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培养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新人
——关于办好文化综合类期刊的思考
张伯海
今天所面临的改革开放现实,对我们文化综合类期刊提出了更加迫切、更加繁重、更加神圣的任务和要求,就是:竭尽全力,培养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新人。
文化综合类期刊,是以“文化”作标志的。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和精神生活实践中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创造(或者说塑造)新的人。在这个相因相生的过程中,文化对于人类的进步成长,起春风化雨、优化升华的重大作用。文化的建设发展,促进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造就出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断成长着的优秀的人。
因而,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责任,很明确,就是调动我们的全部本领办好刊物,使它起到促进人的素质全面发展、造就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优秀新人的作用。现在正是两个世纪即将交接的时代,也是中国发生着新的历史转折的时代。这样一个亘古未有的巨大历史转折,最重要的要靠人来推动。要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相共融的接班人、创业人;靠敢于开拓、创新、奋进、竞争的新人、强人;靠善于学习人类共同创造的各种文化精神财富,特别是科学技术上的优秀成果,并且能够将之消化、吸收、改造和发展的智慧人、科学人、文明人。我们概括言之,把具有上面这一系列特征的人称作“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新人”。他们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希望。所以,国家和人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办文化综合类刊物,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文化市场,而是希望我们的刊物能够成为在社会或家庭中孕育新人的有效的大课堂。
关于我们这类文化综合类刊物的任务是培育人,要像“润物细无声”的知时好雨一样,通过入情入理的、知识丰富的、令人愉悦的内容孕育思想健康、情趣高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但是,时代在发生着如火如荼的变化,我们在培养人的目标和追求上,要做到和时代同步,为此,根据今天的现实,我们把它更明确地具体化为:培养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新人。刊物水平高低,关键就在于对培养什么人的目标和追求上,思想是不是敏锐,能不能高瞻远瞩,别具只眼。
根据培养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新人的需要,对期刊版面要进行新的思考、新的构成、新的建设。
文化综合类期刊在表现形态上多姿多采,可以多方面地满足读者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需要,包括适当地介绍西方、港台社会和生活方式中一些可资借鉴,较为健康、实用、有益、有趣的东西。但是,切不可只陶醉于做这些文章以及这些文章所获得的短暂效益上。办一个刊物,特别是文化综合类期刊,就是向读者推出一份精心设计和制作的拼盘,内容多姿多采,具有诱人的色香味,目的在于使人乐于享用并且吃了之后能够得到最为丰富的营养,使人强壮和发展。丰富多彩,是办刊所达到的表面效果,在办刊思想上,要把培育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新人,推动新人的成长,作为自己全力以赴的目标,作为自己工作的主脑。
根据培养迈向二十一世纪新人的要求,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一、经济意识。作为一个现代人,恐怕再也不能对于身临的经济改革变化漠不关心,成为对于这些经济现实毫无所知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人。但是,在培养新人经济意识方面,我们的文化综合类期刊终归不是经济研究、市场报道方面的期刊。我们要更多地注意观察经济改革之后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了解在经济改革中,各种利益的摩擦碰撞以及随之而出现的需要妥善调解和处理的矛盾利害关系。要重视从观念更新这样更深的层次上引导读者关心并且有兴趣于了解在改革开放时代里第一位的活动——经济活动。
二、科技意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点已经是大家共同的认识。强化科技意识,有着两重含义,一是懂科学,一是爱科学。从懂科学方面看,科普刊物向读者宣传科技知识自不待说,即使是其它类刊物,也不妨向读者介绍一些科学知识,逐步使通晓一定的科技知识成为我们国民素质里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这样做可说是功莫大焉。从爱科学方面看,要靠我们创造一种以学习和探索科学技术为荣的空气,可以宣传如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化科技意识,这是涉及我们国家、民族存亡的刻不容缓的大事。不论哪一家刊物,都不能置身于这一任务之外,都要从自己独有的角度,以有效的手段,强化科技意识,以此为我们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三、开创意识。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要求全党要“创造性地做好工作”,也就是要求我们具有开创意识,或者叫“创造性思维”。在这方面,我们这类文化综合类期刊很有施展的余地。我们要以具有开创精神的先进人物的事迹介绍,以历史的规律和改革现实的成果,以热情的评述和号召,鼓励读者勇于开拓创新、拚搏前进。要在舆论上支持那些勇于开拓的人脱颖而出,号召那些要求创新的人奋然而起。
