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书评)
专栏：
散文的辉煌前景
汪曾祺
中国是散文的大国。中国散文历史的悠久大概可以算世界第一。先秦诸子，都能文章，恣肆谨严，风格各异。《史记》乃无韵之《离骚》，立记叙之模范。魏晋辞赋，风神朗朗。韩愈起八代之衰，是文体上的一次大解放。欧阳修辞赡韵美。苏东坡行于当行，止于应止，使后世作家解悟：散文最大的特点，是自由。明季作家意识到语言的自然美，三袁张岱，是其代表。桐城义法，实本《史记》。龚定庵夭矫奇崛，遂为一代文宗。
中国的新文学，新诗、话剧、小说都是外来的形式，只有散文，却是土产。渊源有自，可资借鉴汲取的传统很丰厚。
鲁迅、周作人实是“五四”以后散文的两大支派。鲁迅悲愤，周作人简淡。后来作者大都是沿着这样两条路走下来的。江河不择细流，侧叶旁枝，各呈异彩。然其主脉，不离鲁迅、周作人。
中国散文主要继承的是本国的传统，但也不是没有接受外来的影响。３０年代初，翻译了法国的蒙田、挪威的别伦·别尔生的散文，波特莱尔、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泰戈尔、纪伯伦的散文诗，这些都扩展了中国散文作家的眼界。西班牙的阿索林的作品介绍进来的不多，但是影响是很深的。
３０年代写散文的人很多，４０年代写散文的人少了，散文几乎降为小说的附庸。
５０年代写散文的又多了起来，一时名家辈出。对５０年代的散文有不同看法。有人以为这是一个高峰期；有人以为这时的散文一个很大的缺点，即出现了“模式”，使年轻的读者以为只有这样写才叫做散文。所谓“模式”一是不管什么题目，最后都要结到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卒章显其志，有点像封建时代的试帖诗，最后一句总要颂圣；二是过多的抒情，感情绵缠，读起来有“女郎诗”的味道。成绩和缺点都是存在的。
６０年代散文的势头不旺。“文化大革命”时期只有大批判的文章，但那不能叫散文。那时不但没有散文，也没有文学。
７０年代后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文学复苏，散文如江南草长。物极必反，这时的散文不但摆脱了“文化大革命”文风，也摆脱了５０年代的“模式”。
近三四年散文的长势很好。出现了好几种散文杂志，一般文学杂志也用较显著的篇幅刊登散文，或出散文专号。散文的地位由附庸蔚为大国。
为什么散文会兴旺起来？一个是社会的原因，一个是文学的原因。中国人经过长期的折腾，大家都很累，心情浮躁，需要平静，需要安慰，需要一种较高文化层次的休息。尽管粗俗的文化还在流行，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对此已经感到厌倦，他们需要品位较高的艺术享受，需要对人生独到的观察，对自成一家的语言的精美的享受。散文可以提供有文化的休息和这种精美的享受。散文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近年的散文自然也有相当多的平庸之作，但是总体上来说，质量是比较好的，出现了有自己的风格的散文家和足以传世的散文佳作。
近年散文写得好的，不少是女作家，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
近年散文有些什么缺点？我以为一是散文的天地还狭窄了一些。目前的散文，怀人、忆旧、记游的较多。其实书信、日记、读书笔记乃至交待检查，都可以是很好的散文。二是对散文的民族传统（包括“五四”以来的传统）继承得还不够，对外国散文作品借鉴也不够。我们现在还很少散文家能写出鲁迅《二十四孝图说》那样气势磅礴，纵横挥洒的“大”散文，能写出像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果园里》那样用意识流方法写出的精致的小品。
中国散文的前景是辉煌的。
（本文为《当代散文大系》“总序”，该书为沈阳出版社出版）
第8版(书评)
专栏：专家书苑
文史哲研究的珍贵贡献
——喜见《张荫麟文集》出版
张岱年
《张荫麟文集》出版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个喜讯。张荫麟先生是３０年代著名的博学之士，对于文史哲都有很高的造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惜年寿不永，在抗战时期不幸因病逝世了。他的史学专著《中国史纲》已于５０年代出版，内容考订精确、文笔优美，受到学术界的赞誉。他在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初发表了文章多篇，受到当世学人的重视。近年清华大学张云台同志搜集张荫麟先生的遗文，选录其中最重要的，编为一集，现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值得称赞的。
