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巨奖之谜
巨奖销售：买一条裤子有望得到一辆轿车；可是读者举报：厂方公布的巨奖号码是０５组的，实际上并未发出这一组奖券。于是记者开始——
追踪０５……
杨武军周朗张梅张锦力
１９９３年２月２日上午１０点左右。
本报经济部值班编辑接到一位读者打来的电话，他举报北京红都制衣厂与北京巴比龙时装公司在联合举办的巨奖销售中舞弊。厂方奖品为：一等奖：标致５０５汽车１辆，二等奖分为两组，３５０００张奖券一组，各奖夏利汽车１辆，三等奖为即开奖，奖品是应急灯一个。凡购“西珠牌”男（女）裤一条，即可得奖券一张。有奖销售日期定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１日至１９９３年元月１１日。
这位举报人说：“第一组巨奖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３日在北京晚报上公布，奖夏利车一辆，公布广告上有奖号和公证号，公证人姓名。问题主要发生在第二次摇奖上，厂家事先公布第二次摇奖日期为１月１９日，但直到１月底他们才宣布中奖号码；而且未在晚报的广告上刊登中奖号码，只是说中奖号贴在销售点的柜台处，有奖券的消费者可直接到销售单位当场兑奖。在各销售柜台贴出的中奖告示上，只有两个中奖号码，既没有公证号，也没有公证人的姓名。据他了解更为严重的是，厂方根本就未发行０５这一组号码，而第二次摇奖公布的两个巨奖的中奖号却是：一等奖０５２３８６，二等奖０５８５１８。对此，这位消费者气愤地说：“明摆着，这是厂家事先设计好了，消费者们都被他们给骗了。”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接到读者电话后，本报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２月３日下午２时４０分
记者杨武军来到了西单百货商场。商场服装部的同志说，巴比龙时装公司在该商场承包了一个柜台，这次有奖销售活动由他们派人进行售货，同时发奖券。记者又问巴比龙公司在该商场柜台负责人：“西单商场柜台发售了哪几组奖券。”他说：“不清楚。”记者又问：“你们领取奖券时没有登记吗？”“我们是领一批奖券记一个数。奖券没底号（即印在外面的分组号），没法知道领的是哪组奖券。”
２月３日下午４时许 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三楼服装部柜台前，值班的郭经理接待了记者周朗。她说：“巴比龙时装公司在我们这里搞的有奖销售，奖券是厂家事先印好送来的，奖号上覆盖着涂料，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其中是否有０５组号。”据她介绍，两个月之间，他们只售出了２／３左右巴比龙公司的裤子。郭经理还提出两点看法：一是摇奖没有请销售单位和消费者代表参加，通知商场中奖号码时，也没有出示有关公证文件；二是没有按照预定日期向消费者公布中奖号码。她认为这样做对消费者不太负责。
２月３日下午３时
记者张梅拨通了天桥百货商场服装部电话。一位负责同志说，销售部门无法掌握厂家给我们的奖券号码。然而两天后，这位记者又给前门新新服装店打了电话，该店一位负责人却告诉她，该店发售的是红都制衣厂０１—０２组号码的奖券。
２月５日上午１１时许
北京红都制衣厂厂长、巴比龙时装公司董事长程建都和销售部经理来到本报经济部，向记者张锦力谈了有关巨奖销售情况。他说：“此次活动的７万张奖券是在公证处的监督下印制的，而且全部发放出去。摇奖也是聘请西城区公证处的公证员来摇的。”他保证他们公司是对消费者负责的，绝没有什么舞弊行为。
对于第二次摇奖为何没有按期公布，为何没有同时刊登公证号和公证人姓名，程建都解释说，他有事出差，１月１９日没能赶回，耽误了摇奖按期公布。回来后，又因时间急，摇出中奖号码没等公证处将公证书发来，公司就将号码打印贴到各商场专柜上。对此产生的不良后果，他们是有责任的，对此他们向消费者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当记者问：如果第二期公布的两个中奖号码，到２月８日截止日期还未有人领取，他们将如何处理奖品。程建都回答，他们将把奖品捐给社会公益事业。 程厂长来访后的第四天，该公司送来了这次活动情况的详细介绍和公证文件。第一次摇出的中奖号码也是０５组的，中奖人为中央电视台刘信宝同志。
２月１０日下午２时３０分左右
