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笔谈
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统一全党思想
逄先知
１９８３年以来，《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１９８７年２月—７月）》、《邓小平文选（１９３８—１９６５年）》先后出版。邓小平同志这些著作，特别是前三本著作的出版，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起了极大的作用。现在，全党上下正在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的报告，深入领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适应这个形势，中央文献研究室又编辑出版了《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学习提供了一个重要读本。
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的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新的概括，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反映出我们党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取得新的成果，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
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的７０余年间，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始终是摆在取得政权之后的共产党人面前的头等重要问题，但又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８０年代末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尖锐和紧迫。在国际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候，一个新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了。这个理论从７０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过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逐步形成。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贡献。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把毛泽东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拿出新的著作。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他又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深深地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变化需要创造新理论的全面性。他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付出巨大心血，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在曲折的历程中，也出现一些错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最终未能找到一条真正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创造出适合新时代客观要求的新理论。这对毛泽东来说，恐怕是他抱恨终天的一大憾事。创造新理论的任务，历史地落到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的肩上。这个新理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历史证明，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样地，没有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新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许多鲜明的特点，依我个人的理解，最重要、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以实事求是为思想基础。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历经７０余年而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年代到建设年代，始终遵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即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而在一段时间内，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挫折的时候，那一定是党的领导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或者表现为教条主义，或者表现为经验主义，而主要是教条主义；或者表现为“左”的，或者表现为右的，而主要是“左”的。这已经为中国共产党７０多年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４０多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邓小平同志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冲破各种阻力，恢复并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事情是很明显的。只有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即恢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才可能提出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否则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推出新的正确政策，也是贯彻不下去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切方针政策的基础。
邓小平同志对形势的估量和判断，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重大决策，以及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以是正确的，他的革命胆略、政治上理论上的勇气和果断精神，所以是过人的，固然同他的智慧、丰富的经验以及在长期的艰苦斗争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性格分不开，但是归根到底是在于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条。他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既不是凭主观臆想出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更不是从外国搬来的，而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在概括和提炼群众的实践和历史创造活动中产生的。一句话，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和原则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
怎样看待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呢？我们说，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人们的头脑往往容易被习惯势力、陈旧观念以及本本上的东西束缚得紧紧的。人们的观念往往有一定的习惯性、惰性，或者说滞后性。当着历史的车轮已经前进了，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却时常停留在旧的阶段，不能随着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实际而变化，从而导致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脱离。这就是思想保守、思想僵化的认识论的根源。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个别词句）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破除陈旧观念和摆脱其他主观偏见的束缚，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在革命时期或改革时期，这种变动往往是非常之快的。主观和客观在一定阶段上一致了，进入另一阶段又会不一致。这就得不断地调整主客观的关系，追踪生活实践的足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思想理论的生机与活力，发挥它推动历史前进的能动作用。
我们党在４０年代进行的整风运动，７０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９０年代初对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学习，都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下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纠正和克服错误思想和陈旧观念，提高全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水平，达到全党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对于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和取得新胜利，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我认为，只有真正懂得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才有可能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邓小平同志的全部思想理论的真谛。
第二，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
这是邓小平同志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他说：“１９７８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么样搞社会主义。”他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明确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一重大问题，他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新旧社会的交替，最终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也决定于这一点。当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如消灭剥削，防止两极分化，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保障社会公正，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等等，这些长期以来一直为人类所追求的理想，曾经是而且今后仍将是亿万劳动者和一切正直的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着力从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不久，紧接着就开始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伟大转折的实现，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以后，邓小平同志就十分专注地思考、研究、规划怎样尽快地把我国国民经济搞上去，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在经济上赶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或者发达国家，并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中国变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他反复强调：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定不移、一心一意地干下去，要横下一条心，要死扭住不放，要“顽固”一点，要毫不动摇。各级领导干部，在处理各种繁忙的事务时，务必一天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其他任务都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分量多么重啊！这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执著而坚定的立场。今天重新学习这些论述，是非常必需的，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在当今这个世界，以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已经成为国际竞争最实质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能否迅速地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在这个基础上大大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已经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极大尖锐性的政治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能不能巩固和发展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关系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对待经济建设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有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５０年代后期，由于不能正确对待国际国内发生的某些事件，而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政治路线，引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道路，使党和人民吃了大亏，使整个国家吃了大亏。这反映了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在思想上、理论上准备不足。而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国际国内尽管出现了比５０年代更为严重的事件，我们党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却能够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始终没有动摇地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在复杂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稳稳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岿然不动。这说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从思想上、理论上比过去成熟了。
邓小平同志从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到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到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科学界定，始终贯穿着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且又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这个原理。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第三，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方针。
