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总书记与代表共商兴川大计
本报记者 陈华
３月２３日，人民大会堂四川厅。
上午９时，一阵热烈的掌声，四川２０５位代表迎来了前来参加讨论的江泽民总书记。
代表们踊跃发言。马麟、黄永光、陈子升、阿称、袁景葵、佘国华等代表先后就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乡镇企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有关四川经济发展大局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没有发言的代表，则以书面形式向总书记递交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甘孜藏族自治州州长、藏族代表阿称发言前，把一条洁白的哈达献给了总书记，此时，全场一片热烈掌声，总书记微笑着接过哈达，点头表示谢意。
总书记认真地听取了代表们的发言，并不时地记下大家的建议。当代表们以掌声请总书记讲话时，总书记风趣地说：“今天很高兴有机会与四川代表一起讨论，用四川话讲，就是‘摆龙门阵’嘛！”一席话，引来代表们会心的笑声，会场气氛亲切而热烈。
接着，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首先强调指出了发展农业的极端重要性。江泽民说，四川素称“天府之国”，作为一个有一亿多人口的大省，在全国的稳定和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四川的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克服困难，顾全大局，力争粮食和其他农作物不断增产，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要看到，目前农村发展困难不少，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和农村的稳定。如果农业出了大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不可不居安思危。
江泽民指出，对于四川来说，首先要把农业抓紧抓好，把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兴办起来，把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基础打好打牢，同时发挥当地的资源和技术优势，搞好加工工业，为日后经济的全面振兴准备好坚实的基础。
江泽民指出，增加投入、减轻农民负担，固然对加强农业很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各级党政领导同志特别是主管农业的负责同志，要亲自带领干部和科技人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同农民群众共同商量加强农业的具体办法。要落实加强农业的政策措施，首先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方法和扎实的领导作风。他希望四川在这方面创造出好的经验，走在全国的前列。
江泽民强调了重视发挥军工企业和科技力量的作用。他说，四川是全国军工企业比较集中的省份，科技力量是相当雄厚的。他指出，充分发挥军工企业和科技力量的作用，对于振兴四川经济，意义甚大，影响深远。这是四川的一大优势。但目前这些优势还是潜在的，调动好了，发挥好了，把这个大的潜在优势变成大的现实优势，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江泽民建议四川把这个问题放在发展的总体战略中，作为一个专题计划和重要战略，认真地全面地加以研究。他指出，这篇文章做好了，有利于促进四川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四川的对外开放，也有利于促进四川的稳定。他说，目前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同沿海地区的省份相比，经济发展的差距比较大，大家要求加快发展的愿望比较迫切，中央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离不开原有的基础、现有的条件和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他指出，要承认差距这个现实，但重要的是要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立足于当地的实际和优势，既大胆开拓，又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前进。
江泽民说，虽然目前四川在经济发展上落后于沿海地区省份，但是四川的潜力是很大的。四川自古以来在我国一直占有重要位置，中央对四川的经济社会发展是非常关心和重视的。现在，四川拥有规模可观的钢铁工业、汽车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等，掌握着卫星发射等尖端技术，具有经济大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他强调，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一定能把四川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附图片）
左图：３月２３日，江泽民总书记参加人大四川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和各族代表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第1版(要闻)
专栏：八届人大政协盛会纪实
中国农民盼什么
本报记者 段存章 龚达发
中国农民盼什么？
八届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们在思考，在议论。
一
连续参加过八届人大的申纪兰代表不无幽默地说：“我们农民盼风调雨顺！”
她企盼的不只是自然界的风调雨顺，而且还有改革的风要顺，政策的雨要及时，在市场经济的风雨中农民兄弟能逢凶化吉，早日富起来。
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有今天，广大农民功不可没，他们在黄土地上默默地创造着前无古人的业绩。近五年，农业总产值年递增４．９％；粮食产量连续４年大丰收；乡镇企业５年增长２倍，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吸纳了农村劳动力１亿多人……令城里人惊讶的华西、刘庄、窦店……在祖国各地成批涌现。
一部电视剧《华西村的故事》，令代表、委员们激动不已。李鹏总理称华西为“中国农村希望所在”。全村１４００人，１９９２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５亿多元，实现利税７５００多万元，公共积累人均５万元。那位带领乡亲致富的老书记吴仁宝作为中国农民的杰出代表，此时就坐在人民大会堂的议政席上。
山外青山楼外楼。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富乡、富村、富户。十多年前曾经流行的“红眼病”少见了，当今的潮流是谁富谁吃香，谁富向谁看齐。曾经被中国农民视为“旗帜”的大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新觉醒，当年的“铁姑娘”郭凤莲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从虎头山上走下来，上北京，下江南，奔特区，拜师取经，广交朋友，寻找致富的路子。
如果说，前些年不少地方、不少人还心存疑虑，不敢富，怕露富；那么，现在是人心思富。但多数人致富无门，在市场经济面前有点束手无策。代表、委员们希望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多为农民开辟致富门路，把致富的金钥匙送到每一个农户。从各地传来的信息，记者欣喜地看到，发达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先富村帮穷村，先富户帮贫困户，带动大家走共同富裕之路已成一种趋势。人大代表、京郊首富窦店村仉振亮带领本村乡亲致富后，主动帮助深山区的平峪村办瓦厂，一连帮了好几年，直到脱贫才放手。在人大会上仉振亮透出一个宏愿：等实力增强以后到黑龙江去承租一二万亩地搞开发，一来带动那里的乡亲致富，二可育肉牛占领国际市场。农民的眼光已从村头投向了世界。