记者杨武军又来到了对这次有奖销售活动进行公证的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在场的两位公证员介绍说：他们对有奖销售活动开始阶段的审批和监督只限于几个方面，即举办活动单位是否具有法人资格，上级单位是否批准，销售摇奖日期执行情况，摇奖号码等。对于奖券的印制、发放却无力监督。厂方告诉他们７万张奖券全部售出，他们只能依此进行摇奖。
谈到中奖号码公布日期推迟一事，公证员也说是经理未及时赶回造成的。
至于中奖号是怎样摇出来的，两位公证员说：地点就在巴比龙时装公司。抽奖时在场人员只有两名公证员和巴比龙公司两人。由巴比龙公司提供一副扑克牌，从中挑出代表１０个数码的１０张牌，由公证人员洗一下牌，然后由巴比龙公司的两人抽牌。抽出一张牌，得到中奖号码的一个数码。从末位到首位共抽５次。
记者问：由设奖部门提供扑克牌，再由他们自家人抽，他们会不会在牌上作文章？公证员说，他们看到的是一副新扑克。
２月１２日下午３时多 巴比龙公司董事长程建都，给记者张锦力家中打电话，说房山的一位消费者给公司来电话，说他中了第二次摇奖的二等奖，目前公司正在核查，而一等奖至今无人兑奖。
记者的追踪已告一段落，０５组号码到底发了还是没发的谜似难揭开。不过这次追踪却使记者发现，目前的有奖销售活动确有不少漏洞需要引起注意。如何保证有奖销售的公正性，如何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工商企业和有关部门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也愿意听听读者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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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你会扫厕所
你能当总工吗？
荣光大
去年，辽宁省朝阳市举办了一届规模较大的人才交流大会，会上各厂纷纷亮出“杀手锏”。最后，朝阳重型机床厂以住房、工资、福利、优越的工作条件，击败群雄，成为交流大会上令人瞩目的人才“吃进”厂家。
能人进了厂，企业立刻充满了生气。短短一年间，全厂开发研制出１０多项新产品，利税增长了３０％。可厂长徐晓峰因此也多了一块心病：“怕能人跑了。”
“朝重”花钱为新进厂的工程师、大学生们盖房，这在厂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的工人抱怨说：“我们进厂十多年了，还挤在平房里。为啥他们一进厂就能住上二室一厅的楼房？”还有的人放出风来：“工作是大家干的，干嘛对他们搞特殊？到时候咱们给他徐晓峰撂挑子，他就知道我们的厉害了！”然而，徐晓峰却把这一切当作耳边风，照样我行我素。他说：“对有特殊贡献的能人就是要实行高奖赏，决不能再吃大锅饭。人人都强调缺了自己不行，问题是缺了你，有没有人替代，替代的成本有多大？厂里没扫厕所的不行，不过他撂挑子，我可以花一两百块钱再雇一个；可是如果我的总工程师要撂挑子，我们的损失可能就是几十万。我能把扫厕所的和总工程师的待遇摆平吗？能因为扫厕所的厂龄十几年了，可总工程师是刚聘来的，就先把最好的住房分给扫厕所的吗？”
说到这儿，老徐很是感慨：“这两年乡镇企业搞得很火，有人就攻击人家，说乡镇企业就是靠回扣、行贿等手段发的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觉得乡镇企业最大的优势在于有一个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机制；国有企业许多怀才不遇，对分配不满的优秀人才都被它们吸引过去了。能人跑了，懒汉、调皮捣蛋的又开除不了，难怪许多国有企业不景气。现在我虽说拿出了一些措施和点子，吸引了一批人才，可达到这种程度，我们已做出了最大努力。如果再不对国有企业现有的分配体制进行改革，集体、乡镇企业拿出比我们更优惠的条件，我们企业的这些能人非跑了不行。能人走了，企业必然陷入危机，你说我能不为这事发愁吗？盼只盼国家能给企业更大的分配自主权，使企业家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那样国有企业一定能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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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争鸣
