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的悼念
陈慕华
邓颖超大姐溘然长逝，噩耗传来，令人无限哀伤。悲痛之中，我翻出几个月前和邓大姐的合影，看到邓大姐和蔼可亲的笑貌，不禁心潮涌动。
那是今年春节前夕，我和黄启璪同志代表全国妇联全体同志去中南海西花厅看望邓大姐。大姐那天身穿花毛背心，神清气爽，笑容满面地接过我们送给她的鲜花，真不像久病缠身的老人，我们甚感欣慰。我向大姐汇报了近年来妇女工作的新发展。大姐听了很高兴，说：“全国各族妇女姐妹们是实现‘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重要力量，这个半边天的作用很重要，不能忽视。”并鼓励我们做好妇女工作，团结教育广大妇女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在欢快温馨的气氛中，摄影师按下快门，留下了这永恒难忘的时刻。如今，西花厅景物依旧，这里的主人却告别了她所眷恋的妇女解放事业离我们而去了。追忆之中，我深感邓颖超大姐一生的伟大，深感后继者责任的艰巨。
邓大姐15岁就投身拯救中华民族的事业，从她参加革命开始，便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作为当时中国社会为数不多的女学生，邓大姐痛感“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的文化、历史、制度、习惯、法律……上，概不承认女子是一个‘人’，视女子为玩物，为奴隶”。她满怀激情地号召被压迫的妇女姐妹“猛醒”、“革新”，“打破一切的牢笼锁缚”，“勇敢地起来，作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她在天津组织了“女界爱国同志会”，并且担任演讲队长，组织和发动女学生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在新思潮激荡的新文化运动中，以解救中国、解放妇女为己任的邓颖超大姐，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社会思潮，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先进的思想武器，逐渐同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妇女解放思想划清了界限，走上了与劳动妇女相结合，投身民族民主革命以谋求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同向警予、蔡畅等一起成了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
邓颖超大姐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更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分析、指导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她坚持“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事业中重要的一部分”，“只有求得社会解放与民族解放，妇女才能得到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基本原理，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将妇女解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在大革命时期，她发动妇女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支援“五卅”斗争，支援北伐战争，并提出保障工农妇女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女工八小时工作制与同工同酬问题。在土地革命时期，她全身心地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建设，热情地动员农村妇女参加田间劳动，送郎送子参加红军，支援前线。与此同时，她深入调查，为实现农村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和婚姻自由而不懈努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邓大姐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民族解放与人民革命斗争，并积极参与了这一阶段党的妇女运动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在1947年7月的全国土地会议上，邓大姐发言中提出的全党做妇女工作，男女一起发动的方针，以后成为全国土地改革运动中一条重要方针。会后，邓大姐深入阜平二细沟村搞试点，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出了《土地改革与妇女工作的新任务》一文，指出“使妇女工作与土地改革结合，妇女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发动农民群众时，必须同时发动农村劳动妇女群众，不应有先男后女主从之分”，“在发动妇女群众积极参加整个群众的土地改革、生产与民主运动中，应有意识地注意逐渐解决妇女本身的各种问题”。这篇文章成了指导土地改革中开展妇女工作的重要文献。1948年，邓大姐任中央妇委代理书记时，又主持起草了《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方针任务》的文件，经中央批准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这就是有名的“四八”决定。
邓颖超大姐就是这样怀着对广大被压迫姐妹的深厚感情，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关心鼓舞着妇女群众。她结合中国的实际，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并用这种理论指导实践，推动了中国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健康发展。正由于此，邓颖超大姐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
邓大姐是在妇女运动中坚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在团结教育各阶层妇女群众，壮大妇女解放队伍，增强革命力量方面，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年轻的邓颖超大姐身负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的重任，根据工作需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广东省党部妇女部秘书，协助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工作，参与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的制定。在工作中她真诚地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密切合作，并成为终身挚友。在她们共同努力下，广东妇女运动蓬勃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她以灵活、高超的斗争艺术，积极地创造性地将统一战线思想贯穿到国民党统治区妇女运动之中。她同各界妇女组织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担任该会常务理事。该会从日寇炮火下，抢救了大批难童，并将他们护送到大后方。1938年5月，她参加了由国民党、共产党及无党派的各界知名妇女在江西庐山举行的妇女谈话会，在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概况，参与起草《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为团结教育广大妇女参加抗战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培养锻炼了一批进步青年。
