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体育)
专栏：
短池惊叹号
易寒
１９９３年是刚刚告别奥运会的一年。依照惯例，这是一个被称为世界体坛的“调整年”。
然而，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日到５日，来自世界４５个国家的３１８名游泳高手汇集在西班牙的帕尔马。他们参加角逐的大赛，是首届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
由于这个比赛的时间已接近年底，原来包括中国队在内的大部分参赛队伍基本都对比赛的结果持低调。中国队领队原家玮在刚刚到达帕尔马时曾经说，虽然中国队这次派出的队员有较高的水平，但女队员平均１７．７岁，男队员２１．７岁，年轻，又缺乏大赛经验，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
其实，就连教练员的年龄也只有３９．１岁，而且出现了几位过去在世界大赛上未露过面的新人——王林、战福章、赵戈、陈勤。但四天比赛过后，共有１３项短池世界纪录被刷新，使比赛具有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中国队，获得１０项冠军，５项亚军，创造９项世界短池新纪录，为１９９３年原本就十分红火的中国游泳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当然，考证中国新人在这次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上的表现，并非仅仅靠一种简单的数字比较，还有一些另外的因素值得注意。
近几年来，在中国游泳的强项中，世界泳坛相继出现了几个令人生畏的年轻选手。
自由泳有美国的汤普森，德国的阿尔姆西克；仰泳和混合泳有匈牙利的艾塞尔盖吉，美国的桑德斯；蛙泳有美国的诺尔……这些在去年奥运会或今年的一系列比赛上有出色表演的高手，几乎都没有在首届短池游泳锦标赛上露面。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１９９３年是中国游泳的一个“高潮年”。
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后，中国泳坛走马换将，“六朵金花”相继萌生退意，其保持多年的泳坛“主位”被一批小花所取代，而这批小花大部分没有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
她们挟积蓄六年的力量出现在七运会上，取得成绩的水平之高，令世界泳坛吃惊。随后，她们又在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上再战告捷。
而反观世界泳坛，由于去年的奥运会，各国选手都采用各种方法把自己的高峰调整出来。在今年，大多数运动员偃旗息鼓，潜心调整，在国际泳坛上形成了一个客观的“低潮年”。这样，在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上，出现了中国“高潮”战世界“低潮”的现象。
世界短池锦标赛的成绩向人们透露了中国游泳训练中的一些新动态，也露出了中国男子游泳开始走向世界的端倪，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从西班牙回到北京的当天下午，中国游泳队的大部分队员已经出现在训练场上。
副总教练周明说，过去那种一个大比赛后一定要有一段休息调整的观念，已经过时了。训练，就是最好的恢复——这是新近从中国游泳队听到的一个观点。为什么这批年轻运动员能在七运会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再度出现一个运动成绩的高峰？周明说，乐静宜从９月下旬，就已经进入了正常的冬训，包括力量训练和技术训练。
鲁永明说，戴国红除了国庆节放了四天假外，从９月下旬一直进行训练，到世界短池锦标赛前，水上训练量已达到５０万米左右。
关于恢复和超量恢复，关于恢复和训练的关系，一直是得到中国游泳队高度重视的问题，这些年来，中国游泳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功，这也是他们的秘诀之一。
现在，他们在这个领域里又有了新的进步，而且在实践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而与中国女子项目中取得的好成绩相映生辉的，是胡滨在男子５０米自由泳项目中获得的一枚银牌。
