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子立将军生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其九位子女撰写文章回忆父亲自豪与遗憾相伴的一生——
遥望归帆早日至
居安湘湘天竹天圣赵静天祥赵贞素月陶英
光阴荏苒，父亲赵子立将军离开我们一年了，但父亲那宽阔的、充满智慧的前额，那深邃的、炯炯有神的目光，那朴实忠厚的面容，那慈祥的微笑，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那难改的河南乡音，那铿锵洪亮的话语，时刻在耳畔回响。
父亲自幼受祖母熏陶，酷爱诗词并有志于圣贤之学，他亲眼看到在满目疮痍的中国，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深受辛弃疾、岳飞等名将影响的１９岁的父亲，决定弃学从军，报效国家，于１９２７年冬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１９３５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军事最高学府的陆军大学。１９３８年父亲陆大毕业，正值抗日战争爆发，被军令部分配到当时全国的主战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所辖薛岳第一兵团司令部，任少将高参兼参谋处作战科科长，后升任中将参谋长。父亲当时抱定抗日到底、还我河山的决心，亲自制定七次对日重要会战的计划，从此开始了军中帷幄生涯。
可惜的是，在抗日战争中迭著战绩的父亲，在解放战争中却走到了人民的反面。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６日，作为郑州绥靖公署（原第五战区）主任的刘峙与任参谋长的父亲，秉承蒋介石的密旨，在全国首先挑起了内战，包围解放军中原军区，迫使司令员李先念、王震等带领中原军区突围作战略转移，成为历史罪人。此举父亲终生都深感愧疚，每每提及，都万分悔恨，发自内心地谴责自己。
父亲一贯生活朴素，不吸烟，不喝酒，唯一嗜好是作诗填词，阅读古典文学，研究兵法。他憎恶挥霍享乐，对嫖赌更是深恶痛绝，为人耿直廉洁，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刚正不阿。１９４５年父亲任第五战区参谋长时，所辖一军长乃陈诚得意的嫡系，因其高傲自大，贻误了战机，致使日军脱逃。父亲毫不留情，将其严厉处治而得罪了陈诚。陈诚多次讲过：“赵子立牛眼睛一瞪，对什么人都敢耍脾气，谁的话都不听。”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盘踞在商丘一带的伪军暨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被蒋介石委认第三路军司令官，曾携带众多贵重礼品以乡谊关系前往拜谒父亲，父亲不但分文不受还将其怒斥出去。１９４６年，许昌的资本家“王老虎”亲往馈赠高级小轿车，父亲洞察其意，拒不受贿并历数其不法行为，将其依法严办。
连年内战，父亲非常厌恶，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曾赋诗抒发内心的痛苦：“同室操戈起内讧，鏖兵豫鲁决雌雄；战场白骨蔓萦绿，劫后梨花血溅红。少妇村头饮弹死，孤儿尸畔声隆隆；我思解甲桃源去，烟水茫茫路不通。”父亲１９４６年代表刘峙与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的代表李达参谋长在新乡举行国共谈判时，亲身感受到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与博大胸怀，亲眼目睹解放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身为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四兵团司令官兼１２７军军长的父亲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通电全国：“为了不再消耗国家元气，我愿意放下武器，停止战斗行为，听候解放军处理。”遂带领全军人马、数百辆军车、大炮及河南政府人员共两万多人，还有河南众多珍贵文物一并走向光明，为祖国西南的解放作出了贡献，受到贺龙元帅的称赞。贺帅宴请父亲时风趣地说：“现在我们称你赵子立先生，希望以后我们成为同志。”
令父亲悲痛的是再没能见到贺帅。１９５１年镇反，父亲受审查入狱，１９７５年释放时，贺帅已作古。叶帅亲自接见宴请父亲时说：“你的问题早已搞清楚……今后你仍是起义将领，国家将安排你适当的工作，希望你能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多做贡献。”父亲很激动，最令父亲欣慰的是１９７５年国庆节，受到中国人民最爱戴的总理，也是父亲一生敬仰的伟人——周恩来的邀请，参加了其生前在大会堂主持的最后一次国宴。父亲即作诗曰：“兵家巨擘世无俦，粪土当年万户侯。洞察戎机操左券，细分矛盾无全牛。觐颜实慰三生慕，赐训足为终身模。百里长程九十误，红潮十里争前游。”
１９７８年，父亲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８０年增选为常委。１９８４年以聂帅、徐帅为会长的全国黄埔同学会成立了，父亲被选为理事，１９８９年又被增选为副会长。父亲决心老骥伏枥，倾尽余生为祖国统一大业。