２０年代，顾颉刚先生大倡疑古之风，对于廓清唐宋以来关于上古史的虚构是有贡献的，但是疑古过勇，不但怀疑伏羲、神农、黄帝的传说，而且连尧舜禹也否定了。顾氏认为，《诗经》中只讲禹，未提到尧舜，于是认为尧舜的传说是春秋以后才有的，认为“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荫麟先生指出了顾先生的方法有根本的谬误，他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荫麟对于顾氏的诘难，实深中肯綮。按先秦古籍，今存无多，周公称“殷人有典有册”，《左传》记载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这些古典俱已失传，《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古籍也大部分散佚，何以证明“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由“默证”而否定古史是不足取的。荫麟说：“顾氏谓尧舜禹的关系起于战国，其所举证据皆不能成立”。这是正确的。时至今日，对于疑古派的贡献及其缺点，应看得更清楚了。
荫麟先生对于中国科学史有比较深切的研究，著有《纪元后二世纪间我国第一位大科学家——张衡》、《张衡别传》、《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九章及两汉之数学》、《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沈括编年事辑》、《燕肃著作事迹考》等篇，内容都极其详明，在当时实属发前人所未发，可以说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这些关于科学史的论述，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荫麟也谈到中国文化的问题，他在《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一文中指出了传统文化的偏失。这两大障碍物是“三讳主义”和“家族中心道德观”。三讳主义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荫麟指出：“三讳主义是法律的最大仇敌”。而今日所需要的是“法律高于一切”。这个观点，在荫麟逝世后五十年的今日，仍然是正确的、非常深刻的。荫麟呼吁：“在中国生存斗争当中，我们应当赶快舍弃家族中心的道德而代以国族中心的道德。”到了今天，传统的大家庭的制度久已崩溃了，“父权中心”的“孝道”也久已消失了，而追求个人私利的风气却猖獗一时。我认为今日当务之急还是建立严格的法治，同时提倡符合新时代需要的道德。荫麟说：“黑格尔全部哲学的最后结晶，就是把道德和法律合一”。道德与法律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
荫麟先生是我的老友。３０年代，同居于清华园中，常相过从，彼此议论相互契合。不意他中年早逝，实为中国现代学术界一大损失。今披读遗文，感慨系之。希望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同志们注意荫麟先生的贡献。
（《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第8版(书评)
专栏：书话人语
保护书店
叶于
笔者单位地偏都市一隅，寻书买书要跑点路才有个像样的书店，就近的新华书店是综合类的大路货，专业书籍常难找到。街头的小书摊上多是些流行的通俗刊物，无怪乎有人感叹，现在买书比买时装还难。
前些时去沈阳公干，闲逛中到了一个地偏的崇山中路，偶见老作家汪曾祺的手书“沈阳大文化书局”的铭牌。进得店里，２０多平方米的小室，琳琅满目，包容了全国２０多家名牌出版社的各类书籍，大都是高档次的文学名著和名家新作。问及店主人，得知这里是以特、精、优的文化书籍为主，搜集京津沪粤等地出版物，注意名牌产品。书店还聘请一批作家学者当顾问，创名牌，销精品。由是吸引了读书人。《新闻出版报》和《沈阳日报》各有一篇文章进行了介绍。市长、省委宣传部长和文化名流们曾多次光顾购书。一些出版社和作家也将自己的书籍介绍给书店，书店生意渐渐红火。
更重要的是，方便了周围的读书人，书店毗邻无繁华喧闹的街市，也无可游玩消闲的娱乐场所，但是，书香斯文吸引了莘莘学人，成为远近知名的购书好去处。
经营书店是件利薄本小的买卖，就店面的位置和装潢看远不如饭店酒家百货副食气派，难怪有些书店纷纷都改换门庭，酒吧餐厅取而代之。据报载，上海繁华之地南京路上的老字号新华书店也面临着被迁之虞。书和书店的命运如此乖蹇，颇令读书人心酸。有报纸多次载文呼吁保护书店，特别是名牌、老字号书店，应当引起重视，得到全社会的支持。
几年前关于城市规划的讨论时，有识之士曾提出城市建设的文化风貌和文化气息不应忽略，在规划商业网点、酒肆茶楼时，别忘了书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化场所的作用至关重要，书店书肆布局要合理。不仅有流动书摊，也应该多有一些诸如沈阳大文化书局一类的书店，满足多方面读书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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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厚之中见平易
