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作家，爱惜自己吧
孙豹隐
先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进而是《人生》，直到三大卷百万字的巨著《平凡的世界》问世，路遥终于拄着那枝如椽之笔，摘取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然而，伴随着成功，在掌声、鲜花、荣誉的交汇中，路遥却撒手人寰，匆匆而去。对此，人们不免议论纷纷，感怀万千。
熟识路遥的人都知道，自打路遥步入文坛那天起，他就把自己的生命同文学创作拴在了一起。用路遥自己的话说，多少年来他总是“早晨从中午开始”，吃饭不外乎“一碗面条或一个馒头加一根葱”。创作《平凡的世界》，他在“煤矿一呆就是一个冬天，三四个月不出山”。那漫长的２０００个日日夜夜，他以超常的顽强毅力，执著于追求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这个崇高目标上，从无半点懈怠。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就趴在桌子上，头枕一本书”，往下写，再往下写——正是这种甘愿付出整个生命高昂代价为基石，才构筑成路遥文学事业的金字塔，矗立起中国当代作家可尊敬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是值得的。斯人虽去，“人生”却是永恒，“平凡的世界”仍在喧腾。
然而，从另一层意义上看，一个人一旦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贡献，他的生命就不再完全属于他个人，而是同国家、同民族休戚相关。为什么有那么多相干不相干的人在关心着路遥的创作，关心着路遥的健康，关心着路遥的家庭，关心着路遥的心绪，原因盖在于此。我们说，在今天的时代，一个作家不应该没有事业的追求和灵魂的思考，但也不应该没有自己的灵性和轻松。应当得到人民和社会的关注，也离不开个人的愉悦和家庭的温馨。我颇赞同路遥一位朋友讲的一段话，“——纵然是一项伟大而紧迫的事业，在完成她的时候也要量力而行，不可太急太累，在太苦太重的繁忙中马虎了自己。因为过分超负荷的劳作，过量超常规的消耗，会折了自己，也断了千百万人的期盼……”不是吗，假如路遥还能够同我们在一起十年，那么至少我们又可以看到另一部崭新的“平凡的世界”。倘若二十年、三十年呢？
从周克芹、莫应丰再到路遥，我们的作家应当从他们那里得到启迪。而人们也有权利、有责任发出“作家，爱惜自己吧”的呼声。
写到这里，又闻“陕军”另一健将邹志安年方四六而逝，令人唏嘘扼腕，再次敬告作家朋友，“千万别马虎了自己”。
（作者单位：陕西省委宣传部）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责任感何能强些
吕信伟
中国文艺历来注重文艺的社会教化功能。从《毛诗序》中文艺要“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到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再到本世纪初“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乃至今日的“二为”方针，悠悠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中国文艺家的责任感无不受到重视和强调。这是中国文艺的传统。
由于太重的责任感，中国文人一直很累。
于是，近时有好心的人规劝文艺家少点责任感，以适应新的时代。甚至有人大胆预测：一旦中国文艺家不讲责任感了，中国文艺的繁荣之日便不期而至。
事实果真如此？略览中国近些年的文艺现象：高雅的、通俗的、先锋的、大众的、武侠的、言情的、桌面的、地摊的……可谓五彩缤纷、七色纷呈。门类倒是增添了不少，文艺家的责任感也淡薄了不少，可要是在这种文艺现象头上冠之以“繁荣”二字，委实令人感觉别扭。
开放的时代需要开放的文艺，也需要文艺家用一种新的眼光、新的气度来审视文艺、发展文艺。更新文艺的传统观念和传统内容势在必行，特别是市场机制的引入更是文艺家从未遇到而又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毫无疑问，文艺家应该勇敢地迎接这种挑战。然而，实际情形却难遂人意。
文艺不是不可以追求经济效益。但总不至于变相兜售色情；文艺不是不可以描写丑恶，但总不至于把肉麻当有趣；文艺不是不可以赞美褒奖，但总不至于一捧到底、一捧上天；文艺不是不可以通俗普及，但总不至于从庸媚时；文艺不是不可以泼辣尖锐，但总不至于冷眼刻薄、相互诋毁。凡此林林总总，实难用“繁荣”来概括，与文艺家的责任感亦相去遥远。
文艺家需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更需要一种责任和良知。现时，“下海”的热潮一浪盖过一浪，对文艺界的冲击和震荡也异常强大有力。一些人或先文后商，或先商后文，或兼文兼商，或弃文从商，无论出自策略考虑还是人生选择，这些都无可厚非。重要的是，文艺家一旦回到书桌旁，铺开纸拿起笔，爬那些密密麻麻方方正正的格子，便要意识到做文艺家的责任和良知，要意识到写作虽可换钱，却更是一桩神圣的事业。那种变相兜售色情，以肉麻当有趣，一味的吹捧或恶意的攻讦等等，实则属视写作为儿戏、缺乏责任感的表现。这些东西不堪称“精神食粮”，更说不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于国于民于己都无益，实乃文化垃圾。有朝一日，倘若中国文坛能达于不关痛痒的话莫说，见利忘义的文章莫写，美丑可分，善恶可明，那么，文化垃圾将消失殆尽矣。
我以为，眼下的文坛，责任感不是多了而是少得令人焦虑。文艺家的责任感何能强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不可违逆己意
