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中华民族精英 共产党人楷模
——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张云逸诞辰一百周年
张爱萍 张劲夫 莫文骅
今年８月１０日是张云逸同志的诞辰一百周年。我们曾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谨以无限崇敬的心情缅怀他革命一生的光辉业绩和高尚品德，以为自励，并励来者，作为对他百年诞辰的纪念。
一
张云逸同志一生追求革命，从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转变为自觉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出生在海南文昌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即参加劳动，后随同乡军官当勤杂工。少年时，正值清廷腐败，帝国主义加紧侵略。１９０９年１０月，他在广州黄埔陆军小学秘密加入同盟会，献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后参加了１９１０年广州起义、辛亥革命黄花岗之役和攻击两广总督府之役。在攻击两广总督府的战斗中，担任炸弹队长。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进虎门广东陆军学校深造，１９１４年毕业后，赴海南岛北洋军队中进行反袁工作，任排、连长。继到粤军任营长、参谋。陈炯明背叛孙中山，许崇智占领潮汕时，他任揭阳县长。后任许部旅长，参加讨陈东征之役。１９２５年，粤军编为国民革命军，他随军参加二次东征和北伐，屡立战功。１９２６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４军２５师参谋长。
中国共产党的彻底民主革命纲领，共产党员在北伐中的英勇牺牲精神，使他深受教育。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觉悟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１９２６年１１月，他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３４岁。他说过：“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薪俸相当高，我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才来入党的。”从那以后，他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转变成了自觉的共产主义者，抱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革命斗争，始终不渝，奋斗终生。
他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在隐蔽斗争和武装斗争的战场上，冒险犯难，百折不挠。
１９２７年冬，他准备配合地方党发动琼崖武装暴动时，在海口遇险，逃脱虎口到上海找到党中央。１９２８年８月，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向他转达中央决定，派他赴广西进行兵运工作，面对全国处于革命低潮，敌人对革命者进行残酷镇压、屠杀的形势，和未来千钧重担的任务，他无畏地、毫不犹豫地表示：“完全服从组织的决定。”
张云逸在广西进行兵运工作不久，在邓小平领导下举行了百色起义，以后率红７军转战千里，终于到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表现出张云逸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军事才能。
１９４０年，张云逸的妻子韩碧同志携幼子远之，从新四军军部赴江北指挥部途中，在安徽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部队扣押，企图以人质向我施加压力。正在前方指挥皖东反顽自卫战的张云逸闻讯后，处变不惊，不为所动，一面向蒋介石、李宗仁提出抗议，一面继续指挥作战，狠狠打击敌人，表现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终于迫使国民党将韩碧母子释放。
二
张云逸同志是经受了长期革命和武装斗争锻炼的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他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在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中，造就成为有深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础和无产阶级战略策略修养的优秀的革命领导人。他有组织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开创革命局面，领导建军、治军和指挥作战的精湛艺术才能，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
他为我党建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大革命中，他在国民革命军第４军２５师任参谋长。为使我党掌握武装，１９２７年向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力荐共产党员卢德铭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长，后来卢率部参加秋收起义。在张云逸的秘密支持和掩护下，２５师大部分人员由李硕勋、周士第率领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他是百色起义和红７军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在第一次蒋桂战争中俞作柏、李明瑞从桂系中分化出来，控制了广西局势。张云逸７月到南宁工作，９月开始在邓小平领导下争取俞、李和准备武装起义。经过党组织的活动，张云逸出任南宁军官教导总队副队长，广西警备第４大队长，调离了在这两支部队中的反动分子，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掌握了各级领导权。以后利用俞、李出师反蒋失败的机会，获得兼任南宁警备司令接管省军械库的大权。１０月２２日，同邓小平率队到达百色。后同中共右江特委和农民土地革命武装相结合，消灭了反动的广西警备第３大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１２月１１日宣布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７军，任军长、前委常委。同时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建立了包括１０多个县的右江革命根据地。后来，李明瑞在邓小平、张云逸帮助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７军、红８军总指挥，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红军指挥员。
