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农业种植新路
上海市南汇县县长陈文泉
我们南汇县位于上海市浦东地区。“七五”期间，我们从本县实际出发，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走以“粮经型”为主的多形式、多熟制、优化配套栽培、高产多收的新路，实现了粮食与经济收入双增长，既稳定了基础，又富裕了农民。粮食年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25万吨以上，总产132万吨，比“六五”期间增长18．8％。总结近几年的实践，我们主要抓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科学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1985年根据全国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任务，我们算了三笔帐：一笔是粮食帐，按各项需要，年产粮食不能少于24万吨；第二笔是贡献帐，确保完成国家粮棉油定购任务，并为城市提供蔬菜等副食品和部分工业原料。第三笔是经济帐，就是如何在安排好上述两笔帐的同时，积极发展既适销市场，又使农民多得益的经济作物。在算好三笔帐的基础上，确认保粮是全县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农业发展的根本。1985年，我们提出了“保证四粮”（口粮、种子粮、定购粮、自产饲料粮）、“搞活全局”的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的构思。以后又根据发展趋势和全县实际情况的变化，逐步完善调整种植业结构的思路。我们从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注重提高农业效益出发，围绕“保粮增值”的目标，在保证粮食种植面积的前提下，积极发展适销市场、经济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和出口创汇农产品，基本形成了具有南汇特色的“粮经型”多熟制农业种植新格局。
二、根据自然、技术条件，探索实施调整的途径。我县人均耕地仅0．7亩，人多地少，怎样在有限的土地上既保证粮食生产，又增加经济收益？我们作了认真的分析后认为，南汇地处大城市郊区，应在适应现代城郊型农业发展需要，提高土地产出率，促进全县农业稳定发展上做文章。为此，我们在种植业结构调整中，十分注重种植熟制的相对稳定，坚持多种多收和高产相结合，致力于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努力提高土地产出率，逐步摸索和推行以“麦、瓜、稻；麦（油菜）、稻；麦、玉米、稻”为主的多熟制种植。同时，发挥传统优势，巩固发展4万余亩桃、梨、桔、葡萄、枇杷等水果，以及蔬菜、草莓播种面积在10万亩左右，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我县“粮经型”农业种植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有利于农业生产良性循环。“粮经型”种植，产值较高，收入较多，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农民不仅把农业视作生活之本，而且把农业作为致富的途径，农民既在肥料、良种等方面舍得投入，又热心学习和钻研科学种田。实行“粮经型”种植，进行水旱轮作，有利于控制和减轻病、虫、草害，也有利于改良土壤，培肥地力，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二是有利于农业资源合理利用。“七五”期间，我县种植业复种指数保持在2．3以上，土地和温光等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和利用，实行“粮经型”种植，对人多地少地区发展农业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三是有利于培养农民的商品经济意识。在保粮的前提下，积极种植市场适销的瓜、果、菜和创汇农产品，不仅使农业生产力得到发展，而且给农民带来了进入市场，从事商品生产的机会。
三、依靠科技兴农，强化服务体系，推动调整稳步渐进。“粮经型”种植格局的出现，使种植业的作物品种、田块布局等方面都产生了许多新情况，对服务内容、服务质量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我们实施了包括用好支农资金在内的许多政策措施：一是扩大服务范围，在过去单一的产中服务的基础上，发展和加强产前、产后服务。二是提高服务水准，农业机械装备、农田设施建设都有一定的加强，农副产品加工、储藏、运销能力也有提高。三是改善服务组织，全县建立了农、畜两个技术推广中心，乡乡都建农业服务公司、农科站，每个村都有不同形式的农业服务队。
适应“粮经型”种植格局，最要紧的还是技术服务。近年来，我县重点组织了“两旱一水”优化熟制组合技术，“西瓜田夹种玉米高产技术”以及“多熟制杂交稻应用研究”、“麦后直播棉花”等73种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试验攻关项目。“两旱一水”优化熟制组合技术项目实施后，1990年全县20800亩麦、玉米、稻“两旱一水”粮食总产量达到2284万公斤，比同面积的麦、稻、稻“两水一旱”和麦、稻两熟制，分别增产245万公斤和413万公斤。
建立试验示范基地是科技兴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县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三丰两田”建设的规划，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在全县实施1万亩吨粮田，改造2万亩中低产田，建设3万亩丰产田、片、带。通过1990年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目前，全县沿公路建设的丰产带长85公里，面积11062亩，涉及24个乡（镇），123个村。“三丰两田”建设加快了我县农业跨上新台阶的步伐。
第5版(理论)
专栏：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徐世群
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所作出的十分精辟的概括。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恩格斯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就是，“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无非是指，从事实本身的联系来把握事实，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世界。
明确地提出“实事求是”这一概念，并用之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选集》新版第3卷第801页）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在“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中，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理解，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对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如何运用普遍原理来分析中国实际的历史经验。（一）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十分丰富，中央把它概括为12条。构成这一理论大厦基石的，就是实事求是的观点。正是立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有关于“中国特色”、“初级阶段”、“根本任务”、“生产力标准”等一系列涉及对科学社会主义认识的重大突破。
“中国特色”，就是说，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外国模式，照抄书本的结论，而必须走自己的路。