为了培养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新人,要宣传和树立的现代意识还有很多,例如法律意识、审美意识等等,特别重要的是能够将群体和个体融合的奉献意识。为此,要珍重文化综合类期刊的品位和声誉,要在文化性上做更高的追求,使刊物在质量上不断提高档次。每个刊物都应该在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尽力在思想和艺术上进行不懈的、更有深度的开凿,努力使自己的刊物升华到更高的文化层次,达到相当的文化境界。没有文化上的识力和功力的人绝办不出好的文化综合类刊物。不论从事创作还是从事编辑工作,只有进入深层次,才能领会到其中三昧,掌握到鬼斧神工之妙。有了这种功力,你在进行创作或编辑工作时,哪怕只是几笔随意点染,也会思想魅力和艺术韵味无穷,既进入层次又达到境界。从而,通过我们的刊物把读者引进文化人、文明人的境界,这正是我们办刊物的目的和方向。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永远普照腾飞的中国
——十集电视片《太阳之歌》观后
姜思毅
转眼之间,我们又迎来了党的71岁生日。虽是一年一度,却是一年情比一年浓。看了总政治部制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70年历史的十集电视片《太阳之歌》,使我心潮起伏,激动不已。
影片在谋篇布局上匠心独运。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于是,有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呱呱坠地。但是,影片并不是简单地从五四运动讲起,也不是从辛亥革命讲起,而是上溯到80年前的鸦片战争,以整整一集的内容写了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呼唤、奋斗、追求。是的,从林则徐气壮山河的虎门销烟,到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的“天国梦”;从维新志士“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终天之恨,到孙中山“革命进行究竟有何办法”的仰天长叹,真是百年苦难,百年悲怆!百年奋斗,百年呼唤!“革命和国土一道睁着焦灼的眼睛,渴望着新的政党指引方向!”这样,影片自然地引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既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土壤上,又具有完全崭新的思想武器和伟大风貌。如此,近代以来前80年的历史也就和党的70年的历史在结局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个是血写的失败的历史,一个却是以带血的足迹和辉煌的成就,书写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的胜利的历史。
影片对党的历史的把握是准确的、深刻的。中国共产党的70年,是为着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英勇奋斗的70年,是党自身日益发展壮大的70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的70年。影片紧紧地围绕这样几个基本方面,展开历史的画面。尤其在对失误和挫折的处理上,影片采取了审慎而又科学的态度。70年的道路不会平坦。为了在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贫穷而又落后的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举世为之震惊的人间奇迹,也面对许多棘手的难题,遭受过严重的挫折和失误。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尤其是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四年之久的统治,给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建国以后,我们党又遭受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的挫折。正确地对待这些问题,是党史研究、宣传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影片并没有回避。正如影片所说:“追忆历史有时是很痛苦的,追忆那些自己在客观上帮助敌人摧残自己的历史尤其令人心灵震颤。”但是,影片又没有简单地去展示甚至渲染这些错误的、失败的场景,而是把它放在党对革命和建设艰苦探索的大背景之下,着重于错误原因的分析,着重于党对错误的纠正和克服。这样,失误和挫折只能是奔腾的历史长河中的支流和波浪。大跃进造成的失误是让人痛苦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毛泽东双手捧着乡亲们带来的树叶粑粑,潸然泪下;他同久违的父老乡亲一起跋涉在坎坷的乡间小路上;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诚恳的自我批评这一幕幕场景时,心中怎能不掀起滚烫的热浪。鸟瞰党70年的风雨征程后,影片以无可辩白的事实宣告了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所作的三件大事,这就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中国共产党70年历史真实而深刻的揭示,从而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历史依据。影片在画面的选择和语言的运用上也颇有特色。大量珍贵的历史镜头,赋予影片以强烈的真实性和历史感。诗一般凝练而富于哲理性的解说词,常常让人听了击节赞赏,回味再三。这就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效果,从而能更好地发挥它的社会功能。
循着影片提出的思路,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这就是影片反复论证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坚持这个“结合”,是党的70年历史的一条基本经验。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现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每一个指战员都置身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历史教育着也考验着每一个人。我们要通过党的70年历史的学习,进一步深刻领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最近关于加快改革开放的重要指示,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让我们大家踏着影片结尾豪迈的旋律,同声歌唱:历史上,潮涨潮落,淘汰了多少目光短浅的懦夫;现实中,潮落潮涨,考验着多少忠贞不渝的战士。无论未来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将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太阳太阳,永远普照腾飞的中国;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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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着力表现创造过程的辉煌
