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反对腐败 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侯宗宾
当前，党风廉政建设的主流是好的。同时，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腐败现象仍然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十分关切并深恶痛绝的问题。现在，一些部门、地方的同志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腐败的重要性仍认识不足，执纪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有的甚至把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与反腐败斗争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要上，纪律要让”，要求执法执纪部门纪律放松一点。这些错误观念，显然背离了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再次强调的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认清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一定要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花大气力抓好。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是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目标的需要。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讲到广东要力争用２０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时，强调指出：“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四大报告在论述９０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时重申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因为，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求经济建设要上去，而且要求把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搞好，特别是把执政党的党风廉政建设搞好。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６年就深刻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１３１页）因此，我们要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反对腐败、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改革开放１４年来的实践表明，什么时候正确地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地发展；什么时候偏离了这条路线和方针，我们的事业就受到损失和挫折。我们必须把思想真正统一到党的十四大精神上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本部门、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都搞好。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关键是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干部，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头脑，认真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克服思想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抓好反腐败斗争。
当前腐败现象一个重要特征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搞权钱交易。商品经济在促进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同时，商品交换原则可能侵入政治生活，诱使一些党员干部唯利是图、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出现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在扩大开放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东西。从主观上看，我们是执政党，在党政机关中大多数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掌握一定的权力，而权力本身又有两重性，既可用来为人民服务，又可用来为少数人谋取私利。一些干部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把权力商品化，而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不少地方、部门还没有建立起对权力有效制约的机制。所以，权钱交易成为当前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
目前，一些领导机关和少数领导干部存在的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的违法违纪行为危害大、影响深，如不认真加以解决，将严重地败坏党的声誉、危害党群关系。只有抓紧解决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违法违纪问题，才能有效地遏制住腐败现象，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纪检监察机关就是要通过全面履行纪检监察职能，特别是要履行监督检查职能，对严重以权谋私等行为进行查处，对广大干部、党员的行为进行制约和规范，有效地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抓好反腐败斗争的突破口在于抓好对重大违纪案件的查处。邓小平同志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就是要从具体事件抓起。”（同上，第１２８页）对重大违纪案件严肃查处，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真正取信于民。尽管纪检监察机关不是单纯办案的机关，但如果对重大案件不尽力查办，要取得党委、政府的重视和人民群众的信任是不可能的。从全面履行纪检监察机关各项职能来说，也只有通过查处案件，才能更有效地实施监督，才能更好地体现纪检监察机关的保护职能，才能使教育职能发挥得更充分，取得其它教育形式所无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纪检监察机关普遍反映有几难：发现线索难、立案难、查证难、处理难。其主要原因，从客观上看：一是有关系网、说情风的庇护和干扰；二是法律、法规不完备，有的问题违纪与非违纪的界限不明确；三是作案手段更加隐蔽，查案难度增大。从主观上看，一些纪检监察机关存在畏难情绪，怕这怕那，查处工作不力，执纪失之于宽、失之于软。