中国游泳队副总教练周明甚至说，这个突破的意义“不亚于１９８８年杨文意打破女子５０米自由泳世界纪录”。
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评价，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中国男运动员在真正的世界大赛上夺得的第一枚奖牌——虽然沈坚强曾经在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过金牌，但其比赛的水平毕竟不能与此相比。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这块奖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男子游泳项目也有可能向世界水平挑战。（附图片）
蛟龙击水张居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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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看金花映碧池
晨星
去年第２５届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的五朵金花映红了巴塞罗那游泳池畔；今年，中国游泳队的新蕾，又绽开在西班牙帕尔马市首届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上，以１１次破９项世界纪录的辉煌成绩，映透了碧池，远播五湖四海，赢得了热烈而广泛的赞誉。看电视，读报纸，听广播，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为之感奋不已！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有水中田径之称的游泳项目，在我国却是一个短项、弱项。那时，中国游泳健儿的成绩如能进入世界前１０名，国人就喜出望外；那时，由于中国游泳成绩和世界成绩差距较大，有人甚至怀疑中国人是否适合游泳——那是一段令人汗颜和焦虑的时光。
差距，震撼着、也有力地鞭策着中国游泳队的健儿、教练和科研工作者。“知耻近乎勇”，“承认落后而不甘落后”，“奋发图强”“后来居上”，这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永不衰竭的力量源泉。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中国游泳队历经磨难，大胆探索，勇敢实践，虚心学习他人经验，严格科学管理和指导，把年训练量从５０万米、６０万米提高到了３００万米、３５０万米，最终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运动员发展的成功之路。当我们为戴国红、贺慈红、乐靖宜、刘黎敏等一批新秀祝贺的时候，回顾中国游泳队走过的这一段探索之路，艰辛之路，自当别有滋味在心头。
中国游泳队的崛起，在世界泳坛掀起了波澜。对中国“水军”，世界不能不刮目相看了。笔者为中国游泳队的进步由衷地高兴，由衷地自豪。
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也想到了古人所说“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的箴言，愿我国游泳队的姑娘们牢记这个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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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随老人爬香山
任建民
１２月１０日，５点半起来，叫上北京海淀区体委的刘贵，一起骑车赶到西郊香山时已是早上７点。这座海拔５００多米的山峰以其深秋红叶闻名中外。
山脚下早点铺已开张。一位老人边吃油条边往上走。跟上去一问，果然是来爬香山的。
“今儿来晚了”，老人说，“平时６点就到了。其他人都上去了。”
从索道下拾级而上。老人说这是他的习惯路线，“一共有２２００个台阶”。