邓大姐还以她高洁的品德、博大的胸怀、渊博的知识、真挚的爱心关心影响着周围人们的进步，结交了一大批党内外的朋友。不少人就是受她的影响投奔革命、拥护共产党、信仰社会主义的。在党外各界人士中，邓大姐享有极高声望，她个人的品质与魅力与党的统一战线融为一体。
邓大姐常说：妇联是党领导之下的妇女统一战线组织，是最广泛的群众组织，应当经常注意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在领导妇女工作的实践中，邓大姐对各阶层妇女都善于做工作，乐于交朋友。她在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工商界都有许多朋友，大家都愿与邓大姐交心。为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邓大姐十分关怀台、港、澳女同胞，她崇高的品格，朴实的作风、清廉的美德，赢得了广泛的信赖。邓大姐担任政协主席的时候，她在统战工作方面的成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和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祖国的统一，为四化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邓大姐在西柏坡主持筹备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第一次妇代大会是在刚刚解放了的北京城召开的，解放区代表、国统区代表、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代表们济济一堂。邓大姐作了《中国妇女运动当前方针任务》的报告。从此，全国的妇女运动统一起来了，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诞生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1949年3月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到1978年9月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邓大姐一直担任着全国妇联副主席，为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自始至终紧紧抓住以生产为中心这个基本方针，号召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紧紧地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妇女运动，切实地解决妇女的切身利益问题。她说：“我们执行了以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为妇女工作的中心的方针，逐步使广大妇女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这样既符合全国人民共同利益，推动祖国生产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又能不断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
建国初期，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为适应这一工作重点的转移，邓大姐主持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研究如何结合城市的实际贯彻以生产为中心的方针。对当时大批的失业与半失业女工，妇联与政府有关部门及企业配合，开拓生产门路，帮助女工生产自救，搞以工代赈或转业训练，并组织家庭妇女参加手工业生产。邓大姐认为，以生产为中心是今后长期经济建设中妇女工作的方针，“不但是农村妇女工作的方针，而且同样地也是城市妇女工作的方针。”“是促进男女平等地位，彻底解放妇女的基本关键。”
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妇女工作受到破坏。粉碎“四人帮”后，邓大姐尽自己的全力，恢复党的群众路线的好传统。在1978年到1983年担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期间，邓大姐积极为妇联工作出谋划策，鼓励广大妇女发扬“四自”精神，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贡献力量。
作为妇女界的老前辈，邓大姐非常关心妇女干部的成长，重视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建国初期，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向女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邓大姐在1950年的“三八”节，亲自撰写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学会本领做好工作》。她列举了一些调查数字，指出女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在思想上、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还存在若干严重的缺点，如不重视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进取心不强，还有旧社会中妇女的依赖性，不能胜任新的工作。因此，邓大姐对女干部提出加强学习的要求，不但要加强政治学习，还要研究科学知识和新的生产技术。她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都要关心女干部的成长，做好女干部的培养工作，对女干部的特殊困难（如托儿问题）尽可能地帮助解决。
邓大姐是这样说的，也是一贯这样做的。她对女干部的培养非常关心。北伐时期，她在广州的妇女运动讲习所为学员们授课，抗战时期，她在延安为女大的学员演讲。1979年9月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恢复后举行第一期学员结业典礼，大姐在讲话中要求学员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把妇女工作做得更好。她多次在“三八”纪念大会上讲话，鼓励妇女们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未来”。