要针对这些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是要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划清在经济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的政策界限。政策规定一时不完善不要紧，可以在实践中逐渐完善。这样既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又能使正确执纪执法、惩治腐败有所依据。二是要拓宽案件线索渠道。要强化信访举报工作，保护举报人积极性；要善于从重大事故、严重违反政策、非正常的经营亏损等问题入手揭露和查处腐败案件。三是要主动加强与司法、公安、审计、工商、海关等部门的联系，建立必要的联系制度，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整体合力，及时发现案件线索，进行查处。四是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查案工作摆在议事日程上，领导同志要亲自查办重要案件，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树立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一身正气、敢于碰硬的良好形象，同时要讲究办案的策略，特别是涉及经济的案件，更需要注意办案的技巧和方法，做到既严肃惩治违法违纪行为，又保护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五是要通过查案，总结经验教训，补疏堵漏，促进建章立制，加强和改善管理，做到综合治理。
反腐败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要切实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从性质上讲也是一种消极腐败现象。开展反腐败斗争既要严肃惩处腐败分子，又要下功夫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搞好党风廉政建设。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具有利用部门和行业掌握的人财物等权力进行谋取私利的共同性。二是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直接性。三是在“合理”旗号下谋取私利的隐蔽性。四是纠而复生的顽固性。五是查处工作的复杂性。近几年来，各地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认真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使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热点问题有所缓解。但是，不正之风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同时，不正之风与违法违纪案件往往交织在一起，不正之风掩盖着违法违纪案件，而违法违纪案件借不正之风滋生蔓延。
针对上述特点，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要坚决，要持久，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要着眼于教育和防范，同时要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重点是刹风整纪，认真开展专项治理，集中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
当前，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需要把握好三个重点环节。首先，思想教育是基础。要继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干部、群众对纠风意义的认识。认真纠正那种把纠风工作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观点，克服那种认为不正之风防不胜防、纠不胜纠的畏难情绪，转变一些同志因片面强调有些政策界限不清而产生的消极态度，切实把这项工作作为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维护政治稳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件大事抓紧抓好。第二，制度建设是保证。要在专项治理的基础上，按照党的十四大报告关于“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的精神，加快立法特别是经济立法工作，在执法部门和直接掌握人财物的岗位，建立健全“两公开一监督”等有效防范以权谋私和行业不正之风的约束机制。第三，领导干部是关键。要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从上往下抓，上下结合，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这样就一定能够抓出成效来。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抓好反腐败斗争，是摆在我们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面前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试验，勇于实践，不断探索、总结、推广反腐败斗争的新经验，努力开创出一条在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子。
（作者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第5版(理论)
专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苑
略论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
李鸿烈
什么叫市场经济呢？根据市场经济在西方的运作以及党的十四大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可以对市场经济作如下四层相互关联的解说。
市场经济是适应社会化商品经济发展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有政府宏观干预的经济运行模式。“市场经济”一词，尽管在１９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论著中就已出现，但它作为一种兼用市场与计划两种手段的经济体制，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形成的。在此之前，西方商品经济的运转，一直沿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市场自发调节论。市场调节有一个特点，当市场上出现某些商品畅销的时候，容易引发一大批商品生产者一哄而上，转去生产这些商品。于是很快就使这些商品由畅销变为滞销，产生了经济危机，从上世纪３０年代到本世纪３０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每隔１０年左右时间就产生一次经济危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严重。１９２９—１９３２年那次经济大危机，几乎葬送了资本主义。被西方政界视为资本主义救星的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总结历次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之后，发现自发调节模式的弊端，于本世纪３０年代提出了对经济的运转必须实行政府干预，才能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一些主要国家陆续采用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论。