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正确处理三个比例关系是搞好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学习《薄一波文选》中关于积累与消费有关论述的体会
马洪
从５０年代以来，一波同志长期在中央担任国民经济领导管理工作，参与了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文选》中收集的关于经济工作的一些重要著作，多方面地再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光辉而曲折的历程，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和沉痛教训。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如何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建设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要保持国民经济既高速又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必须防止和避免出现国民收入的超分配，避免建设规模和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必然涉及到消费与积累的关系问题。实践证明，每当这些问题处理得较好时，国民经济就能够稳定高速发展；而当这些问题处理得不好时，国民经济就出现波动，结构失调，效益下降，造成损失。《文选》中收集的《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一文，是一波同志在１９５６年秋召开的党的八大上的发言；《正确处理建设和生活的关系》一文，是随后在１９５７年初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报告。这两篇文章虽然时过３０多年，但是文中所表述的一些观点，至今仍然具有启迪和指导意义。
一波同志在这两篇文稿中首次提出了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要处理好三个比例关系，即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收入所占比重，以及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所占的比重。这是对我国“一五”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一五”时期，是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开端，也是我们党的工作任务由以往的革命战争向经济建设转变的时期。当时，对于共产党人来讲，如何尽快熟悉经济工作，提高宏观管理水平，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建国之初，特别是“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成就和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善于领导武装斗争，而且善于从事经济工作，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熟悉经济工作，学习经济管理，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艺术。这两篇文章系统地总结了“一五”时期我们在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并通过对发展过程中各种比例关系的数量分析，力求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概括，探索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规律，为我们树立了在实践中学习经济管理的榜样。
首先，一波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把集体的、长远的利益同个人的、眼前的利益如何正确地结合起来的问题。积累与消费，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既是相互制约的，又是相互转化的。就一定时期内来讲，积累多了，消费就少了；反过来，消费多了，积累就少了。要正确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要使我国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具有稳定而不断增长的资金来源，又要保证广大劳动群众生活水平在生产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一波同志特别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处于起步阶段，积累的增长速度应当快于消费的增长速度。这个观点被我国以往３０年的经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一波同志还正确地指出了积累与消费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积累增加了，既可以增加生产资料的生产，又可以增加消费资料的生产，积累的增加为未来的消费增长提供了物质可能。反过来，适当地增加消费，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则可以促进积累的更快增长。所以，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仅应从静态的角度看，更应当从社会再生产的动态变化中把握和确定二者间分配的合理界限。
一波同志非常重视从历史的经验中把握和分析国民经济中各种重大比例关系的数量界限。他详细地分析了１９５２—１９５６年间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以及当时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经验，提出了与当时情况相适应的比例数字，即积累部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不低于２０％，或者略高一点”的设想。为了在实际工作中有效地控制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他还对与此相关的两个重要的比例作了进一步的考察：一是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基本建设支出在国家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通过对１９５２—１９５６年间经济运行状况和经验的分析，提出在当时情况下，国家预算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今后若干年内“不低于３０％，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所占比重“不低于４０％，或者略高一点”。３０多年的经验使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要加强宏观经济的调控，除了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以外，还要科学地确定这两个与前者有密切联系的重要比例关系。
实践证明，一波同志当时提出的这些观点，即使３０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作用。遗憾的是从１９５８年开始，头脑发热，不按经济规律办事，高指标、“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极大损失。这从反面证明了经济工作中坚持科学态度的极端重要性。
一波同志还强调指出，经济工作中历史经验的数据可以作为未来计划的一种重要依据。历史经验的数据，是一定条件下客观规律的反映。正确地利用历史经验的数据，可以找到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未来。当然，运用这些数据时要根据新的变化了的情况进行修正和补充，才能使之完善。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早在５０年代，一波同志就语重心长地说：“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将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上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如果没有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坚持不懈的努力，如果不把可能节省下来的每一文钱和每一份物质资源都积累起来，合理地使用到扩大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去，这样艰巨的任务是很难完成的。”这段精辟的论述，仍然是我们今天认识国情、发愤图强的座右铭。虽然经过４０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基础已大大增强了，但是我们国家的底子还很薄，人口高达１１亿多，特别是农业劳动人口的比重大、收入低，要使我国真正赶上发达国家，没有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是不行的。即使我们到了下世纪中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及再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进入世界先进水平之列，我们也要提倡艰苦奋斗，要珍惜自然资源，合理地利用资源，使经济、社会、环境得以协调发展。
与５０年代相比，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宏观管理的对象、任务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和新要求，进一步探索如何处理好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国民收入中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以及国家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所占比例等重大比例关系，探索控制这些比例的新的方式和新的途径，以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