作为一位妇女运动的开拓者，邓大姐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在她的关怀下，全国妇联1964年就成立了研究和编纂妇女运动历史的专门机构。1964年、1979年、1981年邓大姐三次就妇女运动史的编纂工作讲话，从这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到工作方法，都做了明确指示，提出了先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运动史，然后上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下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总体部署和具体要求。她特别强调，为妇女运动修史，是妇女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责无旁贷的工作”。在她讲话激励下，妇女运动史的研究工作，在各级妇联和史学界广泛开展起来，并引起国外研究者的重视，做了详细报道。现在，我国妇运史研究园地已是一片百花盛开景象，这里洒满了大姐辛勤浇灌的汗水。在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了，大姐高兴地为这本书作序。她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更多人研究妇运史的兴趣，更希望重视建国40年来妇运史的研究，写出当代妇女运动的实践和理论著作。
我是1988年9月第六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后担任全国妇联主席的，这时邓大姐已不再担任全国妇联的领导职务，但她仍时刻关注着妇女工作，对妇女工作始终抱着满腔热忱。大姐曾多次说过：“我退休了，但妇女光荣岗位没退休。听广播，特别重视听有关妇女方面的消息。”“我虽然退休了，但我的思想还时常关心妇女和妇女工作。”每次我们去看望大姐，她都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见，可见她确实是时时关注着我们的工作。我自己也从心里希望能经常得到大姐的指点。
1990年3月6日，我和书记处的同志一起到中南海看望大姐，大姐早早地在住所等候。她见到我们很高兴，说：“今天是很有意义的日子，同志们来看我，我非常欢迎、非常激动、非常感谢。我本来可以跟你们一起共同欢庆这个有意义的节日，表示我的祝贺。但我的身体不好，现在只有通过你们向全国妇联、向各级妇联、各个岗位的姊妹、各民族姊妹祝贺她们节日愉快。妇女们要加强团结，加强力量；妇女工作要有新的发展，新的前进。”
大姐关心地问我们讨论中央12号文件没有，说她入党多年，党中央专门为加强工、青、妇工作制订文件，还属首次。显然大姐很兴奋，一谈起妇女工作来就滔滔不绝，她说：“别人谁也不敢跟咱们比，咱们管家庭、管儿女、管丈夫、亲戚、兄弟姐妹，工作面广极了，我们在各个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妇女工作是无限量的，要为全人类解放，忠实地、坚定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做好妇女工作。”“亿万妇女蕴藏着力量，要发扬，要使妇女潜力发挥出来，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努力。”我告诉她，江总书记“三八”讲话将从理论上阐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大姐高兴地说：“要好好宣传，好好学习，要使讲话成为动力。”“要在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表现出妇女工作的特色，发挥妇女的特殊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形势对妇联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1991年春节我们给大姐拜年时，大姐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鼓励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发展大好形势。大姐说：“坚持改革、深化改革，妇女工作更加大有可为。”
1991年“三八”节前夕，我同几位副主席看望邓大姐。我们代表全国妇联向大姐献了一束鲜花，并向她报告妇联的工作情况。大姐很高兴，让我们向全国和各国妇女姐妹祝贺节日好，并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到妇女问题。她说：“妇女要解放不能跟男子争权，搞男女对立，要把妇女运动放到整个革命运动中去。”“妇女运动不能搞男女对立，妇女工作不能与革命运动和事业分开。”“现在妇女工作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各行各业各界都有妇女，工作面不要搞得太狭隘，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都要做好妇女工作。”大姐这时已是87岁高龄，仍然清晰地表述了她对妇女运动的精湛思想，使我们激动不已。我向大姐表示：“我们一定要遵照大姐的指示去办，把妇女工作的面不断拓宽，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妇女问题，把妇女工作做得更好。”
为了动员城乡广大妇女积极投身“四化”建设，为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做贡献，我们在知识界妇女中做了一些工作。去年“三八”节妇联领导班子的同志与十名中青年女科技工作者一起拜望了邓大姐。那天，北京纷纷扬扬下起了一场瑞雪，大姐兴高采烈地说：“满天飞雪，是对妇女节日的最好庆祝。”大姐兴致勃勃地向中青年女科技工作者谈了“三八”节的历史，热情地鼓励她们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当我汇报妇联正在开展“双学双比”和“巾帼建功”活动，表示要动员各行各业妇女为完成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做贡献时，大姐开心地笑了，说：“这两个活动我很赞成，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勇敢前进。”这天，中青年女科技工作者们争先恐后向大姐汇报自己的工作，气氛活跃。27岁的讲师王红燕刚叫了声“邓奶奶”。大姐马上打断话头说：“你给我升格了，还是叫我大姐吧！”西花厅里充盈着笑声。
每次看望邓大姐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大姐却同我们永别了！大姐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大连主持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妇联主任工作会议。大家闻讯十分悲痛，含泪举行座谈会，深情缅怀敬爱的邓大姐。同志们说：大姐对人民是伟大的公仆；对孩子是伟大的母亲；对妇女运动是先驱、楷模；对妇女干部是伟大的教师；对家庭是伟大的妻子。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回忆了大姐生前许多感人事迹和对妇女儿童工作的关怀、支持，当谈到大姐病重期间还念念不忘妇女解放事业，念念不忘妇女工作的情景时，不禁潸然泪下。大姐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她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我们悼念邓大姐，要学习她艰苦朴素、战斗不息的革命精神，以大姐为榜样，团结全国广大妇女，认真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推进妇女解放事业而奋斗。 （新华社发）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看似“无情”实有情