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深情地说，现在全国还有少部分地区的农民没有解决温饱。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的张国民代表谈到，他那里还有３０万人在喝苦咸水，心情沉甸甸的。这位刚上任不久的盟委书记大声疾呼：农业不只是搞一个家庭联产承包制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要深化农村改革。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中国四化大业不可能成功；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
二
还是那位张国民代表，他转达农民的话说，打开电视都是深圳、沿海，特区、开发区，热热闹闹，形势大好；拍电视的为什么不拍拍我们穷地方，让城里人知道知道我们的真情呢？
两会期间，人民日报一篇报道题目：《不能吃了几年饱饭就忘了农业》，一些与会代表对此深表赞同。
不要忘记农业！这是代表、委员的共同呼声。代表们把当前农村问题归纳为：农产品卖难，特别是粮棉收购打“白条”；工农产品剪刀差扩大，农业的经济效益明显下降；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超过农民承受力；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减少，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对基层和农业的领导力量有所削弱。
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农民代表李道均告诉记者，种一亩玉米毛收入只有２００元，农膜、化肥、种子的费用就超过１００元，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各项提留，每亩地最多能收入七八十元。
湖北代表贾志杰说，农业问题说到底是解决好农民的积极性问题和产粮地区的积极性的问题，目前产粮越多贡献越大，包袱越重。这个问题如不解决，谁愿意种粮食呢？陈耀邦委员说，现在有些地方不重视农业生产的倾向越来越严重。１９９１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１７００万亩，去年减少２４００万亩，今年将减少３０００万亩，减少粮食产量７５亿公斤。如果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后果将不堪设想。
山东代表王渭田说，农民意见最大的是四面八方向农民伸手，办什么事都要农民集资，出钱出力，尽管三令五申仍屡禁不止。这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而且直接影响到基层政权的稳固。
四川代表杨汝岱指出，调动农民积极性，从根本上说就是保护农民利益的问题。
农业问题如此严峻地摆到了党和人民政府面前。１９９２年底，正当因收购打“白条”、基层干部和农民意见很大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冒着严寒深入到湖北粮棉集中产区——江汉平原，走村串户，体察民情，寻求解决办法。李鹏总理主持全国农村工作电话电视会议，集中解决农民负担重的问题。
朱镕基副总理日前来到人大湖南代表团郑重地说，国务院决定今年在农业方面做好两件事：一是切实解决农产品收购打“白条”问题；二是坚决制止摊派，减轻农民负担。除乡、村两级按规定提留农民上年收入５％以外，其余所有摊派一律先停止，后清理。
中央抓的就是农民盼的。广西代表潘志德说：“只有上头热（中央重视）不够，还要下边干部实（作风扎实）。”另一位广西代表卢新贵说，农民最盼的是真正落实！再不要让农民空喜一场！最近国务院作出一系列确保农民利益的决定，如粮食产区销区直接订货，签订购销合同，引导农民合理调整产品结构；建立粮食收购保护价制度；改进粮棉挂钩化肥、柴油等兑现办法；对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对这些措施，代表们认为，这是国务院改革农业领导方式，用经济信息、经济政策、经济办法调动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把国家宏观目标变为农民的自觉行动。
三
农业发展的后劲足不足？这是农民担心的问题，也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十分关注的问题。
农业投资流失异常严重。国家审计署公布的资料，据１０省区统计１９９１年中央财政安排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７．０６亿元，到年底有３．２３亿元没有到位。
代表们说，既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首要问题，在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农业应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增长幅度不应低于经济增长幅度。事实是，１９９２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仅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３．８％，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黑龙江、吉林、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粮食主产区的代表，希望在农业基础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粮棉集中产区全面发展经济，加强这些地方对农业的支撑力。
沈桂芳委员指出，要增强农业后劲，科技要先行。广西代表刘嘉森也说：“科技的潜力估不透！”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已由２０世纪初的２０％提高６０％—８０％；我国也由７０年代的２７％上升到近４０％，但与先进水平差距还很大。特别是农业走向市场以后，对农产品的品种、质量的要求更加高了，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才能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
时刻想到农民盼什么，把握农民的脉搏，理顺农民的情绪，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农村的生产力将会获得更大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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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致电联合国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努力加速南非问题政治解决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３日电 李鹏总理２１日致电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甘巴里，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努力，敦促南非政府采取切实步骤，加速南非问题的政治解决。
李鹏在声援电中说：“值此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表示声援和支持。在过去一年中，阁下领导的特别委员会与国际社会主持正义的力量一道，为支援南非人民早日彻底消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他说：“长期以来，南非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践踏和剥夺广大黑人的基本权利，受到南非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国际社会的谴责。两年来，南非形势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南非政府采取了一些重大改革措施，使南非问题的政治解决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应当看到，种族隔离制度并没有完全废除，广大黑人的合法权利仍然被剥夺。我们认为，南非问题政治解决的关键在于早日恢复制宪谈判和消除暴力冲突。为此，南非政府应当承担制止暴力冲突的责任，为恢复民主进程创造必要的气氛和条件。目前，南非民主进程正处在关键时期，国际社会应继续努力，敦促南非政府采取切实步骤，加速南非问题的政治解决。”