百色起义后，张云逸、李明瑞率部给予向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反扑的桂系军阀重创后，留部分部队坚持斗争，主力转移至黔桂边境开展游击战争。４月下旬攻克榕江，全歼守敌。尔后回师右江，重占百色。继又解放恩隆、奉议、思林、果德、向都、恩阳等县，以土地革命为中心进行根据地建设，扩大红军。１１月，红８军从龙州撤出的部队和红７军合编为红７军。尔后，韦拔群率少数人员回东兰坚持斗争。１９３１年１月，红７军转移至湘粤桂边界，缩编为５５、５８两个团，向湘粤赣发展。７月间东渡赣江，在于都桥头圩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不久张云逸在瑞金壬田寨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亲切接见，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红７军得到了中华苏维埃授予“转战千里”锦旗的奖誉。
百色起义在我国南疆建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军，进行了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他在长征中出色地完成了进军川黔、突破乌江等计划组织工作。１９３１年底，张云逸调任中央军委作战局长。此后，又担任副参谋长兼作战局长。１９３４年底，长征中红军向贵州进发，他率侦察队先行，保障主力占领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放弃原定北上湘西与２、６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渡乌江北上。他协助刘伯承参谋长投入进军川黔的计划组织工作，部队迫近乌江时，他亲自勘察地形、选择渡口，完成组织突破乌江任务。１９３５年１月，他率工兵部队架设江界河浮桥，保障一军团主攻部队和中央军委直属部队渡过乌江，甩掉国民党“追剿”纵队，占领遵义。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指引下，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走向胜利。后来，他回忆说：“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主席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他把这个在特定条件下的战术任务，提到军事家的战略视角和政治的高度，抓住了军事问题的本质。
长征到达陕北后，张云逸协助周恩来、叶剑英主持后方工作。１９３６年４月，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渡河东征后，张云逸在兼任渡河司令员的工作中，为东征部队回师陕北，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他多次圆满地完成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使命。１９３３年冬他奉派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代表，与１９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后，建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代表谈判，签订了《闽西边界与交通条约》，后任中共中央驻１９路军军事联络员。１９３４年，福建事变失败后撤回。１９３７年４月，随周恩来到西安，参与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工作。５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抵香港，开展华南抗日统一战线工作。６月，到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会谈，又经李宗仁介绍与四川当局刘湘的代表会谈，最后同他们达成协议，拟定了关于团结抗日的七条纲领草案。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以后，又到广州同余汉谋谈判，促成余同意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在广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他在新四军的组建中，起了重大的作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他受命任参谋长兼３支队司令员。建军之初，他曾代表中共中央到澳门迎接叶挺出任军长；先期到武汉、南昌参加组建军部；到福建向红军游击队传达党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区域保存革命战略支点及部队改编后坚持共产党领导等指示；与国民党福建当局陈仪谈判，解决福建各地游击队改编北上集中等问题；并亲率叶飞、胡荣等部到达皖南。他四处奔波，为新四军组建成军而卓著勋劳。
