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大决战》的史剧品格
赖大仁
重大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理应具有一种“史剧品格”，追求史（历史）和剧（艺术）的有机统一。既要求符合历史真实，再现历史生活的真实面貌；也要求形象生动、具有艺术感染力，要求集中概括，揭示历史的必然规律。
《大决战》称得上是一部具有史剧品格的历史正剧。首先，影片遵循真实性和艺术性统一的原则来表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影片对三大战役的描写，既有史实作依据，同时又进行了某些艺术的概括加工，使矛盾冲突更为集中，事件情节更富于戏剧性，拍出了历史的真实氛围，拍出了大决战的壮阔场面和宏伟气势，具有一种史诗般的历史厚重感和艺术震撼力。在人物描写方面，影片运用历史标准，把人物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力求写出人物真实的历史面貌和性格特征。例如对于林彪，并不因为他后来的叛党叛国而抹杀他在大决战中的历史地位，而是如实描写了他在指挥作战时的精明果断、智慧过人，同时也刻画了他恃才自负、不露声色、城府极深的个性特征，由此似乎隐约可见他后来发生变化的某些性格内因，显得很有历史感。对蒋介石的描写，也避免了一味丑化。影片不惜篇幅，写了他为“党国”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甚至在中华门前为无力挽回败局而痛心疾首、声泪俱下，从而不仅使人物形象更生动丰满，而且更真实更有历史深度，能引发人们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的深层思考。
其次，作为一部恢宏的史剧，《大决战》运用唯物史观来观照历史，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命运作出了符合历史必然性的解释。影片大致上从两个层次上揭示了国民党蒋介石惨败和共产党解放军胜利的原因。从表层看，无疑与双方决策人物谋略的高下相关。国民党一方无论是在三大战役的整体战略还是在某些局部战役的部署（如天津之战）上都不断失误，处处被动；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则在军事谋略部署上总是高招迭出，处处主动，如此对阵，胜负不言而喻。然而如果仅仅这样表现和解释历史，那就无疑是重犯了拉萨尔在《济金根》中所犯的唯心史观错误。在《大决战》中我们看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失败，除了决策失误等偶然性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已日益崩溃，统治阶级内部也已充满矛盾而分崩离析。我方恰恰是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的深刻矛盾，才成功地实施了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略决策，取得了决战的胜利。
与此相反，共产党人所代表的人民民主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体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它使党、军队和人民结成一体，同心同德，凝成巨大的战斗力，领袖将帅运筹帷幄，军队所向披靡，民众积极支前助战，胜利自然非我莫属。可见，大决战的胜负结局，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命运和历史规律。
如果说历史悲剧的本质在于写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恩格斯），那么历史正剧则要求揭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必定要实现的趋势和规律。《大决战》既艺术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又揭示了历史的必然规律，贯穿着深刻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因而具有一种可贵的史剧品格，给人们以审美享受和思想启迪。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研究毛泽东文化思想的著作
——读陈晋的两本书
张桦
最近读到陈晋的两本书：《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和《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关于毛泽东的书，近来出版甚多，大体两类：一是与这位伟人有过接触的过来人的实感性描述，或对若干史料的编集加工；一是专门研究毛泽东的思想诸方面如党建、哲学、军事等的论著，读者面就相应窄一些。二者各有所长，但于前者，人们读到一定程度，自不愿满足于一些轶闻趣事，就想深入一些；于后者，若说不出新话，似也难说是学术研究上的深化。这两本书，我觉得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选择，两本的书名不同，侧重点有异，作者用功的方向却是一致的：从“文化”角度对毛泽东的“性格”做出解说。