李鹏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并将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种族平等的新南非作出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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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人大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
钱其琛谈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３日电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周觉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应邀就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俄通社—塔斯社记者问：钱外长对俄罗斯最近局势的发展有何评价？
答：俄罗斯是中国的邻国，我们当然对那里最近的事态发展感到关切。中国的一贯政策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我们希望俄罗斯稳定，妥善地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不管俄罗斯发生什么变化，中国愿意与俄罗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政策不会改变。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问：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中国将努力寻求同西方国家共同利益的汇合点。请问这些汇合点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将怎样来寻求这些汇合点？
答：我国与西方国家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是双方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此外，在保持地区的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我们也可以进行合作。每个国家本身存在的问题不应成为发展相互关系的障碍。
台湾电视公司记者问：中国已同意北朝鲜和韩国加入联合国，请问中国大陆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同意让台湾加入联合国，让中国在联合国有两个席位？
答：我想不存在台湾重返联合国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长达２０多年的时间里，台湾窃踞了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１９７１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驱逐了台湾当局，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同时加入联合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合众国际社记者问：上周中国的经贸部长说，香港的政制问题将威胁到中英的经济关系。中国是否想通过在经济上施压来解决政治问题？
答：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问题是由于彭定康先生单方面采取行动，在香港造成了一些混乱，使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受到了影响。我们不愿意中英关系，包括经贸关系在内，受到影响。李岚清部长所讲的意思是，如果港英当局一意孤行，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中英经贸关系会受到干扰、受到损失。发生这种情况的责任不在中方，也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近来，“台独”势力在台湾有所发展，中国政府对此持何态度？此外，台湾当局主张“双重承认”，你对此有何评论？
答：任何谋求台湾独立的活动，我们都是坚决反对的，我们的态度非常坚定。这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根本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承认我们的国家不多。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已达１５５个。当年承认台湾当局的国家不少，而现在只剩二十几个。在亚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台湾；在欧洲，除了梵蒂冈没有任何国家承认台湾。只有在非洲和中美洲有些小国承认台湾，而没有任何双重承认的事例。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双重承认。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问：现在中英关系因香港政制问题受到严重影响。中英外长有无可能举行会晤来解决香港政制问题？
答：今年２月６日，赫德外交大臣在给我的信中提到，如果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他很愿意同我会晤。但是现在看来条件不成熟，因为到目前为止，谈判还没有开始。我在２月１１日给赫德外交大臣的回信中指出，中英两国政府有责任来解决香港问题。双方谈判的基础是“中英联合声明、同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以及中英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而不是在其他什么方案的基础上进行商谈”。我还强调，“贯彻执行联合声明、解决香港的重大问题，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事，任何第三方都不能插手、干预。如果在中英双方达成协议之前，就把港督提出的所谓‘政制方案’，以法案形式提交立法局讨论，这对阁下提议的举行中英谈判显然是无益的，只会为本次谈判设置障碍。希望英方慎重考虑”。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记者问：最近中国一位退休军人对我们讲，他希望美国从南朝鲜撤出全部驻军，同时他也希望美国重新考虑在日本的驻军问题，请问这位人士所讲的是否是中国的政策？中国是否希望美国军队从南朝鲜和日本撤出？
答：从原则上讲，中国不赞成任何国家在国外驻军。过去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逐步地得到解决。至于美国从南朝鲜撤军问题，他们自己也曾进行过讨论。
意大利安莎社记者问：中国政府对俄罗斯国内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什么样的估计？
答：那里的局势会如何发展，现在我看世界上很难有人能够做出准确的预测。
中国新闻社记者问：最近国外对中国的国防预算近几年连续增长评论较多。有的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迅速发展引起了邻国不安。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另外，还有人说现在亚洲正出现新的军备竞赛，对这种说法，你又怎么看？
