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学者论坛
解放思想与主体性理论
肖前 陈志良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是彻底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和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唯物主义，就在于实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主体性与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统一。中华民族正在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认真理解解放思想、主体性对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大意义，以此确立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时代精神，促进中华民族所进行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解放思想是人类一种积极进取的主体精神状态
解放思想，是人类对世界和自身所持有的一种积极进取的主体精神状态。不做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奴隶，不断研究现实出现的新情况，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这是解放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人类社会和思想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立足人类自身实践活动不断地解放思想的历史。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受剥削阶级偏见的束缚，或小生产狭隘眼光的限制。只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紧密联系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彻底解放了思想，实现了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过渡，终于探索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人类解放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从中国现代历史看，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再进一步发展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中国人解放思想的里程碑，迎来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大发展。
马克思以前的旧唯物主义，虽然正确地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但却完全忽视了人的主体存在，无视思想的能动创造作用。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不仅从客体而且从主体，不仅从客观而且从主观，不仅从直观而且从实践这些双重角度来把握事物和世界，使唯物主义世界观扬弃了旧的消极形式，成为能动的改造世界的世界观。
应该指出，马克思在实现唯物主义世界观变革时，也与一切唯心主义作出界限明确的区分。马克思指出：“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唯心主义不懂得实践，无视世界的客观性，夸大主观性和主体性，只能看作是抽象地发展了思想的能动性，因为思想只有扎根于生活才有活力，只有倾听实践的呼声才能解放。
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被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地概括为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毛泽东确立了实事求是这条唯物主义的根本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创导的实事求是路线，突出了解放思想对实事求是的重大意义。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解放思想对人类具有普遍的世界观意义
解放思想的作用和意义是普遍的，它是人类作为改造世界的主体应有的一种带有世界观意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人们通常都从政治意义上理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这是不全面的。毫无疑问，邓小平当时提出解放思想是具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打破禁区的政治意义。但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这就表明解放思想不只是为了政治斗争而暂时提出来的。
解放思想之所以具有普遍的世界观意义，就在于它是人类应有的对世界对自身的积极进取的主体精神状态，是为了积极的进行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从根本上说，解放思想包含着极其丰富的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一般原则。首先，要使思想符合实际，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要解放思想。其次，理论是原则，它并不能直接过渡到生动活泼、形式多样、蓬勃发展的实际生活，这就要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结合便是创造性的解放思想的过程。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官僚主义就不懂得这一结合。再次，要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人类的实践不断发展，总有新的问题产生出来，不解放思想就会以旧框架去处理新问题，长此下去，一个民族就会失去活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解放思想有一定的“头”，不能超出这个“头”。这种观点的产生，究其原因是不理解解放思想的普遍意义。我们认为：第一，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的解放思想。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也就是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的思想，实事求是地对待世界以及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这里根本没有什么过头的问题。第二，解放思想是坚持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问题。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解放思想是行为的前导，它的正确性必须由是否真正解决问题来检验，亦即由实践来评判。贯彻实践标准于解放思想之中，这就为解放思想提供了评价标准，使解放思想与实践发展相一致。第三，解放思想的程度又必须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来衡量。解放思想是一种社会性的思想解放，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是解放思想取之不尽的源泉，也是解放思想的力量之所在。显然，马克思主义所指的解放思想是与实事求是相一致的解放思想，它没有过头的问题。
主体性在我们时代显示越来越大的作用
解放思想的重要性，表明主体性在我们时代的意义越来越大。尽管西方哲学从唯心主义角度对主体性范畴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曲解，但是，主体性范畴并不是唯心主义的专利。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块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旧唯物主义的根本之点，在于把主体性贯彻到唯物主义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这一主体的精神武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主体性当然是人对世界的一种“从我出发”的把握，然而，这种把握首先是一种实践关系，是人对世界的一种主动的改造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方式。把主体性奠基于实践，这就唯物主义地解释了主体性，从而与一切唯心主义区分开来。
