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模糊的荧屏》不模糊
——纪念李一氓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何方
著名的老共产党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李一氓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今年２月６日是他的９０周年诞辰。人民出版社也于最近出版了他临终前才完稿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一氓同志光辉的一生，人们是比较了解的。这里只就有关回忆录的某些情况作点介绍，作为对这位令人景仰的老共产党人的纪念。
李一氓同志把他的回忆录定名为《模糊的荧屏》，表现了他一贯的谦虚作风和求实精神，说明他不愿意肯定自己的叙述就完全准确，对一些事件的议论就一定恰当。他在《自序》中说，“首先时间、地点这两者我现在记录下来的，就很难说是准确的；有许多稍为涉及一点议论，也很难说是有道理的。”“时过境迁，现在所能检查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面模糊的荧屏而已。”但是实际上，他的回忆录并不模糊，不仅表现出精神上的光明磊落，而且许多事件的叙述也都做到了实事求是。这部回忆录的一个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真实。唯其真实，所以可信。一氓同志认为，写回忆录应当是有什么写什么，记得的重要事情要写，不记得的事情就不能事后去编。他回忆到的一些交谈也只是追叙个大意，很少把追述几十年前的谈话打上引号。他的叙述，虽然行云流水、古今上下、涉笔成趣，但内容却十分严谨，对于历史事实没有丝毫的随意增减，更不以个人好恶加以改变。而且由于他有超常的记忆力、清醒的头脑和老练的文笔，又极为认真地查找和核对资料，所以写得相当具体生动，令人读后会感到《模糊的荧屏》并不模糊。
李一氓回忆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严于解剖自己和不居功、不诿过的谦虚品德。他一再申明，他“在整个革命的历程中，是很平庸的，说不上什么成就，也没有什么贡献。”“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时刻都注意到，作为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应该老老实实的，做了什么工作就写什么工作，犯过什么错误就写什么错误。”他说，个人的回忆录“总不能写成一本自己夸耀自己的功劳簿”。他还颇为诙谐地说，他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仍然遵循着“文化大革命”中“专案组”要他写自传（“供词”）时规定的三个条件，即不准“丑表功”，不准“攀领导”，不准“安钉子”。他在回忆录中，从不炫耀自己，既不表功，也不掩过，对成就不渲染，对错误不辩解。甚至有些并非错误的事，他也要严肃检讨做得不够的地方。例如，抗战初起，他作为毛泽东的特使，持毛的亲笔信，去四川做刘湘的工作。不期到四川时刘湘已去武汉，他只得回延安复命。对此，回忆录中检讨说，“现在想来，我回四川的工作，不一定限制在刘湘这个范围，应该同时进行刘文辉、田颂尧各处的统战工作……”认为是失去了一些机会，感到惋惜。特别是对皖南事变中的一时脱离部队，更是浓墨重写，多次检讨。事情的经过是，当时任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性质的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要大家脱离部队，分散突围。李一氓虽不赞成，却未劝阻，后来自己也找了几个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学他们的样子，离开了部队。但结果并未跑出包围圈，走了不到十个钟头，就又返回军部。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既是上级的决定，又是要突围出去打游击继续干革命，而且很快又回到部队，似乎算不得什么错误。但是一氓同志却一再说，这“总是一件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每次提起都感到沉痛。另一方面，对于工作成绩，对于许多做得很出色早已得到人们称许的事，回忆录中却往往轻描淡写，顶多也是平铺直叙，做到了朴实无华。甚至有些较重要的史实，如３０年代初在上海同鲁迅的接触，南昌起义时同周恩来一起介绍郭沫若入党，长征以及遵义会议期间同邓小平和其他一些老同志的交往，红军到陕北后一度任毛泽东的秘书等等，李一氓多是一笔带过，或略而不提。从这部别具一格的回忆录中，人们也可感受到这位老共产党人的谦虚精神、高尚品德和博大胸怀。
读《模糊的荧屏》，还可以学到不少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知识，因为作者的经历是和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的。他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投笔从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在南昌起义中任参谋团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奉派去上海做地下保卫工作和文化工作。１９３２年到中央苏区，任国家保卫局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做了几年地方工作，担任过陕甘宁省委和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命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任新四军秘书长和东南分局秘书长。皖南事变后转赴苏北，先后任淮海和苏北区党委副书记兼行署主任。抗战胜利后相继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苏皖边区政府主席。１９４７年去东北，出任旅大区党委副书记和财委书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转入外交战线。