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神州一县
甲鱼王国数潢川
本报记者 李而亮新华社记者 刘健
潢川甲鱼满地爬
“潢川老鳖满地爬。”在过去，河南省潢川人听到这句话，一定认为你是在骂他。在中原农民的观念中，提起老鳖，“犯忌”的规矩太多了。过去潢川有个不成文的习惯，这甲鱼妇女不能吃，小孩不能吃，老人不能吃，病人不能吃，难怪它多得满地爬了。而如今潢川人听到这句话，会觉得你是在夸潢川。近年甲鱼身价倍增，已成为农民发家致富的好东西。人们在犁地、网鱼时顺手逮到的甲鱼，拿到市场上就是百多斤稻谷的价钱。这种价值上的巨大差距，使甲鱼很快成了稀罕之物。
问起潢川的老鳖为啥这么多，县长胡玉成兴致勃勃地说：甲鱼生长的条件在潢川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我们这里地处南北方过渡地带，既比北方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又无南方水质中含甲鱼忌讳的血吸虫等微生物，是甲鱼理想的繁衍地。这里的甲鱼不仅多，且品质好、体格大、繁殖力强、生长快，在市场上最受欢迎。
然而，一直戴着贫困县“帽子”的潢川，多少年来一边苦苦探寻着致富之路，一边却对自身土地上的宝物避之三舍。有一天，当他们看到报纸上报道有５００家外商向大陆定购甲鱼，结果大都空手而归时，自己不禁哑然失笑。
如今甲鱼满池养
人们对一个事物的好恶，往往在于一念之差。商品经济的冲击，很快使潢川人对老鳖的认识翻了个个儿。如今到潢川，干部群众向你夸耀的是老鳖，参观的是老鳖。因为甲鱼每年有２０万公斤的上市量，不仅为广大农户增加了几千万元的收入，而且大大提高了潢川的知名度。
随着野生甲鱼的减少，聪明的潢川人就把老鳖请到养殖场、养鱼池里进行人工繁殖饲养。他们依靠科技人员，接连攻下了甲鱼的人工繁殖关、快速饲养关、饲料关等，把甲鱼养殖周期缩短到一年半，提高了甲鱼养殖的经济效益。短短两年时间，全县已建起５个甲鱼繁殖场，年产幼鳖１５０万只。以繁殖场作为基地，带动了甲鱼养殖专业户有１．５万户，今年的老鳖上市量达７５万公斤，产值１．５亿元，纯利７５００万元。现在，潢川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甲鱼人工养殖基地。
龙古乡方店村青年农民张少才在村里算得上是个“能蛋”。前几年求富心急，又是种烟叶，又是养鸭子，没少折腾，结果都砸了锅。去年他听了科技人员的劝告，在自家院后挖了三个池子，到县繁殖场买了５００只幼鳖饲养，当年就赚了９０００元。今年饲养的老鳖还没出池，求购的人就踏破了门槛，今年少说净挣２万元。小伙子美滋滋地对我们说：“过去把门路数遍了也不会想到养老鳖会发财。”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在牛岗乡柳店村，７个村干部带头示范在家里先挖起了鳖池，被群众趣喻为“老鳖村长”、“老鳖书记”。玩笑归玩笑，跟着养鳖的群众着实出现了一大片。
“王八护上水，鸟望高处飞。”今年和去年对比，潢川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近２００元，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养鳖。但目前潢川养鳖的农户还不到全县农户的１／１０。按县里的规划，到１９９５年，养殖甲鱼的农户要发展到５万户，户均产量达到５０公斤以上，全县光养鳖的总产值就可达５亿元，纯利２．５亿元。到那时，潢川将成为名副其实的“老鳖王国”。（附图片）
这位小伙子拿着个１公斤多重的大鳖说：“就这，顶上好几亩稻子的收入。”
陈柏松 吴宗昌摄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地方记者评说
如何看待教师流动
主持人（驻上海记者萧关根）：有关部门最近对教师队伍状况作了调查，北京、上海等２４个城市的１１６所高校中，有７０％的教师想流动，上海某大学校长几乎每周都收到教师的辞职报告。如何看待这一不容忽视的现象？
流动，孕育着机会
王楚（驻深圳记者）：人才流动，相对于“静止”是一种进步，是对计划体制下的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深圳是在全国人才流动中受益最大的城市，从８０年代大举“招兵买马”直到今日，每年有各类人才涌向这里，其中就有许多是教师。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大约有１０００名教师进入深圳工作。
张述圣（驻甘肃记者）：“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句古语用于人才资源的配置非常合适。这种流动，作为个体，可以使人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作为整体，根据需要取舍人才，便于走活“一盘棋”。在学术上，自我封闭，“近亲繁殖”，只会造成思想僵持和老化，只有合理流动，才能生机勃勃，百花争妍。
