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两会专页)
专栏：
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分组讨论发言摘编
政府工作报告实事求是鼓舞人心
张宝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 报告对过去5年的总结实事求是，鼓舞人心。报告全面体现了党的十四大精神，对今后5年的工作安排，既统筹全局，又突出重点，对农业、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的改造和发展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在投资和项目安排上都予以优先考虑。报告中关于今后5年的经济发展目标，是留有余地的，通过全国人民的努力一定能实现。
沙海林（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过去5年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综合国力有了迅速提高。不仅是数字的提高，而且是质量的提高，结构的优化，效益的提高。去年上海引进外资超过过去12年的总和，证券市场交易额也达650亿元，而今年发展速度更快，头两个月已近700亿元。有理由相信，报告中规划的年均8％—9％的发展速度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张蒙纳（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 5年内我国要实现“八五”计划并为十年规划打基础，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身上责任重大，开好“两会”意义重大。八届政协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规模比以往大，委员数量增多；二是委员平均年龄下降，年轻的委员多了，有利于实现新老交替和合作；三是香港、澳门委员增多，这对于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有重要意义；四是增加了非公有制方面的代表；五是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政协委员；六是政协的构成由32个界别增加到34个界别，特别是增加了经济界，反映了政协构成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精神。新一届政协的这些特点，使政协能更好地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
叶佩英（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 听了政府工作报告，我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脉搏。一是报告在建设速度上强调了不攀比、不搞一刀切。二是政府机构改革突出了职能的转变并带动机构的精简。三是报告吸纳了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反映了人民的意愿。
黄语扬（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统战部部长，广西区政协副主席）等 我们听了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很受鼓舞。报告有以下几个特点：1．体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贯彻了中共十四大精神，做到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2．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既肯定了5年来的巨大成绩，又提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恰如其分。对成绩不夸大，对缺点不含糊。3．突出了小平同志提出的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争取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的战略思想。报告提到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由每年6％调到8％—9％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一定可以实现。4．针对性很强。报告重申1997年中国政府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提出港英当局违反基本法决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阻碍1997年的平稳过渡。
张志公（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政府工作报告科学地阐述了科学、教育、知识分子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很强的说服力。报告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很高，这对知识分子既是鼓舞又是鞭策，作为知识分子要达到报告所提出的高度并非易事，我们要有强烈的使命感。报告反复强调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出现一些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出现的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即使是小问题也应充分重视，防患于未然。只要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坚持不懈，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王孝行（澳门保利公司董事长）过去的5年，由于紧紧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很快。我们每年从澳门回内地，看到市场丰富，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成倍增长，都感到鼓舞。
曹其真（澳门立法会议员）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后要继续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一步解放思想和发扬务实作风，这非常好，希望能够认真落实。中国人的聪明程度不比外国人差。只要政策对头，国家就大有希望。
郭东坡（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紧紧抓住历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机遇，搞好经济建设，搞好国内自己的事情，非常重要。