解放思想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既然人是以主体方式存在的，这种存在方式既可以是积极能动的，也可以是消极被动的，那么，一种能动的革命的主体的存在方式，它最基本的特征，便是能把自己作为对象来认识，亦即把人类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行为、主体关系作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这种既能在实践中能动地改造客体，又能对自身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改造的主体，才是符合人类发展需要的主体。突出主体性，使人和社会实体成为真正的充满活力的主体，即尽可能地调动人们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离开了对主体性的认识，也就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丰硕成果。
主体性与唯物主义相统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反映出不断发展、不断变革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实践精神。我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实践结构由自然经济的小生产转变成社会化的大生产。在这一实践活动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运行的模式由原先的“生产——技术——科学”转换为“科学——技术——生产”。这一实践结构的历史飞跃，带来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也要求充分发挥主体能动作用的时代精神。马克思曾经说过，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而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化大生产，它要求实践主体既要有高度的科学性，又要及时抓住各种时机。这就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邓小平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只有在敢于正视现实这样一种积极能动的主体精神状态下进行创造性的实践，才会使我们中华民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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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历史人物简评
翁同和其人
戴逸
翁同和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甲午战争中坚持抗日，反对投降，戊戌运动中力图自强，促进变法，对国家和民族做过贡献。翁同和出身官宦家庭，父兄都是朝廷大臣。他早年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饱读经史，娴熟诗文，尤擅书法。他生活的时代几乎和中国近代史相始终。
翁同和长期在清廷担任要职，处在晚清政治旋涡的中心。从他的一生遭际，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瓜分豆剖之祸迫在眉睫；也可以看出当时风云变幻，政潮汹涌，守旧与革新两派的激烈较量。翁同和忠君爱国，蒿目时艰，苦心焦虑，力图改革，拒降主战，变法维新，反映了仁人志士们为了拯救国家危亡而在荆棘遍布的道路上，艰难探索，奋斗行进。翁同和作为一个统治权贵，清室大臣，自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但他那种忧国爱民，坚持变革，力抗逆流，不避艰险，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襟怀是值得景仰的。就以他个人的操守而言，他为官四十多年，状元宰相，两朝帝师，位极人臣，尊荣无比，任户部尚书，主管全国财政十余年，开缺回乡后竟两袖清风，囊无余资，晚年生活，尚须亲友和门生接济，甚至典卖字画度日，其道德操守、清廉作风，也是值得称赞的。
翁同和一生中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有的是他亲自交涉办理，参与决策，有的是他耳闻目睹，洞悉原委。时间跨度很长，涉及领域宽广。尤其难得的是，他坚持每天写日记，从１８５８年至１９０４年病死以前，长达４７年之久，无有间断。其中所载，军国大事、外交交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宫闱秘事、社会风情、治学论文、品评书画、朋僚交游、家庭生活，以及刑部的审理狱讼、工部的陵寝工程、户部的度支奏销，包罗极广，巨细无遗。翁同和日记的突出优点是：叙事真切准确，言简意赅，得其要领。他记录了近代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典章制度，大多是他亲身经历、参与、熟悉的，而且当时立即记录，不是得之于传闻，也不是多年以后的追忆，不像其他人的日记和回忆录往往有传讹失实或记忆错误。因此，他的日记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为近代史研究者所重视。日记所载可以和档案相印证，其时间、地点、事实确凿无误，却又不像档案那种官样文章，多所讳饰。
（本文是作者为《翁同和传》写的序言的部分摘录，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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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戊戌维新与中国改革
史近
由北京市历史学会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的戊戌维新９５周年学术讨论会不久前在北京大学举行。出席讨论会的有首都史学界的专家教授和日本、美国、韩国、越南、德国等国学者共６０余人。
会议围绕戊戌维新与中国改革的中心议题，多角度、多方面地研究探讨了１８９８年发生的这场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运动。学者们认为对戊戌维新在中国近代化进程和爱国救亡、思想启蒙、政治民主化等方面的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有的学者还具体论证了维新派的近代化意识，戊戌维新与北京近代化的关系。会议认为深入研究戊戌维新的历史经验教训，探索社会改革的运作规律和制约因素，可以为当代中国改革提供许多有益的历史借鉴和启示。
与会学者认为在戊戌维新研究中要提倡更新观念，扩大视野，拓宽研究领域。有的学者批驳了过去流行的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运动的观点。有的学者还认为它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学者们提出对立宪运动应重新评价，它实际上是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对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和保皇会的作用，也应该作深入具体研究和实事求是评价。对于戊戌维新失败原因之一究竟是保守，不彻底还是过激急于求成，学者们也进行了热烈讨论。
与会学者还提出应加强中外改革的比较研究和深入发掘海内外的史料。有的学者对故宫与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康有为奏折等史料进行了考证。会上还对在戊戌维新中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进行了研究讨论。（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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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制度的一般特征
周叔莲在《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制度的一般特征，包括：（１）企业作为法人，对经营管理的财产自有法人所有权。（２）企业完全独立，彻底割断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３）企业以利润为生产经营的主要目标。（４）企业完全自主经营，不仅有简单再生产的自主权，而且有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权。（５）企业完全自负盈亏。（６）企业有自主用工权，实行自由雇佣劳动制度和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７）企业自主分配，留利能保证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需要。（８）企业实行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财务会计制度。（９）根据有利于正确、及时决策的要求，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厂长负责制。（１０）企业依法实行破产制度。
（摘自《中国工业经济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７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