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怎样在实践中产生的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冷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巨大成功，产生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集中地反映在“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两本著作中，即１９８３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和最新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新一卷文选在时间上紧接上一卷文选之后，收入的是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２年的著作。这十年，正是我们排除一切干扰全力以赴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十年；同时也是我们根据实践在理论上进行最为积极的、最富有成效的探索与创造的十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逐步形成与发展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的著作，正是这一过程的真实记录。在这本文选的开卷篇《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明确地向全党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在文选的结束篇《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他对这一理论做了全面、精辟的总结和概括，为党的十四大报告系统地阐述这一理论提供了依据。通观全书一百一十九篇著作，结合上一本文选，不但可以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各方面的重要观点，而且清楚地看到这一理论是怎样在实践中产生的生动过程。
（一）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二十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产生的。这一理论为什么会产生，最初是怎样产生的？这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论述最多的问题之一。首先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系统地学习和掌握这一理论，会有很大帮助。
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后，社会主义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蓬勃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社会主义几乎成为一切进步人士的理想和追求。
然而，自５０年代中开始，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出现了曲折。各国共产党人都在思考着出现曲折的原因。中国在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为期十年的“文革”灾难，更迫使中国共产党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进行严肃的反思。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酝酿产生的。
在文选中，邓小平同志全面地总结了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３０年的历史。他指出，这３０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建国头８年，发展是健康的，形势非常好。以后就出问题了。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８年，耽误了整整２０年时间。这期间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但总的来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端正，搞封闭和僵化的政策和体制，特别是长期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党的八大正是根据这一原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正确决策。然而，这一正确认识后来竟完全走向反面。邓小平同志深刻地分析了这一谬误产生的原因。他指出“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左”的指导思想是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反右扩大化时开始形成的。以后越来越脱离实际。面对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复杂情况，做出错误判断，人为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程度，逐步影响到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从１９５７年９月八届三中全会到１９５８年５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改变了八大的正确提法。１９６２年９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形成一整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四人帮”鼓吹“贫穷的社会主义”。至此，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并且达到荒谬的地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左”发展到了极端。“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要人们安于贫困落后，说什么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四人帮”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四人帮’荒谬的理论导致中国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
如果过去面对失误和曲折，只是使我们思考“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文革”的灾难则使邓小平同志认识到首先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说，“文革”的沉痛教训，迫使我们重新思考。面对“四人帮”在社会主义理论上造成的混乱，他不得不反复说明那些属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的最基本的道理。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要为共产主义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打下物质基础，所以，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就我国来说，首先要摆脱贫困，找出一条较快的发展道路。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这种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在“文革”中他第一次被“打倒”时就开始了。正是在江西住“牛棚”的那些日子里，新思路的萌芽已在他的头脑中酝酿产生。因此，１９７５年，他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便立即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实际上与“四人帮”那套谬论唱反调，主张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全面整顿。这次整顿实际上是后来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的先导，是新思路的一次预演和尝试，因而对新时期的历史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这一点，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他说：“拨乱反正在１９７５年就开始了”。“改革，其实在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５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包括批判穷共产主义。
然而，要纠正由于复杂原因在长时期中形成的失误，需要多方面的条件，而且首先要从造成这一恶果的“左”的指导思想中摆脱出来，恢复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１９７６年“四人帮”被打倒，不久开始的“两个凡是”与实践标准的争论，终于历史地、必然地把问题提到哲学的、思想路线的高度。邓小平同志回顾了他是如何首先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领导那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他说，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出来工作的，“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１９７８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深刻地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由此揭开了历史的新一页。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下，重新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党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特别是１９８１年６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抓住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客观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这一关键问题，全面、系统、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历史，主要是建国以后的历史，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决议”总结了十条。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和平的外交方针，党的建设等等。可以说是我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次初步概括。“一国两制”虽然没有包括在内，但主要思想当时已经产生。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１９８１年６月作历史决议，大政方针都定了，包括对外政策和对香港、台湾的政策，都定了。
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些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三个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他还指出：“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显然，这正是十三大之前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当时都已明确提出来了。
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指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就是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他当时多次指出，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向全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句话，准确地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本质，成为这一理论的最高范畴。它的提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产生的标志。邓小平同志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二）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基本内容，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中产生的。但它大量丰富的具体内容，则是在总结新时期十几年的实践中形成、发展、充实、完善的。这一认识与实践过程，在文选中反映得十分充分。
例如，工作重点转移以后，现代化建设要分几步走，具体达到什么目标，什么时间达到，这样的问题很自然地摆在我们面前，需要作出回答。邓小平同志认真分析国情，参照国际标准，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会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文选中，他多次回顾这段历史，说“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内容的“新概念”，就是在那次谈话中形成的。以后，当实践证明这一设想是正确时，邓小平同志又在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６年间，进一步提出分三步走，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完整战略设想。
再如，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生产责任制的改革形式。邓小平同志及时总结经验，不失时机地把改革转到城市。他由此形成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全面改革思想，并在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６年的一系列谈话、讲话中，提出了改革的性质、意义、原则、步骤、范围等重要观点。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实践发展，提出加快改革步伐，尽快进行物价体制改革，着眼于为下世纪的更大发展创造条件。他在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如：用若干年时间把价格初步理顺，最终面向世界市场。改革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金融是现代化经济的核心。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要在新的条件下建立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要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个飞跃，上个台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稳定和协调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特别是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著名观点，对我们逐步明确、并在十四大上最终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邓小平同志就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系统丰富的改革理论。