从这些经历和任职中可以看出，李一氓回忆录反映了这段重要历史的一个侧面，是研究现代史和党史的一本很好的参考书。特别是《皖南》一章，是他费力较大和篇幅较长的部分。由于他不仅担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秘书长，而且还受命做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所以对新四军前期的情况最为熟悉，是叶挺、项英、袁国平很早去世后一位皖南事变最重要的见证人。可是长期以来，他很少谈皖南事变，还申明不愿卷入某些有关的争议。这次写回忆录，在叙述个人经历的同时也谈到事变的经过，对项英问题，对叶项关系，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回忆和评论，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公允的，揭示了不少内幕，澄清了一些争议，使这本书成为研究皖南事变和项英问题的一份难得的重要史料。
《模糊的荧屏》只写了作者的前半生，到１９４９年为止。但是也有例外，这就是第十章《过眼云烟》。可并非写他后半生的经历和工作，而是就他的业余爱好——收藏和鉴赏古书文物的情况特别是最后处理作一交代。时间主要在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知道，李一氓不仅是一位资历很深的老革命家和知识渊博、研究著述涉猎甚广的学者，而且也是当代著名的收藏家。由于他鉴赏水平高，兴趣范围广，因而收藏极为丰富，其中有许多难得的精品。他特别喜欢词，所以词书收藏最多，堪称当代第一。有位词学专家说，李一氓为词学集中了这么多的文献资料，是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他省吃俭用收购到的大量古书文物，并不视为私有，更反对秘不示人的坏风气，而是“乐宜偕众，书不藏家”，用于社会，公诸同好，捐献国家。例如他所藏词书，在编《全明词》、《全清词》时，就派上了用场。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郑板桥判牍手迹》中，就有他提供的６０件。他还计划以其所藏编印十多本明清木刻山水画，可惜只出了《西湖十景》和《避暑山庄图》两本就中断了。对于有人来查阅或借用他的藏书，总是有求必应。有时得知某人研究某个问题，还主动设法与之联系，提供所藏资料。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化私为公的精神，即他所说“余藏书画，均缴公库”。解放初他买到一幅元朝陆行直的《碧梧苍石图》，认为此人作画流传下来只此一幅，就当即捐给了故宫博物院。他不但向大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捐献，也还直接送给原作者出生的省、市、县。“文化大革命”后，他又将所藏大部交了公，单是捐给北京图书馆的珍本和善本书即达１５００多册，捐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字画有３００余件。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决定将２０００余册词书和所余全部珍贵的书画文物，一古脑送给四川，从此结束了他收藏家的生活。李一氓之所以用《过眼云烟》命篇，是借宋朝周密《云烟过眼录》之意。但是不仅两人对“过眼”之物所持态度根本不同，而且周密所记，很少流传下来，而他的收藏和全部捐献给国家，却为民族文化保存了一份宝贵的财富。这是值得人们怀念和感谢的。
一氓同志的回忆录是来之不易的。他原先并没有写回忆录的打算。１９８２年，一氓同志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退出中联部领导岗位。虽然又接任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之职，但终究摆脱了繁忙的行政事务，能有较多的时间用于看书和写点文章。鉴于当时不少人在写回忆录，他的一些朋友和学生觉得，像他那样既有金戈铁马、又有笔走龙蛇的丰富经历，不记录下来实在太可惜，所以都力劝他也写一部回忆录。起初他并不积极，后经再三考虑，还是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从１９８３年他已八十高龄时起开始动手了。但是一旦写起来，却遇到了一些想象不到的困难。他虽然具有至老不衰的惊人记忆力，但终究事隔多年，单凭个人记忆不可能记得那么确切和清楚。而他保存的许多珍贵资料包括长征日记等，经过皖南事变和“文化大革命”两次浩劫，已丧失殆尽。因此还得查找资料、翻阅档案。他又连一个写作上的助手也没有，一切都得自己操持进行。由于还有古籍整理、外事活动等其他工作，也不能集中时间写作。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先是老年白内障妨碍看书写字，后来心脏病又频繁发作，每年都要住一两个月医院。头两年进展比较顺利，抽空写出了全书的一半共五章。但是１９８５年后就再不能亲自执笔了，于是找来一位同志帮他笔录，然后再由他增删和修改。１９９０年暑假，全书写完，他的病情也日趋严重，住进了医院。在病榻上他还要挣扎着对全书再过目一遍，进行最后校订。可惜只看了八章，剩下最后两章再也支持不住了。不久就离开人世。所以这部回忆录就成了一氓同志花费巨大心血最后留给人们的一份宝贵遗产。作为书法家，他生前曾为不少书写过题签，但轮到他自己的回忆录却没有来得及写，只是留下书名，在他逝世后由乔石同志题写了。
作为一氓同志的一个晚辈和学生，在４０年的交往中，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在写回忆录中所体现的精神，也使我受到极大教育。由于一氓同志的虚怀若谷和平等待人，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年龄、资历、学问和职务上极为悬殊的后生，也能够以诚相见，以至无所不谈，在写回忆录时又给予极大信任。除起初的酝酿外，后来他每写出一部分就先拿给我看，说是让我修改和提意见，全部写完又交我通读了两遍。这就是他在《自序》中提到我的原因。其实，我哪里能谈得上“审阅”，回忆录中涉及的许多方面我并不懂，本来是没有资格来谈这部回忆录的。但既然先读过几遍，所以总觉得应该写点介绍文字。因为我相信，读了李一氓回忆录《模糊的荧屏》，是一定会得到教益和有所收获的。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将军外交家