主持人：上海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探索中，提出要形成人才流、资金流、商品流、技术流和信息流，它把人才列为“五流”之首，足见对人才流动的重视。生产要素的流动，是市场的重要成因，而人才又是最活跃、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如果期待人才像螺丝钉一样固定于一点，不管是什么市场，都将是死水一潭。
不合理流动的负效应
张玉来（驻吉林记者）：完全靠市场规律来配置人才资源，是不能尽善尽美的。当我们把目光从教师流动受益地区转向教师流失地区，即那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时，就会看到它的负面效应。从吉林高校看，流动出去的，多是年富力强的骨干。长春某大学校长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这所学校“因教师流动，个别专业开课都很困难。”
张述圣：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也造成人才结构的失衡。东部沿海地区占尽天时地利，西部地区望尘莫及。前些年“孔雀东南飞”，如今尽管“孔雀满天飞”了，但多数还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我认为，合理的人才配置，应该是人才密集地区适当向人才匮乏地区“流动”，现在却恰好相反。以兰州大学为例：近１０年中，调出去的和出国留学的教师加起来，可以再办一所兰大。一位资深教师对记者说：我们有能力培养人才，却没力量留住人才。
不怕人才走就怕瓜强拗
主持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才留不住，不外乎工作条件艰苦、生活待遇太低、学术环境不宽松等原因。强拗的瓜不甜。既然人才流动不可阻挡，就该处变不惊，化被动为主动，一方面顺其自然，另一方面积极创造吸引人才的条件，自有“孔雀”会飞上门来。
张述圣：人才流失较多的地方，应该自省：我这里为什么留不住人才？一度越是人才缺乏的地方，人员去留卡得越死，结果反倒被人视为畏途。如今，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认识到：要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就不怕人才流动，开放的用人之道首先是来去自由，而后是努力创造适合人才生存发展的环境。
王楚：一种资源要得到合理开发利用，除去良好的大环境外，其内部也存在如何合理流动的问题。谁都舍不得放走那些工作出色的人才。在开放的深圳，一个优秀教师要“流动”，也要“过五关斩六将”；而对于不称职的教师，当地中小学校就有权“炒鱿鱼”。但要真正做到优胜劣汰，还须建立相应的机制。南山区有个教育人才交流中心，流动到这里的教师，学校不再负担其工资，自谋生路。
让教师职业人人羡慕
王楚：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深圳尽可能改善教师工资、住房和职称等实际问题。目前，深圳教师工资比同级行政干部高２０％，尽管比公司员工收入少，但在住房上给予优先。据了解，１９９０年以前夫妻俩一同调进来的教师中，除了十几户外全部分配到单元住房。在职称上也实行地方优惠，不受名额限制。今年蛇口育才中学在本区招聘教师，不少公司的经理和机关干部前去应聘。在深圳、蛇口、南油、华侨城等地，教师已成为人们羡慕的职业。
张玉来：经济不发达地区在吸引人才方面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吉林省今年对长期在本省工作的中科院学部委员和博士生导师分别给予月津贴１０００元和３００元，反映极好。教师们认为，政府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面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吉林工业大学努力改善教师住房条件，优先让骨干教师住上三室或两室一厅的宿舍，还盖了一幢近万平方米的博士楼。
张述圣：在东西部差距暂时不可能缩小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如何使人才资源的配置趋向合理，有许多文章可做。甘肃省教委对优秀教师的生活待遇实行倾斜政策，对吸引人才起了一定的作用。一对曾在美国工作了１０年的博士后研究生夫妇，主动要求来兰州大学工作。南开大学有５名博士生表示明年毕业后要来兰州工作。人们有理由追求美好的生活，但物质待遇并不是唯一标准。有的教师甘愿牺牲眼前利益而志在艰苦的西部，就一定还有比房子和票子更吸引他们的事业。他们那种甘为人民教育事业奉献一切的精神，值得赞扬和提倡。