周尔均
亲爱的七妈邓颖超同志与世长辞了。当我赶到北京医院，看到七妈安详的遗容，不禁神思恍惚，泪如雨泻，悲痛之情难以言状。当晚从电视里听到七妈生前写给党中央的信，更使我百感交集。
这些天来，七妈亲笔写成又几经修改的“遗嘱”中有一段话总在我耳畔回荡：“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逝者最留恋的是自己的亲人，最关切的也是自己的亲人，这是人之常情。七妈也有着普通人所具有的情感，她这段情深意切的话语，包含了她对我们侄儿女辈的挚爱；七妈又是一个把自己一生献给人民的共产党人，她对亲人的情感又远远高于人之常情，达到了博大磊落的境界。
我作为周恩来同志的侄儿，反复体味七妈留给我们的这段话。夜深人静，我展开七妈在我入党后写给我的信，不禁思潮起伏，往事萦绕。
1946年夏末，我第一次见到伯伯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当时我不满14岁，因家境贫寒，无钱继续升学。于是与哥哥一起到上海思南路我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投奔伯父母。按照上一辈的排行，我们习惯地称恩来伯伯为七伯，称颖超伯母为七妈。七伯七妈拉住我和哥哥的手，嘘寒问暖，问家里的情况和今后的打算。直至前几年，七妈还清晰地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时的情景，她说：“那时你俩穿得破破烂烂，脸上还长了疮。我给你们擦了‘如意膏’，那个药可灵哩。”
见到七伯七妈后，我和哥哥说：“我们想参加革命队伍。”七妈听了会心地一笑：“你们先休息一两天，我和伯伯商量一下。”两天后，七伯七妈对我们说：“现在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没有谈判诚意，国共和谈估计要破裂，我们随时可能离开。原想送你们去延安。但中共代表团的许多同志可能要被迫紧急撤退，带上你们很困难。你们还是暂时就地留下，我们今后再设法取得联系。这里特务很多，你们要十分小心。”七妈还跟我们讲了摆脱特务盯梢的办法。尽管我们很想去延安，但还是听从了七伯七妈的安排。七妈给了几件衣服和一些钱，看到我们穿上衣服还算合身，她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但我仍然察觉到，七伯七妈对不能把我们两个孩子带走，心情是不安的。
解放后，我曾同长期受到七伯七妈关怀照料的孙维世大姐谈起这件往事，她感慨地说：“周伯伯、邓妈妈把能够找到的烈士子女大都送到延安或苏联学习，有的烈士子女还是他们派人从敌占区找来送去的。他们对烈士子女的照料，比对你们周到得多呀！”
1949年6月，我参加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随后在西南军区后勤部工作。这时，我又与七伯七妈取得了联系。我写信告诉他们，我正在争取入党。七妈回信勉励我要努力改造思想，不仅要争取早日在组织上入党，还要从思想上入党，并嘱咐我有了好消息随时告诉他们。1953年12月31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即用航空信把这个喜讯报告给七伯七妈。没想到，七妈收到我的信后立即在病中亲笔回了信。这封信是这样写的：尔均同志侄：尔流同志侄同此不另（注1）
航快信已收到，知道你已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的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的转为正式的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为要。
兹就你的同宇伯父（七伯之弟）因公赴渝之便，特函介绍他来看你（注2），我们的情况可由他告诉你。你的情况亦望告他转我们。我的病已较前大好了，每日已能工作二三小时，你可勿念。匆草。即祝进步，健康！
邓颖超
一九五四，一，廿四。
这封信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成为我几十年来实践自己入党誓言的座右铭。
几年后，我和我爱人邓在军先后调到北京工作，见到七伯七妈的机会多了。每次去看望他们，七妈都关切地询问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勉励我们加倍工作。一次维世大姐和金山同志在西花厅，七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四个人走过的革命道路不同，但都要有经受曲折磨难的精神准备，万不可以认为今后的道路会一帆风顺，共产党员一定要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你们都是党员，我作为你们的伯母，首先要用党员的标准要求你们。”
七妈还经常对我说，不要对别人夸耀自己是总理的侄儿，不要因为自己是总理的亲属就企求得到特殊的照顾。按照七妈的嘱咐，这些年来我从不对别人说我是总理的侄儿。有一次我对七妈说：“我们有时在公开场合见到你们，也没有主动上前打招呼，不知这样做对不对？”七妈听后反倒很高兴：“这样做很好，完全应该。”“文革”中，七妈曾给亲属们“约法三章”，大意是：一、不论是公事私事，不能托他们办；二、要学会自己游泳，自己对自己负责；三、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
七伯逝世时，七妈又同我们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她以巨大的毅力，克制自己的哀痛，殷切地教导我们：伯伯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不要夸耀，不要吹嘘，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多向革命的老前辈学习。
七妈既是一位严格的长者，又是一位慈祥的伯母。60年代初，我在总后工作。在大雪纷飞的一天，七妈突然来到我和在军住的筒子楼。我们家当时连个软椅子都没有给她老人家坐的，但她老人家在这个小家里同我们和孩子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上午。近年来，七妈年过八旬，多种疾病缠身，体质衰弱，但她始终关怀着我们晚辈。国防大学成立后，我去看望七妈。她对我说：“你们学校让我题词，我写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八个字。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国防大学又是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任务很光荣。你要好好工作。”前不久，我在301医院动手术。七妈听说我住院了，拿出一个白色的小闹钟，托在军带给我，并嘱咐说：“尔均生病，吃药应该很准时，把这个闹钟带给他。”现在，这个小闹钟成为七妈留给我的珍贵遗物。
注1：哥哥周尔流，当时同在西南工作。
注2：伯父周同宇，系解放后初次见面。
（周尔均，系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