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学习毛泽东坚定的唯物史观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范忠程
唯物史观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青年毛泽东就已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２０年代初，毛泽东和其他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这一科学的方法论，考察中国的国情，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大革命失败后，他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正确估量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动，提出革命由城市转入农村，进军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创建红色政权的理论，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复兴和发展革命的正确途径。井冈山斗争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针对根据地和红军党内所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和机会主义错误倾向，及时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随即开展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教育，号召全党“洗刷唯心精神”，“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使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此后，毛泽东在反对机会主义、特别在反对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的斗争中，总结历史经验，写下了充满唯物主义战斗精神的《实践论》和具有辩证法彻底革命思想的《矛盾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的思想路线。
当今历史的新时期，学习毛泽东思想，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观察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抵制各种错误思想，把握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前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时，唯心史观也随之猖獗起来，一些搞自由化的“精英”借此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兴风作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路线和政策。例如，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中央遵循唯物主义路线，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但是，有人肆意污蔑这个方针，说它只有“四肢”，没有“躯干”和“灵魂”，是不“完备的现代化”，叫嚷要像“五四历史启示”的那样，当务之急是“开展一场广泛、持久、深入、彻底的新启蒙运动”，企图在指导思想上使中国现代化偏离唯物史观的方向。
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力军，也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对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也有人斥之“是僵死的历史公式”，而要换之以“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这种似是而非的命题。在这种唯心史观的导向下，中国历史上的奴隶暴动、农民起义被否定，太平天国运动被攻击为“历史发展的阻力”；甚至把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正义战争和历史上的军阀战争混为一谈，笼统说成“表现出惊人的破坏力和残酷性”，“不像有些理论说的那样具有什么革命意义”。此外，还有人用抽象的人性论、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历史宿命论、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来研究文艺、解释历史和观察社会生活，等等，这些错误思想在思想理论界一度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我国现阶段，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非常隐蔽复杂，没有明显的阵线，没有固定的战场，看不到火光和硝烟。在这种困难的战斗中，我们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学习毛泽东坚定的唯物史观立场，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立于不败之地。
第5版(理论)
专栏：
真正面向未来的崇高的价值体系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唐凯麟
那些制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论”的人，虽然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但他们却总是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批判它。这就证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没有过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又是一种崇高的价值体系，是科学的因素和价值的因素的有机统一。它的旺盛的生命力和伟大的指导意义，不仅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反两面经验所反复证明，也为当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所证明。
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引起了重大的变化。西方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当代科学技术“既是上帝，又是魔鬼”。它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人控制不了的破坏整个人类生存基础的严重后果。这就深刻地告诉人们，要使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能够造福人类而不是危害人类，就离不开一种科学的价值判断和崇高的伦理导向。我们之所以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因为只有它才能提供科学的价值判断和崇高的伦理导向。
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根本不可能引导人们真正面向未来的。正如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所指出的：“技术的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不能以市场的观点，从节省了多少钱的观点来看待这种新的可能性……出路只有一条，建立一个不同于买卖关系的人的价值为基础的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却正是一种以“买卖关系的人的价值为基础的社会”。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它是一个没有未来，也不顾未来的阶级。这就决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只能靠牺牲人类的未来，来维持它暂时的生存和稳定。当代世界所出现的能源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人口危机、粮食危机等等，归根结底都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相联。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集中体现和科学概括，它始终是同人类的未来紧密相联的。它一产生就坚持在改造旧世界中不断地去发现新世界，始终把自己的价值目标指向人类的未来，引导人们去合乎规律地创造未来。社会主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是真正“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对全人类的命运负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它们虽然也曾造成过历史的进步，但这都是以牺牲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为代价的。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科学技术在迅速发展，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劳动条件也得到某些改善，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相反地，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却更加强化了，从而使那种“人对人是狼”、“他人就是地狱”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一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也惊呼：“随着物质空间的不断扩大，道德的空间在日益缩小”，“人的个性在全面地堕落”。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揭示的无产阶级对全人类的未来负责的责任观，生动地体现在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之中。这个原则就是要求得个人与社会和谐一致的社会状况，造就一代代全面健康发展的新人。这种新人也就是我们党提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很显然，资本主义的文明是不可能提出和实现这个任务的。而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中国，人们看到了造成这种新人新社会的希望。
第5版(理论)
专栏：
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谭双泉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重大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半个多世纪以来，它是指导我们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光荣旗帜。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把我们民族的思想理论水平提到了未曾有过的高度。
然而，对于这个伟大事件，竟还有人好像视而不见甚或有意进行曲解。例如，最近海内外有些人士提出要用中国的儒家思想统一中国，振兴中华。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则说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这两种见解表面看是对立的，实际上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它的理论来源自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作为“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刘少奇语），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科学的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来看，毫无疑义，它又包含着对从孔子到孙中山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优秀成果的批判继承。所以，它和“中国文化”分不开。当代，离开毛泽东思想来谈论所谓用中国儒家思想统一中国，振兴中华的问题，只不过是二三十年代在我国曾出现过的“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论调的新变种。如果说那时对这种旨在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观点还值得一驳，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并在当代中国文化形态中取得了指导地位的今天，再来翻“舶来品”论的新版，那就未免太无视客观现实而成为人们的笑柄了。