今天的情况已经与“一五”时期大不相同了。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不复存在。无论是产品的生产、销售、定价，还是资金分配，劳动用工制度，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市场调节。用以往那种直接管理经济的办法已经行不通，必须探索运用税率、价格、利率、汇率，以及产业政策、分配政策等新的间接手段管理经济的办法。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进行间接调控对我们来讲是一项新的工作。只有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向实践学习，才能提高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我们必须遵循党的十四大的精神，认真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通过适当控制积累率，为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根据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余年的发展经验，国民经济管理的首要任务是，既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要抑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大的波动。这就与保持适当的积累水平有很大的关系。近十多年来，积累率大体保持在３０％稍多一点。看来，这个比例在目前情况下是大体适当的。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需要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使国家财政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并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保证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有足够的调控能力。同时，还要研究在实行财政复式预算体制的条件下，国家财政中建设性支出应当保持多大规模，国家支持的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的建设资金如何筹措等等。
第二，结合市场经济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发展差距出现扩大趋势，如何控制和缩小地区差别，有计划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后进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宏观调控的一项新任务；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如何合理调整，避免过分悬殊，以及产业结构如何有效地协调和优化等等，也是宏观调控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三，无论是就控制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而言，还是就加强整个经济宏观管理而言，反映重大经济比例的许多参数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单纯用指令性计划、行政命令等直接手段加以控制，需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多种手段配合使用。目前正处在由以往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过程之中，我们要学习一波同志的探索精神，善于总结经验，结合当前经济工作的实际，创造性地解决面临的新问题。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唯物史观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发展”理论研讨会综述
今年１月９日至１５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和吉林省社联、吉林省哲学学会、吉林大学等１５个单位联合召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发展”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教学和宣传的专家、学者１００余人到会，展开了认真的研讨，获得了可喜的收获。
第一，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高度，深化了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的认识和理解。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既有“中国特色”和自己的时代性，又有普遍性意义。其普遍性意义，是指它继承并遵循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当代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总趋势，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有中国特色”，是指这一理论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国情和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战略步骤、发展动力等），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也是唯物史观的精髓。根据这条思想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国情与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中，坚持“走自己的路”。这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
第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多方面继承、运用和创造性地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力标准的理论。按照唯物史观，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力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劳动者素质和生产积极性的提高，科学技术的生产应用，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与生产资料恰当的社会结合，生产的规模经营、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科学管理等等是决定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劳动者的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则是首要因素。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党和邓小平同志揭示现阶段我国社会由其主要矛盾所规定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要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这是对生产力理论和生产力标准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在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具体应用的讨论中，大家都认为这是判断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标准或最高标准。但在它是否存在应用范围的问题上，则存有争议。少数同志认为，生产力标准的应用范围不应限定，多数同志则认为它的应用是有范围的。一些同志认为：①它是划分社会经济时代（如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的唯一标准；②它是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最终标准但不是直接标准，社会经济形态直接取决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③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对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大家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体现了实践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归根到底，它是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其二，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理论。传统观点过去只是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来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只讲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要高度发展，而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通常就不强调生产力了。