“初级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必然存在许多特有的情况，既不能把现阶段必然出现的、应该允许存在的东西加以排斥，也不能超越阶段把将来才有可能办到的事情放到现在来办。只能从实际出发，按其固有的规律办事。如果没有这个“初级阶段”，“联产承包责任制”怎么解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怎么解释？还有合资企业等等怎么解释？
“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要扭住经济建设不放，不断壮大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这是最大的实际。
“生产力标准”告诉我们，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不允许的。这就使我们有了一个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基本的客观标准。而这一客观标准的提出，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仅给社会主义附加了许多东西，甚至给资本主义也附加了许多东西。把本来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硬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要坚持；把本来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硬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要割掉。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没有完全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离开了实事求是。所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176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晶，反过来，又丰富和深化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实事求是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
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个新论断对推动改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必要性。解放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之所以存在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是因为：
第一，现行的一些经济、政治体制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某些环节还在妨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就有一个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当前国营企业中的“一大三铁”，国家机关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方面，就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不大胆地、坚决地进行改革，社会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效益就不能提高。
第二，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已经涉及现存的利益格局的调整，牵动着千家万户。在改革中调整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是一场革命性变革。当某项改革措施出台，触及一批人的切身利益时，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带有很大的风险性。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干不出新的事业。
第三，“左”的僵化思想和右的自由化思想的影响和干扰，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形成障碍。右会葬送社会主义，使生产力遭到破坏。“左”同样会葬送社会主义，使生产力受到禁锢。在我国，“左”的积习甚深，在这种僵化思想束缚下，这也不敢干，那也不敢闯，就像小脚女人一样。如不改革，被束缚的生产力得不到解放，经济是搞不上去的。思想僵化可以表现为“左”，也可以表现为右。资产阶级自由化绝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而是思想僵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们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多党制奉为“洋教条”，照搬照抄，要求搞“全盘西化”，在中国制造动乱，只能是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可见，“左”和右在世界观方法论上，是同出一源的，实质上都是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对立的。真正的思想解放，应该不迷信任何教条，只服从客观真理；不是从任何教条出发，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正确地揭示现实的本质和规律性，有效地解决现实的矛盾。
当前，时机对我有利。我们应紧紧围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促进经济迈上新台阶的目标，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抓实干。要加紧转换国营企业的经营机制，切实实行政企职能分开，把企业真正推向市场；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要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方针，促进科技进步，加强技术改造，加快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速度。而要做好这一切，又都离不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三）实事求是是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的根本保证
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有人说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其实只要坚决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问题是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邓小平同志讲过：“对‘左’的问题不能忽视，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他这段讲话，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党的反倾向斗争的原则。
现在，影响深入改革的有右的东西，但主要是“左”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改革意味着革故鼎新，兴利除弊，而由于我们长期搞了“左”的东西，积习很深，影响很大，人们又往往习惯于拿过去的观念来看待今天的改革，用老眼光分析新问题，这就造成改革的主要阻力是“左”的僵化思想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左”的东西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当前，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和平演变的确成为一个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现实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容易滋生“左”的情绪，助长“左”的倾向。