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问题，有一整套的理论、方针、步骤和措施，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说，提供了许多全新的东西。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认为最大的特色就是改革和开放。这是邓小平同志在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全力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之后，紧接着同时提出来的两大战略决策。
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到７０年代末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６０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近３０年的历史，以及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都证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其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内容的丰富多采，这种体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逐渐转为妨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体制。特别是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地拉开了。邓小平同志早就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否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同志首次从理论上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他的一大理论贡献。但是他在实际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却由于脱离生产力的实际水平而强调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从而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导致相反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采取了新的思路。他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即由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对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的具有革命性的变革。所以，邓小平同志把我国的改革称之为“第二次革命”，“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把改革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是认识上的一个重大飞跃。这表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还要解放生产力，不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生产力。
如上所述，社会主义的改革，就是社会生产力冲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某些环节的束缚，为其自身的发展而开辟道路。它的实质，就在于把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从旧的经济体制和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成为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把社会主义变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巩固。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是他们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来没有去预先规定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相反，他们一直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过程，总是强调，必须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要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进行检验，在实践中得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探索怎样搞好社会主义，使之更符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更符合于初级阶段的历史和现实，更符合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的过程。
对外开放和改革是紧密相联的。不可能离开对外开放搞对内改革，也不可能离开对内改革搞对外开放。在今天这个开放的世界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都离不开世界，与世界隔绝就是自甘落后。邓小平同志总结中国的近代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
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吸收全人类包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我们吸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可缺少的补充，不能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当然，吸收外国的文明成果，并不是一切照搬，而是有一个适合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这里也有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切忌盲目性。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特别是在政治制度和文化领域，更不能一切照搬。再则，中国这样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点，同时尽可能地争取外援，吸收一切对我有用的东西。
第四，坚持“两手抓”。
“两手抓”是一个形象的语言，它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是对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运用。例如，在两个基本点问题上，既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又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两个文明建设问题上，既强调物质文明建设，又不放松精神文明建设。在改革开放和打击经济犯罪问题上，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在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问题上，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既要积极吸收外国一切好的、对我有用的东西，又要坚决抵制和排斥一切腐朽的、落后的、阴暗的东西。在排除党内错误倾向干扰问题上，有右反右，有“左”反“左”，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它的时候，决不可忘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决不可忘记这个辩证法的两点论。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一个时期、一个时候强调某一个方面，着重抓某一个方面，但即使在这种时期、这种时候，也决不能忽略另一个方面。总之，要坚持全面性，防止片面性。我们是两点论，不是一点论，当然也不是均衡论，均衡论不符合辩证法，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行不通的。“两手抓”是邓小平同志运用辩证法的一个十分精到的特点。不深刻认识这一点，更不要说忽略了这一点，是决不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邓小平同志运用辩证法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善于抓主要矛盾。过去有一位负责同志对邓小平同志作过一个评价，称赞他善于抓要点。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所谓抓要点，就是列宁说的抓住链条的中心环节，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抓主要矛盾。善于抓主要矛盾，必须是全局在胸、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这里说的是战争问题，也同样适用于别的方面。邓小平同志所具有的这种驾驭全局的大战略家的品格，在民主革命时期，在他领导一个战略区，统率一个方面军的时候，早已显现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从１４年的历史中，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面对纷纭复杂的局面，他总是从战略上着眼，高瞻远瞩，统筹全局，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加以解决，从而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让我们看一看吧：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方针的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重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步骤的确定，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自己的部署等等，这些都是对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都是投下的一个又一个的好“棋子”。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包含着丰富的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我们要好好地从中学习辩证法，反过来说，也要用辩证法的观点对待这个理论，用以指导各项工作。
第五，中国通向未来的现实之路。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开始变为现实，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以后，人们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不断地进行再认识，探求一条建设社会主义以至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人类历史发展中还没有走过的道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在完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面对着许多未知的因素，人们对于历史发展的进程，往往估计得不切合实际，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许多新情况也认识不足，好像社会主义很快可以建成，共产主义的实现也不是很远的将来。把理想当作现实，以美好的愿望代替当前的政策，决策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而往往带有某些空想的色彩。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得不到充分发挥，反而出现严重曲折。这就迫使人们进行反思，重新总结经验。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和逐步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这个理论，是立足于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实际，根据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总结和对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的冷静分析作出的。它是在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变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行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同时也就为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奠定物质的、精神的基础。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我们党确定的目标是那样的明确，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信念是那样的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追求是那样的执著，而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却又是非常实际的，非常现实的。例如，这个理论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我国现在还处在它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有上百年的时间。在初级阶段，又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每一步都有一套具体的规划和措施。又例如，我们的改革采取稳步发展的方针，先农村，后城市，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又例如，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全国全民的共同富裕，但是同步富裕不可能，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起来的帮助和带动后富的，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走一个“之”字之路，等等。
理论是实践的向导。理论错了，实践必定是错的。但理论正确，并不等于实践一定正确。从理论到实践有许多中间环节，哪一个环节，特别是重要的环节错了，必然在实践上发生错误。所以，邓小平同志总是讲，看准了的，就要敢闯，敢“冒”，敢于试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就要总结一步的经验，等等。
总之，邓小平同志从理论到战略方针、战略步骤、具体政策以至工作方法，可以说，达到了理想与现实比较完满的结合。
综上所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同时又不断地从现实生活中吸收新鲜的营养，再经过实践检验，不断地丰富着和发展着。
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到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其间共十年的时间。这就是说，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经过了１０年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从１９７８年１１届三中全会建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到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以这一理论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针，共１４年的时间。这就是说，确定以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在党内的指导地位，是经过１４年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十四大的历史意义完全可以同七大相比。七大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十四大为我国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统一全党思想，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面贯彻十四大精神，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