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一日三餐
现已年过花甲的赵行杰，身材魁梧，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６２年担任周总理的卫士。他以质朴的话语谈到——
１９５４年９月，组织上找我谈话，说调我到周总理身边担任警卫工作。我听到后，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我能到总理身边工作，紧张的是怕完不成任务。
就这样，我到了总理身边。当天下午，我在总理住处院内正好遇到了总理从外边回来，行政秘书何谦向总理介绍我：“这是刚调来工作的赵行杰同志。”总理很亲切地同我握手，并和蔼地说：“好呵，欢迎你来帮助我工作。”总理一句话，打消了我的紧张情绪。
这天下午六点多钟，总理开会回来，跟总理外出的同志对我说：“给总理开饭吧。”我马上准备了吃饭的用具，然后就去伙房端饭。大师傅桂焕云很快把饭菜放在打饭的盘内。我看到，只有两个菜、一个汤和二两米饭。当时我心想还会有，等着老桂再放呢。老桂说：“你怎么还不走呢？”我惊奇地说：“总理的生活就这样简单吗？”老桂解释道：“你是第一次给总理打饭，还不了解，总理的生活从来就是这样简单。两菜一汤，每周还必须吃次粗粮。”
当时我端着这一盘饭菜发愣，一个素炒油菜苔，一个肉末炒雪里红，一碗菠菜汤，还不如我在食堂花４角钱吃得好呢。
我开始上班值班后，发现总理每日工作都在十几小时以上，常常通宵达旦。总理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台历。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首先要看看这个台历，秘书们事先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都清楚地记在台历上了。台历纸正反面被写得满满的，一天的时间也是排得满满的。开会、汇报、谈话、会见、作报告，一个接一个，连一分钟的空闲都没有似的。
我一看，产生了一个疑问，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台历上怎么没有安排，这就是总理的吃饭时间。人是铁饭是钢啊，只有吃饭了才有劲工作。当然老秘书们听了我的疑问是会发笑的，总理从来不安排吃饭的时间。有空就吃，没空就拖一拖再说，或边吃边开会，边吃边谈话，边吃边听汇报、听文件、听消息。而吃饭的时间安排就由值班的人灵活掌握。而这种安排，最后往往被总理自己重新安排。我值班时就常遇到这种情况，把饭菜打来了，但直到凉了总理也顾不上吃。我只好端回伙房重新热一热，有时甚至来回好几次，总理才能吃上饭。
“秘密”行李箱
周总理生前的警卫乔金旺，五六十年代守卫在总理身边。总理病重期间，他竭诚尽责地服务在病榻前，直至伟人长逝。他回忆起往事——
我断断续续地在总理身边工作２０多年，国内国外地跟着跑了不少地方。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总理生活十分俭朴，从不搞特殊化。总理出差，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要我们带一只旧行李箱。箱子里放什么呢？一床薄薄的被子，一个枕头，两件睡衣，外加洗漱用具。而所有这些东西，就没有一件是新的。
最破的要算总理的睡衣，穿了数十年。脊背部分着床容易破，先是磨光了绒毛，尔后是磨出小洞，最后是破成大洞。从出小洞时就开始补，补了又补，补丁压补丁。最后洗烂了，无从补起，就把背整个换掉。破了再换，也不肯买件新的。
袜子呢，也是这样，出国时带上几双，没有一双不带补丁。好在袜子都是破在脚掌上，穿上皮鞋就看不出来。每次随总理出国我们都得带上针线，准备随时补袜子。晚上总理上床了，我们将袜子拿去补，第二天早晨提着袜子进来再让总理穿上。你都猜不到总理的擦脚布是什么做的。一般人用毛巾吧，总理不，他就用一块纱布，对折起来缝在一起。他说纱布比毛巾好用。
总理过俭朴生活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并且国内国外一个样儿，并不以为出国就得怎么样，国家还不富裕么！泱泱大国的总理出国就穿这样的旧睡衣破袜子，外国服务员看见还不笑话我们吗？！所以每天早晨总理一起床，我们警卫就先进去，将总理的旧被子破睡衣折叠好，赶快收进箱子锁起来，不叫服务员看见，等到晚上，总理临睡前再开锁拿出来。那些不知底细的外国服务员还以为里边藏着什么机密或金银珠宝呢！做梦也想不到竟会是一箱破旧衣服！
修房风波
走过草地的“红小鬼”何谦，从延安跟随周总理到重庆办事处，当总理的警卫，后提升为总理的副官。解放后任总理的机要秘书。他满怀深情地谈起总理——
周总理一贯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只讲奉献，不讲索取，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感人事例不胜枚举。就说１９５９年西花厅修房子的事吧，我既受教育，也受感动。虽然受了总理的批评，但从内心深处，至今仍然觉得从总理的健康考虑，这样的事值得做。
西花厅陈旧的老式房屋，光线很暗，青砖地，很潮湿；厨房在房后小平房里，做好饭送到总理吃饭的地方要绕过一条露天的窄小胡同，不易保温；办公、居住条件比较差，特别是总理有时膝盖疼，这和他日日夜夜长年在砖地上办公大有关系。看到这种情况，作为主管行政生活和警卫工作的秘书，我心里很不安。正巧，１９５９年初，总理出差，要在外面呆两个月，我没有随行，邓大姐也不在北京，我感到是个机会，决定把房子维修一下。这次维修，本是略加改善，并没有大动，只是在砖地上铺了地板，从厨房到饭厅打了个带棚通道（两处本来是紧挨着的，直接打通，工程量很小），另外为了改善室内光线，把顶灯改了一下，窗帘换成白色的。后来看到走廊立柱的油漆全掉了，太破旧，索性漆了一下。虽然没有大动，但是经过维修，的确是焕然一新。２月份，总理外出回来，一进门就怔住了，惊讶地讯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修的？”总理发脾气了，发脾气倒还好，这回可真急了，拔腿走了，不同意回来住，临时住到钓鱼台去了。他要求说：“你们把室内原来的东西给我换回来。”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把旧窗帘和其他旧东西又换了回来。
