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热点追踪
“白条”兑现之后……
去年底，“白条”问题曾把新闻热点从城市拉到农村。年初，党中央、国务院一声令下：“春节前全部兑现农民手中‘白条’。”从上到下，各级政府，财政、银行、商业部门一通紧忙活，结果关于“白条”的种种议论逐渐平息。然而，“白条”兑现之后，是否意味着农村问题已基本解决？农村有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最近，本报经济部农村组的编辑和部分刚从农村第一线回来的驻省（区）记者，进行了一番探讨。
农村组编辑：议题中虽有“白条”两字，实质上讨论的不只是“白条”问题。是请大家在一起说说农村第一线的真实情况和面临的问题，为农业和农民说说话，探讨一下农村经济发展。“白条”只是一种现象，农村更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大家一定知道不少。
农民怕“白条”更怕卖不掉
阎晓明（驻山西记者，左二）：“白条”不好，但无白条不见得就好。去年山西没有多少白条，是因为粮、棉减产了。
李而亮（驻河南记者，右下）：像河南信阳地区，干部可能为没有多少“白条”而庆幸，可是农民却为大量稻谷卖不出去发愁。他们说，要是国家能收购，拿着“白条”也比粮食堆在家里强。
李安达（驻吉林记者，左七）：在吉林，现在农民不是怕打“白条”，是怕没有白条。有了白条迟早还有指望兑现，怕的是粮食没人收。吉林曾为人均产粮、商品率、调出量和出口量四个第一而自豪。但今年却出现农民不愿投入的情况，春节后化肥、农膜的销量，要比往年少４０％。现在不少农户几千斤稻谷卖不掉，担心再种下去“白条”都无人打。
农村组编辑：农民的利益要保护，但是如果指望靠国家财政补贴敞开收购，来者不拒，可能给农民传递错误的市场信号，第二年农民会把已经没有销路的低质粮食更多地生产出来，然后堆在仓库里。这里有个根据市场的需求，引导好农民调整生产结构的问题。
李安达：调整结构可不是容易的事。前些年，吉林为粮食转化也作过不少文章。如伊通，养蛋鸭，可是弄来弄去，鸭蛋卖不掉，渐渐就没人养鸭了。英俊乡原来养奶牛出名，每天能产五六百公斤奶，可是后来牛奶、奶粉都卖不出去，现在那里也基本没什么牛了。像这种因为没销路，杀牛的事多得很。这里有运输和流通渠道问题，也有市场问题。
农村组编辑：看来，粮食转化，眼睛要盯着市场，同时，也要考虑目前经济水平下的市场容量，即社会消费能力。
张述圣（驻甘肃记者，右中）：谈起市场，这里头学问可大了。就拿兰州的大百合来说，肉厚、味甜，全国独有。可这么好的东西，过去外面不知道，大多在本地自产自销。前几年，兰州郊县山区把种百合当成脱贫致富的门路，没想到百合一多，七八角钱一公斤都没人要。结果有关部门动员机关干部和市民吃“扶贫百合”。后来兰州百合被一位港商发现，马上运到深圳、香港大作宣传，当地也作了很多努力，如今兰州百合已远销许多大中城市和港、台地区，市场年年扩大，现在８元钱一公斤也买不到了。这说明，不管种什么，只盯着眼前的市场不行，被动地进入市场与积极开拓市场，结果也大不相同。
既要找市场也得找市长
胡跃平（驻贵州记者，左四）：农业与工业不同，农业既要找市场，也得找市长。对于分散、闭塞的农民来说，有时就是通过政府和有关部门才找到市场的。
刘杰（驻安徽记者，左三）：下乡采访，常常在农民中听到这样的疑问，说是啥赚钱种啥，可种啥能赚钱，咋种多赚钱，到哪儿去赚钱呢？乍一进入市场的农民，急需信息、技术等各方面的服务。
陈国琦（驻河北记者，左五）：这正是政府部门和各级基层组织应该干的事。我在农村和农民、干部聊天，可以感到，不少地方对农业的重视只是停留在口号上。有些农业大县，县长、书记全力以赴抓项目、搞引进，农业的声音很微弱，许多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根本提不到县委、县政府的议事日程上。
农村组编辑：农业发展转向市场经济的轨道以后，各级领导部门的职能也要相应转变。重视农业，谁也不反对，问题是怎样重视，怎样加强。在新的时期，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指导农业的发展，怎么样处理农业和农村各业的关系，很值得认真研究。
胡跃平：我觉得，在农民与市场之间，应该有一些中介组织，在引导农民的同时，承担一定的市场风险。以前，贵州一些地方曾发动农民大种青麻，开始跟农民说好，按４．４元一公斤收，农民一算还值，户户踊跃签合同。谁知第二年市场起了变化，青麻价格下跌，收购部门干脆单方毁约，停止收购，实际上把市场风险完全推到了上万户农民头上。要避免这种情况，就得建立多头承担农业风险的机制，同时需要有一个中间组织，在行情变化剧烈时，适当吞吐调节。这当中，需要政府做的事情太多了，把农民往市场上一推，就万事大吉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
