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毛泽东和他的九弟
蒋国平
在滴水洞风景区的韶山水库大坝下，有一片古老的土地，这里是毛泽东的祖辈繁衍生息之所，也是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私塾的地方，叫东茅塘。
东茅塘一栋简陋而陈旧的农舍里住着两位老人，男的叫毛泽连，号润发，现年８０岁，女的叫张玉莲，７９岁，是毛泽连的老伴。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与毛泽连的祖父毛恩农是亲兄弟，毛泽连的亲姐姐毛泽建烈士曾过继给毛泽东父母作女儿。亲房“泽”辈兄弟共１０个，毛泽东排第三，毛泽连排第九，因为毛泽连这辈子没有挂过一个官衔，左邻右舍都叫他“毛九阿公”。共和国领袖的弟弟是韶山冲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又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毛泽连身高足有１．８米，身材消瘦，背微驼，黧黑的脸膛上，条条皱纹像刀刻似的，双腮下凹，有一双失去光明的眼睛。老人读书不多，却健谈，还挺有精神。青年时代的毛泽连，身强力壮。那时家境贫寒，只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有一天夜里，他从毛震公祠参加农协会回家，手上拿着的火把突然熄灭，冷不防摔倒，左眼被柴蔸猛扎了一下，顿时鲜血直流。他一步一拐回到家里，随便包扎了事。左眼后来化了脓，因无钱到大医院治疗，从此失明。毛泽连的左眼出事之后，生活不便利，尤其是晚上出不了门。地下党组织考虑到他已身残，不便参加社会斗争，便做通他的工作，未让他加入共产党。谈到这件事，他仍然抱怨不已，认为自己没有加入党组织，为党做的贡献太少了。还是他的堂兄毛泽东说得好：“没入党不要紧，只要你的思想好就行了。”这一句话，对毛泽连是个最贴切的安慰。他就凭着右眼的一点光明，承担了繁重的家庭劳动，有时还挤出时间为党组织走脚报信。
１９４９年８月，四野先头部队打到了湖南，组织上派人到韶山找毛泽东的亲人和革命烈士的亲属。当时，毛泽连住在毛泽东故居上屋场。这年９月，在组织的帮助下，他和韶山如意亭的李科一起去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位分别了２２年的堂弟关怀备至，见他左眼失明，右眼也患疾，非常痛心，便叫毛岸英和田家英带他到协和医院治病，并让李敏、李讷两姐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由于眼疾时间太长，无法复明，最后医师为他动了手术。手术后，毛泽东到协和医院看望弟弟。过了一段时间，医师要给毛泽连换上只假眼睛，泽连问毛泽东：“主席三哥，你看我的眼珠子还是换不换？”毛泽东说：“换只假眼睛也是摆设，还是看不见……”就这样，毛泽连的左眼一直空着一只眼球。
一个月后，毛泽东跟堂弟说：“你的眼疾时间太长，北京治不好，你还是早些回韶山的好！”快要离开的时候，李科在毛泽东面前反复数落毛泽连的家庭困难，并请求主席给以特殊照顾。毛泽东说：“泽连的困难我晓得，我是要整个地解决全中国的困难，而不是解决个别困难。当然，我可以自己拿点钱帮助帮助。”毛泽东留堂弟在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泽连亲自听到哥哥用浓重的韶山口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１０月初，毛泽连离北京时，毛泽东把自己用过多年的一口皮箱，装上蚊帐、棉衣、棉裤和衬衣，一并送给堂弟。这些衣服毛泽连穿了多年，那口皮箱前年已交给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作文物展出。
此后，毛泽东就从自己的稿费中，每年定期给毛泽连寄上２００元作生活补助，一直延续到１９５８年。大食堂散伙后，中央办公厅又每月寄给毛泽连２０元，接连寄了好几年。毛泽东得知后，硬是要把这笔钱从自己的稿费里开支。
１９５２年，毛泽连之母去世，毛泽东得悉，随即寄上３００元，“送泽连葬母和治病”。毛泽东对自己的婶母很敬重，１９２５年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韶山住了半年，就是泽连的母亲为其料理生活的。