张惠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编审） 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发展是了不起的，关键是紧紧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建国40多年来，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感觉，只要我们重视抓经济建设，就必然重视知识，重视科学文化和教育，重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日子就好过；而不抓经济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知识分子的日子就不好过。我们国家再经不起折腾了，如果不搞好经济建设，就确实有危险。
刘庆奎（辽宁省政协副主席） 经济发展，必须加强宏观调控，这方面我们交过学费。现在形势好，大家热情高，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要抓住有利时机，把经济搞上去。
李国忠（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省工会主席）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提得很好。但是现在的国有企业很不景气，特别是老工业基地，亏损面更大，入不敷出。如何使国有大中型企业搞活，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现在政策有了，关键是不落实，给企业的各项权利没有到位。
陈康林（江西上饶横峰纺织器材厂厂长）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讲了许多年，可事实上却起色不大。根子到底在哪里？现在有两个问题使我们很苦恼：第一，中央给国有大中型企业很多政策，但并没有到位，如国家规定国有企业的所得税要降到33％，可我们还是55％；第二，要是政府官员、商人两顶帽子一起戴，势必产生许多弊端。
杨维书（铁道部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厂长）国家实行两级财政管理，对调动地方积极性是好的。但从另一方面说，一些地方财力不足，也干了很多力不从心的事。资金从哪里来？当然是向企业摊派。按理说地方对中央企业没有收费权，可是各种税费名目繁多，企业应接不暇。就我们厂来说，一年各种税费达600多万元，占企业利润的1／4。如果上告到有关部门，“官司”可以打赢，但胜一次之后可能要付出失败99次的代价。企业真是苦不堪言。
宋永津（大同矿务局局长） 企业办社会问题是企业背的一个沉重包袱。背着沉重的包袱，搞活企业谈何容易！希望政府部门要尽快转变职能，对企业少干预、多服务，加强城市对企业的社会服务功能，使企业能集中精力搞生产。
徐锡澄（江苏省总工会主席）等针对目前一些企业存在的职工生活困难问题讲道，在农村曾经出现的打“白条”现象，目前已经扩展到工业企业。有的亏损企业不能按时发工资，医药费长期不能报销，这种“白条”现象影响了企业职工的情绪。少数职工家庭的贫困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党和政府对此要有足够重视，要像对农村扶贫一样解决这个问题。
肖国金（民建湖北省副主委、湖北省政协副秘书长） 对国有老企业，需要专门建立“包袱”基金，以利国有老企业轻装上阵；停止对老企业竭泽而渔，要给以营养，让其休养生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要分类排队，一个一个地进行综合“会诊”。落实《条例》，争取在1995年将这些困难的老企业的2／3搞活。
刘树林（吉林化学工业公司代经理） 目前相当数量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不好，困难很多。国有大中型老企业在历史上对国家作出很大贡献，国家财政靠这些骨干企业支撑，而这些企业一般都设备落后，产品档次低。竞争时需要投入，许多国有大中型老企业急需改造，要参与市场竞争，提高效益，加快调整企业结构步伐，就必须解决当前困难。
陈永年（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经理） 企业现在有经营自主权，好多了，然而负债沉重，无法增加投入，政府应给予低息贷款和优惠政策，减轻企业包袱。另一方面，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水平低，设备落后，又急需资金，国家应下决心，给足资金，一步到位。对有好效益的项目，国家要加强资金投入。
张文达（本溪钢铁公司经理） 现在国有大中型企业竞争能力差，就本公司而言，钢铁产品虽然走俏，但成本高，质量差，走向国际市场很困难，所以必须改造企业，增加资金投入，提高竞争力。另外，应减轻企业赋税和负担。
赵海宽（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 政策性银行就是按政府的产业政策办事的银行，不管赔赚。现在专业银行有两重任务，一是政策性，一是商业性，两者混同。打白条很长时间一直存在，这属于政策性业务，必须把政策性业务分离出来单独成立银行，才能解决打白条问题。政策性银行应由四部分组成：一是政府贷款，二是政策性项目，三是财政部本身的信贷业务，四是人民银行二级银行业务。
唐仲文（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长）我从工业部门感受到政策性银行建立的必要。国内现有银行双重功能实施困难，资金分散，真正扶持时又无资金，因而只有建立政策性银行，才能加强宏观调控，否则产业结构调整就成为空话。
王珏（中央党校教授） 有人认为实施股份制时，公有股权不能转让，否则国有财产变为私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基础被挖空，这是一种误解。股份制的根本问题在于产权社会化，财产在社会范围流动。若国有资产不能上市，产权则被封闭起来，这种股份制毫无意义。市场经济就是产权的市场化，但不让国有资产进入市场，是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是一种扭曲的市场经济。
廖泽云（澳门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 发展中国家一般是低税制，以鼓励投资，发达国家是高税制、高福利。我建议我国也实行低税制，刺激经济发展，同时要完善税制，堵塞偷税、漏税、逃税的洞口，保证国家税收。
崔世昌（澳门经济学会会长）现在国家应加快培养会计师、审计师人才，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应对税收法规加以审订，不让人钻空子。
李静（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常委） 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的数量还不太多，发展不够快，发展的环境也不够理想，例如“红眼病”、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政府应该充分重视这些问题并加以解决。希望私营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环境能进一步改善。
热比娅·卡德尔（新疆阿克达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准备拿出1亿元资金办企业，但两年了，地皮还未批下来，可有的外资才投资二三百万，就办得很顺利。现在有的地方对引进外资提供许多优惠条件，而对国内的私人投资就不放在眼里。这种情况不改变，怎么能保证国内资金不流向国外？
庄荣昌（河北清河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对国有、集体、个体、私营经济要一视同仁，不管哪种所有制，谁的贡献大就表彰谁。有的地方办私营企业相当艰难，敲竹杠的很多，吃了亏也不敢讲，怕穿小鞋。