答：关于中国的军费，我想提供一点材料。中国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１９８５年大约是２．２％，去年是１．６％，今年估计为１．５％。第二个材料，中国的军费按全国人口平均大概只有６美元左右，美国是１１００美元，日本是３００美元。今年中国军费的预算合７３亿美元，美国是２７４３亿美元，日本３７７亿美元，英国、法国也都差不多。如果按每个军人人均费用算，中国是２２９１美元，是美国的六十八分之一，日本的五十五分之一，英国的五十四分之一。还有物价因素，１９８０年中国的军费是１８０亿元人民币，１９９３年是４２５亿元人民币，军费上涨只有１．１６倍，而物价上涨为１．３倍。我想，根据这些材料，你们完全可以作出判断，中国军费的水平是很低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完全是用于防御的。至于亚太地区，这是一个局势比较稳定、经济发展活力比较旺盛的地区，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军备竞赛。然而确实看到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在增加军备，原因是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大国的军火工业没有市场，需要寻找新的销售市场，于是要制造一种舆论，比如说，“中国威胁论”、“要填补真空”、亚太地区出现紧张等，以便推销其军火。
日本广播协会记者问：上个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综述，说英国在香港问题上制造麻烦，不是孤立的事件。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我想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注意。香港问题在１９８４年中英两国达成联合声明时已经解决了。在前九年的过渡时期里，中英双方的合作还是比较好的。到现在，还剩下４年的时间，港英当局突然采取一些行动，为中英合作设置了障碍。现在有人说香港已成为一个“政治城市”，“香港的政治要求比过去增加”，“政治团体比过去增加”，因此香港需要有一些改变。这些话给人一个印象，就是１９８４年中英联合声明似乎已经过时了。这就涉及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即要改变在香港问题上已经达成的国际协议，要增加一些新的内容，要制造一些新的麻烦。中国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是不会让步的。
《中国日报》记者问：３月２１日法国举行第一轮大选，执政的社会党遭到惨败。去年法国政府批准对台出售幻影战斗机，中法关系明显恶化。大选后，将组成新的政府，这是否是中法关系改善的转机？
答：如果３月２８日法国的第二轮选举继续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法国势必会产生一个新政府。我们对法国新的政府寄予希望，希望它能够致力于改善和加强中法的关系，改变过去政府所制定的一些错误的对华政策。
韩国记者问：中国对北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造成的形势持何立场？如果问题提交安理会，对北朝鲜制裁，中国持何态度？现在是否仍然有可能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这一问题？
答：近两年来，朝鲜半岛的形势向缓和的方向发展，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两个朝鲜同时加入了联合国，北南双方的领导人多次会晤，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包括“半岛无核化的宣言”。１９９２年１月，朝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核查的协定，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６次特别视察。中国的立场很明确，不希望朝鲜半岛出现任何核武器。对于朝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出现的问题，我们主张通过耐心的协商来妥善解决。如果把问题提到安理会，将使问题复杂化。应该努力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范围内求得解决。我们反对采取制裁的做法。《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只规定退约在宣布三个月后生效，并没有规定对退约的国家或者不参加条约的国家进行惩罚，国际上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新华社记者问：最近美国官员说美国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取决于中国在人权、贸易和武器扩散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您对这种说法有什么评论？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前景？
答：中美两国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是一种对等、互惠的安排，是正常贸易的基础。对最惠国待遇附加政治条件是不可接受的。中美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表明，对话是有益的，施压是徒劳的。中美之间存在着分歧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要妥善处理。只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增加信任、减少麻烦，一些分歧是可以解决的。中美建交正是在美国由民主党执政时期实现的，我们希望美国新政府能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自己的努力。
德国记者问：中国对德国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什么看法？
答：德国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是我们在欧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出现了强劲的势头。不久，德国的经济部长将要到我国访问。对于德国愿意在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的愿望，上次德国外长金克尔来访时，我就表示中国对此是理解的。
记者招待会历时５０分钟。３００多名中外记者出席了记者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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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９位委员就有关国计民生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
本报北京３月２３日讯 记者赖仁琼报道：今天下午，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杨汝岱、邓兆祥、赵朴初、钱伟长主持了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陈希同和国务院一些部委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９位委员就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韩培信委员在题为《加强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建议》的发言中建议：一、进一步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二、针对不同地区，加快发展和积极提高乡镇企业；三、以法律的形式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四、进一步加强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赵长白委员在发言中介绍了首钢的巨大变化后说，去年５月２２日小平同志视察首钢时，肯定了首钢改革的经验，他说首钢的路子对，方向对，走得也好。目前，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多数还没有活起来，处境还很困难。各省市有８００多家大中型企业搞了首钢式的投入产出总承包，效果都比较好。赵长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建议国务院大力推广首钢经验，使国有大企业都能活起来，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王峻岩委员说，离开了法制，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建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健全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当前，必须对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法制进行改革，使之转变到适应和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上来。他在发言中说，法制改革的任务，主要有：一、要解决法制的地位问题；二、要解决法制与经济改革的关系问题；三、要解决法律体系的健全和法规的配套问题；四、要解决法制的推陈出新问题；五、要解决依法行政，切实转变政府职能问题。