运用计划引导财政、货币、税率、信贷、优惠、制裁等经济手段以及制定市场法规，来调控经济运转。于是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即包含宏观调控和微观规范手段在内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才作为一种反映与纯粹由市场调节有别的经济模式的概念被广泛应用。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兼用市场与计划两种手段的经济运作模式，确实更适应社会化国际化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离开宏观调控来谈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的无知。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强化市场机制作用的经济体制。我们说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有别，就在于它是一种强化市场机制、价值规律作用的经济；就在于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也是建立在商品经济规律、市场经济与市场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它的调控，才能给企业虎上加翼。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往往急功近利，看不到市场对商品的需求量，意识不到当某些商品走俏之时，已开始种下这些商品滞销、生产过剩的种子。国家不直接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可以超脱一些，看问题更全面，并且可以建立由经济专家组成的机构，搞好重大结构调整，生产力布局和经济预测，为企业提供经济咨询服务，使企业减少失误；并搞好市场法规，使企业可以参加平等而安全的市场竞争，使不善于经营管理者破产，使它们不善于运用的资源流动到（兼并到）经济效益比较好的环节（善于经营的企业、拥有技术优势或原材料优势的地区、有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中去；也可以通过市场的等价交换（这也是市场机制），使各企业、各地区、各国之间获得自己稀缺的资源、让出自己富余的资源，从而构成优势互补、劣势互消的关系，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因此，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机制。所谓“起基础性作用”，一是指表示资源配置必须通过市场竞争与交换；二是指表示这种配置是初级的配置，它还不能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体效益的目的，各级政府还要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整体要求，运用增税或免税、优惠、赞助等经济手段，进行二级配置。这样，才能达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生产和需求及时协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目的。实践已一再证明，仅靠计划调节，不能达到及时协调、总量平衡的目的；完全由市场调节，也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
市场经济是以企业作为法人利益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的经济。离开这一条，企业就不会有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动力，也不会努力去提高市场竞争的能力。市场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就源于企业拥有自主经营权、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风险，即源于它把企业而不是把各级政府作为法人利益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让所有的企业都有平等参加市场竞争谋求发展的权利，也承担竞争风险责任。看一种经济是否属于市场经济，主要的标准，就是看经济运转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经济主体究竟是企业，还是政府。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法律为规范的经济。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化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具有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宏观调控等特点。而所有这一切，都要有法律规范做保证。否则，平等竞争就会因失去规范、准则而变成竞争的不平等，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企业就会因没有取胜的可能失去竞争精神；就会迫使企业要么退出竞争，要么把精力用于巴结权贵、组织黑势力，而不去用于提高产品质量；宏观调控也会因缺乏强制性的法律规范而落空。社会化国际化的商品经济的运转，要求秩序，要求社会稳定。这是社会化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只有健全的法制，这种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以上四层相互关联，构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体系。它们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是市场经济的共性。市场经济适合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但它更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为后者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与计划两种手段的长处，加快经济发展。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能够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体制保证；摒去这种体制，是永远也不能赢得这种优势的。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的重大意义，集中表现在这一点上。
第5版(理论)
专栏：
辛亥革命时期华侨的爱国精神
许在全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伟大的祖国，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华侨像热爱自己的母亲一样，执著热情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广大华侨虽散居世界各地，但却心怀祖国，始终同国内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每当祖国遭受危难之际或处于重大的转折，他们都挺身而出，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振兴中华，挽救危亡”付出了不少的代价。本文着重论述辛亥革命时期华侨的爱国精神。
