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
专栏:

  负起当代人的使命
冯长根
我今年38岁,和新中国是同代人。我妈妈是一位普通纺织工人,如今退休了,从小她跟我们讲话,总流露出一种深厚感情:“没有社会主义,哪有我们的今天”。这不仅是妈妈的心里话,如今也成了我心里深深的体会。值此新中国成立42周年之际,回顾自己这几年的经历,的确感慨万千。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学校安排我参加第一次北京地区出国人员英语统一考试。1979年10月,我踏上出国学习之路。留学4年中,始终有一个准则指导着我,这就是“充分发挥优势,加速成才”。我经常想,上大学的人,受正规教育的人,实际上是从国家政府那里取得了一种成才优势,这种优势是政府和国家通过各种投资创造出来的。从现象上说,上大学的人是通过统一考试“考”上的;从本质上说,我们取得的这种优势具有社会性,是任何一个个体所无能为力的。我们青年人受到党和国家的培养,即使由于自己的努力取得了这一优势,也没有理由忘记国家。我能到国外深造不是因为我家里有钱,也不是因为外国大学开了恩,而是我们国家开放政策带来的结果。即使人家给了奖学金,实际上,小学、中学、大学这一系列前期优势也是国家给的。再看看国外,在西方国家的法律中,似乎并没有规定谁能上大学,谁不能上大学。但在实际中,谁能上大学,谁不能上大学,是有一个倾向的。在起动这个倾向的诸多因素中,我观察到钱是主要的。在英国,学生所交的学费是昂贵的,生活费用也同样昂贵。在我的记忆中,一般学生大约每年需要至少5000英镑。而从当地大量的招工广告中可知,许多工作的年工资约为1万英镑左右,习惯上父母双方只有一人就业。在这种情况下,上大学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见,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使千千万万像我这样普通劳动者家庭的中国青年,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
中国人讲究滴露之恩,当涌泉以报。我承受的恩情岂止滴露。我的家乡是浙江绍兴,那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从陆游、秋瑾、鲁迅等等志士仁人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萌生一个信念: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用古人的话讲,就是要“精忠报国”。我在国外4年,不断得到同志们的关心照顾,时时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不断加深这样一种认识,即作为一个青年,要有对社会负责的强烈责任感,报效祖国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份内事。为了回国后更好地工作,我在国外勤奋学习,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完成了19篇学术论文,而且博士论文作为当年该校最佳物理化学博士论文而获奖。我想特别提一下我为什么能够获得这些成绩。记得初到国外时,有一位华侨热情邀请我到他的餐馆坐一坐,并以丰盛的佳肴招待我。他谈到了创业的艰辛和早期所受到的歧视,谈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使华侨有了地位,原子弹、氢弹和卫星上天又使华侨挺起了胸,抬起了头。讲到激动时他的眼睛是红红的。他的一番话使我更加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份量,感觉到了做中国人的份量,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亡党亡国”之路、“一盘散沙”是不符合海内外中国人意愿的。正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成了我刻苦学习和勤奋工作的“源头活水”。
有人说,中国那么穷,你为什么还要回去?的确,中国还很穷,正在发展中。但正因为穷,才应该回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要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外国再好,也是别人的家,不是我的家。1983年底,一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我就回国了。能够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和科技工作者,我感到非常光荣和高兴。我回国近8年了,至今不仅完成了本职教学、科研任务,而且完成了《热爆炸理论》和《热点火理论》两本专著,四本教材,还发表了总共80多篇论文,其中一些代表了本领域的国际先进水平。我仅仅做了一点点工作,党和国家就给了很高的荣誉,1986年获得“北京青年科技奖”,1988年获“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全国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1989年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为‘七五’建设作贡献的杰出青年”称号,1990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回顾个人的成长,我深深体会到,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党、社会主义和集体的力量才是巨大的,成绩和荣誉应该归于党,归于国家,归于培养我的师长和群众。
42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无论是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今年9月上旬,由全国青联推荐,我作为中国杰出青年代表,出席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世界杰出青年”会议,应邀参加会议的8位各国青年就会议主题“对全球社会的贡献”发表了意见,我也谈了自己的体会。我觉得这是实事求是地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宣传改革开放政策对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及社会全面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的极好机会。因此,在会上我谈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情况,谈了中国的人口问题及成绩,并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到1991年,中国人口已达11.5亿,相当于全世界人口的22%;要养活这么多人,中国的耕地却仅仅占了世界耕地的7%。通过这两个数字,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中国人民已经并且正在对人类文明和全球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这个事实给与会的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受到了朋友们的热情称赞。在会上,我还就中国的人口现状和计划生育成绩,提供了一系列数据。以事实说话,赢得了声誉,受到了好评。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42周年之际,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处在世纪之交,特别是当前世界风云发生巨变的时候,既向青年人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为青年们的成长提供了历史性的舞台。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用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不断开拓进取,在本职岗位上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使千百万烈士鲜血染红的国旗永不褪色。