１９５４年，泽连应堂兄之邀去北京，毛泽东去信要求：“要自己准备路费，不要麻烦政府。”到了北京，毛泽东关切地问他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得知堂弟在农村勤劳俭朴，满心欢喜。用餐时，毛泽东笑着对泽连说：“润发，那次没跟你买新皮箱有意见吧！这次跟你买口新的带回去！”泽连回答说：“主席三哥，弟弟是穷苦了半辈子，哪里还能讲排场。”毛泽东还是买了一口比较好的皮箱送给了毛泽连。
从建国前夕到毛泽东去世的２７年间，毛泽连共去北京１１次，除毛泽东到外地视察或参加特别重要的会议外，每次都受到接见。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亲切教诲，影响了毛泽连的行为。他虽是毛泽东的堂弟，却丝毫没有打着这个金字招牌去谋取私利，始终以一个庄稼人身份，在这个绿色的山冲默默地耕耘。
解放后，毛泽连分得了田地，他带领全家积极参加互助组、高级社。农村集体化以后，他虽患眼疾、脚病，仍积极从事集体劳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他和广大农民一道分得了责任田。
毛泽连没有因为自己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而放弃对子女的严格教育，他的子女也没有因为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去追求富贵荣华。
１９５８年前，毛泽连夫妇俩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加上毛泽东每年资助的２００元钱供养了３个孩子的生活和上学。人民公社化后，国家遇上３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自己也很少吃肉吃水果，因而停止了对毛泽连的资助，毛泽连家的生活过得十分清贫。１９６１年，毛泽连的长子毛岸平考上高中，因无钱就读，只好辍学务家。他当了３年农民，凭着积极表现和一口纯正的韶山话，被选到韶山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岸平以后走上干部岗位，先后担任过如意公社、韶山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和党委副书记，韶山管理局成立后，又被调到接待科当科长。１９８８年，韶山宾馆升为处级单位，岸平担任了韶山宾馆副总经理，负责接待方面的工作。此时，他已是参加工作２９年的老干部了，妻子刘传玉仍然是宾馆汽油库的工人。毛泽连的女儿毛小青，１９７２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７８年复员，分配到湖南广播设备厂。后于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停薪留职，到深圳、福州闯荡。小青的爱人张曙光在广播设备厂生产科当外协员。毛泽连的小儿子毛坚平，１９５９年６月毛泽东回故乡时，父亲带着他荣幸地见了主席伯伯，照相时，主席伯伯又把小坚平拉到身边。坚平１９７４年高中毕业后参军，１９８８年复员，现在是韶山自来水公司所辖的球山水泵房的司泵工。坚平的爱人刘建平，在离家４０多里的韶山棉织厂当工人。
毛泽东是一位人情味很浓的人。但他一贯严于律己，亲人有了困难，他慷慨解囊，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中给予帮助，更多的是给以启迪，培育志气。另一方面，毛泽东的亲属也从不愿意用主席的光环打扮自己，正如毛岸平所说：“我们虽然有着特殊的背景，但是父亲和我们全家都以社会的普通一员严格要求自己。从这一点说，我们对毛泽东这个伟大形象添了光彩！”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改革好运来
陈诚 吉仁 方紫光
山乡新变
杭州往南５００里，有个武义县，凹嵌在闽浙丘陵的群山当中，自古交通艰难，几乎与世隔绝。世世代代，从那里流出的只有莹石，没有故事。终于，到了我们的古老民族改革开放的伟大年代，一个在当地家喻户晓的小人物故事，随着现代武义人的足迹流传到四面八方。小人物叫王闻凯，１９６２年，１８岁的他在下五宅办起小五金厂。由于他的精明强干，即使“文革”那些年，他的厂子竟没有垮下来，反而成了武义境内的一根“经济支柱”。“文革”过了，“改革”来了，他一番思量，便把“旱涝保收”的五金厂拱手让出，借上两万元，招来２０个工人，搞起服装加工行当。小小服装厂，头一年利润一万四，第二年三十万，第三年六十万。精工细作、物美价廉的“时美”牌服装，点缀了全国各地服装市场。