申洁玲
读当前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难得的是深厚与平易，更难得的是在现在这个文化转型的社会中保有一种清醒的文化意识和不卑不亢的开放心态。潘泽宏先生的《艺术文化学》给我的正是这两种难得的收获。
多少年来，艺术这个话题，我们似乎总是在用别人的话语说它。而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几乎被降置为这种话语的例证，而被这种话语所排斥的，正是中国文化中最富个性的部分，如“典型”之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文化学》正是一个从那种年代走出来的学者借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深厚修养和对西方理论的洞识，对艺术所做的一次调整性研究，体现了方法与内容的交融契合。
《艺术文化学》把艺术活动放在人类文化这个大背景中去探索它的本质与特征，从宏观上对艺术进行系统的整体把握。在具体的论述中，历时与共时的研究相辅相成，闪烁着理性思辨的光彩。读者可以从中领会到，艺术以审美的方式服务于人类社会，它不仅能综合地表现文化的完整性，成为文化的自我意识，而且还是人和现实审美关系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形式。
《艺术文化学》看似一个复杂深奥的题目，但全书十章，从人类为什么会有艺术、艺术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到艺术的审美和艺术的文化功用，条分缕析地说明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艺术活动是怎样和人类文化大系统进行频繁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的，文化又是怎样从整体上决定着艺术的风貌。论述中并没有艰涩的名词，而是在分析中见出新意与深刻，层层剥笋，使人读来亲切平易。
这部书还广泛地汲取了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在美学、语言学、哲学和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寻求它们同古老的中国文化之间的互相烛照，“发明”新意，令人耳目一新而又言之成理。
《艺术文化学》虽说无意去建构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后记》），但综观全书，却不失体系的气象。它虽然在某些地方失于平正，但仍是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在滚滚商潮中，著者以此书作为“自我实现”（《后记》），我想，这部书可以无愧于这四个字的。
（《艺术文化学》，潘泽宏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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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味斋
选择的主动
林为进
读书的最大愉快是自得其乐。古云“人生难得几回闲”，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不论是谁只有拿起自己喜欢的书，才能享受到清静的愉快，品味优哉游哉的乐趣。书是一块真正属于个人的天地，安逸、温馨、闲适、平和，都只能在它那儿找到。
读书的愉快，还在于你掌握着抉择的主动权。读书，包括读什么样的书，利用什么时间读书，则基本上可以由自己去选择和确定。从而也就真正地拥有了一份只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快乐。
你可以细心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中领悟到伟人博大精深的学识及渴望推动人类进步的火热激情。你可以为了具体的目的和实际需要翻阅《家庭菜谱》与《桥牌入门手册》，也可以为了消遣，为了放松总是严肃地紧绷着的神经，为了找回一点过早丧失的浪漫与幼稚，而对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爱不释手。选择的愉快，就在于可以随心所欲、朝秦暮楚。对于书，可以专宠，也可以泛爱，它不涉及道德、良心、责任之类的问题。为此，你可以昨天称颂汉赋的华美与铺陈，而今天又特别喜欢《今古奇观》一类平俗的市井小说。可以既钦佩福克纳于火柴盒般大的领域表现出人类生存之困惑的深刻，而同时又接受谢尔顿那种通俗社会小说的生动情节和善恶到头有报应的故事。选择的愉快，还在于能够站在现实的视角去观察，不为历史的纠缠所摆布。这样，鲁迅的严峻和锐利固然令人敬佩，而梁实秋的平和冲淡更是不乏儒家文化的色彩和底蕴。他们从不同的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东西。