这样，我们首先接触到的，便是毛泽东的文化选择，如关于人格道德、社会理想的建构，关于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中与西、古与今的关系的处理等。不过，对研究者来说，从毛泽东的言论著述中归纳、抽象出关于以上问题的若干观点，并非难事，难的是毛泽东为什么作出这些选择，而不作别的选择；在同时代人当中，提出的文化选择模式很多，为什么独有他的选择对中国革命产生如此深厚的影响。这正是陈晋这两本书的深入之处。作者从毛泽东的历史文化观念、实践的需要、主体个性这三个方面，探讨了毛泽东文化选择的方法和基点，进而把他一生对中国传统的吸收、运用、评价、改造，以及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努力，放到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分析，并概括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六个阶段：吸收与选择（五四前后），实践中运用（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时期），理论总结（以整风为标志的延安时期），新的探索（建国前夕到“八大”前后），冲突徘徊（“文革”前十年），主客观的“背反”与迷误（十年“文革”）。这样的思路，使我们体会到，毛泽东的文化选择不是静态的，切不要做出以偏概全的简单概括。抓住这点，我们还不难从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乃至对同一种文化现象的不同评价中（如关于孔儒、关于《水浒》），看出共性的东西来。
比较起来，《毛泽东与文艺传统》比《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更专一些，结构上也比后者协调、系统。作者在这方面充分调动了他的积累，分别从毛泽东阅读、品评和运用发挥古典小说、诗词文赋、神话传说、传统戏曲及其诗词创作活动中，来展示他的多方面文化性格：历史沉思、文化改造、浪漫情怀、挑战意志、诗家气象、文学观念等等，以及这些性格因素在他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的透射反映。在这里，引出如何深化作为文艺家的毛泽东研究的问题。限于材料，人们围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双百方针的提出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获得可观成绩，但停留在这个门槛上是不够的。一个人的文艺观，一个诗人的胸怀，除理性表述出来的外，还包括他的欣赏趣味，创作风格和关于一些作品形象的直观判断，更明显的是，从个人素养爱好而言，毛泽东把他的艺术智慧、审美热情和文艺评论，更多地投向传统文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我们获得的将是一个活生生的文艺家形象，一套由各个层面构成的充满活力的文艺观念。作者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历史和美学、人民性与封建性、雅与俗、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几组框架中，论述了毛泽东的文艺选择。譬如，在“雅”与“俗”的问题上，作者认为，毛泽东的选择，一方面是规范的素养、理性的沉思、精练尚达的审美技巧，一方面是非规范的民间本色、直观的感悟、质朴随兴的情感传达方式；也就是说，既有传统文人的陈义高古，又有平民大众的通俗作风。作为文艺家的毛泽东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丰富性，或许就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由于是按体裁分章，在论述的观点内容上各章之间难免有交叉之处，如果是按观点分章节，或许更有益作深入系统的发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革命战争历史巨片《大决战》影坪征文竞赛
《大决战》艺术特色琐谈
边国立
纪实，不拘泥于纪录。显然，总体构思的纪实性是《大决战》的风格特色，但又不可用“纯粹”的纪实美学眼光去衡量它。它是纪实性与浪漫性的大胆结合，是再现与表现的自然融会，是情节叙事与镜语表意的潇洒相间。这里，历史进程、战争大事件严格求实，各具神采的将领们以真名实姓纷纷亮相，长镜头航拍敌大兵团开进的气势汹汹尽收眼底……；这里，叙事中有抒情。攻克锦州后，毛泽东与肖三枫林抒怀；西柏坡夜晚，周恩来与朱德月下谈心……，闲而有致，情思深长；这里，实中有虚，虚中有诗。影片开篇收尾的冰河解冻、黄河奔涌，万马奔腾、汹涌向前，惊涛拍岸、旭日长城，写意大手笔中饱蘸诗情、寓含深意，充满象征、引人遐思；这里，技术被自由地运用于艺术的着力点。村头，那群众为我牺牲官兵裹尸撕扯白布发出的嚓嚓声，战场上，那负伤战士眼前幻化的鲜红色，那高速摄影拍下的这样的情景：农民大嫂送给小战士的围巾被爆炸气浪抛向空中，小战士尽最后一丝力气把手伸向空中，围巾却缓缓落在烧焦的工事木架上，飘啊飘。那同样是高速摄影拍下的美军顾问团撤离时似不愿走又不得不离去的身影，其变形、夸张手法的运用均恰得其妙。片中写实、写意、叙事、抒情融贯相通，将这片土地上的战事与情思、表层与意蕴绘成独具风味的挥洒自如的革命战争历史画卷。
宏阔，不仅表现全局。战争巨片，自然要有宏阔的战争景观。但编导们更清楚，这场中国土地上发生的空前错综复杂的大决战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影片结构不必仿套他人。如此广阔地域上的战争，就更适宜作散点透视图，而不可能“定点”于某个局部。于是，片中既有俯视全局的统帅部之间的斗智斗勇，有缘于三大战役自身的各部的结构特色，还在局部刻画上下了大功夫。既有万人厮杀的浩大场面，还在每部集中展现新保安之战那样的精细战况。大场面中又穿插了如我军官兵跳入冰河人架浮桥、敌军官在战事紧张时杀掉自己营中女官兵等动人心魄的细节。既有民工夫妇冒死支前那样的小事件从正面烘托主题，又有敌士兵丁小二反正那样的人物“特写”反衬主题，等等，使片中充满情绪动人处和视听刺激力，从而将战事与观众兴趣点结合起来，形成在总体上立足于史，又着眼观赏需求多样性的不拘一格的结构特色。