孙明轩
长达三十集的电视连续剧《皇城根儿》经过一番喧闹，着实热闹了一阵儿。此中的褒贬人们自有评说，我无用置喙。我所感到有意思的倒是编剧之一的赵大年先生关于该剧的“检讨”的那篇文字（见《中国教育报》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文摘报》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转载）。看了赵先生的文章，我想：作家也不可违逆了己意。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发现。在市场经济大潮澎湃之时，作为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和严肃认真创作态度的作家、艺术家尤应如此。赵先生在文中谈到，本来《皇》剧的初稿写出的是十六集，决不打算搞成“抻面”式的东西。但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和不可思议的原因，硬是搞成了三十集，以致显得水分过多成浮肿膨胀之势，使本可以成为精品的作品还是成了“抻面”。这就使作者勉为其难了。但话又说回来，市场经济这东西的确又是无情面的。作为制片人，又是不能不考虑片子的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的。面对“十六”与“三十”这个简单不过的算术题，他们肯定也是想了又想的。这里，作为两位编剧，首当其冲遇到的恐怕就是创作的初衷与兼顾经济效益（不单是个人稿酬效益，而是剧组人财物投资的总效益）的问题。这实在是个两难的境地。从赵先生文中所披露的初衷来看，可以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真正的艺术是严肃认真的，来不得半点故弄玄虚。同时，它也告诉人们，这又不仅仅是一次文坛的忏悔，而证明作者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人。否则，他完全可以动笔写出一篇内容截然相反的文章。以洋洋三十集的电视连续剧的创作，剧作者若要道出点个中创作者的艰辛，恐怕是随手可拈的。君不见报刊上常有作者在听了读者和观众对自己作品的异议后，还硬是变着法子引导读者和观众如何深入自己意蕴深沉的堂奥。既然已经愚弄了读者和观众的情感，难道还要耍弄愚弄到底的把戏吗？其实，聪明的读者和观众一看便知，那只不过是作者碍于某种面子和架子，或者在竭力保持自己的某种“心理平衡”，仅此而已。而赵大年先生断然没有这样，而来了份“检讨”，这恐怕也是观众所始料不及的。
由此，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吁请有良心的作家和艺术家，既要拿出自己艺术的真实与热情，尤其要拿出点自己的真诚。那样，艺术的精品是不愁如雨后春笋的。（作者单位：解放军后勤学院）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短论
文学的“围城”与失落
思思
“圈儿内冷”与“圈儿外热”是当今文坛的一种“围城”现象。
一次乘坐长途汽车，不意偶见一景。
车内济济一厢，盼不着司机，倒上来一位头戴鸭舌帽，怀抱一大摞杂志的老兄。人没站稳，嘴先说快板一样“呱呱”兜售起来：“请看《××杂志》，请看《××文学》……《××文学》内有精彩篇儿，凶杀、奸情……”冷不丁心里像吃进只死苍蝇。不过，像“鸭舌帽”兜售的这类文学，杂志摊儿上比之更“够味儿者”，俯拾皆是。
“文学”究竟是什么“东西”？
《辞海》中释：“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成为“人的生活教科书”。想想是这么个理儿。儿时一本《欧阳海之歌》反复地看，主人公一直为心灵所景仰。稍大读《红楼梦》，便认准爱情是相互尊重为前提的相倾相慕、志趣相投。只是在而今花花绿绿的杂志摊儿上，文学不知又变了什么东西？当然这不代替文学的全貌，要知道，这些东西给不谙世事的青少年看了，倒是有教唆犯罪的嫌疑。
如今改革大潮奔涌，中国这条龙正挣脱沉重的束缚开始经济腾飞，新事物、弄潮儿若浪花叠涌，何不去反映这大社会，大人生，而一味玩“性”？
这或许与当今文坛的“围城”现象有关？一些作家、艺术家纷纷弃文下“海”或从政，圈儿外倒十分热闹起来，一些原瞩望文坛若圣坛的人捏着笔冲进来，一些认准了这里是“海”、可捞者提着笔冲进来，如雨后新生蘑菇的杂志又为他们提供了阵地。这些“文学”竟多不谋而合归到一个“性”字上，且乐此不疲。
说到底还是作者的思想及文化素养问题。马克思说：“艺术对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没有一定的思想及艺术素养，怎么能够写出激励人们向上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艺术作品呢？
文学是神圣的事业，文学要有严肃的责任感。若把“此地”作“海”捞者，不若改弦更张，做做别的生意！
（作者单位：河南安阳日报）
编后：“安达杯文艺短论征文”今天结束，已刊发的５０多篇征文关注文坛热点，对文艺现象、文化思想等进行了评析。感谢作者们的热情支持，感谢深圳蛇口安达实业股份公司的大力合作。余下的文章，我们将在近期另外的栏目中择优刊出。征文评奖结果稍后公布。
人民日报文艺部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０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悟“度”
孙武臣
凡事都有个“度”。这个“度”就是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所谓“适度”就是要求对客观存在作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认识和反映，达到主观认识同客观事物相符合相一致。