——读《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
杨黎光
促使我对深圳更为深刻了解的,是面前的这本获奖作品——《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启发我对这部政论性报告文学主旨的更深领会,是这本书的总策划的一句话:深圳十年建设历史,初步证明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生于贫穷,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产党人为谋求人民的富裕幸福,做出过漫长的努力乃至巨大的牺牲。可是,贫穷的阴影仍未摆脱。直至邓小平同志设计出改革开放的蓝图,一群共产党人在南中国这块土地上,才创造出了社会主义不等于贫困的现实。
是奇迹,必然充满着“谜”。几位作家以深圳人的勇气和魄力,以敏锐的目光和雄辩的政论,抓住深圳十年经济建设的主纲,纵观深圳十年发展的历程,塑造出了一大批敢为天下先、顶着压力和误解而艰苦搏击的深圳人,展现了深圳在社会主义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改革尝试,并由此而创造出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的现代物质文明。
近些年来,报告文学的创作十分活跃,作品颇丰,但像《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这样充满哲学思考,宏观上俯瞰,微观上剖析,全景式地展现深圳十年改革成就的长篇报告文学力作还不多见。《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不仅是总结深圳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时也是向人们提供了认识和研究深圳及深圳人的力作。
古希腊的索福克斯曾说过,出自内心的也能进入内心。鲁迅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总是血。从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对它所倾注的心血和情感。这一类报告文学对于作家来说是需要勇气去写的,敢于把严酷的历史现实和生存状况近距离的展现给读者,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直接去表现一个当代的宏大主题:社会主义的出路问题。我们不得不十分敬佩作家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意识和历史责任感。
从美学价值上分析,报告文学不仅靠思想穿透力来打动读者,也借助自身的艺术美产生的感染力量来感动读者。读《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总觉得有一股强劲的力量在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种震撼引起的感觉和一般的美感不同,它不是那种直接的单纯的令人欣赏、愉悦和得到陶冶的美的享受,而是向我们展示一种历史的伟力,感到一种雄壮的崇高感。雄浑的崇高美来源于庄严而充满历史责任的思想,来源于创作时强烈而饱满的激情。
报告文学用文学的手段完成报告的功能,充分发挥了记实的力量。这部作品坚持了纪实本性,观察历史的角度、途径,素材取舍、概括都有作家独特的眼光。作家描写所报告的人和事,每每像一把重锤敲击着读者的心弦,使人不忍心提出这样和那样的苛求,而把钦敬的感情投向他们。作家情感的投入,弥补了作品在报告过程中涉及的事件将人物淹没的不足。这部作品的成功,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条件,即是得到深圳市委宣传部有效的、创造性的指导和支持,否则,如此全景式反映深圳十年的改革历史,仅靠几位作家的劳动恐怕是力所不能及的。
任何一个伟大的成就,其动人与辉煌的地方并不都在于那成功的瞬间,而在其自艰苦创业到获得成功之间那漫长和艰难曲折的创造过程。若是我们只是把希望和赞美放在成功的那个瞬间,而疏淡那个漫长的创造过程,我们就容易滑向只知收获不问耕耘的实用主义上去。《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就是一部着力表现创造过程的辉煌的力作,它是一首唱给改革者的歌,唱给为使社会主义焕发出更加巨大活力的耕耘者们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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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雄奇瑰丽亦悲亦壮
——谈电视连续剧《中国神火》
黄式宪
在莽莽大漠深处,曾留下当年中国“两弹”(原子弹、导弹)创业者的光辉足迹;如今,浙江电视剧制作中心的程蔚东、苏舟等一群年轻的艺术跋涉者,带着一种庄严的时代使命感和深厚的创作激情,再度踏进这片大漠的深处,一面深深地沉浸于历史,一面又潇洒地超越了历史,在电视屏幕上描绘了一幅雄奇瑰丽、亦悲亦壮的中国“两弹”上天的艺术长卷。
《中国神火》的主创人员是这样年轻,但他们却能以冷峻的历史思辨的目光,重新去审视“两弹”研制这个一向秘而不宣的历史奇观,将镜头焦点对准了创造历史的人——“两弹”创业者这个英雄群体及其崇高的精神境界,从而实现了在艺术审美意义上对历史的超越。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的审美超越,才赋予《中国神火》的艺术叙事以非同寻常的张力和博大而凝重的史诗品格。
《中国神火》以大众化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形式来营造一种史诗式的氛围和境界,在笔者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探索、一种开拓、一种挑战,其艰巨性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还不能说它在史诗品格的探求上已臻完善,但是,年轻的艺术跋涉者向史诗领域锐进的风帆已经高高地扬起,它显示了一种敢上九天搏鲲鹏的历史的力度,一种趋向大家气度的风采。它在近年来我们长篇电视剧创作日渐兴旺的局面里,无疑占有着一个相当令人瞩目的位置。