记者对他说：“你要出大名啦！”来订货的服装商对他说：“你能发大财呀！”各级领导前往视察，有的对他说：“你是块当官的好料。”王厂长听到这类话，只是笑笑，心头却在反复吟咏自己写的一首小诗：“鸿鹄之鷇心四海，夸父之族志世代。国魂抱定尽天职，匹夫未敢忘名牌。”终于有一天，王闻凯把全厂职工召集在一起，动情地说：“大家知道我二十年来想的是什么吗？我的信念是：我们非创出个名牌不可！我就不信中国人不行！”
王闻凯开始在他的目标轨道上运转。仅仅过了三年时间，一个管理正规、实力雄厚的服装厂发展起来，产品门类多样、花色齐全，特别是那些女性时装，更能集秀、雅、俏、丽四美于一身，销路格外好。干部、工人们开始掂量自己的产品：嗯，产量再扩大一倍，差不多该算名牌了。
王厂长长时间在外面跑市场，搞调查，这一天终于风尘仆仆地赶回武义来了。几乎跑遍全国的王闻凯，发现了令他痛心的现象：在大城市，妇女们着装绚丽多彩，男人们着装单调呆板；在小城市，男人的服装更谈不上优质和考究；就是在广大农村，女人的服装也漂亮得多，讲究得多。难道男子汉不在乎光膀子的现实，可以成为服装业重女轻男的理由吗？服装业这种畸形发展，不是反过来加重了一种俗陋观念的色彩吗？只重阴柔、忽视阳刚的审美观，不符合现代人的价值标准，是关系到整个民族素质的大问题。王闻凯一心创名牌，然而他的名牌观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根本立场，这立场不在“赚钱”上，而在“强国”上。
１９８６年夏天，服装厂购置了大批设备，在十几个大城市建立了产品专销柜台，更重要的是终止了以往的女装生产，改为专门生产、营销男士服装。原来的产品标牌放弃了，新标牌定为“好来西”，一块写有“浙江好来西服饰有限公司”字样的招牌挂在大门口。人还是原班人马，但企业的性质变了，一个旧企业消失了，一个新企业诞生了。这是脱胎换骨之举，是自灭而后生。他们不为失掉旧我而惋惜，其中包括已经奋斗出来的自我辉煌。
迎接挑战
以国家利益为重决定自己命运的职工们，全身心投入一个陌生的创造领域。这时候他们才明白，为什么男人会在服装王国中沦为“受冷落的半边天”：女性服装工艺，可以充分利用色彩与线条，获得女性美的效果；然而这些因素在男性服装工艺里，却无优势可言。阳刚之美，创造尤难。设计男装，必须化朴实为潇洒，化单调为生机，因此在制作过程中，必须加倍精细，格外灵巧。转产男士服装，给好来西增添了不知多少困难，但也无形中造就着他们的名牌精神，因为男装的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精益求精”四个字。作为新生的企业，好来西公司不仅仅改变的是以往的名称和产品，还改变了原来的经营机制，从生产为主型转换为生产与销售并重型。为此需要首先在十几个大中城市建立功能独特的销售点，称作“好来西精品屋”。他们坚定地迈开步伐，从１９８６年开始的三年间，企业规模逐年扩大，利润总额上升了三十多倍，而且还带动起一批男士服饰企业。他们再度兴奋起来，因为自己在竞争中处于全面领先的地位。
就在这时候，风云突变。１９８９年夏末，几乎在同一个星期里，所有精品屋向公司告急：“一些外国名牌来势迅猛！”“消费者已开始对高档服饰感兴趣！”“好来西在大城市销量下降！”……素以超前思维著称的经理王闻凯，立即预感到好来西将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危机。如果维持现状，销路照样可以拓宽，利润依然会继续增长，但高档服饰名牌的中国市场，势必被外货统治；如果换档升格，好来西不仅要承受三年奋斗而功不成名未就的巨大痛苦，而且要承担与现代化外国企业竞争而一败涂地的风险。前者等于放弃追求，后者无异于危及生存。好来西何去何从？王经理对助手们说：“我们必须迎接挑战！”那些日子，王经理天天催好来西人快看书，多看书，都看书。不只一位小青年，从经理嘴里领回同一句格言：“我看你有没有出息，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你读不读书。”有一回他亲自去书店为公司选购图书，管理、技术、工艺、市场、经济、社会、心理、哲学、文化、政治各个方面，有价值的书全要。付款时一算帐，突破了千元大关！愈来愈多的好来西人认识到：中国人的消费观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变，由一元化转向多元化；中国服饰工艺的最高水平，已经开始日趋走向更高档产品的层次。