３月１５日总理视察河北。到天津时，专门把我们叫去个别谈话。我猜想，准是批评修房子的事，果然，就是为这件事。总理和颜悦色，语重心长地说：“何谦，你跟我这么多年了，早就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我的心思。房子不是不能修，可是不能修得太好嘛！现在要我去住，我心里不好受，要是我总不回去住，你们心里又不好受。这样吧，你们把屋内陈设全换回原来的东西，我回去住。”我连忙说：“都换回来了，您回去住吧。”
为了这个他自己并不知情的“修房子事件”，总理三次在国务会议上作自我批评，他对几位副总理和部长们说：“借此机会我得作自我批评，修了房子你们可以到西花厅去看看，修的标准太高了，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这个错误。”总理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对干部队伍，特别是在高级干部中发扬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无疑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郑红深 李学江 张德华采访整理）（附图片）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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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革命、创造！”
——回忆周总理对孩子剧团的教导
吴莆生
１９３７年９月３日，孩子剧团在上海成立。１１月初，上海沦陷。党组织决定将这些孩子带到武汉去。
到武汉不久，“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了一个欢迎会。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叶剑英、叶挺、邓颖超、郭沫若等同志都来了。欢迎会开始前，总理就深情地对一些“小八路”说：“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哟！我们在长征的时候，有些小鬼，像彭桂生、吴志坚（用手指着彭、吴）……是和我们这些大人一道滚过来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是我们把你们抱过来，背过去的。可是他们呢（指孩子剧团），一个大人没有。从上海出发，突破敌人的封锁，在敌人的炮火下，跑了几千里路，沿途还做宣传工作。硬是跑到武汉来了。真是不容易啊！”总理的话既使我们激动也使我们不安。想不到总理把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这段艰苦历程和长征相比，把孩子剧团的小朋友和长征小战士相比。这是我们不敢当的。这是总理对我们的鞭策和鼓舞！我们决心要向小八路学习，要像长征那样不怕任何艰难的去工作。
正式开会以后，许多同志讲了话。最后请总理讲话。总理站起来，热情地大声说：“我送你们三句话好不好？第一救国，第二革命，第三创造！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建立新中国！”大家长时间热烈鼓掌，表示接受总理的教导。
总理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这些孩子，经常询问我们的情况。孩子剧团在武汉的工作很好，得到各方面的关心。就在这时，发生了一次尖锐的隐蔽的斗争。这就是国民党武汉市特别党部要强迫收编孩子剧团。我们决定不去。因为“收编”是名，限制、迫害是实。国民党若真是重视宣传工作，有许多工作可做，不必收编孩子剧团。为了躲避这次灾难，我们在总理的指示和周密安排下，连夜由武汉到石灰窑（即现在的黄石市）去工作了一月多。等到军事委员会改组，成立政治部（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代表机关）才回武汉。在此期间，总理和郭沫若同志商议，由郭沫若同志专门去找陈诚（内定的政治部长）。建议孩子剧团由政治部收编，作为一个宣传单位，隶属于三厅。陈诚同意了。沫若同志请他写了一个条子：“由沪来汉之孩子剧团，着由本部收编。”署名“陈诚”。这样就胜利地解决了。从此，孩子剧团进入新的幸福的“新天地”。后来，郭沫若同志在《洪波曲》一书中写道：“孩子剧团的隶属于第三厅，是在筹备中完成的，我自己认为是最满意的事。这也可以说是周总理、邓颖超同志等最满意的事。”
１９４２年孩子剧团被迫结束时，５０多个孩子，又是在总理亲自关怀和指示下，将一部分孩子送到延安，大部分孩子分别安排到各类学校去学习或参加工作。