——黄镇
白钢
“允文允武一世雄”。战争年代，黄镇同志曾是叱咤疆场的将军；解放后，他成了受命出使异域殊方的外交官。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毛主席、周总理挑选他到外交部，到１９７７年１２月，调任文化部长止，黄镇在外交战线上奋斗了２７个春秋。
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只有“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深入了解情况，切实掌握好政策，才能打开局面，开展工作。黄镇针对外交工作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强调对外交往要不亢不卑，十分重视保持国格和人格的尊严，提出要重视做好当权派的工作，台上台下一视同仁，重视“烧冷灶”的工作，在政治上对我有偏见或疑虑的人士要努力争取；珍视友情，善解人意，尊重人；以诚相待，以情感人等原则，并且以身作则，躬行不悖。在２７年的外交生涯中，解开了许许多多棘手的难题。
出使东欧与东南亚，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是黄镇建树的外交成就之一。
１９５０年８月，他出任我国驻匈牙利首任大使，并兼管我国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事务。由于中匈两国相互了解甚少，开展工作困难尤多。黄镇本着友好团结精神，动员全馆人员学习匈牙利语，大使夫人带头学，既表现出对驻在国的尊重，又便于开展工作。不仅在较短的时间里同匈牙利党政领导人建立了紧密的友谊，促进了中匈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而且还积极开展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驻匈使节的友好工作。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协助朝鲜驻匈使节，争取到了物资援助，受到了各方的崇敬和赞扬。
１９５４年，他调任印尼大使期间，以其独到的“当理而后进，审势而后动，有所不为，为无不成”的工作方法和作风，迅速打开局面，不仅很快同印尼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和印尼友好关系的发展，而且加速了同印尼政府就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谈判，为周总理出席万隆会议期间与印尼正式签署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作好了准备。特别是第一次亚非会议期间，黄镇既是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又是驻印尼大使，除需参加代表团的各种活动外，还动员全馆人员做好代表团的保卫和后勤工作。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势力极力在会内会外进行破坏，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台湾当局妄图谋害周总理，派遣特务炸毁了中国代表团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黄镇要求印尼政府加强警卫，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在周总理外出时，他同杨奇清等同志紧紧围绕在周总理的身旁，组成人墙护卫周总理。出席亚非会议的２９个国家，已与我国建交的只１０几个，黄镇广交往，积极主动地向已经和尚未同我国建交国家的大使，介绍我国的立场和主张，以加深这些国家代表团对我国的了解，并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致力于亚非友好，是黄镇建树的外交成就之二。
１９６１年４月，黄镇从印尼调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亚非地区事务。１９６２年，黄镇被特派为政府特使，出访了缅甸、印尼、锡兰（斯里兰卡）、埃及、几内亚等国，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正在印尼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阐明了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和我国的主张，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与支持。
１９６３年底至１９６４年初，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访问亚非欧１４国。黄镇作为代表团秘书长负责处理大量内外事务，参与拟定我国同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特别是加纳发生谋刺恩克鲁玛总统事件，周总理考虑如按时去访，对方接待可能有困难，特派黄镇乘专机去了解情况。他偕同黄华大使一起到城堡会见恩克鲁玛总统，代表周总理表示慰问，并转达周总理建议免去主方一切礼节的意见。恩克鲁玛感激周总理的支持，称赞中国是加纳的患难之交。
出任新中国第一个驻西方大国的使节，迅速打开西方对我国封锁禁运的缺口，是黄镇建树的外交成就之三。
１９６４年黄镇被派往法国。他以惊人的精力和速度很快同戴高乐总统及法国许多高级官员、议员、知名人士建立起友好关系，大力促进中法经济合作，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积极开展同法国及西欧之间的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他还为我国同一些国家的代表进行了建交接触和谈判，先后与意大利、智利、圣马力诺、土耳其、比利时、黎巴嫩、扎伊尔、澳大利亚、西班牙等九国建立外交关系，签定了建交公报。
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是黄镇建树的外交成就之四。