从认识到实施之间，可操作性的理念和法则是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公司决策层一方面认真总结经验，提炼思路，另一方面则积极寻找先进的应用理论。王经理亲自跑到深圳，向一家规划设计公司咨询，了解国外用于设计现代企业的“ＣＩ”法的情况。追求一旦执著到了某种程度，就能变成与真理相通的直觉，王闻凯一眼便看出了ＣＩ法对好来西的巨大价值。一个多月后，王闻凯买回了足有２０公斤重的ＣＩ文本，当然还有对方为好来西公司设计的蓝图。全体智囊团成员被召回武义大本营，饮着熟溪的清泉，倚着壶山的净石，冷静清醒的剖析ＣＩ，消化ＣＩ。大家惊喜地发现，将ＣＩ法置于名牌理想和换档升格现实之间，它恰恰是一座意义非凡的理念之桥！几个月后，一部能够使好来西公司跻于世界先进服饰企业的总体改造方案完成了，它标志着他们渡过了一道难关，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职业道德
１９９０年下半年到１９９１年上半年的十几个月，是好来西公司为全面换档升格做充分准备的一年，是企业内部经历着无声无息的重大变革的一年。企业建制进行改革，分厂独立经营，形成上下左右立体式相互责任关系；在蓝领、白领员工中实行充分肯定个人价值，最大限度调动积极性的“卡拉ＯＫ人才管理工程”；全体员工轮流接受有关专业的现代服饰工业知识、技能培训；大批购置现代工艺设备；组织国内外考察，最终选定优质面料的国外供货厂家；加强质量管理职能，为生产一件衬衫的全过程规定出１１６项质量标准；积累大批可供实际投产使用的最佳设计图纸。
在这难能可贵的一年里，好来西还获得了另一项重大成果，那就是自己的名牌观得到了升华：名牌的核心是质量；质量的关键在人；人的精神则是一种双重体现，即，产品既是生产者精神的凝结物，又是消费者精神的寄托物。基于这样的顿悟，他们益发认识到精品屋在实现名牌本质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总公司为所有精品屋购置了联网电脑，并且增加了业务经费，同时又向精品屋提出了更高要求：你们不仅要推销好来西产品，还要把好来西公司的职业道德和好来西人的淳美风尚，化作自己的言谈举止，传播到广大顾客的心灵中去；你们不仅要把消费者的意愿和要求准确及时地反馈回总公司，而且要尽一切努力向他们提供优质售后服务。不难看出，好来西人已经吃透了名牌的全部含义，他们要创造出来的，既是一种优质的消费品，又是一种先进的企业文明，更是一种崇高的精神文化。这群“中国裁缝”，进入了物人合一的境界。
服饰毕竟是流通过程中以消费者为终极的商品，消费者如何接受是不可强求的。然而，作为生产者，好来西人必须以最高尺度来衡量自己，要求自己。好来西决策层认为，对于一个名牌来说，消费者为其条件，生产者是其根本。几次小批量试生产，都多少暴露出某些对高档产品质量要求尚不适应的毛病。一旦全面转入高档产品生产，再严格把关也是消极的，只有每个生产者慎而又慎，做到万无一失，才能确保名牌的命运不致夭折。总经理毅然决定：不惜代价，抓紧最后时机，主动尝受一次教训。库房里有七万件试生产衬衫，已决定仍按传统产品投放市场，却不料１９９１年６月的一天，各分厂接到总公司一道急令：立即全面停产，彻底清除入库成品夹带的小线头。干部、工人钻进库房，卸垛，拆包，分拣，查找，归整，装袋，打包，堆放复原，组织抽查，４００人一直干了两个月，才清除净了几千根小线头。停工停产、无利润耗工、推迟投放市场等各种因素凑在一起核算，企业损失掉３０万元！王闻凯只说了一句话：“同志们，高档名牌产品的质量，就是这么不容含糊呀。”两个月磨难，３０万元损失，一堂质量教育课，它就像一把通红的烙铁，把“质量意识”深深地印在人们心上。
当年８月，换档升格的总体改造方案，最终全面付诸实施，好来西以更加现代化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服饰工业舞台上，经过长期积蓄的创造能量从各个角落迸发出来。好来西男士服饰精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精品屋，广州、武汉、上海、重庆、郑州、沈阳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消费者，立即对它产生浓厚兴趣，销售与订货量与日俱增。１９９２年“三八”节，好来西摆上王府井百货商场的柜台，自那以后，北京几度出现“好来西热”。１９９３年，好来西的国内、国外销售量，将可望比上一年翻一番。在近两年举办的多次全国规模国货精品评奖中，好来西每次都获得服饰类产品第一名的殊荣。
“上帝之子”