洋货并非就是福
亦闻
皮子的文章（见本报１月１７日二版《洋货不是祸》）说，旧中国的洋货是伴随帝国主义政治、军事侵略进来的，今天的中国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洋货进口是我们主动对外开放的结果。 其实不尽然，旧中国的洋货也不尽为伴随军事而来的。帝国主义性质决定其侵略性。经济侵略一旦受到抵制，军事侵略便随之而来，从而达到经济侵略之目的。政治侵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只是其手段。我们有很大一部分人却被手段迷惑，而失察真正目的之所在。一旦别人把我们作为商品倾销地（只有贸易逆差），那便是侵略，而我们只要容忍发展下去，便是祸国殃民，以前国人深明此义，今天的人民更是双目炯炯。 进口技术、原材料、设备等等，确实加快了技术进步，使人民得到实惠，引进也的确使人民生活有所提高。皮子列举的这一突出例子，可以证明洋货有一部分是好的，但并不能证明洋货便全是福，只要稍稍认真一下便可看出，这其中的关键是引进技术、原材料等，而不是产成品，只要略微懂得一点历史，便可知道以前所抵制的和泛滥成灾的都是消费用的产成品，而不是技术、原材料。这点国家早有明见，不然不会限制汽车、家电等洋货的进口。
洋货的祸福不能一概而论。一言以蔽之：凡是把我国作为最终消费市场的洋货给我们带来的是祸，凡是使我们成为货源地的洋货便是福。所以，市场上的洋消费品还是少一些为妙，不知皮子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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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争鸣
今天洋货不是福
皮子
改革开放以来，洋货进口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当然，我国的进口是适度进口。如果洋货畅通无阻，大肆倾销，洋货也就真成了洋祸。
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程度加深，没有哪个国家能不进行对外贸易，就把经济发展得很好。各国间的商品正常进进出出，是相互需要，并不带有经济侵略性质。中国作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接受洋货倾销，更不允许经济侵略。即使重返关贸总协定，我们还可以利用关贸有关条款，抵制倾销，适当保护民族工业。我国坚持进出口基本平衡原则，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也适当增加进口。
只出不进是一厢情愿，只进技术、设备、原材料，不进消费品也是一厢情愿。加快经济发展是中国最紧迫的任务，要加快发展就必须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而要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就必须让出包括消费品在内的一部分市场。国外愿意与我们合作，往往是看中了中国这个大市场。我们主动让出市场，才能更多地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让出市场是加快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
适当进口消费品也不仅仅是个“代价”角色。当某些消费品国内不能生产或很少生产时，它可以充当市场供应商，部分满足国内消费需要；当国内没有开发或准备开发某些新产品时，它既可以充当市场侦察兵，探索市场需求前景，又可以充当技术样板，使企业开阔眼界，拓宽思路，加快新产品开发，“最终消费市场”与“货源地”并不是绝对分开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洋彩电的进口并没有挤垮中国新生的彩电工业，相反，却促进了彩电工业发展。如今，中国在进口彩电的同时，也大量出口彩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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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景扫描