有选择的意识，就不只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而多了一点挑剔和参与的乐趣，并不时能够感受到跟智者进行智力较量的刺激和愉快。能够弄明白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那是调侃、那是嘲讽、那是夸赞，乐趣自然不少。而对于尼采的偏激，或是赞赏或是否定，可又难以不承认他用诗一般的语言与激情论述理性观念确是一种才华，同样是一种对自己灵与智的检验。
选择使我们减少盲从，在书的世界里可以、也应该成为自己的主人。在这个世界里，人能够随心所欲地或佩服得五体投地，或是不屑一顾，可以完全抛弃功利的欲望及人际关系的制约，只面对赤裸裸的自己。在现实中，我们需要或不得不加以掩饰，虚饰的东西太多，总像戴着一幅面纱生活。而面对书籍，我们就像进入一个空寂无人的旷野，可以完全放松自己，真诚地坦露自己，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全凭自己的喜欢。
书无疑是人类最可信赖的朋友，它总是默默地献出自身的一切，从不主动索取回报。你可以对它哭、对它笑、对它称颂世界，对它诅咒人生，它不会嘲讽，也不会告密。它有容纳一切的胸襟和气度，也有释放情感的巨大能量。它虽然无法预防和治愈人类所有的病毒和创伤，但不论对于得意者，还是失意者，它都能给人以安抚、慰藉和激励。于这一点论，书又是人类情感的避风港和再生地。只要你选择了它，它就忠实地陪伴你。你需要它时就把它拿起，不需要它时随手把它扔在一边，它也不会怨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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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人书事
毕尽心血译左拉
鲁闻
近日，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老翻译家毕修勺先生的“毕译左拉”作品九部，被称为一件有纪念碑意义的文化盛事。一年前，老翻译家辞世，没看到作品问世，令人唏嘘。
爱弥尔·左拉（１８４０—１９０２）是法国１９世纪的文学巨匠。他怀着人类的良知投身社会，是法国历史上从伏尔泰到雨果“作家兼斗士”的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他一生著作等身，喻“百眼百手”，“一百只眼睛是为了能看到一切，一百只手是为了握住笔杆，记下一百只眼的见闻”。他笔下的上千个人物，无不触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晚年的《三城市》、《四福音书》，其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更高。
毕修勺先生（１９０２—１９９２）出生之年，恰是左拉离开人世的那一年。仿佛这颗西方陨落的文学巨星，灵气不甘泯散，要到另一个半球一践未竟之业。他没有失望，寻觅到死与生的同年，而这个“同年”真正是第一个把他的作品介绍到人口最多的东方泱泱大国，而且作为彼此间共同拥有的事业，终生不悔。
１９２０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毕修勺刚刚十八岁。他一边在雷诺汽车厂做工，一边就读于巴黎高等社会学院。是一本亚勒克西的《左拉传》和左拉的《土地》使他和左拉结下不解之缘。他为这位伟大艺术家的雄伟气势所震撼，所折服，短短几年便搜集通读了几乎是左拉的全部著作，并暗暗立下了誓言：一定要把左拉的全部作品翻译成中文，献给祖国人民。１９２８年，他因公被派遣到蒙特里大学，再度来到法国。其间，他翻译了著名史地丛书《人与地》二十八卷，凡二百多万字，凭吊了左拉故居，访问了左拉时常光顾的小酒店……以左拉那样的求实精神把握左拉当时所处的氛围，体察左拉使用俚语、土语的语言环境，为他在继自己问世的《左拉短篇小说集》之后，面对左拉众多作品的继续翻译，扎下了坚实的根基，使之更臻准确、老辣和圆熟。毕修勺没有愧对左拉，尽管他年复一年全身心地投入，换回的独是清贫。他的盛年时代，制定了在新中国这片热土上“日译三千字，十五年译完左拉全部作品”的宏大计划。可是政治上的坎坷剥夺了他二十五年的大好时光。这漫长的遗憾，好在终于完结。他的《萌芽》、《崩溃》、《劳动》等等，大部分是抗战前后问世，世称“毕译左拉”。当他的有生之年所苦无多的时候，仍以左拉的“我只有一种信仰，一种力量，这就是工作”作为座右铭，只讲耕耘，不问收获，以其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独立人格受到社会的尊敬。