钱有人要事谁来管
李杰（驻河南记者，右上）：眼下农村更突出的是负担问题。农民有这样一个顺口溜：头税（皇粮）轻，二税（提留）重，三税（摊派）要了命。还有一种说法：“几十顶大盖帽，合吃一顶破草帽”，指的是四面八方向农民伸手。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偏激，但表明了一种义愤的心情。农村的各项公益事业和各种达标活动都让农民掏腰包，刚刚解决温饱的农民怎么受得了？
李而亮：其实我接触的乡村干部，大多数还是老老实实、辛辛苦苦干工作的。可有时为了应付上面布置的任务，不得不在农民身上打主意。比如，某地搞“千村百万”工程，每户摊派１００元，办乡镇企业，这种不考虑市场，只为了凑产值办起来的企业能不变成包袱吗？像这样的事，上面当成绩来张扬，下面却怨声载道。打的是为农民办好事的旗号，可实际上是在给农民加负担，添麻烦，这不是“花架子”是什么？
李杰：向农民伸手要钱的部门不少，可是农村有好多事却无人过问。有些村与村、村与乡之间的道路坑坑洼洼，一下雨、雪，就一塌糊涂，连自行车都走不了，更别提运什么农副产品了。除了物质上的负担，农民精神上的负担也很重，为什么农民愿意花钱买“户口”？城乡差别太大了。
农村组编辑：负担问题与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越穷的地方，要干的事情越多，自己没钱，就向农民要。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经济，我们曾经做过“减法治标，加法治本”的文章。当然这里也有干部转变作风的问题。
刘杰：解决负担问题，应该学老中医治病，先治表，后治里，加法、减法一起做。
富不富 关键看收入
罗茂城（驻四川记者，左一）：上面有些问题，其实是出在对农民的富裕程度估计过高上。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可是真正水旱从人，一碗泥巴一碗粮的主要指成都平原，而川西平原仅占全省面积的７％。省内２２０多个县（市、区），国家级的贫困县就有４６个。不少地方还是风调雨顺就脱贫，一遇天灾又返贫。去冬今春，古蔺等地大旱，几十万人生活困难。
胡跃平：贵州也很穷，每年还差个十来亿公斤粮食。产粮区农户有存粮，可山区一些地方，农户只有半年粮。
阎晓明：农副产品的价格上不去，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大城市的需求相对饱和。而８亿农民的大市场，消费水平又相当低，究其原因，与农民的收入水平低有很大关系。
景险峰（驻陕西记者，左六）：我认为，在绝大多数农民解决了温饱以后，农业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过去陕南、陕北的穷苦庄稼汉，以吃饱肚子为幸福，把吃上白面馍当过年。现在走遍三秦大地，农民都说真的吃饱了，但是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５５０多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２００多元，有的县才２００多元。有人测算，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要达到小康水平得到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依我看，要把“口号农业”变为“务实农业”，最关键的是要把“产量农业”变为“收入农业”。考核一个地方的农业怎么样，得看农民吃饭和花钱这两个硬指标。
农村组编辑：农村要说的话题实在太多了，今天先开个头。前几年，农业报道不太热，随着农村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去积累下来的老问题和改革中出现的新矛盾同时涌现，农业有可能再次成为新闻热点。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观念、新思维来观察、分析、研究农村问题，多为农民说说话。
（本报记者 杨文道摄）（附图片）
第2版(经济)
专栏：
现在，最难为自己挑选服装的，是职业女性，可是服装设计师李艳萍却说——
我特别钟爱职业女装
莫新元
“现在，买一身合适的衣服，越来越难！”我经常听到周围的人发出这样的抱怨——当然，这些人大都为女性。
