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见到的毛泽东同志
杨得志
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在几十年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创立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我是这支军队中的一名老兵,是人民战争的参加者,曾在这种战略战术的指引下冲锋拚杀,也曾运用这种战略战术指挥过不少大大小小的战役和战斗。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每当回忆起走过的烽火经历,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率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想到毛泽东同志。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在井冈山上。参加湘南起义后,经过汝城、酃县战斗,跟随朱德、陈毅同志到达砻市,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在此之前,我虽然也听说过毛泽东的名字和他带领的部队,听说过他亲率部队掩护我们上山,却没有见到过他。为会师举行了一次庆祝大会,他和朱德、陈毅等同志坐在用青竹和门板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他高高的个头,穿一身灰布军装,脸膛瘦削,头发很长,但很有精神,明亮的目光扫视着面前欢腾却并不十分整齐的队伍和群众。大会开始后,陈毅同志首先宣布将所有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接着是朱德同志讲话,讲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要求两支部队加强团结,去夺取胜利。朱德同志讲完话,毛泽东同志才站起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论述了两军会师的重大意义,指出光明的前途,特别强调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他打着有力的手势,讲了个孙悟空的故事,说我们要学习孙悟空的本领,上天入地,变化多端,大闹天宫,推翻反动统治和整个旧社会。那时,我是入伍几个月的新兵,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话中的深刻含义,但他讲的故事和比喻我却印象极深。在我们军队还弱小的年代,在游击战争的年月里,我曾不止一次用它激励自己和所领导的部队。至今,他当时的形象仍如在眼前。
会师之后,我在特务营当战士。特务营负责警卫军部,我站岗放哨时,常见到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领导人。朱德亲切朴实,陈毅开朗活跃,毛泽东则文雅多思,他有时急匆匆从我们面前走过,有时点头致意,有时也停下来和我们说几句话,声音尖细,文质彬彬,讲话风趣幽默,平易中隐含着深刻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就是他,和朱德、陈毅等同志一起,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同数倍的敌人巧妙周旋,多次打败敌人的“进剿”,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红军和赤卫队。特别是著名的七溪岭、龙源口等战斗,更是鼓舞人心。
不久,我们又跟随毛泽东、朱德出赣南、战闽西,反对敌人的“围剿”。这时期,我很少看到毛泽东同志,但心里非常明白,毛泽东就在我们的队列里,指挥着我们的战斗。他“战略上以少胜多”的气魄,坚定了人们的信心,他“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妙计,引导我们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如果说,我刚报名参军时还是出于生活不下去而寻找生路,那么到了这时,已开始懂得了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穷人打天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理。那时,我们确实是这样的,说毛泽东就是在说红军、说共产党,说红军、说共产党也就是在说毛泽东,也是在说胜利。
可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虽然打了很多硬仗、恶仗、苦仗,伤亡却极大。当时,我虽然在团一级的领导岗位上,对中央在路线上的分歧和斗争所知甚少,不过也从实际中感受到那种与强敌拚消耗,和毛泽东所提倡的打法不一样,再看到根据地一天天缩小,伤员运送、治疗都十分困难,仗也越打越艰苦,心里就憋闷得慌。我所在的团在高兴圩、狮子岭一线打了一个月左右,牺牲了许多同志,最后还不得不撤下来,走上了长征的道路。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指挥位置,我们才四渡赤水,巧过金沙,翻越雪山,走过草地,转危为安,胜利到达陕北。每想到这些,我就想到“用兵如神”的话,想到他从根本上打破了战争如神物的观念,正确地认识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指挥我们无往而不胜的历史。是啊,他的英明和正确,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