总理的教导、关怀是说不尽、说不完的。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以后，原孩子剧团的同志们分散在各条战线工作、学习、锻炼，绝大多数同志入了党。许多同志在文化、文艺、教育、科技等战线上，成了知名的专家、教授、总工程师、翻译家，以及党和政府的骨干力量，为党为人民做了有益工作。孩子剧团能够在工作上取得一点成绩，能够在学习上取得一些成就，能够在抗日战争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在任何情况下没有离开党，没有丧失对革命必胜的信念，都是和总理的教导和关怀分不开的。（注：本文作者即抗日战争时期孩子剧团团长吴新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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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北京医院的思念
党明智洪锦周张家欣楼巧生贾仲山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１７个春秋了，但是总理的革命情操和高尚品格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观看了电影《周恩来》，那一幕幕催人泪下的感人场面，一声声对人民、对同志、对朋友关怀备至的肺腑之言，历史地再现了总理的光辉形象。回顾周总理生前来到北京医院的情景，更激起了我们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
生老病死，人皆有之。数十年中有多少同志和朋友受到过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照顾，谁也说不清楚。仅就我们的不完全了解，总理生前曾先后来到北京医院近２００次，除少数几次是他自己来检查身体和看病外，绝大多数是来看望因病住院的同志和朋友。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的，是老朋友还是新结识的知名人士，只要他得知因病住了院，总要在百忙中抽时间亲自到医院去看望和慰问，有时即便不能亲自前往，也要派人向医院了解情况或来电话表示慰问。周总理的每次到来和关照，都给住院的病人带来无限的温暖与安慰。
记得一个夏季的傍晚，周总理冒雨来院探望一位病人，下车时正遇倾盆大雨，尽管我们给总理准备了雨伞，但因雨大、路远，当总理走到病房时，已经淋湿了衣服。病人看到这种情景，非常感动，双手握住周总理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周总理极力安慰这位病人，要多保重，祝他早日恢复健康。此后这位病人逢人便说，总理来看他了……不久这位病人即痊愈出院了。
１９７４年傅作义部长住院时，周总理到医院来看望。傅作义拖着病重的身子，见到周总理的第一句话便说：“我没完成总理交给我的统一台湾的任务。”周总理握着傅作义的手安慰说：“你是有功劳的！”并说：“解放台湾，我们这一代完不成，还有下一代嘛，工作总不可能都由我们去做完嘛！希望你安心休养，多保重身体。”一番安慰的话、鼓励的话，使傅作义非常欣慰和兴奋。多年来，党、政、军及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在因病住院期间，周总理都亲自到医院进行过探望和慰问，他们病故后又亲临医院吊唁和向遗体告别。
在文革期间，很多领导干部受到了冲击和迫害，他们中有的正在身患重病，有的健康状况很不好，因为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和保养而被夺去了生命。周总理得知后极为关切，当即指示卫生部要北京医院恢复干部门诊，为这些领导干部检查身体，进行治疗。此后，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安排下，干部的查体工作恢复了，并形成制度，至今仍在执行，许多领导同志的健康得到了保障。例如，当时正在受冲击的部长钱之光同志，身患心肌梗塞病，一天他的病突然发作，医院立即采取措施，经过十余天日日夜夜的抢救治疗转危为安，至今这位领导同志还健在，类似这种事例是不少的。
周总理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每次来看病人时，还要询问和了解病人的健康及治疗情况，当听到病情好转或治疗效果明显时，则感到非常高兴，并表示对医护人员的谢意和鼓励，但当听到抢救不力或出现意外时，周总理的心情则非常沉重和不安。１９６６年文革初期红卫兵在揪斗领导干部时，医院正在抢救一位领导干部。为了保证抢救工作的顺利进行，卫生部崔义田副部长亲自在医院坐镇指挥，周总理也几次来医院听汇报作指示。一次周总理来到医院听说领导不力时，对崔副部长说：“抓革命要促生产嘛！只抓革命不搞生产，那怎么行？你们要大胆地抓工作，一定要把抢救工作抓好。”周总理在讲这番话时非常严肃，心情非常沉重，周总理的教诲也极大地教育了全体医护人员和在场的同志。１９７２年有几位因病住院的老同志老朋友相继去世，周总理心急如焚，多次指示医院千方百计抓好医疗工作。同年４月李德全部长不幸病逝，总理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来医院向遗体告别，一下车就把当时的一位负责同志叫到跟前，很严厉地批评说：“你们是怎么抓的工作，你们不懂业务，为什么不依靠技术人员，你们要深入病房，多听医生的意见嘛，不能光让我们来参加追悼会嘛！”总理在当时极左思潮干扰最厉害的时期，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中，仍然十分关心爱护老同志老朋友，反复强调重视科学技术，重视技术人员，这些谆谆教诲深深地教育了大家。在１９７５年春夏之交，周总理的身体已经被疾病折磨得极度虚弱，生命到了不可挽救的阶段，当得知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因病住院需进行手术治疗时，他极为不安，不顾个人的病痛和安危，抱病两次来到医院探望和了解治疗情况，在这位同志手术那天，周总理让医生把自己的药带在身边，从上午９时即来到医院等候手术的消息，前后六个多小时寸步不离，一直到下午３点多手术平安结束，他才放心地离开了医院。医护人员看到总理瘦弱的身体和憔悴的面孔，个个都掉下了痛心的眼泪。