时下的北京城，高档、精品时装店比比皆是。一套标有国际名牌的时装动不动就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在这里，似乎美就是钱，越值钱的越美。在这些精品店的周围，还可以看到许多的服装摊，上面码放着各种时髦服装的复制品。这里奉行着另一条准则：美是廉价的，因为越便宜，你越容易追赶时髦。
如果你既不同意此，又不同意彼，你就会陷于一种两难选择的困境。李艳萍告诉我，陷入这种困境的，大都是职业女性。
李艳萍是一位事业上卓有成就的服装设计师。９年前，她在北京举办了中国第一次个人服装作品表演。到日本研修一年后，在纺织部领导的支持下，她于１９８９年在深圳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国营服装公司。正巧她最近挥师北上，来北京办李艳萍时装店，而且这个店的服务对象，主要就是职业女性。
“我特别钟爱职业女性服装，因为我本人就是职业女性。”李艳萍侃侃道来，“我曾经为竹下登、海部俊树、李光耀、卢泰愚等的夫人制作过衣服，但是我最感荣耀、最得意之作，还是为我国的女领导、女官员制作的服装。前者属夫人装，再好也不能掩盖丈夫的光彩；后者则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女性服装，主要是体现本人的气度和风格。”
“我所说的职业女性，主要指在办公室里工作的女性，如女官员、女医生、女教师、女记者、女艺术家及公司里的女职员等。在我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很高，就业率几乎与男子相等。我们有一个人数众多的职业女性阶层，她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审美眼光。她们的穿着打扮，应该起到引导服装潮流，提高整个社会衣着水平的积极作用。”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服装的要求已由一般意义上的漂亮，上升到了能够体现内在气质，塑造良好的自我形象的审美层次，职业女性则是这种变化的代表。谈及现在职业女性购衣难时，李艳萍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过去禁锢得太久，国门一旦打开，许多人对服装缺乏起码的审美知识，一时有茫然之感。太时髦的服装不穿，又找不到合适自己的服装，只好穿西服或款式陈旧、颜色暗淡的服装。
“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的服装界对职业女性的衣着特点缺乏专门的、认真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实践，李艳萍为职业女性服装归纳了如下特点：
从职业性质看，职业女性大都社交频繁，因此服装应该比较讲究，应以中高档为主。而且，为避免在同一社交场合与别人穿一样的，应尽可能地多样化、小批量。
职业女性一般注意文化内涵，在设计上要尽量简洁，切忌流俗。
端庄、大方，是职业女性趋向一致的审美要求，因为她们都非常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服装对她们来说，不仅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事业走向成功的一个手段。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职业女性的人群将不断扩大。对于即将在北京开业的时装店，李艳萍踌躇满志。在这里，她将为职业女性提供从服装到手袋、服饰等一系列的选择。采用前店后厂的经营方式，及时、尽量满足顾客在服装细节上的要求。她还准备了一些书籍，以丰富顾客有关服装审美的知识。用她的话说：“愿更多的职业女性到我这儿来发现、塑造良好的自我形象。”（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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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周末话题
经纪人考
马立诚
武大郎曾被称为经纪人。《水浒传》第２４回：“小人只认的大郎，一个养家经纪人，且是在街上做买卖。”这是西门庆对王婆说的话。西门庆用心另说，其实武大郎只是卖炊饼而已，终其短暂的一生，未曾在阳谷县内外撮合过什么交易。这里的“经纪人”是指小贩，与现在理解的“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以获取佣金的中间商”不同。
自然，我国古代也有干这一行的。汉称驵侩，专门介绍牲畜买卖。自唐起称为牙人，业务扩大到为田宅交易说项等等。大约到了清朝，才逐渐把此类生意归入“经纪人”这一概念中。清诗云：“驴马牵连入市沽，倩他经济较锱铢。”就是证明。