老人不紧不慢地登，我们大步小步地跟。老人叫朱锦伯，今年７５岁，市第二住宅设计院退休工作人员。“两年前听人说香山空气好，负氧离子多吧，就坚持来爬了。以前，爬楼梯都得让人扶着……”
台阶两边，山坡的背阴处，不时可见点点残雪。回头望去，半轮红日正浮出地平线，将北京城罩在一片温暖而安详的气氛中。
陆续地有人下山来。６５岁的金少堂老人从１９８６年以来就登山。“我住的近，就在军事科学院。”“我也没别的爱好。爬山简单，也安全。而且，”他一指耳朵，“不影响听新闻。”我这才看见他戴着耳塞。
从树丛间望过去，别的路上也有三三两两的身影往山下来。
“踏踏踏……”一位脚穿大头鞋的女同志一蹦一跳地跑下来。我们同她打招呼，她胳膊一抡，说：“你们先上去，我一会儿追你们。”
“她每天都要爬两趟。”一位姓陆的阿婶望着她的背影说。陆家阿婶就住山下，“今天厂休，来得晚。平时都是一大早来爬，再赶到锅炉厂上班去。”“我原来体重１５０多斤，两年下来，现在１２０多斤，干起活来又精神又轻松。”
不一会儿，大头鞋就踏踏踏地追了上来。她怀抱着冬衣，只穿件衬衫的身上冒出团团热气，头脸间也大汗淋漓了。“我姓刁，刁德一的刁。”她风趣地说，“我原来可是百病缠身，又都是先天性的。吃药打针，这块儿好了，那块儿又坏啦！还有类风湿，两个膝盖肿得不能走路。我练气功练得好多了。走遍了北京的大小公园，我凭感觉认定了香山这地方好。刚开始时往山上蹭，得二三个钟头才能上去，现在３０多分钟就上去了。而且一趟觉得不够量。”
“人越吃药身体越坏。”１２２中学的退休校医崔捷说。
“可不是，我刚退休那阵儿，８个月吃了８００多块钱的药。后来就来爬山，好几年没吃过药了。”这是一对老姐妹，姐姐过了年就８０岁啦。“我们开始爬山的时候，没现在这么多人。那时香山饭店刚动工，有十来年了吧。每天爬完山，回家睡一觉，还能自己洗洗衣服什么的，也省得孩子们麻烦。”
山上风很大。幸亏上山时听老人的话，把外套脱了下来，出汗不算多，否则真容易着凉呢。
一位老人拄着拐杖上来了。这位铁道部经济规划院的退休老干部家住宣武门。“从１９９０年到现在我爬了６３０多次了，今年这是第２１２次上山。”老人记得真清楚，“我就是脑部供血不足，爬了山觉得很舒服。”
“就是，香山跟个大氧气桶似的。”后面有人接上话。原来是全聚德烤鸭店的三位退休姐妹结伴而来，她们中家最远的住永定门火车站。“我有心脏病，在家总想睡觉，什么也干不了。可爬完山反倒有精神了。”其中一位说道，“上次我跟一对每天还要跑到八大处的老夫妻爬了４个多小时，心想回家可动不了啦，谁知，晚饭竟是我做的！”
我们开始从南坡下山。路上还不时有老人往上爬。他们大多路比较远。像罗悦老人家住东郊大山子。“也不天天来。家里有事不来，没事多来。”
那么每天有多少老人来爬山呢？陈见秋老人说，差不多有四五百人吧。
在山下平台处我们遇见正在压腿的商务印书馆退休编辑陈作卿老人。他说，凡事讲个循序渐进，刚开始可以在山下活动，慢慢越爬越高。“每天在平台这儿打打拳、活动活动而不上山的人也不少，图个空气好。”
重新骑上自行车，刘贵这位前国家手球队队员忽觉膝盖有些酸。“退役一年多没好好锻炼了”他说，“活动一下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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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的脚印
连成
当中国的台球运动蓬勃开展并向高水平迈进时，我国的星牌台球桌也冲出亚洲。如同两颗耀眼之星，在体坛上空闪烁。
发展台球运动离不了台球设备。这种设备要求高，过去大都靠进口。作为一个发展中的项目，光靠进口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的，而且与我们的实际情况也不相符。过去未能制造出高档球桌，也是影响发展这一项目的原因之一。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涌出的大兴能人甘连舫，发现了这一矛盾，决心在发展中国台球运动中有所作为。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台球桌如土壤，运动员好比苗，有了沃土，才会出壮苗。我们自己如能生产出高档的台球设备，就从一个侧面将运动员送上塔尖。他这个想法很有道理，马上得到各方的赞同和支持。于是他将球桌取名为星牌，瞄准世界目标，开始研究生产。