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国政治的新风格
蒋东波
42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就负载了光荣的历史使命: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就一种和谐美好的社会,巩固和发展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阵地。回顾42年来艰难而曲折的光辉的历程,中国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方面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在实践中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经过自力更生和改革开放两种努力,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扎实雄厚的经济基础。
负载着这一历史使命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相应地体现为双重身份。我们通常说,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尽管这里的“社会主义”与“发展中”两个概念并不能相互规定,这两种身份看起来更像是两个不同的侧面,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认识二者之间不同的渊源。社会主义中国是国际共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着国际共运大潮起伏的影响,并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则更主要地是受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受南北关系总体变化的影响。渊源的不同要求在处理这两种身份时有全面综合的考虑,根据对形势的判断,兼顾的同时又有所侧重。这是一种复杂而高级的政治艺术。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在这方面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
建国之初,中国主要是以国际共运的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出现的,充满了朝气和理想。但是我们对于国内落后的经济现实估计不足,未能踏踏实实地走经济发展之路,致使出现了冒进以及“文革”时期以革命取代生产等现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及至改革开放后,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忽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1989年,又发生了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总的来看,这两类片面现象的出现,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我们对我国所具有的双重身份认识不清,处理失当。实际上,双重身份可以视为中国既有的两个轮子,如有偏废,则将影响其前进的行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党中央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二条原则的概括,更是表明我们党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历史使命在中国的根本体现,“坚持改革开放”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谋求富强的必由之路;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是实现上述两条的基础。我们看到,在这两年的国际风云变幻中,中国根据这个总方针,一方面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另一方面又重视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经济联系的事实。以此双重身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张有弛,不断取得较大的收获。这是很可喜的。概括地说,坚持理想而又勇于务实,是中国政治的新风格。这是一种成熟的风格,并且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因而有理由得到国内人民的充分信赖以及国际社会的充分尊重。
历史是在无休止的颠簸和跳荡中前进的。我们难以预言未来世界和未来中国发展与变化的具体进程,但是我们相信:一个政治风格成熟稳健、坚韧不拔的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已更有能力、有条件把握自己,发展自己,并且逐步承担起更多的历史责任。