也许是受了“君子谋道不谋富”及“商为末”的古训影响，过去民间称此类人为掮客，含有贬义。到了今天，也有人讥之为“空手套白狼”的“皮包公司”。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其脑筋应该换换了。经纪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他们为买卖双方传递信息、推动产销、融通资金，贡献非小。就世界范围来看，近年来由各类经纪人促成实现的商业销售额已占国际商业总额的一半以上。我国流通尚欠发达，产品积压较多，科技成果难以转化，尤需经纪人大显身手，从中助力。
可喜的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诸多经纪人正以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洗刷昔日的蒙尘。有时从报上也看到某地重奖某经纪人的消息，显见这一行业正在升堂入室。
但是，现存的问题亦不容忽视。一是经纪人角色缺乏必要的法律框定，任谁都可以自命。诚实的经纪人和行骗者鱼龙混杂。一些“路子野”的“地下工作者”趁机“狠捞”，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一家地方报纸在报道各类经纪人活动时，竟称之为“神秘家族”，可见作业者斑驳陆离。二是佣金收入没谱。有些生意几道中间人收入累积竟高达商品成交额的５０％，而且从不交税。三是商业诈骗行为屡见不鲜。合同上的手脚就不用说了，收受巨额“佣金”推销假冒伪劣商品也成了风。而一旦发生纠葛，“经纪人”则无影无踪。
这些情况严重地干扰着市场经济的秩序。解决之途就是要制定法则。为经纪人正名，明确经纪人的营业依据，规定各类经纪人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及大致收入比率，都是必不可少的重点。日前广东、天津等地正结合本地情况出台经纪人暂行规则，这总比没有章法强。希望国家有关方面比照研究，加快立法脚步，这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内容。
第2版(经济)
专栏：京城新行当
“伯乐”的得力助手
萧林
“拿破仑曾说过：‘不想当元帅的战士就不是好兵。’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我基本上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我认为，一个好兵应首先想到怎样将仗打好而不是怎样去当元帅。我很怀疑一个整天想着当元帅的士兵会真正在战斗中奋不顾身。我认为，甘当普通一兵，不计功名利禄，是一个好兵所应具有的重要品质。”
这是由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为中美合资北京天坛胶粘带有限公司组织的招聘考试中，主考人与应考者之间的一段问答。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主任谢小庆副教授说：“我们并不在意应考者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看法，而主要是了解他的思维逻辑性、表达能力、反应速度等。”
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是一个主要由心理学工作者组成的科学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汇集了一批专业心理测量工作者。谢小庆说，当初“伯乐”不仅要根据自己长期的相马经验来制定“千里马”的标准，而且要自己动手拉着皮尺来对马的胸围、体长、身高等特征进行测量。今天，“伯乐”们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千里马”的标准问题，具体的测量问题可以交给专业技术人员去解决，不必再自己动手。我们这些心理测量工作者做的就是要帮助“伯乐”们“拉皮尺”的工作，为他们提供心理能力测量方面的服务。把选人用人工作建立在更科学的基础上，用科学方法来补充经验方法的不足。
那么，什么是科学方法？什么是经验方法？好比你想了解一个人是否发烧时，摸摸头就是经验方法，用体温计量一量就是科学方法。同样，在对人的品德、能力进行评价时，基于个人主观直觉印象的方法是经验方法，基于测验、考试等客观测量之上的方法是科学方法。经验方法非常重要，但受到很大的局限。下面的例子非常有趣。