战争，不光有战火。《大决战》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又是巨大的历史进程。两大阵营间的全面较量，在片中得到不同程度表现。从人物塑造角度看，人、史并重，成为影片的一个突出特色。这里的史，是人物活动的舞台，史因人活；人，是有历史品位的人，是历史的人格化。因为人物活了，有了生动的人物性格、心态、命运和矛盾，就有了动人的情绪和氛围，有了历史的鲜活感和纵深感。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在塑造好一系列正面人物同时，或画龙点睛或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批具有丰厚艺术审美价值的敌将形象。
《大决战》是一部立足于中国土地，创造了自己特色的战争历史片。虽然，创造中还有不尽成熟处，但它毕竟将中国革命战争历史影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学评论
学术著作贵在实事求是
——读陈美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江岳
一本有意义的学术著作，首先应该实事求是，讲真话和实话。这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难。读书人的生命常被一些书中的空话无效地耗费。有了这种感受再来读这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陈美兰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就能深切体会到此书所讲真话、实话的可贵。从书中引证的繁多的长篇小说篇目看，就可知作者下了多大功夫，贯注了多少不懈探索艺术真谛的热情。一部几十万字或几百万字的长篇，在作者笔下，常常是几笔带过，但可以看出，那是经过认真“研读”后的结晶。她的评论是从鉴赏开始，力戒“误读”，力求掌握基本的文学事实，从而使宏观议论建立在细致的实证分析基础上，而不致空泛、经不起推敲。
学术研究贵在慧眼，借助科学的方法，弄清艺术的“真”、“实”之所在。作者为了探究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庐山真面目”，横看，侧观；远看，近观；内视，外观，首先将长篇小说看作一种审美现象，将长篇小说同其它文学体裁联系起来，将当代的与古代和外国的长篇小说联系起来，探讨长篇小说的审美特性。同时，又将文学看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着力探寻文学内在的审美变迁同社会历史的大文化背景的相互作用。在清醒的理性指导下，力图“还原”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历史的本来面目，基本上廓清了许多混沌迷茫的长篇小说创作现象。书中关于重视悬念，关于长篇小说反映生活的整体性，关于“一体两极”的本质化呈现方式等论述，给我们留下了较深印象，无疑，这些论述将丰富和推动我们对长篇小说审美特性的认识。
近距离评说当代长篇小说，是要面对很大难度的：那些敏感的争论仿佛就发生在眼前，许多“当事人”依然健在。面对这一难度，作者没有选择媚俗和趋势，而是选择了说真话和实话，表现出独立不倚，不哗众取宠的严谨治学态度。作者用较大篇幅批判了曾经愈益泛滥的“左”倾思潮对长篇小说创作的粗暴干预，这种批判由于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实证分析基础上，并且引出教训，因而显得深刻有力，极具现实意义。面对新时期以来涌现的长篇小说创作新潮，在充分肯定其冲决旧模式的功勋的同时，没有一味唱赞歌，而是尖锐指明潜入的新的阴影，即使是不少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作者都能直言不讳。这值得我们“搞评论”的仿效。
回顾当代长篇小说创作40年的历程，作者笔端流露的既有欣慰，更有深重的惋惜和遗憾。这种惋惜和遗憾如影相随，挥之不去。走出惋惜和遗憾将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样的认识也许是清醒和真实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长篇小说《山帅》漫谈
徐怀中
文学对于历史的关注，渗透着作家对历史的个人性理解；区别于史书和一般回忆录的，则是它的文学性。充分地调动文学手段，以塑造富有鲜明个性和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以及对历史环境的逼真描写，给读者创造一个体验和想象的空间，去参悟历史、参悟人心。这是我在阅读《山帅》（吴振录、邱恒聪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中所感受所联想到的。
《山帅》表现的是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的一段斗争生活。这正是中国的革命斗争开始寻找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间结合点的关键时期。如果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都是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夺取中心城市，把革命辐射到农村，那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走向井冈山，便是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无产阶级斗争史上，掀开新的一页。人民革命斗争和它的领袖人物，最富有历史的创造精神和无畏进取的气魄。就此而言，近十余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这种创造和进取精神高扬的时代，是代表亿万人民意愿、顺应历史潮流的革故鼎新的伟大时代。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这样的时刻展读《山帅》，使我感触颇多。