街头贼：“灰鬼”
沈志鹏
不久前，某居民大院开来辆陌生的煤车。司机喊着：“煤场送煤来了。一个本３００块蜂窝煤。”“今冬煤挺紧张的，去煤场都难买到。怎么还会送来？”不少居民纳闷。“煤场把取暖煤指标都分给各个职工了，这就是我那份”。跟司机同来的女人解释着。大家分了这车煤，煤车走了。等到人们把煤块放入火炉，却一块也烧不着。大家恍然大悟：被人坑了。
干这种事的人就是人们说的一种“灰鬼”。“灰鬼”走街串巷，东游西荡。他们坑蒙拐骗，敲诈勒索，把戏各种各样。我有位朋友就亲身经历过一事。他在成都农贸市场闲逛，被人叫住。“大哥，我想做点生意。手头尽是零票，麻烦您给换张百元整票。”一个小青年笑着对他说。他好心地换给人家。回头再看时，只有２５元。小青年早已无踪影。这种“灰鬼”是偷盗“魔术师”，在兑换时耍“魔术”，如果成功，一般窃取７５％。还有更心狠手辣的。
笔者亲闻知情者说过，还有一种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君子”式“灰鬼”。某工艺精品店里走出位外国女士，她刚刚花１０万美元买了块翡翠。迎面有两位西装革履的英俊小伙，用英语说着想欣赏她刚买的“宝物”。风流倜傥的“君子”模样迷惑了她。第二天，她在检测中心知道自己手里的这块“宝物”变成了染色石英岩。那两位“灰鬼”用了“调包计”。这类“灰鬼”多用玻璃、塑料、石料来制成“膺品”，伺机与“真品”调包。
在某市旧货市场，有许多专吃“坐窝费”的“灰鬼”。每逢旧货市场开门，他们就先拥进去，占住合适货物，向管理人员打个招呼，说这些东西他要了；又派同伙假装去取钱。若有顾客想买，他们就伸手要“坐窝费”：“这早有主了。想要可以，给５０元出让费。”为制止“灰鬼”们吃“坐窝费”，货场改为不定时供货，但也无济于事。“灰鬼”们专干这个，一天到晚守在那里。 更为奸诈的“灰鬼”专吃“赔偿费”和“撂包费”。这类“灰鬼”多是搭伙结伴，看到街上有外地的“款爷”露面，他们就鼻架坏眼镜，或手提假“人头马”，故意碰撞，佯装“款爷”碰落他的“贵重物品”，威逼“赔偿费”。“灰鬼”们钱一到手，就地分赃。吃“撂包费”最为狡诈，这类“灰鬼”抓住人们大都好贪便宜的心理玩弄骗术。两个“灰鬼”结伴，一个“帮衬”，一个“撂包”。他们把仿制的金银首饰装入钱包。时机成熟，他们便把钱包撂于路旁。等过路人正想拾取，“撂包”者也前往争夺。两人争执之际，“帮衬”出场调解。只要过路人掏出一定数额现金，便让对方拿走。贪便宜心切的拾物者就被愚弄了。 还有一种“灰鬼”冒充公安、工商、税务、联防等人员，明火执杖进行勒索诈骗，更为可恶。 “灰鬼”们不断增多，对社会骚扰很大。这些“灰鬼”不治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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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的潇洒和时髦令人倾慕
他们的高收入令人眼羡
然而当你走进他们的生活却发现——“白领”并不浪漫
出入宾馆饭店，伸手招得“的士”；男士风度翩翩，女士穿戴入时；高档咖啡厅时常携伴闲情小叙，歌厅舞厅屡屡小展风采。这就是如今人们心目中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的管理人员群。借用国外称谓：“白领”阶层。
然而，当你真的走进这些“白领”人的生活，就会发现，他们的今天和昨天，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浪漫。
老板不会白给你一分钱
月收入人民币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不等，和国有企业相比，真可谓天上地下。“白领”人最令人羡慕的就是高收入。
“唉！那挣的都是辛苦钱。”每当谈到高收入，一位白领朋友总是先扔出这句话。这位朋友供职在一家美国公司，加班是家常便饭，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回到家里只想往床上躺，连与家人亲热的机会也日渐减少，对此，这位朋友的妻子没少抱怨、唠叨。
外企和国有企业，虽说每天都是８小时工作制，可同是８小时内的付出却有天壤之别。一位曾在石油部工作、现在一家德国公司供职的工程师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以前在机关，工作有时紧，有时松，感到很累的时候不多。可现在一到公司，就有一种紧张感，恐怕做错任何一件事，哪怕是接错一个电话。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浑身没劲。 一次记者去北京丽都饭店采访，约了几个在外企工作的“白领”朋友座谈。路上塞车，耽误了６分钟，几位朋友紧着抱怨我们不守时，说老板只给了他们１０分钟的假。