施宁荪、吴京、李廷栋、马吉庆、马长庆、张宝顺委员分别就宏观调控、煤炭工业、保护利用矿产资源、振兴老工业基地、民族团结、优化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等问题在大会发言。
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叶选平、吴学谦、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洪学智、胡绳、钱正英、苏步青、丁光训、董寅初、孙孚凌、安子介、马万祺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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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华清参加湖北代表团讨论时说
老区要加快发展赶上全国步伐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３日电 （记者方政军、任卫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今天在湖北代表团参加讨论时指出，中部内陆地区，特别是经济还比较落后的革命老区，应该把握大好时机，发扬革命传统，充分发挥本地优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加快发展，跟上全国步伐。
刘华清说，这次人代会是一次非常关键的会议，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代表们思想很统一。李鹏总理的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的经验，明确了今后五年发展的基本要求，代表们也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刘华清说，湖北是革命老区，是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发源地之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东西南北中，湖北居其中，交通发达，物产丰富，几十年经济建设成就很大。湖北农业基础好，工业基础也很好。尤其是武汉，解放后建设了武钢、武锅、武船、武重、柴油机厂等很多大的工程。湖北老工业基地潜力很大，三峡工程一上马，湖北发展势头就更好。在发展过程中，要实事求是，条件好的地方，该快的就快一些，条件不够的地方，就稳扎稳打。
刘华清说，现在是天时、地利，再加上人和，希望５５００万湖北人民抓住机遇，眼光远一些，干劲足一些，步子实一些，依靠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发扬战争年代所创立的优良革命传统，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时要贯彻两手抓的方针，加强社会治安，保持政治的稳定，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为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附图片）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３月２３日参加人大湖北代表团全体会后，和代表们合影。 新华社记者 齐铁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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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锦涛在西藏代表团参加讨论时说
社会稳定是经济建设根本保证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三日电 （记者汪金福 罗布次仁 中央电视台记者刘正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今天在参加西藏代表团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说，社会稳定是顺利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法工作本身以及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来自西藏的代表围绕两院工作报告，就社会治安、法制建设以及两个文明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代表们在发言中说，报告客观地反映了这几年“两院”工作的进展情况。他们认为，国家的稳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和政法战线广大干警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胡锦涛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政法战线所取得的成绩。他说，五年来，各级法院、检察院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胡锦涛说，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建设的发展，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也迫切需要我们加强法制建设，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市场行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政法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也必须加强，不能削弱。
在谈到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时，胡锦涛指出，在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小平同志“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坚决打击经济犯罪和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胡锦涛在谈到西藏的工作时强调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旗帜鲜明地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我们要把工作落实到基层，立足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同时要充分运用法律武器，保证西藏的长治久安。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央对西藏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加强各族干部群众、各界爱国人士的团结，真诚合作，进一步巩固完善爱国统一战线，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