每逢佳节倍思亲，父亲总是做诗词以表达对同窗、故旧的思念。１９８０年作《苏幕遮·怀台同学》：“月透窗，光射地，一片乡心，一片乡心碎；同学深情久愈炽，无限相思，无限相思瘁；祖国丹，故园翠，水秀山明，水秀山明媚；遥望归帆早日至，把酒中秋，把酒中秋会。”父亲还不辞劳苦，风尘仆仆两度赴美，并赴荷兰、香港探亲访友，为沟通两岸交流，为促进祖国早日统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父亲常告诫美国的三子女：“要记住自己是炎黄子孙。”嘱咐在高尖科学部门任高级工程师的五子：“要时刻想着馈报自己的祖国。”父亲还常说：“你们九人（指我们九子女）三个在美国，一个在荷兰，四个在台湾，一个在香港，每个人都要担负起祖国统一的光荣使命，利用自身的关系，为推进国家统一做工作。”父亲还呼吁全世界各地的黄埔生及后裔、亲属，再次携起手，发扬黄埔精神，踏着前期同学及其父兄的步伐，为新时期的国共合作、祖国统一再立新功！
近年来，父亲接待了不少从台湾、海外来访的故旧袍泽，向他们解释中共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帮助他们消除余虑增进了解。１９９１年春节又作《中吕·山坡羊》：“峰回路转，花明柳暗，眼前就是康庄站。奔阳关，着先鞭，中华宜统不宜缓，民族振兴早打点，合，百姓盼，分，百姓怨。”呼吁台湾当局顺乎民意，早日完成全民族的统一大业。
父亲为祖国统一倾尽心血，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直至临终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父亲含泪道：“我死而无憾，唯一遗憾是没能亲眼看到国家统一，借用古诗来表达我最后的愿望：死去方知万事空，但悲不见台湾归，他日祖国统一时，切记勿忘告乃翁。”
亲爱的父亲，你虽死犹生，你对人民、对中华民族无限的炽爱与深情，永远激励着我们，我们永远怀念你，继承你的遗愿，为祖国统一作贡献。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朱总司令轶事
牛广前
向饲养员认错
猛一看，朱德总司令，一副严肃的面孔，令人有些敬畏，其实，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亲切啦。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朱总从没有喊一声“马夫”、“伙头兵”、“剃头的”之类的话。他喊工作人员“小孟”、“小刘”等；工作人员喊他“朱总”、“老朱”。工作人员一看朱总有闲空，都争着和他下棋、打球、聊天。
有一次，朱总从总部回来，饲养员孟维没有看到他表情的变化，就硬拉着他去打球。看到孟维兴冲冲的样子，朱总眉头紧皱，捡起球拍狠狠地朝孟维屁股就是两下，当时，孟维闹懵了，哭笑不得，只好两手捂着屁股跑了。
那是１９３６年９月份，红四方面军正处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朱总夜以继日地与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等人研究如何对付张国焘分裂、逃跑退却的计划。他忧心如焚，哪有心思与孟维打球，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惹他生气，孟维很内疚。第二天，孟维早早地起来溜马，回来时绕着弯子走，很怕被朱总撞见，可是，还是叫朱总拦住了路。他说：“小孟，你还生我的气呀，是我的不对，我不该打人。现在，我是向你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来了。”
孟维百感交集，“哇”地一声哭了，呜哩哇啦地诉说道：“老总呀，你的工作那么繁忙，时间那么宝贵，你却把这一点小事挂在心上。事实上是我的不是，你反向我赔礼！这……”朱总拍着孟维肩膀，没让讲下去，说：“你这就不对了，我们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谁的错误，就是谁的错误，不能因我是总司令，就可以搞特殊……”藏骡子
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自恃人多枪多，闹分裂，要南下。张国焘要朱总反对毛主席。朱总说：“从井冈山起，朱毛就联在一起，朱不能离毛，离开毛就失败。我始终赞成中央北上的决定。”张国焘看规劝不行，就封锁朱总的消息，支配开朱总身边的工作人员，趁朱总外出，命令士兵把战马统统杀掉，以阻止红军北上。待朱总回来后，就剩下唯一的一匹骡子，被朱总牵走交给了康克清，再三嘱咐康大姐要把骡子放好、养好，为北上使用。张国焘得知此情况后，把康大姐调到党校学习去了。这样，朱总用自己的津贴买马料，雇老百姓看养，不允许这位老百姓交给任何人。待康大姐学习结束后，张国焘惩罚地派康大姐到藏区“调查”，既不给向导、翻译，又不派其他人同行，康大姐为了完成朱总交给她放好、养好骡子的任务，只好一人硬着头皮骑着骡子搞调查。一次，四方面军的一个受伤的战士，不向康大姐打招呼，就要把骡子牵走。康大姐明白这是张国焘的小动作，就对这个伤兵说：“你是有功之臣，但不应该做无理的事。你要骑骡子，只要说一声，随时可以来牵。”又说：“你现在拉走，夜里还得喂，明天如果你需要，就可以骑了。”伤兵感动得流着泪说：“同志，不是我来为难你，我是奉指示来的。”
红军进入陕北后，朱总把这匹骡子交给了红军总部直属队，帮助红军总部首长减轻了多少长途行军的疲劳；驮过数不清的伤病员，使他们及时赶到医院治疗，脱离了险境。一件皮大衣
１９３７年底，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军遵照中共陕北洛川会议精神，中国工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
一天夜里，八路军总部直属队行进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路面两尺多宽，一边是忻山，山高坡陡；一边是水流湍急的忻河，河堤足有５尺高。直属队人多，又有担架、马匹骡子、行李挑子，走在上面很拥挤。朱总的战马饲养员孟维拉住马缰绳，想让战马先过去。谁知这条泥土路被雨水冲松了，马一失脚，孟维连人带马跌了下去。幸亏孟维跌落在河滩上，水浅，又是泥沙糊子，保全了性命。朱总让警卫员小张抱来了一件皮大衣给孟维过夜。