他为贯彻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开拓了江北抗日局面。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他到江北贯彻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后任江北指挥部指挥，统一指挥皖东、豫皖苏部队。先是推动４支队东进，以８团为基础成立５支队，扩编江北游击纵队，逐步形成了４支队以淮南路东津浦路西、定远藕塘为中心的路西游击区；５支队以津浦路东来安半塔为中心的路东游击区和江北游击纵队，坚持皖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布局。实现了北与八路军，东与新四军苏北部队打通联系的任务。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刘少奇同志经豫皖苏游击支队到达江北指挥部，统一中原党政军领导后，张云逸组织部队粉碎了日伪顽军多次“扫荡”和进攻。１９４０年３月，挫败了李品仙、韩德勤向我津浦路西、路东的进犯。先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定远城，取得反桂顽作战的胜利，继指挥４、５支队和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开展以半塔为中心的反韩顽自卫战，从而取得了皖东反顽自卫战的全胜，这就是新四军战史上著名的“半塔保卫战”。这是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成为开创淮南抗日根据地关键的一战。
张云逸在领导皖东抗日斗争中，在政治上把蒋系、桂系区别开来，对桂系采取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政策。他拒绝李品仙要我４、５支队南调的无理要求，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誉为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一个好例子。
他把淮南抗日根据地建成为巩固的华中后方。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张云逸任副军长兼２师师长，并兼淮南军区司令员。从此，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巩固、发展的时期。在他的领导下，建立和完善了部队的统一组织指挥，大胆放手扩军；在创造主力兵团同时，抽调主力部队骨干，加强地方武装；建立了淮南行署、路西专署各县政权机构和群众抗日团体。到１９４１年底，淮南津浦路东、路西地区面积发展到２２４１８平方公里，人口近７００万。地方的财经、税收、生产建设都有很大发展，部队供给得到了有力保证。他领导淮南军民贯彻生产自给方针，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还在财政、粮食等方面，支援了兄弟根据地。后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也都迁到了淮南地区。
他审时度势，主动地做好抗日大反攻的准备，迎来了反攻的胜利。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张云逸到军部协助陈毅代军长工作。１９４３年陈毅去延安，张云逸代理主持全军军事工作。他根据抗日游击战争处于积极防御阶段，我军总任务是粉碎敌人“扫荡”与“清乡”，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根据地，聚积力量，准备反攻等实际情况，连续组织各根据地反“清乡”斗争，并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训部队，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军事上做了反攻的准备。
１９４４年春、夏，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部队配合４师的西进行动。经４个月连续作战，淮北根据地扩大了一倍，延伸了继续西进的阵地。同年冬，部署了开辟苏浙皖边区的斗争。１９４５年２、３月间，他组织粟裕、叶飞率部渡江南下，与浙东、苏南部队合编成立苏浙军区，多次取得了粉碎日伪军进攻和反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我在江南的反攻前进阵地。日寇投降后，他部署新四军部队举行反攻，至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止，解放县城３２座，占领了大江南北广大区域，使华中解放区连成一片。抗战胜利后，他组织领导了新四军部队的北撤和新四军同山东军区的合并。
他在主持华东后方工作中，忠实地全面地贯彻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为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抗战胜利后，他组织了以备战为中心的各项工作。１９４６年内战全面爆发后，他部署指挥山东北线的自卫战，打破了敌人半个月打通胶济铁路的计划。组织地方武装配合野战军作战，发动了广泛的人民战争。他领导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组编地方部队升级为野战军，为前方源源不断地补充兵员。他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同邓子恢、张鼎丞同志一起，组织了千百万人的支前大军，提供了数十万野战军的作战物资保障，车轮滚滚，直至战淮海，渡长江以后，气势磅礴，规模之大为中外战史所罕见。
张云逸在他一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从来都是以军事从属于政治的观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互相关联的整体上去了解和把握军事问题，一贯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革命军队建成铁的党军，要为党的政治路线而斗争。一面打仗，一面建设，建党、建政、建军一起抓。他治军有方，既抓前方作战指挥，又抓后方保障建设。他在武装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在阶级斗争政策策略的运用上得心应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三