可惜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他所完成的译著积年尘封，直至故去。这是左拉和毕修勺身后不忍看到的。左拉这位被称为“人类的良心”、“以卷帙浩繁的作品和伟大的行动给他的祖国和世界增添了荣誉”的文化巨人，在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代中国，理应被广大的读者所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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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秦志希
龙泉明的《在历史与现实交合点上——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理分析》是一部当代特性浓郁的新著。本书的逻辑起点不是通常的社会生活与创作或作家作品的历史分析，也不是一般的文化的或审美的视角，作者选择现代作家群体繁复、隐秘而又流变不居的文化心理，描绘出现代３０多年来中西文化冲突中的文学变革的历史轨迹。具体分析了现代作家务实有为的价值取向，经验与理性涵化整合的艺术思维模式以及文化心理多种成份的意识构成等等。
文化心理本身就是一个模糊多因的复合体，是一个无法直观窥视的“黑箱”。就最一般的情形而论，文化心理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既承续着历史传统的密码与精神，又容纳着现代新的文化意识。它是表层与深层、外在与内在的统一，是社会结构面与精神结构面、人类群体与个体身心性质的相互交错与渗透。作者从纷繁错杂的头绪中，从大量的史料、作品中，清理出自己的思路，环绕文化心理这条中轴线，从容地梳理出现代作家文化心理的来龙去脉，捕捉其内涵，归纳其整体结构，表现制约和影响文化心理的各种复杂的因素，显示了作者较强的抽象思辨能力和整合驾驭能力。该书在不同的层面上，整体而丰满地描绘出中国知识分子（作家）从辛亥革命时期的“东学西渐”，五四时期人与文化的双重觉醒，到三四十年代传统复归的整个心理流程，展示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在作家心理的冲突与扭结、融合与更替。不论是书的前四章偏重于史的线索的描述，还是后三章偏重于平面的概括，作者一以贯之的手法是，在论析各种心理现象时，都力图使它置于时代的交合点上，一是使分析向纵向掘进，注意由心理现实返观历史的暗流，或以历史传统解读现实心理图式，以揭示现代作家文化心理的历史演化逻辑。二是使分析呈扇面展开，将作家文化心理现象置于现实社会多向网状结构中进行审视，分析文化心理与现存的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因素的广泛复杂的联系，比较分析中西文化不同特征及对作家文化心理的不同影响，使心理世界与现实世界双解互证。三是由杂多见整一，注意个别作家的文化个性中抽象出整体的文化性格，而在对于鲁迅等作家所代表的主体倾向的描述中又不掩饰其作家所代表的文化心理纷呈异彩的现象。本来，归纳与综合，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由繁至简的运思过程，而作者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为避简单、片面、孤立、静止地分析问题，努力全面、准确地回归、复现变异纷繁的现实，还历史本来面目。作者分析现代作家的审美选择，是一个由“自由”向“规范”、“我”向“我们”、“趋异”向“趋同”、“阳春白雪”向“下里巴人”的倾斜过程，他既指出这其中所曾受有的西方文化以自由为核心的个性意识的影响，更看到传统文化讲究规范和统一、重视群体的和谐与认同的巨大潜在作用；既分析审美选择倾斜本身的现实合理性和必然性的一面，又看到它抑制自由创造的消极一面；既认为审美选择的倾斜是出自作家的自觉，又不忽略他们内心所存在的困惑和忧虑。这样的分析，历史与现实交合，正面与负面并存，主流与支流分明，具有强烈的可信性。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理分析》，龙泉明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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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艺术化人生的思考
孙荪
曾凡的《中国的人生道路》一书所论，是一个极重要又极实际的大问题，即中国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活法问题。作者尽力以现代意识和现代智慧去抉发和吸收已有的丰富积累，从而寻找到中国人生哲学的精神结构。他抓住人与宇宙、社会三个基本元素，抓住天道与人道两组基本关系，借鉴汤一介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简要表述，概括出了这一精神结构，并且由此得出：“居尘出尘”处于中国人生哲学的顶点位置，表明它是中国人的最高的人生理想，最理想化的人生境界。