主持人：人才，作为宝贵资源，任何时候都要无比珍视。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８年曾提出：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比起那个时候，教师待遇已经提高了许多，但距离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的目标，还有不近的路程。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的进步，这一目标在不远的将来定能实现。（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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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新闻
“车厢纠纷”何时休？
本报记者刘士安
上海的２００多条公交线路，每天约有１６００万人次乘坐公交车，这个数字相当于上海１３００万人口和２５０多万流动人口的总和。公交，成了上海最大的服务“窗口”。然而，“窗口”却面临着治安状况恶化的局面。
两位司乘员的遭遇
１０月１５日上午，七八个操外地口音的民工从张家栅站乘上１１７路公交车，他们买了４角钱的车票，按规定最远只能乘到双山路站头。快到双山路时，前门女乘务员周军瑾提醒他们到站了，但他们不肯下车。车子启动后，周军瑾要求他们照章补票，结果遭到谩骂，还被抢走了票板。车停大洋桥时，这群人拉扯着要把周军瑾拖下车，还乘机掳走她的手表。
周军瑾的遭遇，比起她的同行来，可算是“幸运”的了。１０月１日下午，３０多名外地民工在团东站乘上西团线公交车，只买了８张票，乘务员张军芳要求他们买票后，勉强补了两张票。车到五墩站下客，这伙人便谩骂殴打司乘人员，造成司机高峰脾脏破裂大出血。
都市“车厢纠纷”的肇事者大多是外来的民工和盲流人员。据上海市公交总公司的不完全统计，今年１至１０月，上海公交车厢内发生纠纷或治安案件３７９起，平均每月４０多起，其中７０％以上是外来人员引起的，多发生在城郊结合部和浦东新区的公交线路上。少数司乘人员被打得不敢上班，还有的要求调换工作。
得理让人的“委屈奖”
“车厢纠纷”屡屡发生，不仅侵犯了公交职工的人格尊严，降低了他们的安全感，而且也威胁到了广大乘客的人身安全和正常的行车秩序。公交、公安等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少数手段残忍、造成严重后果的肇事者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但是，面对大多数行为够不上法律制裁又没有单位纪律制约，“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外来滋事者，有关部门则显得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公交公司推出了一种叫“委屈奖”的奖项。
“委屈奖”专门奖给那些受到委屈后坚持“得理让人”、“打不还手”的司乘人员。公交三汽公司１６个车队今年都设立了“委屈奖”，得奖的人还不少。周军瑾所在的１１７路车队，这次得了３００元奖励。公司负责人张忠祺说，得奖的职工都是认真按操作规程做本职工作的，结果挨了打，受了委屈。我们知道，这样的奖金拿着心里不好受。但是，设立“委屈奖”不光是安慰职工、给予一定的补偿，更希望在全体职工中形成坚守岗位、维护绝大多数乘客利益的道德风尚。
满肚子委屈的职工，通过这个特别的奖励，感受到了组织和集体的关怀与温暖，寻找到了心理的平衡。公交三汽公司的一位乘务员，原来是专业拳击队员，他在车上无端被人打了一拳后，克制住了自己。被人打的拳击手也得了“委屈奖”。
然而，“得理让人”、“打不还手”的公交战线好传统，终不能解决“车厢纠纷”。上海公交总公司１１月１０日上报的材料表明，“车厢纠纷”仍在呈上升趋势。随着冬季运输高峰的来临，车厢内更容易引发矛盾，产生纠纷。
共同创造都市文明
目前，各方对“车厢纠纷”的认识渐趋一致，即事情尽管发生在车厢里，但它的影响是社会性的；车厢虽小，它的治安秩序却需要综合治理才能彻底解决。公交公司采取了不少措施，提高职工职业道德和依法自我保护意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纠纷。公安、保卫部门开展了“打流窜、压刑案、堵逃票”的专项治理。有的车队要求司乘人员主动热情地为外地乘客服务，做到以礼待客，礼让在先，争取形成良性循环。