张云逸同志党性坚强，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堪称共产党人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全国解放以后，张云逸同志是广西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还参加了中南和华南的领导工作。他为领导清剿土匪、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等做出了贡献。１９５２年以后，积劳成疾，在毛主席关怀下离职休养。毛主席曾亲笔函嘱：“视身体情况许可酌量看些文件，参加一些党的和国家机关的会议。”１９５５年，张云逸同志被授大将军衔。１９６２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他还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即使在养病期间，他也一直保持着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常访问工厂、农村、部队和老革命根据地，重视信访工作，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文化大革命中，他反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活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惦念身处逆境的战友，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９日，张云逸同志在北京逝世。在他病重弥留之际，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来到医院看望，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４５年啦。”他当时说话已经困难，但也紧紧地握着小平同志的手，颔首示意。他逝世后，小平同志于１１月２６日，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指出：张云逸同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张云逸同志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我们永远难以忘怀。
他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观念，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职位高低。他对创建红７军有功劳，但两次调离红７军领导岗位，他都十分自然地服从调动，真正做到了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干就干，叫走就走。他一生服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正确领导。偶有工作失误，从不推诿回避，都是认真进行自我批评。解放初期，广西剿匪虽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更高的要求，张云逸同志立即代表省委进行自我批评，调整部署，采取有力措施，取得了剿匪斗争的重大进展。毛主席致电张云逸同志称：“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他遵守集体领导原则，时刻注意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一贯谦虚谨慎，从不突出个人。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成为团结的核心；当“配角”时，能主动配合，精诚合作，做维护核心领导的模范。他先后在邓小平、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刘少奇、陈毅直接领导下共事，对他们都保持着应有的尊重，良好的合作关系和深厚的同志友情。
他为人正派公道，诚恳真挚，与人为善，和蔼可亲。他不仅尊重上级，对同级、下级也一视同仁，一样尊重。他平易近人，从来不摆架子，不使人有居高临下，望而生畏之感。他为人的风度，众口交誉。陈毅同志呼他为“同志长兄”，说他有“大海容人之量”。我辈都以长者视之，深为他的长者风范所倾服。他爱护同志，很客观地对待干部在战斗中、工作中的失误，宽慰、开导，使能正确接受经验教训，解除懊恼情绪，振作奋进。他信任干部，放手地使用干部，往往把最危险最困难的任务，交给最信任的干部去执行，不因信任而偏爱姑息。他重视发挥干部的主动性、创造性，在交代情况、任务，说明原则要求后，从不过分干涉下级职权范围的事。我们深感这对一个指挥员来说，是十分难得的。他经常亲自同干部谈话，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也注意从生活上关心照顾。战争年代物质条件困难时，每有可能弄到一点衣食被服，他都分给别的同志，对伤病的同志尤为关怀。我们都感到他亲切，既是领导，又是师长，愿意同他说心里话。
他位高不倨，自律綦严，始终同群众打成一片，以普通一兵、普通一员要求自己。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和勤俭朴素的作风。
他身为高级军事首长，却把自己首先看作一个士兵。他的爱兵观念十分明确和强烈。战争年代时时从保证每个战士的衣食住行考虑问题，组织生产，保障供给。在军事训练和学校教育中，他带头整顿军容风纪，服装绑腿穿扎得整整齐齐。抗日战争期间，有时还亲自做战术、技术示范动作。
他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处处以普通党员要求自己。他说党的领导人首先是一个党员，以身作则，严格参加党的基层组织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毛泽东称赞他是模范共产党员。
他生活简朴，吃的是普通饭食，穿的是缝补过的旧衣服，住房陈设简单，不讲排场。他经常教育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不搞特殊化，“有时需作无时想，莫到无时思有时”，不忘劳动人民本色。
张云逸同志不愧为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尤其需要发扬革命先驱者的精神。我们要永远不忘为人民服务，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张云逸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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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为英 死而为灵
——深切怀念刘英同志
邢子陶 张忍之 顾春林 郑嘉顺 周飞 周丕振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英同志为革命英勇就义已整整５０年了。我们一直深深地怀念他。