这部十集的电视剧(相当于五部故事片的长度),在艺术叙事的构建和总体把握上,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从现代视角来鸟瞰历史,既不同于一般通俗体电视连续剧围绕人生的悲欢离合展开线型叙事的格局,也不陷于对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作亦步亦趋复述的套路,而是在具有历史文献性的编年纪实的框架内,夹叙夹议地将中国“两弹”创业的历史奇观提升为一种历史的铭文(如镌刻在铜鼎、石碑上的不朽文字)。这种历史铭文,将叙事、抒情和政论相交融,形成一种独具一格的叙事样式和烈烈如炽的艺术征服力。全剧的历史跨度,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构成中国“两弹”升空历史的一个横断面。字幕和作者旁白作为电视剧艺术本体的一种语言,被赋予了史的翔实性与诗的激情性的双重意义,并拓展、深化了画面叙事的历史意蕴和思想境界,在整体性的艺术形象结构上,还有助于突破剧情的链锁式推进,从而呈现为一种在全景式的宏阔历史视野内纵横驰骋的新格局。在这里,观众对剧情叙述的关注,显然已退居次位而被年轻创作者浸渗于剧情叙述里的历史思辨及其如火如荼的历史激情所震撼。作为对历史的鸟瞰,创作者又能将宏观的大线条的扫描与“重场戏”的泼墨挥洒相结合,紧紧抓住“两弹”研制历程中若干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诸如年轻共和国第一代领袖人物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在国际尖端科学领域素负盛名的爱国科学家纷纷从海外归国,“两弹”试验发射基地及“爆心”的初建,苏联撤退专家后的困境,以及最后的英勇冲刺(特别是罗布泊上空那一声震惊世界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巨响)——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足迹,无不是与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国际风云的变幻和新中国成长的历史脉搏密切交织和呼应着的。正是透过这种鸟瞰式的对历史的重新凝视和沉思,《中国神火》实现了艺术与历史的一次庄严遇合。
这部艺术长卷式的电视剧的锻铸,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力于它对中国“两弹”创业者富于崇高的悲壮美的英雄群像的艺术刻画。这恰恰是《中国神火》之所以能高出一般仅止于历史叙述而缺少独特的形象发现和审美境界的通俗体电视连续剧一筹的症结所在。全剧主要人物五十八人,有台词的角色一百五十六人,群众演员逾三万。其中具有结构性意义的主要人物,大体上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运筹帷幄的领袖人物;以科技“攻坚”的一代知识分子;在戈壁深处承担起“两弹”工程的中国军人。这三个不同层次的人物,凝聚为一种在帝国主义“核威胁”面前愤而崛起、发奋图强的民族精神;就艺术审美的角度说,这三个不同层次的人物,又是借着黄凯、史崇仁、达式常等著名演员和一些很有才气的中、青年演员的精心创造,共同体现为一种崇高的悲壮美。《中国神火》的艺术成就证明:这种悲壮性的崇高,正是艺术审美的一种最高境界,它只有在宏阔的历史视野内才能得到充分而完美的体现。
这里,还应着重提到的是,全剧三千七百多个镜头,在构图、色彩、光线、意境的营造上,无论是写“大江东去”式的恢宏历史场景,或者是写“两弹”创业者人性、人情的抒情段落,俱都被一种特定的历史氛围所烘托,并富于独具神韵的造型力度;还有,作为一种叙述风格而穿插入画的若干新闻资料镜头和黑白片,大量运用逆光来构成画面影调,在艺术整体上有力地突出了全剧的历史凝重感。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马列文论研究的可喜收获
陆梅林
陆贵山、周忠厚主编的《马列文论导读》(1991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是近年来马列文论研究中的一个可喜收获。
首先,该书结构新颖。过去,马列文论教材多为诠释本或选讲本,不能使人全面、系统和准确地掌握马列文论的体系与全貌。比较而言,《导读》大胆出新,另辟蹊径,宏观微观结合起来。在上编中,作者着重阐述马列文论的哲学基础、分多学科的设置和方法论的探讨;中编着重艺术规律的研究;下编行文则更加贴近文艺实践,对社会主义文艺加以概括,说明它的本质和特征,最后提出建构当代形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蓝图。这体现了编撰者求实求新的治学精神。
其次,该书观点比较全面,立论扎实深入。《导读》在讲马列文论的哲学基础时,结合国内的分歧意见,既讲反映论,又讲唯物史观,从而提出“总体性原则”,使人能够多层次、多视角地去作整体的把握。又如,在第二章中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和文艺观念时,首先指出文艺观念根本变革之所在,之后讲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再讲如何坚持和发展,这样既全面系统,又能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具有科学性和可读性。
再次,该书贴近现实,富于时代感。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马列文论面临着新时代提出的挑战,作为马列文论的教学和研究,的确存在着如何坚持和发展的问题。《导读》坚持马列文论的基本原理,正视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新任务和新问题,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同步,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归纳,坚持党的“二为”方向,分节着重讲述“社会主义文艺属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文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文艺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等,这些都是极为可贵的。最后一章则是全书的归结,首先指出“建构当代形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然后在此高度,分别从“坚持和发展”、“理论和实践”、“古与今”、“中与外”诸多关系中,对建构问题作了原则性的阐述。这样,便使全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感。
在一部30多万字的著作中,取得这些成就难能可贵,希望在今后马列文论的研究领域有更多这样的书出现,为马列文论的更深入研究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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