曾凡又把作家乔典运讲的关于床的故事引进自己的体系，由它引述出中国普通老百姓对人生的几个最基本的认识和追求。乔典运说，因为人生的一半时间要在床上度过。床既是人的直接的物质生活的象征，又是现世人生的象征，还是家庭生活的象征。同时，从哲学的意义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也像农民一样，具有强烈的实用色彩和务实态度，所有的学问都蕴于生活本身，所有的玄思都能从具体的人生事务中求得答案。既然如此，好好地体验现实生活便是对人生的最切实的理解，而对现实人生的理解便构成了全部的知识基础和哲学答案。
借着这个小故事小议论，曾凡寻找到了与中国人生哲学这一观念的对应物，解悟了代表人生哲学的世俗性质，点破了世俗化的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
曾凡又引述了著名的青源惟信禅师参禅的体验：“老僧三十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乃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歇处，仍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段关于禅宗顿悟过程的故事，被曾凡借来比喻三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即：居尘之境、出尘之境和居尘出尘之境。而这三种境界作为世界人类境遇的三种范式，则一为科学化的人生境界——西方人生观的代表；二为宗教化或者说哲学化的人生境界——东方的主要是印度教和佛教人生观的代表；第三种境界即“居尘出尘”之境，是艺术化的人生境界，这第三种境界主要是强调人生的现实性和人生价值的超现实性，以及在个人人生选择中这二者的协调统一，这是一种立足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人生境界。
这一结论并不是随便得出的。而是在考察了中国精神发展的历程以后得出的。作者认为，居尘出尘是传统儒释道哲学长期融合的产物。而把他们的灵魂合在一起，把他们的智慧加在一起，就会成为一个进退自如、从容不迫的聪明人。
这种概括有着作者主观的价值评判和情感态度，但又是客观的理性的描述，是通过作者对中国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过程、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寻找到的。事实上，这里正含着中国人生哲学的优、长、利与劣、短、弊，也含着中国精神的两个互相辩证的层面。正是基于这种分析，作者提出了人生哲学的现代形态。这就使得曾凡此书在前人基础上具有自己的统摄众家的思考特点，以及敢立己说的独立品格。
（《中国人的人生之道》，曾凡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8版(书评)
专栏：
大地书讯
△大型中英文读物《中国国庆年刊》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与新加坡中亚信息出版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沈醉先生《人鬼之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作者以亲见、亲闻记述了他所了解的溥仪、杜聿明、唐生智、张国焘、周佛海等人一生中鲜为人知的经历。
△邵永强的歌词集《九色鹿》，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李文华著长篇小说三部曲《惊雷》、《血雨》、《泥泞》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陈文新著《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最近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马瑞芳的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作者的《聊斋志异创作论》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陈晓明文学评论集《无边的挑战》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魏绪玉主编的《新时期小说思潮》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夏真的诗集《海之恋》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