１９６９年尼克松就任总统，决定同中国走向和好。黄镇奉命邀请斯诺等人访华，转达双方信息。１９７１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确定巴黎为秘密联系渠道，黄镇担任联络重任，与美驻法武官沃尔特斯将军接触。从１９７１年７月至１９７２年２月，两人会晤了４５次。黄镇还同基辛格会晤４次，准确及时传递了信息。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访华后，巴黎秘密渠道改为公开渠道，联系人为双方大使，仅１９７２年３月至１９７３年３月的一年中，他们就会晤５３次。中美驻法大使的频繁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久，黄镇就任驻美联络处主任，以其传奇式的经历和威望，引起各方瞩目，一时间，美国出现了“中国热”。他深入了解情况，广交各界朋友，阐明我国的立场和政策，以及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为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黄镇不仅终生坚持开拓精神奋斗不息，而且常常用它教诲身边工作的同志。他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要有一股子劲，要勇于负责，敢于坚持真理，无私才能无畏。”又说：“今天，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并不是一切都好了，更加宏伟、更加艰巨的任务还等待着我们去为之奋斗。我们还要进行新的长征。”这金子般的遗言，将激励我们去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正如诗人赵朴初《黄镇同志挽诗》云：“所期今后人，继志力致用。灵气育灵苗，代代勤播种。”黄镇同志的大无畏开拓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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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亮节 实事求是
——李一氓回忆录《模糊的荧屏》读后
钱李仁
李一氓同志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出版了。这本书记述了这位老共产党员从青少年时代到参加中国共产党直至全国解放的革命经历，作者以其特有的生动、细致、实在的笔法，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现代中国这一段历史中无数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场面，读来如身历其境，忍不住要一气读完，不能释手。
一
在几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中，作者记述的个人经历，使读者不但能印证和充实从正式文献和资料中学到的这一段党史，还能看到正式文献和其他材料中没有记载的珍贵的历史事实，包括对党在当年的领袖人物有关活动的朴素的描述，例如：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作者在上海以党员身分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时，周恩来同志对敌情的精确判断怎样使作者避开了敌人的追捕从而免遭一场杀身之祸。
从南昌起义到南下潮汕，转辗回到上海的全部经历。
在上海五年的地下工作，从文化、理论到统战和保卫工作等多方面的活动。
从进入中央苏区从事国家保卫局工作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前后，作者从干部团一位政治工作者的角度，怎样领会中央指导路线的变化；《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段是作者在１９３６年写的，保存下来收入本书，是当年第一手的记述。
红军到达陕北后，作者先后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个省委工作，还一度当过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和作为毛泽东同志的私人代表去四川做争取地方势力的工作，时间虽然很短，但就其亲身经历的描述而言，是本书独有的。
关于新四军的建立和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全过程，本书记载了作者的回忆和分析，收入了当年向中央报告的电文，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二
本书还充分反映了作者在戎马倥偬中对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广泛兴趣和渊博知识，使读者跟着浮想联翩。
在大渡河边，作者联想起太平天国石达开部队在此全军复没的历史，对于清人薛福成《庸庵文续编》中的有关记述提出了质疑。
解放战争时期，作者在向东北行军途中经过山东，顺便考察了莒县浮来山定林寺，是春秋时代鲁隐公和莒子会盟之地。
本书第十章《过眼烟云》，记述了作者对书画文物的收藏、鉴赏和它们的下落，不仅文物爱好者，就是一般读者，也会很有兴趣。
对于青少年时代在四川这段生活的描写，是本世纪初叶当地社会状况的一幅小小的画卷。
三
作者对于历次革命斗争中英勇奋战和壮烈牺牲的军民充满感情，这不但见于各章之中，而且集中表现在本书收入的在苏北抗日根据地为烈士墓园写的两篇碑文中，一篇是白话文，一篇是骈体的文言文，可以说是政治和艺术比较完美的统一，至今读之令人感慨万千。
作者对于曾经密切共事的、特别是曾经给他帮助的战友和朋友，都一一列名介绍，以志不忘；而对于自己，只有客观、实际的记述和严格的自我解剖，绝无半句居功自耀之词，表现了共产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这本书是李一氓同志给后人留下的一份有价值的奉献，我曾经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十年浩劫中一度是关在同一间“牛棚”中的难友，尔后又从他那里得到多方的教益和关心。一氓同志是我的良师益友，谨以此文纪念他的９０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