欧云远（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委） 要保持基本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国外担心我们的政策会变，我们应当通过办好现有的三资企业表明我们不仅不会变，而且会进一步发展。吸引外资要有正确的政策导向、项目导向，使国家、地方、投资者都能受益。在引进外资中要讲真话，不能搞假，要允许投资者货比三家。要克服办事效率低，手续繁琐的现象，改善投资环境。
韩伟（大连韩伟企业集团董事长） 私营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原始积累阶段（家庭式、家族式、庭院经济等），国家可以不必多限制，任其发展、扩大，而在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时）就要用相应法律来规范其发展，即实行私营企业股份化，这样可以解决困扰其发展的许多问题，使私营企业上台阶、上档次。
农业存在忧患 必须高度重视
韩培信（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给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一些新问题，比如，农民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市场不了解，一下子进入市场，面临许多困难。要解决这些困难，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一是要强化农村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有效的市场信息；二是应尽快建立一批农村信贷市场，搞好期货合同。
蒋民宽（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农业问题很重要。我认为，抓农业，抓粮食是个重要问题，有了粮食才能奔小康。但是，要再上新台阶，首先还是人的问题，特别要注意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很多工作要他们来落实。我建议，首先在农村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上，多投些资，使他们思想素质有一个更大提高。其次是要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
严尧卿（民进湖南省委会副主委兼秘书长）深化农村改革就是要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发展农业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农业生产力。同时，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引导农民进入市场。
梅向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我们既要看到大好形势，也要考虑存在的问题，这其中就有防止地区间、城乡间的两极分化的问题。国家就此采取适当的宏观调控措施是重要的和必须的。
张怀西（无锡市副市长） 为促进我国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党和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和某些向不发达地区倾斜的政策。无锡市与陕西汉中市建立了对口联系，双方互派干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这对推进两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有很多好处。
解峰（河北省原省长）等 在经济建设中起着基础作用的农业一定要加强。农业发展仍是目前工作的薄弱环节，存在潜在危险。过去没粮吃，现在却卖粮难。农村乱摊派没有数，打“白条”不兑现，农民种粮食、棉花挣不到钱，积极性从哪来？假冒种子、化肥、农药严重打击农民种粮种棉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资料不能保证供应，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问题同样也妨碍着农业的发展。过去孔雀东南飞，现在麻雀也东南飞了。“白条”不是太难解决的问题，价格却是深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粮食、棉花两大问题不解决，农业很难上去。
陈耀邦（农业部副部长） 由于市场经济比较利益的驱动，不重视农业生产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前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1700多万亩，去年减少2400多万亩，今年减少3000多万亩，想用“三高”（高产、高质、高效）弥补播种面积的减少，目前看也不可能。今年由于播种面积的减少，粮食就会减少产量75亿公斤，如再遇上自然灾害，一年歉收二三百亿公斤是很容易的。今年棉花播种面积减少1800万亩。粮棉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粮棉产量一减，市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繁荣。商品价格上浮，社会就会动荡，社会安定的基础将会动摇。因此必须从深层次，用经济的手段，加上政府行政干预及法律的作用保护农业及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为此，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支持农业：一是在舆论方面要支持农业。不少地方的领导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目前有些地方对农业采取轻视态度，到处插开发区的牌子。二是在改革上的支持。在农业政策上不要乱出花点子，重要的是落实。例如，减轻农民负担要从根子上解决，现在农民拒绝不了不合理摊派。我们要组织农民积极参与流通。另外还要发展农产品深加工，这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三是要在投入上支持农业，目前投入量不够。四是服务方面的支持。服务体系的建立，国家不支持，靠向农民收费是不行的。另外产前产后的服务也很不够。流通领域要建立新的经济实体予以充实。
王祥林（喷施宝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经济师） 现在，对造假农药、假化肥的罚得很轻。建议国家制定相应法规，制止这些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
容汉诠（宁夏农学院教授） 农业、教育、科技都离不开投入，我们也能理解国家这方面的困难。但是，这几年也出现不重视农业的现象，有些地方搞开发区大量占用良田，今后动用农田开发房地产应立法，不能盲目占用耕地。
康泠（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 农业基础比较脆弱是一个方面，当前农产品的流通困难也已经成为阻碍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我下去看到有的产粮区粮食堆积如山，甚至霉变，卖粮难成了干部群众最苦恼的事；土地撂荒，原因是卖粮只能拿到“白条”，农民非常反感，认为一年的辛苦白费了。目前买粮地区和卖粮地区没能建立起正常的、受法律保护和制约的关系，买粮者怕收不到粮食，卖粮者怕收不到钱，流通不畅；农业剪刀差问题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因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更趋严重。农民种地赚钱太少，辛苦一年，一亩地赚100—200元就算多的，有的只赚10多元钱，有的甚至还亏本，严重影响农民积极性。希望各级政府认真对待农业问题，实实在在地解决当前农业方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郑晶莹（台盟广东省副主委） 现在广东南海市农民把田地变成了钱，以为手里有钱就能买到粮食。如果一个省的口粮全靠到内地和国外去买，能维持长久吗？