辛亥革命以前，我国人民侨居国外，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明代中叶以前，我们的祖先到国外去，多数是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性质。随着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晚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复杂。特别是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迅速地被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农村破产，城市失业的悲剧愈演愈烈，逼迫更多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冒着生命的危险，远涉重洋，四处谋求生路。在辛亥革命前，我国已有众多的华侨广居在南洋、美洲、非洲和澳洲以及世界各地。
华侨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产生，主要是根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的爱国主义的肥壤沃土之中，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华侨本身有着他们在国外辛酸悲凉的痛苦遭遇，有感于“弱国无外交”的切肤之痛。
据统计，从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七○年，由厦门、广州、香港、澳门等地拐骗到美洲大陆的华工人数从二十万增至五十万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野蛮行为，卑劣手段，实在是伤天害理至极。被拐掳的华工，当为“猪仔”，任意地贩卖至世界各地。中国近代华侨，在外主要是从事种植、开矿、筑路等艰苦的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美国称之为“苦力”。他们境遇之惨，是使人难以置信的。从劳动时间而言，终年不得停歇。以马来亚为例，在马来亚霹雳和雪兰矿山，规定华工每年工作三百六十天。“凡订有合同的苦力是没有社会活动和娱乐机会的。在合同上规定在中国人的新年给假之日……除了这三天以外，他们照例一周工作七天。”因此华工一年到头就是这样无休止地劳动，直到榨干血汗为止。不少合同载明，每日工作十二小时，实际远超此数，有的长达十八小时。在秘鲁，田庄上的大钟早上四点半敲响，华工就要出工，要一直干到下午六时，不论是下大雨，刮暴风，都不得停歇。印尼烟园的华工，每天早晨四点钟吃点冷饭就出工，干到十二点才收工，午饭之后，又要回到烟田里劳动，直至下午六时，日已沉西，才收工，有的还开夜工到九点。劳动时间之长，是罕见的。从劳动条件而言，恶劣至极，印尼邦加锡矿，“矿厂，半在山洼，山下水流，厂主不设抽水机，华工日在水中”。在南美开采鸟粪层，主要是由华工担任，每人每天至少要挖四吨具有热毒和恶臭的鸟粪，许多衰弱站不起来的华工，也被迫跪着去拣鸟粪上的小石子，连外国人也承认，这简直是受苦刑。
从所得工资而言，微乎其微。如印尼邦加锡矿的“猪仔”华工，每日工价只有二方四仙，低得十分可怜。而工资领取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厂主开设店铺，逼勒华工在所购买什物，质极劣，价值极昂”。而且还有工头巧取豪夺，高利贷者的盘剥，殖民地官吏、资本家、工头，甚至赌棍、妓女互相勾结开赌场，设妓院，骗取华工的血汗钱。所以他们只得永远当苦力，终无回归之日。
政治上的种种迫害，逼使大量华工死亡。例如，在美国，当时把屠杀华工视为常事，认为“不过少了一个华人，这有什么了不起，这里多的是华人呢”。视华工命如草芥，结果造成华工大量死亡。从一八四七年到一八七七年三十年间，抵达古巴的华工总数十二万六千多人，到一八七七年，已有三分之二被折磨死于古巴。当时容闳的“猪仔”诗云：“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将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这确实是一幅华工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由于华侨在国外深受反动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这一切肤之痛，使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自己的后盾，所以才会受到如此凌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广大华侨强烈地希望祖国强盛起来，以提高他们在国际上的地位，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祖国连在一起，产生了一股强烈的爱国思想感情。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敲响了中华濒于亡国灭族的警钟。爱国的仁人志士，奋起为之奔走呼吁，起来救亡图存。海外华侨鉴于国难当头，思想上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他们也纷纷奋起，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不少华侨领袖慷慨陈词，发表爱国言论。著名的同盟会会员邓泽如说：“久侨国外，习见侨胞日受不平等待遇，知由于国势之不振，而满族之歧视也，慨然思所以拯之”。缅甸同盟会会长庄银安在谈到自己参加革命的原因时指出：“年十八渡缅甸，耳目所及，始悉外人之所以欺我侮我者，皆我国势不振有以致之。余因是革命思想油然而生，盖非革命不足以强国，非革命不足以唤醒侨民”。司图美堂也说，华侨之所以热心革命，“其实是饱受帝国主义‘教训’的必然结果。我们深知国家不强之可耻可痛”。当他们明白辛亥革命是为“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之后，在爱国精神的感召下，便大力支持和投入革命活动。因此，辛亥革命是华侨的爱国思想和爱国行动的一大表现。孙中山先生总结各阶层的作用时说：“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新军与会党。”他又说：“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任也”。孙中山又曾经指出，“华侨是革命之母”。在辛亥革命中，华侨慷慨解囊，支持革命，史不绝书，有的也是十分感人的。这里略引数例，足见一斑。华侨黄景南是个小商贩，“以贩豆芽为业……将半生积蓄以助革命经费，其后复将每日卖豆芽所得作为军饷”。挑水工人关唐，“每担水价只值一文，亦倾一生积蓄三千余元，悉数捐献”。古巴华侨妇女用手工编制的刺绣工艺品举行义卖，筹募军饷。华侨中的资产阶级也是如此。肖竹漪“尽货其田产，得资数千金，籍供运动经费”。林受之在新加坡，开设橡胶店，“拥资数千家，成为巨富”，但为了支持黄花岗起义，毁家纾难，连两夫人的私蓄也都献出。其实，辛亥革命期间，华侨不仅慷慨捐资，而且直接参加武装起义。为了革命，甚至不怕牺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中可查的就有二十九名是华侨。他们在就义时，都是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余东雄在起义前写诀别书，表示“一往向前，誓无反顾……但求马革裹尸以为荣耳”。李雁南在就义时，对警兵说，“请弹从口下”张开口饮弹而死。罗联被俘时对族弟说：“吾必舍生取义，望诸弟能继吾志”。他们为挽救民族于危难，光荣献身，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