那时行军，谁带的东西都少，朱总的行李也不多。况且，朱总进行战前敌我分析，战术研究，经常熬夜，一熬就是一个通宵。孟维心想，朱总可离不开这件皮大衣呀。孟维说什么也不要朱总的大衣。 朱总把脸一沉说：“小孟，这是命令！”作为一个军人，最大莫过于命令，孟维只好从命了。
１９５９年秋，朱总念念不忘他的战马的饲养员孟维同志，知道孟维从小无依无靠，有过严重的胃病。朱总用自己的薪水买了一件皮大衣寄给孟维同志御寒。（照片提供：孙威）（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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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感人处是精神
——忆我党优秀民族工作领导人刘格平同志
王连芳
格平同志逝世一年来，我每次思念起他，便心潮涌动，久久难以平静。含泪写下几行短短的文字，寄托我无限的哀思！（一）
格平同志出生于津南闻名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厌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地主少爷生活，在苦闷和求索中接受了马列主义，愤然背叛封建家庭，于１９２３年，在天津共产党员张隐韬同志介绍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艰难的革命道路。从创立津南地区第一个团支部开始到创立津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直至创立津南特委，他把革命的火种洒遍津南大地，为津南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格平同志很早就领悟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不可能夺取革命的胜利。因此，他先与张隐韬同志搞军运工作，想通过策反改造旧军阀的军队，掌握武装力量，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结果，他们失败了。但他没有灰心，继续与张隐韬一道，转而深入津南各县组织津南农民自卫军，自卫军队伍达１０００余人，曾一度占领盐山、庆云县城和乐陵县城北部地区。但由于党的力量薄弱，加上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自卫军被反动军阀扼杀在摇篮之中，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张隐韬同志也壮烈牺牲。经过津南农民自卫军武装斗争的再次失败，使格平同志不仅感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而且认识到建立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的极端必要性，于是他深入群众，扩大党的组织，注意发展工农党员，短短两三年时间，党便在津南建立了特委。接着，他于１９３４年再度发动庆云县马颊河民工暴动，攻破县城，痛打伪公安局长，吓得旧县长不得不答应民工们的合理要求。暴动胜利后在组织农民武装过程中，遭反动政府的突然袭击，格平同志和十几位党员同志被捕，革命再次受到严重挫折，但是，从那以后，广大回汉人民开始觉醒，革命斗争的烽火越烧越旺。（二）
格平同志曾两次被凶恶的敌人逮捕。第一次是１９２８年６月，在组织群众进行反霸斗争时，因叛徒告密被捕；第二次是１９３４年４月领导马颊河民工暴动时被捕，从此，他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监狱生活。他先后被关押在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北平陆军监狱、北京军人反省院。敌人多次用残酷的刑罚折磨他，逼他放弃共产主义信念，供出“同党”，但他坚贞不屈，发出“宁把牢底坐穿”的誓言，以一个共产党员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战斗，多次领导狱中党员开展绝食斗争。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他被捕后押解北京路过盐山时，暂押在县城监狱，党组织考虑到我年纪小，不容易被敌人怀疑，特派我去探监。那是一个清晨，我赶到监狱时，那里已挤满了人，几辆马车停在监狱门口，格平同志和其他几位被捕的同志正被押上车，格平同志因被视为要犯，特别给他带上铁镣，其他几位同志则带着木镣（俗称木钩子）。格平同志一出狱门，便神态自若地向群众微笑致意，他的左手因被敌人打掉了一个指头，用白毛巾裹着。伪警察边吆喝开群众，边扶格平上车，格平同志怒吼一声：“不用你们！”不顾伤痛，自己上了车。我因年纪小被人群隔开，无法接近他，只能站在一旁含泪送别。当我将目睹的一切情况向党组织汇报后，同志们无不感动，含泪宣誓，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１９４４年４月，格平同志刑满出狱。在与上级党组织还未接上关系的时候，他利用在天津二哥家休养的时间，开展了学生运动，并积极在学生和工人中发展了五十多名青年团员、党员，为天津人民的革命斗争培养了一批骨干队伍，他们中的一批人还被带到渤海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在那里经过锻炼学习，又被派回天津开展地下工作……