他告诉大家，必须以运动员的拚搏精神去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星牌球桌，不是单项冠军，而是全能冠军，就像体操全能一样，在跳马、单杠、双杠、自由体操、鞍马等各项上都拿高分，最后达到总分第一。这个观点，很快被专家和职工接受。甘连舫日夜奋战在现场。他到全国各地选择最优等的材料，经过科研攻关、精心设计、精心制作，终于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球桌。但甘连舫仍不满足，这些“追星族”，继续在球桌平面度、反弹力、桌架支撑承受力、洞口等方面以超国际标准的要求，去制作一台台设备。
通往大兴的路上留下一串串追星的脚印，洒下无数拚搏的汗水。今天智慧和汗水已结出一个个硕果，受到亚洲和世界朋友的称赞和认可。国际台联主席沙西迪曾赞赏说：“星牌球台够国际水平，完全可以用于国际比赛。”他签发了一份质量认证书。
１９９３年７月在北京举行的星牌杯亚洲台球锦标赛上，菲律宾安达姆打出一杆１３７分，创造了这项赛事的最高纪录。赛后安达姆兴奋地说：“我忘不了北京，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成绩是在中国星牌台球桌上取得的。”
紧接着，今年８月北京星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星牌”台球桌，通过了亚洲台球联合会审定。亚台联秘书长程伟扬来信祝贺，说：“我相信中国生产的台球桌很快会在国际台球市场获得信誉并被国际市场接受。”国家体委有关部门的贺信说：“亚洲台联正式推荐中国‘星牌’台球桌为国际大型比赛可选用产品，感谢你们为大赛增添了光彩，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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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坛寒冬五把火
张平平
１９９３年，中国羽毛球队，进入１０年来最寒冷季节：５月，在英国伯明翰的世界锦标赛中，靠侥幸仅获一枚女双金牌，差点儿吃了个大“鸭蛋”。这是自１９８３年首次参加这项大赛以来，成绩最差的一次；９月的世界杯赛，一金未得；１２月的总决赛，我男单选手无一人有资格出席……
就在中国羽毛球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有关部门和领导采取了果断措施，对中国羽毛球队教练班子进行了大换血，一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执掌大权：副总教练李永波统帅全队，周金灿任副领队，李矛任男队主教练并主管男单训练，陈跃主管女单组，林诗铨主管男双组，田秉毅主管女双组。这一步尽管走得晚了点，但它毕竟为处在冷窖里的中国羽毛球带来了转机与希望。
新的教练班子上任伊始，便摆出了战斗者的姿态，点燃了熊熊大火，其火势直扑中国羽坛积存多年的那些弊端。
第一把火：狠抓队伍管理
作风不硬，是中国羽毛球队多年来存在的老问题，也是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外界评论：中国队员的作风，连香港、台湾队员都不如。
赛场作风差是表象，根子是平时队伍管理差。新教练班子第一把火便烧向队伍管理。他们更新管理观念，取消了原来的罚款制度，注重感情投资，提倡队员自我管理。他们规定早上７点出操和上下午训练课全队必须集合点名，如有队员迟到，便由主管教练去催，其余教练、队员列队等候，直到全队到齐才开始训练，所耽误的时间必须补足，哪怕误了吃饭。
第二把火：狠抓训练革新
这是中国羽毛球队重振雄风的必经之路。
过去，队员们每遭失利，都归结为体力不足，实际上根子在平时的训练方法陈旧，手段落后。
第一项改革是定期进行男女队合并训练，这有利于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提高全队的训练水平。
第二项改革是兼项训练，即单打队员兼双打，双打队员兼混双，并将所兼项目列入正课。这不仅有效地解决了体力不足的问题，而且还增加了每个队员在大赛中多夺奖牌的机会。
第三项改革是准备成立混双训练组。
第四项改革是加强科学检测手段，注重因材施教。他们每周对运动员进行血压、血色素、血乳酸等指标的测试，把每个队员每次的测试数据积累起来，作为制订训练计划的一项依据。
第五项改革是强调大运动量训练。
第三把火：引入竞争机制
过去，国家队进人与选拔参赛队员没有令人信服的标准，大多是凭教练的一句话。进了队就出不去，犹如进了“保险箱”，出国比赛不断，就是成绩不长。这种“死水”式的体制，使国家队队员失去进取心，也严重挫伤地方队的积极性。