当然，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包含着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价值的优秀成分的改造和吸收，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因为这个改造和吸收工作，使那些被吸收的优秀部分，不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与吸收呢？这里，至少可以列举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挖掘一些思想资料，作为自己理解、注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从中国伦理意识出发，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一种“四海同胞主义”，一种“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第１４６页）。这种解释方式，固然容易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甚至错误的理解，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些思想资料的利用，使当时知识界对这种外来思潮，产生了“似曾相识”的亲近感和文化心理上的认同，从而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深入的传播。
第二，将马克思主义由欧洲的形式和语言逐步变为中国的形式和语言，注意用中华民族的思维风格来回答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任何一种理论体系要移植于别的民族，必须穿起这个民族的服装，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无产阶级多数来自破产的农民，文化水平低，而他们却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主体实践力量。要使产生于欧洲的、带有西方语言文字风格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广大工农群众所掌握，并变为他们手里自觉的思想武器，民族形式和语言风格的问题，更显得特别重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的理解和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深厚根底，才能够恰当地运用中国的一个成语、一个寓言、一个历史故事或一个民间传说，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深奥哲理及其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科学剖解，并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强烈的共鸣。例如：用“心之官则思”、“三思而行”、“每事问”等来丰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后发制人”等来丰富革命斗争策略；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来充实党的思想建设理论。毛泽东等人又反过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总结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典型，铸造了像张思德精神、刘胡兰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等这些既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人格典范，使之永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熠熠发光！
第三，在思想内容上，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片面和全局的矛盾，赋诸一些合理命题以新的涵义。如孔子讲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段话，毛泽东认为：“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要是看不到其中也包含着“片面真理”，便容易使“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这正是此段话片面与全局的矛盾，而要克服这个矛盾，只有把它放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即“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１４４—１４５页）毛泽东正是这样划分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物论的反映论的界限，的确具有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力。
第四，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式和内容的矛盾，“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这里，试举毛泽东对儒学“中庸”思想的批判与改造为例。长期以来，儒家“中庸”思想往往被看作是调和与折衷的同义词。毛泽东并没有囿于这种见解，认为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从总体上说，毛泽东把“中庸”思想放在唯物论、辩证法的对立面加以批判和改造，使之获得新的内容。一是阐释了“中庸”思想的本来含义，并赋予它认识论的新意。“中庸”就是要求准确地把握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把握表面看来似乎是对事物性质的偏离，但其实正是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的不平衡性，只有通过这种表面的“偏”，才能达到实质的“正”。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通过反对“过与不及”这样“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从而在事物相对稳定的状态中认识它和改造它。二是将儒家作为道德规范的“中庸”思想，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毛泽东认为“中庸”思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三是克服“中庸”的形而上学观念，向它注入动态的、发展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１４１—１４８页）
由上可见，毛泽东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吸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来说，又包含有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价值成分的改造和吸收。因此，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概括”，它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绝不允许动摇。那种企图离开毛泽东思想来谈论什么儒学的指导作用，就只不过是历史上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顽固派观点的花样翻新，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那种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批判的继承和无改造的吸收，把它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从根本上否认这二者的本质区别，以为这就找到了自己要求“全盘西化”的借口，那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的表现。
第5版(理论)
专栏：
毛泽东思想——我心中的明灯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周作翰
对我这样年逾花甲的人来说，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在党的培养下，经历过忧虑和欢乐，从自发到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的一员，真是心潮激荡，浮想联翩。如果有人问我一生中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我新生命的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我一生有了一盏永不迷路的明灯，从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教育是我一生最高尚的事业。
前一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其中重要一条原因是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了对青年一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极少数人歪曲和诋毁毛泽东思想，散布“革命靠老毛，建设靠走资”的奇谈怪论，有的则把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理论当作“左”的错误来抛弃，以此否定毛泽东思想。对此，党及时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开展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现在这场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作为从事理论宣传、教育、研究的工作者，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对否定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建设中的作用的错误观点，必须辨析清楚。
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旗帜，这是实践早已证明了的。但要在思想理论上澄清模糊认识，还得从方法论上解决如下几个关系。第一，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某些错误严格区分开来。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与实践中有些违背了上述原则的东西，是根本不同的。第二，必须懂得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如果把两者割裂开来，或者强调一面、否定一面都会走向谬误。第三，必须搞清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和个别论断之间的关系。要防止把个别正确结论当作普遍真理到处套用，又要防止因个别论断过时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普遍意义。第四，必须搞清个别论断的相对性和个别论断的失误的界限。
把握上述方法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才能在任何时期、任何工作中牢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明确了这些问题，再来看毛泽东思想对四化建设和改革的指导作用，承认和维护它的指导地位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才能明确建设和改革的方向。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生产和科技都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但结果是富了百万富翁，而不能根本改变劳动者受雇佣受剥削的地位。我们的现代化和体制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不单是一场生产技术领域里的革命，而且是一场广泛的社会变革，如果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社会就会失去正确的发展方向。
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才能不断揭示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找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制定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关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关于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的群众路线，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等等，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正确的。
只有以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才能发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毛泽东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过去我们依靠它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取得了革命胜利，今天我们也只有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才能把各种各样的意愿和行动统一起来，使全国人民朝着一个共同的伟大目标而奋斗。
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挫败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毛泽东同志早在６０年代就从战略高度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并强调要抓舆论，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这些预见今天看来是何等英明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