长征途中,我们团大部分时间作前卫,没有机会看见毛泽东同志,到达甘肃省的通渭城时才见到他。那天,我们刚到驻地一会儿,他就骑着一匹马,带着两个警卫员赶到了我们团住的地方。政委肖华同志问我:“毛主席来了,搞点什么欢迎他呀?”在那样的条件下,能有什么东西呢?何况事先又不知道。我看到街上只有卖梨子的,就让机关的同志赶快买了些。毛泽东同志一到,就拍拍身上的尘土,和我们握手,询问部队情况。我请他坐下吃梨子,他一边抽烟,一边看着铁盆里削了皮切成块的梨子,说:“梨子呀,好东西,你们有辣椒粉吗?”我让人去找了一些来,心里又感到很奇怪:他要辣椒粉干什么?他可能看出了我心里的疑问,望着我说:“杨得志同志呀,你这个湖南人吃没吃过辣椒粉拌梨子呀?”我说没吃过,他就把辣椒粉撒到梨子块上说:“嗳,好吃得很呀!不是说有酸甜苦辣四大味吗?我们这一拌是酸甜辣,没有苦了。来,你们尝尝看。”说着满有兴致地吃了起来,我也尝了尝,确实别有风味。
吃梨的时候,我请他给部队作指示,讲讲形势,他说:“你们这个一大队的前身是红一团。红一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前面,情况了解得比我多,要讲,应该你们讲嘛!不过我今天要超过你们,走到你们前面去。”的确,他在我们离开通渭之前就走了。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还在想着他说的话。他的话不但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而且含义深长。这之后不久,就打了直罗镇战役。他又随我们一大队行动。山上的树不多,敌机飞来扫射,我们部队没有高射武器,我担心着他的安全,几次劝他隐蔽,但他始终在阵地看敌情,沉着指挥我们,不时轻松地说着幽默的话。等到了延安,在抗大学习听他讲演时,对他讲话的幽默以及幽默中蕴含的深刻道理感受就更深了。他穿一身灰布军装,连帽子也不戴,乌黑浓密的头发,长而且乱。他打着手势,讲政治,讲军事,风趣幽默,好懂好记。记得一次讲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他说,对付蒋介石,就要像陕北的农民赶着毛驴上山,前面要人拉,后面要人推,还得用鞭子抽两下,不然,他就耍赖、捣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用的就是陕北老乡这个办法,迫使蒋介石起码在口头上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张。
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我们抗大军事队在往三原搬迁的路上举行了学习的结业典礼后,就奔向抗日前线,到1944年1月回延安参加“七大”才又见到毛泽东同志。他把我找到枣园他住的窑洞,对警卫员说:“我要留这位客人吃饭,给我们加个菜吧。此人是我的家乡人,多搞些辣子就可以了。”
我详细向他汇报了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在那里工作的情况。他问我长征后是否专门学习过,我对他说,东渡黄河后,到干部学校学习过,1937年初又到抗大学习过,两次都因为打仗,没学完便到前方去了,并说在抗大时听过他的几次讲演。他笑着说:“你们打仗创造了经验,我来讲演,如此而已!不过,我还是建议你有机会到党校去住一段时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呀!”这使我感到毛泽东目光远大,对干部成长十分关心。
“七大”闭幕后,我便到中央党校去学习,可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又到前方去了,接着便是三年解放战争。从华北打到西北,不论是邯郸、清风店、石家庄战役,还是解放太原、兰州和宁夏,都是按照他的战略和战术歼敌取胜的。特别是平津战役时,蒋介石想利用华北之敌阻止我军南下或增援华东战场,傅作义本身还有西窜企图。毛泽东同志针对这一特点,采取“隔而不围”和“围而不打”的方针,先稳住敌人,完成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敌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的绝境。然后再斩头去尾,分段歼灭,在重兵包围下,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当时,我指挥的部队打的是敌人主力的腰部新保安,所以对此体会很深。我们说,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就能打胜仗,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充分的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兵团又奉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我作为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团团长,在天安门城楼上又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那天,他的精神很好,也胖了一些,见到我就满面笑容地伸出手,握着连晃了几下,说:“欢迎你呀,得志同志!”