徐乐义（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在加快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不能忽视负面效应。如粮价放开后，稻谷在安徽最低价0.36元一公斤，如一亩地按500公斤计算，一亩地一年的收入仅等于一条红塔山香烟的钱。如再扣除投入和农民负担，一年等于白干，严重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另外，工业投入多，农业投入少，弃农经商、弃农经工现象严重。这些都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沈祖伦（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 现在，土地减少，人口增加，只依靠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到本世纪末，全国要实现粮食总产量达5000亿公斤的目标，难度很大。建议把“以粮为主，食物多样化”作为解决90年代食物供给问题的战略方针。充分利用广阔的国土资源，全面发展农林牧渔副各业。包括发展肉、蛋、奶、瓜、果、菜、食用菌、藻类、可食的昆虫以及各种饲草的生产。要把这件事真正作为实现小康的战略措施来抓。
黄枢（林业部原科技委副主任） 近年来我国林业建设有较大进步，人工林资源达5亿亩，居世界首位，但森林覆盖率仅13.6％，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多，许多方面还处在落后地位。林业不仅仅是植树造林，还包括森林工业、林产工业和多种经营等。当前林业与发展经济、改善环境的要求不相适应，必须重视发展优质高效的林业产业。
张子仪（中国农科院研究员） 生态农业很重要，要好好研究，认真组织实施。光用化肥，缺少有机肥，很难实现持久的“两高一优”，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是逐步改善传统农业，而不是将其打乱。要农畜结合，搞生态农业，如果打破自然和传统饲养方式，后果不堪设想。
傅万保（彝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 国家应重视土地的管理与利用。目前人口越来越多，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荒废土地的情况又很严重。要有计划地开发和利用土地，并切实做到依法管理。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范新发（台盟中央常委、上海市副主委） 我们国家每年有2万项科技成果，但是转换为商品的不多，原因是投入太少。我们要改变旧观念，大量增加科技投入。我们应与台湾加强合作交流，以台湾的资金结合大陆先进的科技是一条可行之道。
宋振骐（山东矿业学院矿山压力研究所所长）科技人才不用就是浪费，用好了就是宝贝。中国的优势就是人。教育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教师队伍稳定了，父母也放心，学生下个世纪都是国家建设人才。
严宏谟（国家海洋局局长） 多年来，我国资源开发只限于近海，外海开发是最近才开始的。例如海上石油的开采，我国年产才300多万吨，我国的海洋开发，如采矿、采油等方面的技术还非常落后。我国领海面积相当于陆地面积的1／3，海洋资源开发有很大潜力。重要的就是要用高新技术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不要盲目建立开发区
周同善（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 李鹏总理指出开发区要统筹规划，不要盲目追求数量和滥占耕地。去年，沿海、沿江、沿边以至内地一哄而起建立开发区，占用耕地达1.2万平方公里，其中80％是耕地。实际开发的面积很小，大多数原来的耕地或菜地都空闲起来“晒太阳”，浪费了土地资源。建议对新建的开发区进行一次清理。今后应严格限制审批权，并逐步建立土地市场机制，正确评估地价，以保证国土的保值和增值。
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
吴慧（赫哲族，黑龙江省饶河县县长） 这几年，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比以前有所发展，但速度不快。由于沿海地区经济大发展，使民族地区的经济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加大了。治国需安邦，国强需民富，不重视边疆的安定，不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水平，治国和强国都是空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国家应采取特殊的倾斜政策，使之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科学技术落后，是因为人才缺乏。最近5年间，我们县只分配来了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连这一个人也走了。对民族地区的教育经费，国家应该有一定的倾斜政策，我们要真正培养出一些扎根边疆的科技人才。同时，要解决好少数民族地区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在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问题上，国家也应采取特殊的政策，使少数民族干部尽快地成长起来，这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关键。
冯元蔚（彝族，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 民族散居与聚居区在经济、文化方面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四川省的三个民族自治州的经济、教育发展缓慢，与全国其他30个自治州相比，仍处倒数位置。三个自治州的人口总数为800多万，但没有享受到自治区的优惠政策。
盘俊（瑶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桂林地区联络处主任） 要尽快颁布有关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政策法令，给杂居的少数民族地区与自治区同样的优惠政策。国家重视少数民族聚居区，而给杂居区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少。广西有些杂居区的少数民族仍处于贫困状态。
泉博顺（鄂伦春族，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政协副主席）
少数民族地区落后不是人落后，而是文化、科学技术落后。民族地区资源很丰富，但人才很缺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