周总理生前来医院的次数是非常多的，但他每次来医院都是简从素行，平易近人，极力反对特殊化，反对前呼后拥脱离群众的作法。一次周总理来院下车时，见到周围人员较多，当即批评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儿，你们都有工作，不要为我影响大家的工作嘛！”同时告诉负责警卫的同志说，今后不要安排那么多人，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听了周总理的批评，大家都非常受教育受感动，为我们国家有这样的好总理而自豪。周总理看望住院的病人经常是挤时间来的，有时天晚了，怕影响病人休息不肯乘电梯而自己步行上楼，因为我院当时只有一部旧式电梯，响声较大。有一次周总理来到医院，夜深了，走到电梯跟前，突然停住了脚步，向开电梯的同志挥了挥手转身向楼梯走去，走到病房里踮着脚轻步行走，总怕走路声影响病人休息。
为了减少噪音，保持医院安静，周总理每次来院不让司机将车开到院内，一进大门就下车，自己步行２００多米走入病房。有一次在大门口下车后，卫士长成元功同志告诉我们，总理的时间很紧，看完病人马上要去参加外事活动。听说时间很紧，我们就与成元功同志商量，将空车调到了病房门口，以便周总理出来上车方便，但是当周总理从病房出来看到车停在病房楼前时，十分生气，并质问是谁让把车开进来的，接着说，又是你们这些警卫人员干的，我不坐，你们坐吧！周总理边向外走边说：“这是医院，病人要有个安静的环境休息，你们怎么不替病人考虑呢？”汽车只好跟在后面，走到大门口总理才上车。
１９５５年春，周总理因病住院期间，每天仍坚持工作到深夜，睡眠很少，一天，身边人员反映夜间经常听到狗的叫声，周总理问是什么地方养的狗，经过我们了解，得知是同仁医院养的狗，总理知道后告诉我们等他出院后与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城里不要养狗，尤其是医院既不卫生，又影响病人和居民休息，并特意嘱咐，一定等他出院后去反映。我们深深理解周总理的心情，决不是因为影响了他自己的工作和休息才提出的，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群众，因此我们照办了。
还有一次周总理探视病人出来，走到病房前厅时，前面有两位老太太正慢慢向外走，为了使周总理尽快通过，我们上前请两位老人让让路，周总理看到后马上制止说：不要急嘛，让老人家慢慢走嘛！两位老人回头看到是总理来了，高兴地马上让路，总理很和气地对老人说：“对不起，请前面走吧。”最后同两位老人握手告别。总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举止，周总理的教诲，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真正体会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总理，想的、做的处处都是为了人民，为了群众，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最普通群众的地位，这正是周总理受到亿万人民深深爱戴和敬仰的最可贵之处。
类似这种事例还有许多。从总理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民的领袖与人民心连心，看到了党的光荣、伟大，看到了革命的未来，学到了怎样做好人民的公仆，怎样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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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读者·作者
本报自开辟《文件·报告·回忆录》版以来，刊登了大量回忆文章，对缅怀革命先烈，回顾革命历史，以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激励后人，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这里，谨向关心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广大读者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为进一步办好回忆录版，使回忆录版与整个报纸的改革同步进行，为更好发挥回忆文章的作用，我们对回忆文章有一些改进的设想，愿提出来与广大读者和作者商量：
一、适当控制回忆文章的字数，版面上文章长短穿插，以短为主。一般以二千字为宜，最多不得超过四千字。
二、增强回忆文章的可读性。尽量少登或不登“生平式”或“悼词式”的文章，提倡作者以生动的文字撰写逝者生前感人的战斗和生活片断，或从某一角度回忆逝者能给今人以启迪的事迹。
三、扩大回忆对象和写作队伍，增强回忆文章的群众性，把对某些高层领导人的回忆和对革命战争时期广大干部群众的回忆结合起来，把对人的回忆和对事件的回忆结合起来。
四、努力活跃版面。力争每版有一至二幅照片，有时还可编发图片专栏。欢迎广大作者多提供珍贵的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照片。
五、增加回忆录版的新闻内容，如各地纪念、学习革命先烈的生动场面和故事，以及学用结合所引起的效果和变化等。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