还向刘少奇、朱老总和董老等领导同志说:“你们都认识吧,此人大名杨得志,当年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团团长,如今志愿军的副司令员,德怀的助手。湖南人氏,我的乡里啊!”当周总理说我是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团长时,他又风趣地说:“此人一直是志愿军,上井冈山就是志愿去的,就是志愿军!”他又转过脸对我说:“这次请你们回来,就是要你们给我们讲讲朝鲜的事。不但给我们讲,还要给群众讲。群众可是欢迎你们的啊!”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和平时期,看到毛泽东的次数就多了,在中央和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听他讲话;在不少场合,受到过他的接见;有几次,单独向他汇报过工作;1964年大比武,还陪他看过济南部队的军事表演,等等,总是能看到他的形象,听到他的声音。
最难忘的,还是送他远行。在人大会堂里,他安卧在松柏和花丛中,我和许多人一样,轮流守候在他的身边。那一刻,我看着他宁静的面孔,又想到了井冈山上看到他的情景,想到40多年间在他指挥下的战斗征程,他的伟大气魄,他的斗争艺术,他的风趣幽默,总是在眼前浮现。感到他虽然停止了呼吸,但留下了辉煌的贡献和伟大的思想,他的贡献是历史所记住了的,他的思想是时间所不能泯灭的。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人,又是一个普通的人。我这里记述的,只不过是自己亲眼见到的一点点。即使这一点点,不是也放射出了他耀眼的光辉吗?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欧阳钦同志与大庆石油会战
余秋里
我和欧阳钦同志在延安时期就已相识。在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中,我们有了比较多的接触。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讲大局、顾大局的高尚品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30年,但件件往事,仍历历在目。
1959年9月26日,松辽盆地第3号基准井喷出工业性油流,可能在松嫩平原上发现大油田的喜讯迅速传开。从北京石油部机关到西北各石油勘探局的职工们都沸腾起来了,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一扫多年苦于没有重大发现的沉闷。广大石油职工的心里升腾起强烈的改变我国石油落后面貌的愿望。
我和石油部的几位领导同志在振奋之余,冷静下来。鉴于过去勘探工作的教训,我们不能把一口探井喷了油就看作找到了一个大油田。即或拿下一定的面积,但油田的规模有多大?油层有多厚?油的质量好不好?当时还有很多未知数。这就需要根据所获得的大量资料反复研究。同时,还需要调整部署,继续展开勘探。
经过重新部署的探井葡1井开钻不久,大约是1959年11月上旬,我们接到松辽勘探局的报告说,东北局第二书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不顾60多岁高龄,冒着严寒和一路颠簸,亲临松基3井、葡1井视察并慰问石油职工。
我看了欧阳钦同志在大同镇石油职工大会上热情洋溢的讲话,深为感动,他讲话的大意我至今仍记得。他说,此地出了油,是天大的喜事,听到你们的介绍,感到石油事业在黑龙江大有希望。你们搞油的是野战军,找油、开发以及将来的建设是很复杂的,也是很困难的。你们的事业,是全党的事业,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石油大发展可以带动我们机械化、现代化,使国家更富强。你们到这里搞石油,全国要支援,我们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有关的县、乡和广大人民群众是这里的“地主”,要尽地主之谊,从省委起要讲大局、顾大局,要教育全省的干部群众认识石油是关系全国大局的大事。我们要组织全省支援石油勘探,你们要在葡萄花、高台子构造甩开钻机,大战今冬明春,我们要继续组织力量修筑公路,同石油工人一起大战,尽快把这个油田的大小勘探清楚。总之,黑龙江省支援石油开发是责无旁贷,全力以赴,全力支援。
他还说,我们都看到了,石油工人是好样的。你们大部分同志是从部队转业的,为了改变我国石油的落后面貌,继承发扬了我们解放军不怕困难、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我们要像热爱志愿军那样,把石油工人当作最可爱的人。
就是在那次慰问时,欧阳钦同志还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商量,为了有力地支援勘探工作,调来了强有力的干部,加强了大同区的领导班子。在建国10周年大庆的前夕,松辽盆地喜喷原油,他提议把松基3井所在的肇州县大同区,改名为“大庆区”。后来我们感到欧阳钦同志命名的“大庆”二字,不仅响亮,而且含义深远,一致同意把这个新发现的大油田,取名为“大庆油田”。
