的事又耽搁了下来。没过多久，我需要去内蒙古巡回演出一周，走之前，忽然接到夏公（夏衍同志，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的电话，说周总理又在关心你拜师的事。我讲自己马上要去内蒙古，一周就可回来。夏公说，那好，等你一回来就举行仪式。我高兴地去了，也高高兴兴地回来了。谁知就在我回到北京的当天，就得到程先生去世的消息！
后来，在程先生的追悼会上，我哭得很苦。总理见了，劝我化悲痛为力量，要好好继承和发展程先生的艺术。话，都是很普通的话，说话的声音也很轻，但是在此时此刻听来，却格外感人。总理啊总理，您一天得有多少国家大事得操心，像我这样一个普通演员的拜师问题，您还时时挂在心上，您还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要向夏公打听一番我的近况！这，我又如何承受得起！
第二件事，是在程先生逝世一周年时，首都京剧界举行了纪念演出，我演了《锁麟囊》的一折。演出结束，周总理请了部分演员到他家里吃饭。陈毅、贺龙两位副总理作陪，梅兰芳先生也应邀出席。席间，总理先笑着讲，“我周某人请大家吃饭，饭钱不收，但粮票是要收的，每人半斤。”
总理要我挨着他坐，我的另一边是梅先生，梅先生的另一边是贺老总，我们的对面则是陈老总。吃饭当中，总理给我搛了一筷子菜，放到我面前的菜碟里。粘呼呼的，像是一种什么胶质，我当即就吃了。总理问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摇摇头。总理讲，这是熊掌啊，是贺老总送给我的啊。
席间，不知道为什么事情，贺老总大发雷霆，仿佛点名在骂在场的一位官员，而那位官员脸红红的，只低着头不说话。周总理出来“打圆场”：“老总啊，这些事你就别操心了，就交给他们去办好了……”陈老总更有意思——他用自己的筷子敲打自己面前的瓷碟儿，还一边吟着什么诗，有滋有味的。三下两下，把贺老总的火气给岔过去了，这时总理又转过脸问梅先生对我演出的印象，梅先生张口就说：“挺像老四——”大概是怕总理听不明白，赶忙又补上一句：“挺像砚秋的。”
当然，这时总理又转过头对我进行勉励。
我从来没在这样的场合中吃过饭，我真佩服总理，他能从容不迫，把四面八方的事情处置得有条不紊，没有一丝忙乱。
第三件事，是在“文革”前的政协礼堂。那天，我和乐队准备坐电梯去三楼清唱。打鼓的谭世秀同志刚刚前脚迈进一楼的电梯门，就听见开电梯的服务员轻轻说：“您稍微等一会儿，总理来了。”谭世秀立刻把脚“抽”了回来。我就站在谭世秀的背后，我想，任何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也都会这样做的。我们一转身，果然总理就站在几步之外，并且迅速走到电梯门口。总理问谭世秀：“您为什么退回来？”谭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总理转向电梯服务员，脸上的神情无比生气：“你们为什么让别人退出来？”服务员唯唯诺诺正狼狈着，谭世秀连忙为服务员“开脱”：“不赖他们，是我自己看见的。”总理更加生气：“不可能！任何人的眼睛都生在脸上，不能长在脑后嘛，怎么能望到背后？”遂又转向了服务员：“要记住：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我当总理，同样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能让别人给我让位子？……”总理气得满脸通红，说着就想走，我们蜂拥上前，总算把总理给拉住了。这时，邓颖超同志慢悠悠走上前，慢条斯理、轻声低气地指着总理说：“你们知道吗？他的大名叫周恩来，小名才叫总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就是不能让他到了哪里，都叫老百姓立刻躲开……”最后，是我们提出一项“折衷”的建议：大家一起乘坐这间电梯，总理同意了。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用力“提着气”，为了使自己的身体更“瘦”一些——就这样，我们十多人和总理紧紧拥挤在这一间电梯里，向上升、又向上升着……
第8版(副刊)
专栏：漫谈
一点担心
贺生如
文化市场上常常爆出一些新鲜事。一家报纸将“月末版”大样拿出来，向报贩公开招标，挑选发行承包人，发行量由承包报贩开盘拍板，而且他还有提出更换稿件的权利，只要合乎有关法规和新闻职业道德，编辑人员应同意更换。在上海出版社第七届联合图书看样订货会上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国营新华书店把眼睛盯着个体，个体书店订什么书，就跟着订什么书，他们承认个体书店眼光准，看中的书不愁销路。
这样做的结果，报纸发行量、编辑人员收入、新华书店经济效益的增长，大概是能想见的。报纸、杂志、书籍当然要接受市场的挑战和检验，但报刊书籍并非傻子瓜子，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我有点担心，这样一来，个体报贩和书贩，实际上不就成了生产这些特殊商品的老板了吗？那么精神产品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导向作用何在？
第8版(副刊)
专栏：
非正式评论 夏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