刘英是抗日战争期间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的，时年仅３６岁。１９４５年，陈毅同志在党的七大的一次发言中说：“刘英同志牺牲了，他是在温州被捕的，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是和国民党斗争，非常英勇，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又说：“刘英同志的名字，在浙江的上、中、下各层广大老百姓中间，都是呱呱叫的。”刘英牺牲前曾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特派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牺牲后，大家都很悲痛，都很怀念他。
我们个人和刘英相识，最早的是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大多是在抗战初期。我们都曾在他的领导下战斗、工作过，得到他的教导、关心和帮助。虽然，５０余年过去了，但往事仍历历在目。
刘英，原名刘声沐，１９０６年生于江西省瑞金县一个贫农家庭。１９２９年４月参加红军，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中央苏区时，刘英就是红军的一位高级将领。他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曾跟随毛泽东同志参加了东征漳州的战斗。他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在他参加革命的短短几年中，就从战士逐级升任为连指导员、营、团、师政委；１９３４年他任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同年７月，中央决定红七军团改编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刘英任先遣队政治部主任。他和寻淮洲、粟裕等率领先遣队，在闽浙皖赣四省边境地区转战半年多，打了许多胜仗，吸引和牵制了国民党的大批军队。１１月，红七军团和方志敏等领导的红十军会师后，根据苏区中央分局的电令，即组成红十军团（对外仍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和军政委员会委员（主席方志敏）。刘英作为先遣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战斗的决策和指挥。１９３６年１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遭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攻而失败。刘英和粟裕等根据方志敏的指示，率先头部队奋勇突围，历尽艰辛，回到闽浙赣苏区。这时，中央苏区已经丧失，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已开始长征，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刘英和粟裕根据中央的电令，旋又率领由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的红军挺进师入浙开展游击战争，担负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任务。从此，刘英便一直在浙江领导革命斗争，直到１９４２年他牺牲，前后共７年时间，他为党和人民以及浙江革命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当初，刘英刚到浙江时，敌人就打听到他在怀玉山战斗中右手负伤致残的消息，他们还听说粟裕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一次战斗中左手负伤致残的消息，于是他们造谣说刘、粟只有“一双手”，感到并不可怕，然而就是这“一双手”，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将大半个浙江闹得天翻地覆，这大概也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刘英长期在浙江从事革命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对他又怕又恨。抗战初期，因碍于形势，他们无法下手，１９４０年局势逆转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加强了对刘英的行踪和省委地下机关的侦查，但一直没有得手。１９４１年８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原局：东南国民党区域秘密党的工作，由中原局管辖，刘英以中原局特派员的名义指挥东南国民党区域的工作，７月，党中央任命刘英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特派员，负责指挥闽浙赣三地区的工作。正当刘英准备安排好省委的工作离开温州前，１９４２年２月因叛徒出卖，落入特务之手，不久被押解到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永康方岩。国民党顽固派闻报刘英被捕，如获至宝，温州行政督察专员张宝琛说：“刘英在浙闽两省边境活动多年，今一旦被捕，胜俘敌十万”。为了从刘英身上打开缺口，将整个中共浙江党组织一网打尽，他们费尽了心机，国民党中统局则电示要“以最大力量，以生死利害关系，反复说明，争取刘英”。张宝琛和温州防守司令萧冀勉等都曾到狱中“看望”和“探视”，并送来请帖，但遭到刘英严正拒绝。国民党中央特派员也专程从重庆赶来“劝降”，仍一无所获。刘英在狱中虽受尽折磨，但忠贞不屈，他回答国民党特务的审讯总是那句话：“我的情况均在档案中，再没有什么东西可说了”。他正义凛然，严辞斥责国民党顽固派不思抗日、一心反共的罪恶行径。对刘英在狱中的“表现”，国民党顽固派大为失望。这年５月，日军大举进犯浙赣铁路，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机关准备撤离方岩，蒋介石亲自下令将刘英杀害。
“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念我烈士，万古垂青”。这首诗原是刘英为悼挽在浙南英勇牺牲的烈士所写，现在我们也谨以此诗献给老首长和战友刘英，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所建树的革命业绩，受此诗应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