公交电、汽车的乘车环境，也是一座城市的投资环境，反映了文明建设的一个侧面。上海广大公交职工和乘客有一个共同的期望，那就是不要让“车厢纠纷”愈演愈烈了。（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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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珍钞纪念票
我国第一枚珍钞纪念票——“毛泽东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票”由上海印钞厂印制。纪念票采用抗战时期新四军江淮银行在１９４４年发行的５元抗币为主图，这张抗币和该行同时发行的３０元抗币是两张中国钱币史上最早印上毛泽东像的纸币。
纪念票封面印有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彩色图片。票折内页印有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我们永远要把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纪念票由浙江天马造型艺术有限公司总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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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物志
今日东海“桃花源”
爵溪，浙江的创汇明星镇。
车出浙东沿海象山县城十公里，穿越前岙岭隧道，顿觉豁然开朗。
三面环山，一边临海的一大片平整的土地上，矗立着崭新的工业小城。宽阔的水泥道路纵横交错，大路两旁造型各异的住宅楼、商贸楼鳞次栉比。
在这一平方公里的城区中，有十余家合资企业，四十多家集体企业，近三百家私营企业，形成了年产五百多万打出口针织成衣的生产规模。针织成衣远销世界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出口创汇四千多万美元，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外贸针织城”。
过去十余年中，小镇的变化超过了这个古镇的千年沧桑。
据记载，这里自宋至清，历称“游仙乡”，镇名始为“雀溪”，以村南一溪林木荫翳，雀鸟甚多而得名。明时雅化为“爵溪”，沿用至今。
“到枕涛声天地动，落滩渔艇海岚腥”。在自然经济的岁月里，这山多地少的所在只能靠海吃海。当时，大海的贡奉十分丰饶，又加上交通不便，鲜黄鱼一时吃不了，爵溪人就利用十里平沙，剖鱼晒干。经过数天日照沙烤风吹，鲜鱼变成了色白如玉、口味独异的鲞（当地对鱼干的俗称），长销不衰。
十年动乱，黄鱼也深受其害，狂捕滥捞从根本上破坏了海洋资源，世代以渔为生的船民面临生存的挑战。人均不到一分六厘地，没有其他资源，怎么办？
受海风熏陶的爵溪人敢闯浪头，敢冒风险，把目标转向新的“靠海吃海”，搞起了新的“两头在外”的加工业——针棉织品出口。
由渔转工，第一步最艰难。掌舵撒网的手要学会漂、织、染、印，更要学会成本核算、质量管理和技术开发，这是个历史性的飞跃。赶海的人肯下苦功，公路不通，机器硬是用肩膀扛回来；没有技术，抬着轿子把上海师傅请进来。从纺腈纶纱开始，从最简单的圆筒机开始，实现他们的“工业革命”。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打开了局面，形成了生产多层次，产品多品种，业务多口岸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并且在海外部分国家和地区有了相对稳定的市场。记者访问了镇上的工贸联营象山针织厂，入眼的是花园式的厂区，车间里十多台性能先进的弹力机正源源不断吐出针织半成品，七百来人的工厂，年出口值占全县百分之四十以上。
爵溪人迎浪赶浪，闯入了国际大市场的海洋之中，也闯出了一条富裕之路。据年轻的镇委书记李阿会介绍，今年全镇工业总产值可达十亿元人民币，外贸收购值将达五亿多元人民币，预计可获利润五千万元，上交国家税收二千万元。
因此，镇上有充分财力改造道路，翻建马路，自建三平方公里的经济开发区；全镇人均收入也大大超过小康水平，彩电、冰箱等高档家电的普及率高于宁波城区的水平，拥有三四层高小楼的富户已不在少数。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人若是有知，亦当倾羡不已吧。
本报记者 范伟国（附图片）
爵溪镇远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