新教练班子着手引入竞争机制。他们决定：在选拔国家队队员时，入选者必须在全国比赛中打出成绩，年龄不宜太小。国家队要定期调整，优胜劣汰，变“死水”为“活水”。
队员入队后，同样要具有竞争意识。他们准备以后只要有时间，有条件，每次大赛前都进行选拔赛，成绩列前者方有资格出国参赛。对每个队员每年参加的大小比赛所获成绩，实行累加，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标准。这就要求队员无论在训练还是在比赛中，都必须兢兢业业，否则将可能被淘汰出国家队。
有竞争，才能出人才，国家队才能保持最高水平。
第四把火：密切地方关系
为了充分鼓励地方队教练向国家队多输送高水平人才，新教练班子决定，队员入队两年内，他们仍执行国家体委的奖励办法；两年后，他们将拿出本属于自己的奖金奖励在大赛中夺得佳绩的队员所在地方队的教练。如果国家体委发给国家队的奖金不够支付，他们将用队里的队费补足。这个队员无论在国家队呆几年，只要出成绩，他们将年年照此办理。这一招在目前全国各级运动队中尚属首例。
为调动地方队队员的训练积极性，新教练班子决定，在以后参加国际大赛前的选拔赛中，地方队员只要在全国比赛中名列前茅均可参加选拔，表现出众者将代表国家队参赛。此外，地方队队员只要在全国比赛中有上佳成绩，都有进入国家队的机会。
第五把火：请“诸葛亮”
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近几年来，中国羽毛球队与新闻界似乎存在一定程度的隔阂。
新教练班子认为，这对重振中国羽球雄风大为不利。要重塑中国羽毛球队的形象，离不开全国广大群众的关心，更离不开新闻界的宣传和帮助。于是，他们在１２月１０日，又做了一件中国羽毛球队自１９７２年组队以来从未做过的事：盛情邀请首都新闻记者当“诸葛亮”，为中国羽毛球队重振雄风献计献策。（附图片）
昨日的辉煌（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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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发新枝
——记北京四中体育俱乐部
周晓芳
北京四中成立了体育俱乐部，它的龙头是游泳馆。本校许多学生和家长都是俱乐部的成员，附近学校的学生，包括幼儿园的孩子也被吸引到这块集教育、运动、娱乐于一体的新天地来。人们称赞，四中体育俱乐部是教育改革中的一朵新花。
据游泳馆负责人文复生和庄民文介绍：俱乐部是去年４月成立的，搞得比较成功的是游泳馆，每个月有１５０名学生参加训练，不少家长也陪同孩子一起游。学生中游得好的，马上作为苗子培养。这样既不影响功课，又发现培养苗子，发挥了普通中小学和体校两个优势。他们今年已在西城区游泳比赛中夺得好成绩，获５枚金牌。家长也高兴，同孩子一起到俱乐部游泳，大人也得到锻炼。
俱乐部请的教练大都是从运动队里退下来的老教练，他们兴趣浓、事业心强。国家级裁判袁稼骅每天到北海幼儿院接一名小孩游泳。他对孩子们关怀备至，经常给买饭，有时还买巧克力糖等补充热量，同家长关系极为密切。原北京队教练周景莉、八一队教练陆月仙等都培养过尖子运动员，现在她们在学校俱乐部里自己用余热育新苗，取得可喜的成绩。
教练队伍里还有一些是正在大专院校读书的原优秀运动员，他们结合自己成长的体会和经验，培养小选手。马世林教练就是他们中的突出代表。
四中的领导对俱乐部采取关心和支持的态度，使这个教育改革的新苗不断健康成长。现在俱乐部已由游泳、田径，扩展到篮球、乒乓球等。而且成功地举办了许多比赛，如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比赛、中日青少年棒球赛、金帆杯足球、篮球赛等。每年有５０余名学生参加田径训练，每周６次，已经为市、区重点中学输送了数批小运动员。俱乐部成立后，学生的身体素质明显提高，原来的“豆芽菜”、小胖墩，逐渐减少，一个个身体结实，精力充足，学习成绩上升。俱乐部也为学校增加了收入。他们走的是以馆养馆之路，参加俱乐部的成员，每月要交纳一定的经费。这些经费一是作为游泳馆的水电费用，一是作为奖励游泳成绩突出的学生，另一部分是作为教练的补贴。
俱乐部还是培养新苗的基地，他们在一批批入会的学生中，进行选材，将好苗子选拔出来，集中单独训练，增加训练次数和强度，将来向优秀运动队输送。四中体育俱乐部还有许多新设想，他们决心大胆实践，结出更多的硕果。（附图片）
马世林教练（中）同小蛙在一起。庄民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