当代精神的激活，使我们感到历史并不遥远，毛泽东的形象塑造，则见出作家的艺术功力。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作为一个高瞻远瞩而又讲求实际的政治家，毛泽东的个性，形成于他长期地从事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主持过农民运动讲习所，领导过湖南农民运动，加上他的农民血缘和对中国乡村的深刻理解，使他完全不同于那些照搬俄国经验、只知高高在上指手画脚的教条主义者。他选择的以农民游击战争方式进行武装斗争，他为我军制订的宣传发动群众等一系列建军原则，从根本上明确了中国革命道路和人民军队的性质，显现出了他的非凡的胆识。性格就是命运，毛泽东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从秋收暴动受挫、放弃进攻长沙的作战计划起，毛泽东就必须面对各种压力和阻力，在险恶重重之中求生存求发展——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会剿和袭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自不待言，更困难的是来自党的领导机构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无情指责，工农军内部余洒度、陈浩等的窃心和分裂的危险势力，以及如何对袁文才和王佐进行精神上的诱导和降服。这期间，也有过毛泽东的大汾惨败，他率领的部队疲惫混乱，没有来得及收拾便被打散。毛泽东借《大风歌》和刘邦的故事鼓舞士气，重整队伍还不顾自家势单力薄、武器分外珍贵，送70条枪给王佐，取得其信任和协作，得以在井冈山休生养息……
中国革命斗争（包括井冈山时期）本身就是充满艰难曲折、跌宕起伏的，能够把它如实地描绘出来，便会引人入胜。但是，对于艺术作品，应该有进一步的要求，应该尽可能地放射出艺术表现力的光芒，在对历史的深刻思索和理解之中，为塑造人物形象、为发掘人物内心世界开放更充分的空间。譬如说，描写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毛泽东，忽略了他对于中国历史和历代农民战争的烂熟于心，是不是可以说因此就放弃了深化毛泽东艺术形象的一个重要契机呢？好在《山帅》只是一个开场，两位作者年富力强，在随后的续篇创作中，一定会有更精采的发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畸形世界的呼唤》［报告文学］
作者张雅文载《十月》1992年第3期
作品讲述的是国内著名矫形外科专家秦泗河成长奋斗的故事。秦泗河主攻小儿麻痹后遗症，以精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不可思议的高效率而享誉国内外。他是一位成功者，坚韧不拔而又不合常规，往往是成功者必备的素质。少年时代的秦泗河既已显示出卓尔不群的性格特点：他不理解上学为什么必须穿裤子；在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他私盖公章，毛遂自荐上了医学院；在环境不容许施展抱负时，他毅然远离故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他以自己特有的处事方式跨越一道道难关，走上了成功之路。推动他奋然前行的，是儿麻患者那一张张哭诉的脸庞。面对这一张张被痛苦扭曲的脸，他痛心疾首，他扪心自问，他一次次慷慨解囊，又一次次输出自己殷红的血浆……为了给这些肢残者以正常的生活权利，他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他曾一天完成31例手术，累晕在手术台旁。他把心中积蕴的爱和责任凝聚在小小的手术刀上，于是他的手术升华为艺术，是“在活的物体上雕塑”。他终日为病人忙碌，名气每增加一分，他的忙碌便增加十分。爱和责任感驱使他走上了一架飞速旋转的陀螺，尽管很劳顿，尽管还有许多不如意，他却陶醉在自我实现的喜悦之中。
这篇报告文学或许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作者能把爱融入其中，以朴素的笔调从而实现了与主人公心灵的沟通，使作品具有了感人的力量。（陈东捷）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凤凰琴》［中篇小说］
作者刘醒龙载《青年文学》一九九二年第五期
在大别山区，有一所由五位民办教师和来自方圆数十里的几十个山区孩子组成的小学。每天清晨，校长领着寄宿在自己家中的十几个学生，在两位教师的笛声中，冉冉升起国旗……这是小说《凤凰琴》中的一个感人至深的场面。
作品通过高考落榜的张英才来山区界岭小学当民办教师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向我们展示了中国贫困地区人民尤其是民办教师真实的生活情形和精神面貌。作品中的余校长、邓有梅、孙四海、明爱芬等人都是普普通通的民办教师，承受着生活的贫困和艰辛，但始终把教书育人当作自己神圣的责任，他们在清贫艰难之中默默寻求着自己生活、工作的价值，力求从他们的手中送出一代有文化的后人，来改变贫穷的生活环境。作者以细腻、生动的笔触，表达了他们渴求改变生活和工作遭遇的愿望，同时也张扬了他们勤勤恳恳教书育人的可贵品质。尤其是围绕着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分配这一事件，作者展示了民办教师寻常而又高尚的精神世界，更是让人心绪难平。最后，新老师张英才带着唯一的转正名额要去县城师范进修了，山区小学的师生们仍在叮嘱他不要忘了这里还有一个山村小学，还有失学弃学的孩子们。作品朴实、凝重，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作品从一个新的生活侧面上，进一步突出强调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艰巨、迫切和必然。（李师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