因此有必要冷静地思考以下问题：
第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在前进，亚洲在前进，东南亚在发展。这些都是挑战。对我们来讲，不前进不行，前进慢了也不行，要前进就要改革开放。改革就要冒风险，但不改革没有出路，那样风险更大。
第二，政治稳定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经济不发展，政治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稳定。珠江三角洲的佛山市不久前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民意测验，统计结果表明，93％的人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珠江三角洲与香港直接沟通，人们的眼界是相当开阔的。这个回答显然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出于人们亲身经历和感受到的实际。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经济突飞猛进，人民充分就业，生活普遍进入小康。人们横着比，竖着比，比来比去，越比越觉得改革开放的政策好，党的基本路线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好。这种源于实际生活的社会主义信念，风吹不动，浪打不摇。因此，要根除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要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上站稳脚跟，经得起西方国家竞争和挑战的考验，归根到底，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在人们心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第三，邓小平同志说，坚持社会主义，“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因此，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落脚点，就是要尽快地发展经济。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除非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这个中心，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就在这里。
前几年，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要求全盘西化、实行多党制，甚至提出“要引进一个总理”，搞乱了思想，引起了社会动乱。对于这些右的东西，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切不要得出“左”比右好的错误判断。因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作者为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秘书长）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匠心独运的史学巨著
——评罗尔纲《太平天国史》
姜 涛
罗尔纲同志撰写的《太平天国史》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全书洋洋150万言，集作者60年研究之大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巨著。
罗尔纲早于本世纪30年代初即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属于这一研究领域开创的一代。那时的人们对发生于上一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大都没有清醒的认识，一般均视其为“叛逆”，至多是客观主义地称其为“民变”。甚至对太平天国很有研究的萧一山、简又文等人，也只是从反满民族革命或宗教革命的角度对其加以认识。唯独罗尔纲同志最早明确地提出太平天国的性质为农民革命，宣称太平天国的业绩永远不会磨灭。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罗老对太平天国的独到见解，来自他诚实的科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是建立在他对太平天国若干重大问题认真扎实的研究基础之上的。罗老最突出的贡献，是从浩如烟海的清人著述中钩沉剔抉，进行了大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从而尽可能地恢复了那场早已成为过去、却又被反动统治阶级竭尽歪曲、诋毁的人民大革命的本来面貌。我们今天能对太平天国有比较准确的了解，首先应归于罗老考证工作所取得的成就。罗老至今仍恪守叙事必先考信辨伪的信条，这也正是贯穿于《太平天国史》全书始终的一大特色。他在《凡例》中说：“本书守去伪存真之教，故在叙述各卷之前，先致力于史料、史实的考信、辨伪。”凡各卷有关考证的问题，或作简短的附记，或一一注明根据，使读者一目了然；对一些可疑的史料，则“宁对该项史事付之阙如，而不采用。”这样，就使全书的叙事、评论有了坚实可信的基础。这种坦荡无私的“科学上的诚实”，显然也方便了后学对若干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太平天国史》一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其采用了传统正史的纪传体而又有所创新发展。如何以恰当的体裁将太平天国这一场伟大运动全面、系统而又准确地揭示给读者，也是罗老长期予以探索的一个问题。他选择了中国传统的纪传体。但据罗老自己说，他最初对此并不是自觉的，因为他本来总是以为，撰史就应该用西方的新体裁。然而1944年他应约写《太平天国广西人物传》，这一偶然的际遇使他得以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写成了一部太平天国史著作，这就是解放初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也即本书的雏形。他没想到纪传体的《史稿》竟会受到各界的欢迎，许多人，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能从中各取所需。这使他体会到纪传体确是有用，并决意对这种旧体裁加以创新改造。现在的这部《太平天国史》，系由序论、纪年、表、志、传五个部分组成。这实际上是以序论、纪年为纲纪，以表、志、人物传记为传注，因而已是一种赋予全新意义的纪传体。全书既有提纲挈领的论说，又有具体入微的叙事；既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却又分门别类，条理分明。相信本书会给广大史学工作者以有益的启迪。
第5版(理论)
专栏：
《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研究》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金羽同志主编的《邓小平同志思想研究丛书》之一——《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研究》（程林胜著）一书最近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由序、导言、十二章和后记组成，共二十七万字。它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与现实根据、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阐述。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全面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实现“一国两制”都具有重要意义。（雨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