瑞典是个重衣着的国度，那里的人们像珍视青春一样珍视服饰，如珍惜爱情一般珍惜同每件服饰所结的短暂良缘，将服饰奉若近乎至高无上的美。１９９２年深秋，斯德哥尔摩一家服饰公司会议室里，正策划下一年度的经销大计。“皮尔卡丹”，“金利来”，“西班牙礼服”，“英国猎装”，“美国牛仔服”……董事长听完所有提案，眉头紧锁，沉思不语，他感到又是“老一套”。一阵沉寂过后，他开口说话了：“再没有别的啦？”一位属下经理目光一闪，从座位上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中国有个‘好来西’。”“什么好来西？”“噢，如果您去看看，会相信那是服饰精品。”董事长驱车来到商业区，钻进专营中国浙江好来西服饰公司产品的柜台。啊！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琳琅，一色的男士服饰精品。置身于这钱包、皮鞋、皮带、领带、西服、运动服和衬衫的小世界，他体味到的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他走到一件衬衫前，仔细观察领口，袖口，钮扣，胸兜，前襟，后身，下摆，不时用手捻一捻面料，喜出望外地仰起了头。忽然，他看到服饰标牌上的英文字样“Ｈｏｌｉｓｏｎ”，不解地询问：“唔，‘好来森’，什么意思？”好来西人当即告诉他，这是根据“好来西”谐音选定的英文词，作为英语标牌，主要取其“圣子”，也就是“上帝之子”的含义，以示对消费者的尊重与忠实，因为“顾客就是上帝”。董事长显得异常激动。时隔不久，董事会提出一项动议：瑞典人应该抢先经销“好来西”，为此要尽早向好来西公司总经理发出来访邀请。
瑞典人哪里知道，不少国家已经得知中国有个好来西，在他们之前，美国、日本、意大利、英国、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俄罗斯、朝鲜、南非和韩国的服饰商们，相继加入了争购好来西产品的行列。他们当中，有的请求与好来西公司在本国联合经销好来西服饰，有的希望在本国独家经销好来西产品，有的甚至提出引进好来西工艺的问题。就这样，好来西人已经捏起中国服饰历史一页的边角，马上就要掀翻过去，继之出现的，将是中国现代服饰产品和工艺一并输往国外的崭新一页。
改革的大潮风起云涌。此时此刻，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想去见一见我们的好来西人。壶山、熟溪会告诉你：“他们就在我的脚侧，我的怀中。那不，依山傍水，拔地而起的，就是刚刚在武义建成的好来西现代化办公大楼，好来西六部一室全在里面。”长城、长江会告诉你：“遍布中国大地的好来西精品屋，宛如璀璨群星，光彩夺目。”陆地、海洋会告诉你：“他们在我的各个方位，在我的各条航线。那不，好来西服饰正漂洋过海，把倩影留在大千世界，把美洒向海角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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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者风采”特写征文启事
改革是我们时代生活的主题，改革者是我们文学讴歌的对象。人民日报文艺部、深圳特区报文艺部与深圳富邦实业发展公司决定联合举办“富邦杯改革者风采”人物特写征文。用文学笔调描绘和反映四化进程中各行各业的改革者、创业者精神风貌、行为观念和战斗业绩，是这次征文的宗旨。
放眼国中，改革大潮风起云涌，四化建设日新月异，改革时代中人生的追求、奋斗业绩、平常情怀等，均可成为征文的内容。文章不拘一格，或特写，或素描，或散记等，要求真人真事（稿件由单位加盖公章），精粹质朴，富有文学性，以二千字为限。
征文择优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和深圳特区报副刊上发表。从即日起至一九九四年六月十日止为征稿时间。征文由有关专家组成评委会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两报分别发稿，统一评奖，机会均等。
征文稿件请寄北京人民日报文艺部征文组（邮编一○○七三三）或深圳特区报文艺部（邮编五一八○○九）。请勿一稿两投。
人民日报文艺部
深圳特区报文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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