回首往事，我们许多失败教训都是走了不足“度”和过了“度”这两个极端。仅以文艺创作为例。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文艺的教育功能强调和夸大到似乎文艺仅此一种功能的程度。至于其它认识功能，尤其是审美娱乐功能则被忽略和缩小了。过了一段时间，似乎幡然猛省，从这个极端一下子跳到另一个极端，说文艺要回归自身，它只有审美娱乐功能，如若再强调教育与认识功能，便是僵化、教条。
文艺具有教育、认识和审美娱乐功能，而且它们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的统一整体，不能将它们孤立分割，更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这是基本常识。然而，我们却老是犯“两极跳”的毛病。比如，我们忽而强调“题材决定论”，于是创作中出现了许多禁区；忽而又有人宣称“题材无差别论”，于是创作中反映时代、反映现实生活的主旋律也不甚分明了。又譬如，“英雄化”曾使我们塑造的英雄人物成为超凡入圣、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又一个“非英雄化”，使作品中充满了原始、愚昧、麻木、落后到无以复加地步的小人物。显然，在人物塑造上的失“度”，使我们又走了两个极端，而这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新旧交替的时代的本质真实相去甚远。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种除此无他，非此不他的绝对化，势必导致创作走了弯路。我国有句古话，叫做“过犹不及”，是说把事情做过了头就像没有做到家一样；我们常爱提口号指导工作。如果把握不好分寸，提出的口号“失度”，不符合度的辩证原理，对实践也就失去了正确的指导意义。回首这些往事，我们会强烈而深切地感悟到掌握好“度”的辩证法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历史进程啊！但愿多一点辩证法，少一点片面性。呜呼！悟了半天“度”，还是辩证法的ＡＢＣ！（作者单位文艺报社）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小说要争取读者
李玉铭
我注意到几个真实的数字：新近出版的几部纪实文学作品，如《无极之路》、《北京人在纽约》、《我的财富在澳洲》等印数都在１０万册以上。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重印两次，总印数已达３０万册，这种现象是近年来全国文学类图书绝所少有的。相比之下，小说的销路则不大景气。一位全国知名度颇高的作家的小说集征订还不到三位数字，以致无法开机印刷。当然，不能由此得出读者喜欢纪实文学作品而不喜欢小说的结论。但当前小说创作尚不能尽如人意，读者不多，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有的人抱怨说：“好书无市场，有市场的又不一定是好书。”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缺乏市场观念的说法。“有市场的不一定是好书”，可能是事实。但说“好书无市场”，就很难使人理解。那么，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提出问题：没有市场的“好书”，究竟好在哪里呢？《无极之路》是一本有市场的实实在在的好书。尽管它并非完美无缺，但因为它反映的问题正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所以读者还是买它的帐，为它叫好。有趣的是，这本书新华书店最初征订时只有几千册，出版之后，一再加印，实际印数大大超过原来征订数。这说明我们的读者还是有眼力的。有的小说没有读者或读者甚少，恐怕问题不在读者而在小说本身。小说如果不关心读者，读者就有理由不关心小说。远离现实生活，对自己的时代缺乏深刻的洞见和成功的艺术把握，可能是当今有些小说失去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不把“反映时代精神”简单地等同于过去常系于口的所谓“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画中心”，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可以接受的文学主张。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现实生活中每天都在产生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画面，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素材。小说是一种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学样式，文学艺术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说的繁荣。小说作家可能而且应该以“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恩格斯语）去烛照现实，多写一些有深度和力度的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争取更多的读者，回应时代的呼唤。（作者单位：吉林省新闻出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