实际上不突出生产力，生产力不较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失去了物质技术基础。如果固守贫穷的社会主义，不仅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而且迟早会垮台。邓小平同志去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都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的重要发展，而且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其三，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认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同志提出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会束缚生产力发展这个关键问题，主张通过根本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相关体制，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改革旧体制和借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与会者一致赞同改革是我国社会现阶段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则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动力是由其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决定的。这种改革与剥削制度下的改良的性质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与革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一个系统。其中有根本动力（改革）和非根本动力；物质动力、政治动力与精神动力；直接动力与间接动力等区别，单讲哪一方面都是不全面的。第三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人民群众需要的满足、利益的实现和发展同社会现实状况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基本动力，而改革则是直接动力。
其四，发展了唯物史观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而只是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的机制或手段，这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现代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作为生产关系的动态形式的理论。
其五，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政治与经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辩证关系的原理。与会代表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现实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并且促进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和健康、文明与科学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形成。这是基本的。另一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伴生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又会刺激一些人的私欲，使得“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等拜金主义现象滋长起来，从而造成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人生价值观的冲击。在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时期，由于法制尚不健全和西方腐朽思想的侵入，会使旧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并毒化社会风气，腐蚀人的灵魂和意志。因此，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既要着眼于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
第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唯物史观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与会者认为，这次理论学习和研讨还是初步的，还有许多问题，例如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国有制如何实现内在结合，根本变革我们的经济体制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利益关系和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等，都需要我们立足于实践，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探索和深入的阐明，使理论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李崇富）
第5版(理论)
专栏：
扩大开放思路 振兴中原古都
白录堂
邯郸市地处中原，既不靠海，又不沿边。怎样抓住时机，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
加大思维开放度，牢固确立“沿海观”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沿海人的思想观念，就不可能像沿海和内陆先进城市那样加快对外开放。基于这一认识，结合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我们在全市开展了“换脑筋、理思路”系列活动，对促进思想解放起了积极的作用。一是观念由僵变活了。如过去的行为准则是等批件、条文，现在的行为准则是只要对经济建设有利就敢闯敢试。二是目光由短变长了。看出了面临挑战和已经落后的危机，小富即安思想得到了清理；对利用地理条件有了新的认识。三是视觉由小变大了。由只看本市、本省这块小天地，转向紧盯国际国内大市场，进一步坚定了利用资源优势，加快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运用经济互补性，作好开发“大文章”
邯郸市是全国十大煤炭基地和八大瓷区之一，也是重要的纺织、钢铁、建材工业基地。经济结构与港台及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去年以来，我们确立了“借古城力，打优势仗，四面辐射，全方位开放”的战略和“滚动发展，嫁接起飞，联手开发”的扩大开放思路，扎扎实实抓了三方面工作：一是以出口商品为依托，开拓国际市场，滚动发展。我市出口创汇总值已居河北省前三位。 我们把具有较大规模的出口产品企业作为重点，从税收、资金、电力、原材料等方面给予倾斜，培育出口商品基地。针对初级产品多、出口创汇率低的情况，下大力调整产品结构，纺织行业在深加工、高档次、外向型上下功夫，在陶瓷行业引进德、意、英等生产线，以开发新产品，适应国际市场需要。以港澳传统市场为基地，大力发展西欧、日本市场，积极开拓东欧、独联体各国和中东、非洲市场，使出口创汇有了较快发展。二是以现有企业为基础，广辟外引渠道。我们以一批大中型企业为母体，采取多种方法，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进行嫁接改造。市与对口公司签订了引进技术、设备改造老企业目标责任制，动员企业积极寻求大客户搞大联合做大买卖。在深圳和北京为企业引进外资牵线搭桥。千方百计引进外资、技术、人才，寻求合作。在部分企业试行合资企业管理模式试点，推进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三是以自然资源为引力，扩大招商领域，联手开发。把加快资源开发、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作为扩大开放的重点，积极探索以内联外引促开放的路子，变范围狭小、形式简单、临时性物质串换为长期稳定的产销联合、技术联合、资源和产品开发联合，发挥中原地区对外开放的整体优势。我市先后在几个沿海开放城市建立了办事处，以借地生财、借船出海。同时，建立了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马头经济特区，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进行成片开发。由于注重开发潜在优势，去年以来，我市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利用外资近亿元，超过１９９１年以前的总和。
改善内陆大环境，缩小人文地缘差
地理位置、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条件。近年来，我们大力抓了软硬环境的改善，努力建设现代化古都。多渠道筹集资金，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较好地适应了对外开放的要求，缩小了与沿海城市在交通地理方面的差距。本着发展大商业、建设大市场、搞活大流通，把邯郸建成经济贸易集散中心的指导思想，我们制定了建设中原贸易城的规划，建设大型批发市场、商业大厦，开发商业街，形成较大的商业群。同时，根据邯郸是战国时期赵国都城，是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名胜古迹较多的优势。我们把开发旅游资源作为增强对外开放吸引力的重要环节。去年以来，重点抓了“赵苑”旅游区的兴建和“梦城”旅游区的规划筹建，以具有本地特色的优惠政策、优良服务和古城风韵，吸引国内外客商来邯郸访问、旅游，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交流活动。
（作者为中共邯郸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