天坛公司组织招聘，总经理对一位姑娘的看法很好，认为她漂亮、开朗，适合做公共关系工作。但是，这位姑娘在智力测验、职业能力测验上的成绩均不高，个性测试的结果也表明她存在着明显的人格缺陷。为了实际检验这些测试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总经理将这位姑娘和其他几位虽然测试结果不理想但印象还不错的人一道留下试用。结果，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这几个人陆续都被辞退了。
在为大平科技发展公司组织的招聘工作中，公司的几位领导对一位举止潇洒、表现自信的青年看法很不相同。心理测试的结果表明，这个人的能力属于中等水平，个性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观察之后，心理测试的结果得到证实。
也有相反的例子。有些人看起来貌不惊人。但测试的结果表明，其智力水平相当高，并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均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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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间百态
改行的“棒棒军”
孔伟
在山城重庆的大街小巷，活跃着一群被当地人称为“棒棒军”的临时搬运工。他们从乡下涌进城里，靠力气挣钱。车站、码头是他们“捞世界”的好地方。但随着“棒棒军”人数的激增，这碗饭也越来越不好吃了。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改行他就”，开辟新“财源”。
“导购先生”
笔者从石壕煤矿到重庆公干，顺带为朋友购一块抛光膏。但跑了许多家化工、五金商店均未购到。在一家商场门口，我失望地准备离开时，一位２０多岁的青年凑了上来，十分热情地说：“我带你去，一定买到。怎么样？”我半信半疑。“有多远？”“不远，几分钟就到。你给两块钱就行。没买到不收费。”花两块钱能解决我转悠大半天没办妥的事，当然求之不得。于是他带着我穿街走巷，果然仅几分钟，便到了一家化工原料商店，结果是皆大欢喜。“搞这个多久了？”我饶有兴趣地问。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还不到一个月。以前我帮人下力，钱越挣越少，但市中区的路我算是跑熟了。昨天一个‘老板’坐‘矮爬爬’（重庆人对小轿车的谑称）来进货，转了半天没转出个名堂，后来还是我帮他解决了问题。你猜他给了多少？整整２０块呢！”他悄悄告诉我，还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挣了８００多块，比当“棒棒军”既省力又赚钱。
“保镖”
重庆同全国各地一样，许多商场为维护正常的营业秩序，特聘了一些身强力壮、素质较好的人当“保安”。一些“棒棒军”觉得“下力”挣钱既辛苦又让人瞧不起，穿上一身制服既潇洒又自在，于是应征者甚众。还有的干脆丢了“棒棒”给一些“大款”当保镖，吃得好住得好，出入大场面，再叫他扛“棒棒”恐怕九头牛也拉不回去。一次在火车上见到一位为私营企业主当“保镖”的外地人，如果不是在“侃”熟了之后的自我介绍，我从他身上简直找不出一点山区人的痕迹，就连口音也是地地道道的重庆“川味”了。“老板每次谈生意进货我都去。这几年全国各地算是跑遍了，钱也没少赚。但重要的还不在这些。人嘛，总得混出个名堂来，对不对？”他私下告诉我，他的“野心”大得很，现在给人家当“保镖”，将来也许还得请上一两个“保镖”呢！
男保姆
保姆这行似乎理所当然应该是女性的“专利”，但近年来这块“地盘”被改行的“棒棒军”蚕食了不少。一次，笔者在集贸市场上见到一位挎着菜篮的中年男子，正在对几种时鲜蔬菜左挑右拣。卖菜的那位似乎很不高兴，乜着眼瞪着他。钱货两讫之后，菜主人一边收秤一边叨咕：“不就是一个月四五十块钱嘛！”我忙凑过去问究竟。“他以前是扛‘棒棒’的，现在给人家当佣人。主人每天给他１０块钱买菜，他就在菜市整天转来转去买便宜，好从中抠几个钱。”菜老板一脸不屑的表情。但那位男保姆自己却另有说法，“当保姆虽然不如扛‘棒棒’挣钱多，但跟吃跟住，逢年过节还可以置一两套衣服，赚的是‘净钱’。不过也同扛‘棒棒’一样，常常遭人白眼。”
“行行出状元”，此话不假。早改行的“棒棒军”中已经有一些人腰缠万贯，“先富起来”了。如今他们中当“老板”者有之，被各企业聘用者有之；抛掉“棒棒”摆起地摊者有之，还有代购车船票、当出租车售票员的，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