1960年初,葡萄花构造的第一批探井喷油的喜讯接连传来。从整个长垣的资料看,是一个很大的适于储油的构造带,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已经拿到手的这块油田,仅仅是一小部分,边界尚未摸到,形势很好,远景非常乐观。我们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了松辽地区的勘探形势和前景,研究了今后的工作。
2月上旬的一天,我和李人俊同志向邓小平总书记汇报石油部的工作。我们提出准备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方法,开展一场勘探、开发大庆油田的会战。小平同志表示同意,让我们给党中央写一个报告。2月13日,石油部党组向党中央写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7天后,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周总理作了具体指示和部署。不久,一场震撼人心的标志着我国石油工业新崛起的石油大会战的序幕就揭开了。
在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期间,我们不断地把勘探进展情况向黑龙江省委通报。欧阳钦同志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在大庆进行石油会战的决策。他连续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支援石油会战的问题,做出了“全力以赴,全力支援,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决议。在省委领导下成立了以省委常务书记强晓初同志为组长的“支援石油会战领导小组”。欧阳钦同志强调,这个机构就是石油大会战强有力的后勤部,我来给秋里同志当这个后勤部的政委。当时,省委还责成杨易辰同志负责安排解决会战队伍的粮食、副食品、煤炭、被服等物资供应;陈雷同志负责会战前线机修厂、卫生医疗机构、学校的建立,以及电力供应、通讯线路的架设、组织力量修筑公路等事项。李范五、陈剑飞等同志也不辞辛劳,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和康世恩同志征求对支援工作的意见,一处一处地亲自检查支援物资的到货情况。还一再转达欧阳钦同志深切关怀的话语:“石油、黑龙江是一家,凡是黑龙江能解决的,就地拍板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要积极设法解决,总之省里的决心就是保证大会战的顺利进行。”那时,黑龙江省同全国一样处于极端的困难之中。以欧阳钦同志为首的省委、省政府及全省人民的无私支援,使大会战前夕就出现了“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的局面。我们对黑龙江这种天高地厚之情,只有由衷地感激,只能下死决心,率领会战大军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以回报党、回报人民。
1960年2月以后,37路会战队伍,迅速云集到“青天一顶,草原一片”的大庆区、萨尔图区一带。尽管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由于会战队伍上得猛,生产、生活等大量物资一时难以筹措齐备。不久,中央批准了3万名转业官兵日夜兼程赶来参加会战,我们一时无法解决食宿困难。省委立即紧急动员,指示齐齐哈尔、泰来、双城、肇东、巴彦等9个市县,协助我们暂时接待2万转业官兵。省里又派出干部把这些转业的同志组成几个修路大队,相继返回会战前线修筑简易公路。这不仅减轻了我们的压力,而且为继续展开勘探创造了条件。
会战队伍上来以后,欧阳钦同志指示“支援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和我们住在一起,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省委领导同志看到我们的钻井、油建工人都在以革命加拚命的精神进行工作,而每人每月仅15公斤的粮食定量,实在太少,感到这是关系到会战成败的大问题。而在那个时候,省里的粮食储备已到了“危险线”,不少地区因农民缺粮,已向省里频频告急。省委认为,粮食确实困难,宁可我们挨饿,也要支援石油会战大军,并决定由粮食部门在定量之外,每月再给大庆调拨7.5万公斤粮食。后来,由于会战职工体力消耗过大,粮食还是不足,不少单位以野菜代食,前线工人出现了4000多名浮肿病患者。而省内一些缺粮的地区也发现了大批患浮肿病的人,我们再也不能向省里伸手了。但会战队伍因粮食缺乏而出现的疲惫、浮肿,严重地困扰着我们。欧阳钦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焦急,彻夜难眠,省委在千难万难当中,再次决定给会战职工每人每月增加1.5公斤大豆。这一消息传来,我们很多同志激动不已。
艰苦卓绝的大会战,进行了六七个月后,又面临着几万人如何度过严冬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会战就得停下来,待来年春天再上,这样势必推迟拿下油田的时日,给国家造成更大的困难。我们苦苦思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欧阳钦同志也在帮助我们筹划。一次欧阳钦同志对我说,我想了很久,有一种办法,就是搞东北老乡那种“干打垒”。这种房子,一可以就地取材;二可以人人动手,来得快;三可以节省木材;四是冬暖夏凉。我们立即派人到农村考察,一致认为搞“干打垒”的办法是切实可行的。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干打垒建筑指挥部”,由孙敬文同志负责。不久,欧阳钦同志派来了技术顾问。为度过会战的第一个冬天,我们大张旗鼓地动员会战职工、家属一齐上阵,建了30多万平方米的“干打垒”。