格平同志就是这样，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战场，就在哪里生根、开花、结果。（三） 格平同志早在开展津南革命斗争时，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他却遵守着回族的生活习惯，同时也尊重汉族同志的生活习惯。他经常说，这是联系回族群众，引导回民革命的需要，因而给回汉人民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人们都很信任他，尊敬他，认为他既是革命英雄，又是回民英雄！当然，他不仅仅停留于此，他还时时刻刻利用回族干部这一身份，主动为党开展回民工作。在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监狱生活后，于１９４５年到了华东局担任民运部副部长，他立即着手组建了山东回民协会，并担任主任，用山东回协的名义即时向全国发出通告，号召回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争取和平，制止内战，同时不断发布山东回汉人民团结生产和支援前线的动人消息，对当时各根据地回民以极大的鼓舞！此外，在他领导下，还把山东各战区的回民抗日武装和回民支队组织在一起，进行整顿和训练。这些部队随着回民地区减租减息和参军运动的开展，不断得以壮大，成为当时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民族武装。 新中国成立时，格平同志作为少数民族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后，立即与李维汉、乌兰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民族工作领导人一起，筹建和成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并担任副主任。这一切，标志着中国各少数民族从此正式结束了长期被奴役、被歧视的历史命运，开始了民族平等团结的新时代。１９５０年五六月，正当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日理万机的繁忙时刻，却没有丝毫忽视民族工作，即时委派刘格平和费孝通、夏康农以及冯乐进、王连芳、杨辛等同志组成中央民族访问团，带着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各少数民族的无限关怀和慰问，分成三个分团，爬山涉水、日夜兼程，深入艰苦的云、贵、川等省的广大民族地区，进行了历时一年的访问。其间，访问团向西南各族人民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亲切问候，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解决各族群众的一些生活困难，极大地鼓舞了饱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的西南各族人民，为当时的民族团结、对敌斗争、巩固边防和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访问结束后，刘格平同志在担任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和中央民族学院院长期间，为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９５８年，他又与同志们共同筹建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并担任自治区首任政府主席和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代理第一书记。
在近７０年的革命生涯中，格平同志不论在白色恐怖下，还是在斗争残酷、环境恶劣的战争年代，他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建国后，他努力工作，艰苦奋斗，虽在反地方民族主义中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仍顾全大局，勇于奉献，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力量。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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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读者·作者
本报自开辟《文件·报告·回忆录》版以来，刊登了大量回忆文章，对缅怀革命先烈，回顾革命历史，以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激励后人，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这里，谨向关心、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广大读者和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为进一步办好回忆录版，使回忆录版与整个报纸的改革同步进行，为更好地发挥回忆文章的作用，我们对回忆文章有一些改进的设想，愿提出来与广大读者和作者商量：
一、适当控制回忆文章的字数，版面上文章长短穿插，以短为主。一般以二千字为宜，最多不超过四千字。
二、增强回忆文章的可读性。尽量少登或不登“生平式”或“悼词式”的文章，提倡作者以生动的文字撰写逝者生前感人的战斗和生活片断，或从某一角度回忆逝者能给今人以启迪的事迹。
三、扩大回忆对象和写作队伍，增强回忆文章的群众性，把对某些高层领导人的回忆和对革命战争时期广大干部群众的回忆结合起来，把对人的回忆和对事件的回忆结合起来。
四、努力活跃版面。力争每版有一至二幅照片，有时还可编发图片专栏。欢迎广大作者多提供珍贵的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照片。
五、增加回忆录版的新闻内容，如各地纪念、学习革命先烈的生动场面和故事，以及学用结合所引起的效果和变化等。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