人们羡慕“白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羡慕他们的工作环境——饭店。饭店这个字眼，往往使人联想到舒适、浪漫。一位担任德国某化工公司驻京销售助理的朋友说：其实，我们活得也很累，工作在饭店，却从来不敢涉足饭店的真正餐厅，每天中午一份３．５０元盒饭，我吃了两年多了。
在阿根廷某公司工作的一位工程师，形象地把外企叫做压力仓。他说，每天一进办公室，就像钻进了一个压力仓。老板的脸色形成强大的压力，逼着你拚命地工作。身处这种环境，每月１０００多元的工资，真是来之不易。老板绝不白给你一分钱。
最大的苦恼是伤自尊
与一位在美国某公司驻华机构工作多年的朋友交谈，他说过这样一句话，给外国人干活，苦点累点没什么，最难以忍受的是自尊心受伤。
北京某新闻单位的一位记者，曾为一家合资公司的产品宣传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商潮的推动下，这位记者弃笔从商，受聘出任这家合资企业的公关部经理。刚一上任，公司总裁和他讲话口气全变了，过去的求助和请教，一下子变成了命令和训斥。这位记者感触颇深地说：钱是比以前多了，可尊严比以前少了。
“在书本上看过福特和雅可卡那段值得人们回味的往事，也记住了电视剧《外来妹》中江生对赵小云说的那句话：打工仔就是打工仔。但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心中就有一种强烈的反应。”某外资企业的经理说，他是一名博士，上司是一名高中学历的外国人。一次，两人对一个工程项目意见不一，这位经理据理力争，不想上司盛怒曰：别忘了这是我的公司，再争我就辞了你。
今年１月中旬的一天，京城漫天飞雪，某饭店一外籍经理，临时让公关部一位副经理随他去室外检查一活动的准备情况。来不及换下服装的公关小姐，身穿短裙式工作服，硬是在零下５摄氏度、寒风刺骨的室外站了２０多分钟。提及此事，这位漂亮的小姐愤愤地对记者说：“有时我真觉得这些‘老外’太不近人情。” 在众多的外企中，中国雇员职务、学历再高，月薪也远不及一般的外籍雇员。法国某公司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对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他这个高级工程师的位子，以前是由一位法国人担任的，月薪３０００美金。老板觉得这位高工的能力超过法国职员，便调他担任了这个职务，可月薪只有１８００元人民币。国籍的差异，竟使收入如此悬殊，这在许多外企是很平常的事。
这里谁有本事谁吃得开
“白领”的生活虽有种种烦恼和困苦，但仍为人们所向往，个中原因是什么？
“除了多挣点钱，最重要的是图个不论资排辈。”台湾华业开发有限公司高级职员刘建生一言以蔽之。
这位博士说：“在外企公司，谁能挣钱，谁得势，谁是‘大腕’。工作出色的标准是挣钱多少，老板以此为原则行奖罚。挣不到钱，你即便是辛辛苦苦，嘴头再甜，再会搞人际关系也没用。
北京丽都饭店的李忠民，高考落榜后曾当过一段时间建筑工人，今年才２９岁就出任了这家合资饭店的总经理助理。他谈论自身体会时说：“合资企业人际关系简单，我自知受雇于老板，不完成老板下达的指标，就会被解雇。因此，我用人也只能以完成指标为标准。有这种压力，工作中顾不得人情。你昨天骂了我，但只要你能完成指标，我还得用你。用与不用，能否赚到钱是老板判断的唯一标准。比国有企业中的感情色彩淡得多。”
现在的国有企业，很多人是工作时不紧张，可下了班，挤公共汽车要玩命，买菜买肉要算计，和外企的“白领”正好相反。有人称之为“国有企业上班潇洒，外资企业下班潇洒”。ＢＰ化工中国开发有限公司的张建宁说：“我宁愿上班紧张，多挣点钱，下了班花钱才舒心。”
本报记者 张锦力 尹智博（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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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根下卖货女（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