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华儿女的忠诚
石中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人类历史的一个起伏少则数十年数百年,多则数千年。
自西方文明以血和火席卷这个世界以来,多少民族和文明都消失了,多少民族和文明至今匍伏在地下,再也爬不起来,再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血和火中重新站立起来,并成为世界强国的民族寥若晨星。中国能在鸦片战争百年之后的1949年结束战乱,重新统一,并且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乃是一种历史的“奇迹”。
当时,恐怕所有的中国人都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因此,五星红旗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在五星红旗指引下,中国人民曾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然而,年轻的共和国毕竟太不成熟,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犯了许多错误。于是,便有那么一小伙败类“精英”在诅咒“五星红旗落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知我们的共和国不尽如人意,然而,如果红旗真的落地,中国会怎么样?
也许会四分五裂,被一些“买办精英”统治吧。中国会成为国际资本主义“转移”其国内矛盾、国内贫困的最大“市场”,就像旧中国一样。中国将永远爬不起来,中国人将永远成为世界上的三等公民——这一切已经有了理论。“精英”们说,“中国人的素质低劣,中国文化低劣”,“中国应当分裂成2000万到4000万人口的小国”,等等。
然而五星红旗还在飘扬,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幸运。台湾作家陈映真写道:“1972年12月4日,智利工人和农民最优秀、勇敢和正直的领袖萨瓦多·阿颜德(阿连德)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说,对于国际帝国主义、跨国企业对智利人民追求独立解放和发展的艰难而充满决心的事业,横加卑劣的干涉、颠覆和威胁,提出痛烈的批判。阿颜德和他的革命,不旋踵仆倒在国际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屠刀下,今日谈之,犹不免心悸。无论如何,今日的中国,终竟已经有力量免于这种来自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可置信的压迫、掠夺和凌辱。”是的,毛泽东的中国,还屹立着。
当然,她确实面临着重重困难。她不仅面对着比过去更为强大、更为统一的国际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压力,她还不得不提防那些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不知民族压迫为何物,却以崇洋媚外为荣耀的“精英”们从背后射来的暗箭。
然而,中国能够顶得住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因为还有她的儿女愿意为她效忠。共和国面临着深重的困难,但我们只要挺过来,坚持走自己的路,光明终将会到来。
这时,我们的后代子孙将会这样评判我们:“这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刻。”


第5版(理论)
专栏:

  做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赵国际
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严重挫折,惨重的代价和深刻的教训,充分证明,反“和平演变”成功与否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和平演变”的重点是青年,从而这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更为突出地摆在我们每个青年面前,我们青年人应该怎么办?我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是一名理工科的在校博士生,是经过十六年的社会锻炼后来到高校的。我觉得,人的一生总该扎扎实实地为社会、为祖国、为后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然而,好的愿望靠什么来实现呢?以往自己知识贫乏,时常感到心中空虚。具体实践的教育,理论学习的启发,使我深深懂得了知识的重要,迫使自己走上了自学之路。这是一条艰难的路,畏难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勇敢地走下去,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学到知识,得到锻炼。
人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现实社会,怎样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呢?回顾建党以来七十年的历史,党领导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了两件大事: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社会实践中,自己也耳闻目睹了近十几年来祖国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给祖国带来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当然,也出现了许多曲折和失误,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靠党和人民自身的力量能够得到解决,使社会主义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较好地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七十年来的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富裕。
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在历史潮流的漩涡和逆境中,要认清历史走向,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才是我们青年的成才之路,人生之路,才能赢得反“和平演变”的胜利。
为什么人的问题,对我们青年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和敷衍。应该承认,我国经济基础比较落后,民族的整体素质还不高,有许多地方还不尽如人意,有许多艰难险阻摆在我们面前。这不正需要我们去努力奋斗、顽强拚搏吗?人生的价值不正是在这些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吗?在这种情况下,怨天尤人、自暴自弃、退却忍让都是没有出路的,只会被历史所淘汰。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总是要有铺路石的,历史和客观现实就这样选择了我们,我们不能逃避。我们只有面对现实,正视现实,勇敢地站在历史的最前列,甘当铺路石,才无愧于哺育我们的中华大地,无愧于伟大的中华民族。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说:“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一代的状况。”接好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班,是时代对我们青年的要求和希望,是反“和平演变”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只有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德才兼备的接班人,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
《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学习纲要》出版
根据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学习党史党建的通知,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辅助教材《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学习纲要》,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该书有12章,分别由从事党建工作的教育、研究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学者撰写。初稿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方才成书。
这部教材系统地深入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原理,针对我们面临的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反对和平演变等三个考验,吸取了近年来党建实践的新经验和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回答了在国际国内新形势下关于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比如,关于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巩固执政地位的问题,关于不能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的问题,关于把党建设成为反对和平演变的坚强堡垒、经受三个严峻考验的问题,都颇具新意。
该书理论实际紧密结合,观点鲜明,论述周全,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是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好教材。    (钟理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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