又如，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我们把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我国新时期外交的总方针，１９８０年元旦，邓小平同志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８０年代三大任务之一。以后，这一外交思想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建设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１９８４年后，根据国际上出现的缓和趋势，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著名观点。他把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认为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已成为核心问题。对国际形势的这一正确判断是邓小平、党中央在１９８４年作出全面改革和１９８５年作出裁军百万重大决策的重要依据。１９８５年６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我国对外政策的“两个转变”的思想，强调和平的和独立自主的方针。就是在这期间，我们形成了我国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切表述，标志着新时期外交思想的成熟和完善。１９８８年，邓小平同志敏锐观察到美苏两极格局开始瓦解，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观点，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反响。以后，他又根据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灵活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在１９８９年９月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使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赢得主动，集中精力继续做好加快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这件关键大事。
此外，在十多年的实践中，邓小平、党中央还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外开放，军队和国防建设，科学教育，文艺，统战，党建，民族，宗教以及“一国两制”等方面，都形成了一整套具体、完善的方针政策、理论观点。
在上述一系列方针政策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它的提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他说：“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这些方针政策时，就突出地强调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就不是作为一般的方针政策提出的。但是全党真正接受这一点，则有一个过程。
比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７９年３月第一次提出时，就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以后又反复指出“四项原则是所有政策的基础”，“如果动摇这四项基本原则的任何一项，就会动摇整个现代化事业”。对这一点一开始并不是所有的同志对其重要性都能够充分意识到。只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造成动乱，使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后，才使许多同志对此逐渐有了认识。１９８６年底和１９８７年初南方几个城市出现的动乱，给全党以深刻教训，这是十三大把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为两个基本点之一的重要原因。
又如，改革开放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就已提出。当农村改革取得重大成功之后，他及时进行总结，对改革开放作出极高评价，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他把改革开放称之为实现宏伟目标的“根本政策”。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甚至把它提高到革命的高度，多次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当时许多同志对“改革是革命”的提法并不十分理解。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８年，全面改革开放带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政策的决定作用愈加充分显示出来。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作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述，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地位和作用。实践逐步教育了大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改革的政策，人们一开始并不是都能理解的，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为此，党的十三大把改革开放提高到两个基本点之一的高度。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十三大之前被概括出来，标志着全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它的产生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和主架，使这一理论一下子立了起来。
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形成中，我们对这一理论的产生过程看得更为清晰。
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对中国式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样子，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模糊的。国外客人也经常问我们“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类问题。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一开始还不可能形成一个清晰的蓝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可能形成完整轮廓。这是在实践中逐步完成的。
应该说，邓小平同志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作这种系统概括的工作。前面已经提到，我党对这一理论所做的第一次正式概括是１９８１年６月的历史决议。而真正开始形成一个较清晰的思路，是从１９８４年开始的，标志是１９８４年６月３０日邓小平同志会见以冈田春夫为团长的日本代表团时的谈话。这就是收入三卷中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在那次谈话中，冈田春夫问邓小平：中国的现代化蓝图是怎样构思的？邓小平同志回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制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此，我们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我们确定了实现四化的最低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确定了改革和开放政策。从中国实际出发，改革从农村开始，取得成绩后，再转到城市。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对外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引进外资只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小平同志最后说，要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篇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实践中形成的最重要的方针政策、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全篇贯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主线，清晰地勾画出我国现代化的一幅完整蓝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框架。
有同志问，为什么从１９８４年邓小平同志开始形成这种系统的认识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到了１９８４年，取得了巨大成功，形成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局面。在这一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已大都较完整地形成了，其正确性也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实践和认识的发展都到了已经可以从整体上对这些认识进行系统地概括和阐述的时候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及时地作这一系统化的理论工作。
如果我们把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４年的这次谈话与他１９７９年会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稍加对照，会发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生动过程。当时，大平正芳问邓小平的问题与冈田春夫问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中国的现代化蓝图是怎样构思的？邓小平同志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作了短暂的思考，然后提出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的设想。他后来说，当时刚开始决定集中力量搞现代化，但怎样搞法，确实还没来得及考虑。但是五年之后，当日本客人再问同一个问题时，邓小平同志胸有成竹地、滔滔不绝地讲了上述一大篇道理。可见，经过五年的实践，我们对我国现代化的认识深刻具体和系统得多了。
自从这次谈话之后，邓小平同志又在一系列谈话和讲话中，对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到十三大之前，形成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十三大报告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将这一理论概括为十二条，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轮廓”。而也就是从１９８４年开始，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把邓小平称之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说他设计了一幅中国现代化的完整蓝图。
（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对为解决实践问题而提出的方针、政策、办法、措施，进行总结概括，上升到理论的过程。第一步先形成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准确的表述语言”。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步发展战略目标”、“改革开放搞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保证”、“四有”、“两手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国两制”等等。正是这些“准确的表述语言”，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和概念。我们知道，这些大多是邓小平同志概括出来的。然而，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党中央还进一步从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对这些方针政策做出系统的解释和回答，最终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这也是实践提出的要求，并在实践中解决的。
这十几年中，实践每向前走一步，每一项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的提出，几乎都会遇到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可能从理论上做出满意解释。怎么办？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邓小平同志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至于一件事该不该做，做得对不对，看实践效果。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就是这样提了出来。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３０日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上就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以后，他多次谈到这个标准问题，到视察南方谈话时发展为“三有利”的完整的思想。这实际上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大胆地实践，才形成了一系列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方针政策。然而，改革愈深入，愈对理论提出要求。不从理论的高度来回答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我们不可能放下包袱，更加大胆地、也更加健康地向前推进改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他还说，对我们的一些构想，“现在我们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刻、实际的阐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