“干打垒”的墙打起来了,又因缺少木材,上不了门窗、封不上顶,工程停了下来。李范五、陈雷、陈剑飞几位领导同志立即请示欧阳钦同志,因计划内木材早已调拨完毕,一时也有些束手无策。省委认为其他省市计划用的木材当然也是急需的,但几万会战大军急待解决的过冬问题,是更为急迫的问题。省委、省政府采取非常措施,下令大庆“干打垒”用材尚未解决之前,从小兴安岭发往全国各地的木材列车,在南岔编组站一律换牌运往大庆油田。与此同时,省里动员各方面力量,为会战队伍赶制的过冬被服,在入冬前源源运到会战前线。这就保证了会战职工安全顺利度过第一个严冬,坚持了会战。记得1960年12月的一天,大庆的气温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采油工人却在这一天创造了日产原油7000多吨的最高纪录。这一年,生产了97万吨原油,勘探工作也取得了决定性成果。我们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不是以欧阳钦同志为首的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及全省人民全力以赴的支援,夺取石油大会战第一年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大庆这片土地,在石油大会战初期,它的寒冷与荒凉,它暴怒的风雪“大烟炮”,确实给我们石油职工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这136万亩土地上,却生长着一望无际的优质牧草,是世界上少有的百万亩优良牧场之一。早在解放初期,根据中共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的指示,就在这里建立了“红色草原牧场”。
1960年春天,萨尔图、喇嘛甸地区一批探井相继喷油。所获得的地质资料表明,大庆油田越向北延伸,地下油层越厚,原油产量越高。我们果断地决定,挥师北上,集中力量探明萨尔图、喇嘛甸地区油田情况。而萨尔图正是红色草原牧场的中心。牧民们因家乡发现了石油,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他们热情地为会战职工腾出房子,连牛棚也腾了出来。仅1960年4、5月份,就帮助我们接待安置了数以万计的工人,还为萨1井挖了第一个试油用的土油池。随着石油会战的发展,一口口油井、一座座泵站和油库建设起来,这些设施占去了一块块肥美的草原。牧民们发现,开发建设油田必然要破坏他们生息发展的草原,油和“牛”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牧场和油田的争执不断发生。
以欧阳钦同志为首的省委,认真分析了牧场和油田的矛盾,经过反复研究,确立了总的原则:“服从大局,‘牛’给油让路。”欧阳钦同志委派曲长川同志和省农业厅长房定辰同志在萨尔图召开了油田土地会议,通过与牧场、油田等有关部门讨论协商,确定了大庆地区利用土地的具体原则:“地上服从地下,油区内‘牛’让油,油区外油让‘牛’。”
可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会战职工在艰苦条件下,吃不饱肚子,体质严重下降,“浮肿”成了常见病。我们为了坚持会战,决定自己动手开一些荒地,种粮、种菜,改善职工生活。这样,油和“牛”的矛盾再度突出起来。欧阳钦同志亲自找有关部门做思想工作,省委再次重申:“宁可牺牲‘牛’,也要确保油。”为了确保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用地,1963年5月13日,省委、省政府决定将红色草原牧场所属的在油区的四个分场陆续迁出,把一片大草原交给大庆油田使用。事后我们听说,省委、省政府的这一决定,使红色牧场的奶牛和马的数量分别减少了53%和7.8%,这充分体现了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
在1978年,也就是欧阳钦同志病逝那一年,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为彻底解决油和“牛”的矛盾,把东北细毛羊、黑白花奶牛、龙江马等优良畜种调往其他牧场,将红色草原牧场完全交给大庆管辖,组建了现在的大庆牧工商联合公司。
大庆石油会战已经过去30年了。30年来大庆职工坚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为国家生产了10亿吨原油,财政上缴已达779亿元。斯人虽已去,功业永长存。当年留下欧阳钦同志足迹的草原,如今已建设成为生机勃勃的现代化的举世瞩目的石油和石油化工基地。大庆的工人、干部、科学技术人员,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正在向新的高峰攀登。我想,欧阳钦同志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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