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鲁迅的选择，就是我们当代青年的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八九级 魏芳
当我读完《鲁迅传》的时候，不由对鲁迅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产生了强烈的崇敬之情。我不仅仅因为那些射向反动派的匕首投枪般的杂文而崇敬鲁迅；不仅仅因为阿Ｑ、祥林嫂给自己的沉重的心灵撞击而敬仰鲁迅；不仅仅因为威武不屈的满身傲骨、一腔正气而钦佩鲁迅。最让我感动的是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事业无比坚定的伟大信念。今天，我们要向鲁迅学习，一旦确定了信念和目标，就要一往无前，始终如一，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都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真理，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一个时期以来，有少数人对指引中国人民脱离苦难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他们看到现实中的某些污秽，畏惧前进道路上的风云变幻，就动摇了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斗了７０年的伟大事业的信念。回顾鲁迅先生同亿万中国人民共同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程，我们不禁为这种“危机”感到羞愧，因为作为几代中国青年的导师和旗手的鲁迅，正是在党和革命事业最危难的时候庄严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鲁迅始终把自己的理想和奋斗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而求索，因而他的信念最坚定，他寄希望于科学实业救国，关注过维新，向往过辛亥革命，信奉过社会进化论，迷恋过当时惊世骇俗的新哲学，如饥似渴地学习过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然而，严酷的现实一次次证明，所有这些主义、思想，都无法成为他救国救民的武器，于是，他也曾有过埋头佛学经书的消沉，有过沉迷于古籍碑文的彷徨。但他在自己信念的驱使下，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新世纪的曙光，写下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警世名言。并且为了这个伟大的将来战斗了一生。他接受党的委托，率领左翼作家在文化战线上挥笔对敌，冲锋陷阵，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学最伟大的主将、旗手。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叹服他们的不屈精神。在几十万大军想要扑灭那一片星星之火时，他热情赞颂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是“中国的脊梁”。他由衷地敬佩毛泽东同志开创和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满怀激情地写下“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民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鲁迅不仅赞颂革命，支持革命，他更深刻地意识到，“革命是痛苦的，其中必然有污秽和血”。“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他掷地有声地表明，“自己情愿出去牺牲”。正因为这样，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３０年代，面对恐吓、流亡、监视、手枪和同伴的鲜血，用那支让敌人胆颤心惊的巨笔，为党和无产阶级革命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对党和革命的忠诚，对中华民族的热情，永远是中国青年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今天已无法体验当年的白色恐怖，也永远庆幸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已经成为过去。也许正因为这样，我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很有可能成为鲁迅所说的那种“对革命抱着罗曼蒂克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便容易失望”。因此，我们必须无比珍惜鲁迅在艰辛的实践和深刻的理论反思中得出的人生经验。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更多的中国青年，以鲁迅的人生选择为自己的选择，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坚定地跟党走，脚踏在中国大地上，切切实实在为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奋斗着。半个世纪前的中国需要鲁迅，半个世纪后的中国更需要继承鲁迅精神的青年。
鲁迅的选择，就是我们当代青年的选择。
我们拥有包括鲁迅在内的前辈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从事的伟大事业凝聚着先烈们的鲜血和丰采，我们更有青春、热血，我们完全有能力支撑起中华民族的新的脊梁，不辜负鲁迅对青年的期望：“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高大”。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纪念鲁迅诞生１１０周年
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
林默涵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１１０周年。我祝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三校的同学们为纪念鲁迅诞辰，学习鲁迅精神而举行的电视讲演比赛的成功。几位青年发自内心的讲演使我们沉思，也使我们从中受到无限鼓舞。我把这些文章推荐给报社，希望能刊登出来，以飨读者。
鲁迅先生的一生，是永远前进的。他由一个“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主义者，发展到对被压迫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彻底民主主义者，再进而成为“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一个伟大精神斗士的光辉道路。这是鲁迅先生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鲁迅先生的“冷”和“热”
北京大学国政系八八级 张羽
我一直在苦苦思索这样一个问题：鲁迅先生博大精深，当今青年应该学先生些什么才最具有现实意义？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位长者的话启发了我，他说：“有些青年人容易犯一种‘病’——‘打摆子病’，要么冷要么热。热的时候，凡事都想当然，做事理想化，脱离了现实；冷的时候呢，则看破红尘，冷漠处事。而先生就能治这种‘病’。”于是我便到鲁迅先生那里去寻找药方，我发现先生也有他的“冷”和“热”。
先生的“冷”是冷静的冷，而这种冷静的真正内涵正是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告诫人们要“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要“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他博览群书，兼采众长，又深谙国情，从不照搬照抄，主张“八股不论新旧，全在扫荡之列”。而基于这种现实主义精神，他养成了“多干实事，少说空话”的实干作风。先生的冷是一种凝重的冷。
冷水浇头固然令人难受，可在发烧的时候却需要冰块来降温。曾几何时，我们躲在象牙塔里，用所学的精妙理论来设计着社会的蓝图，可是走出校园却发现它是那样的不合规格，留下的也许只有茫然和无奈；曾几何时，我们想凭一腔热血铺一条金光大道，却发现前面只有崎岖蜿蜒的山路，留下的也许只有沮丧和灰心。深入了社会，感到的却是自己的苍白和无力；了解了国情，带来的却是震惊和困惑。也许我们需要一块清冷的冰了。
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致力于“求生存，图发展”。而青年则一直是其中最热血的一群。他们曾为民族的进步冲锋在前，也曾因为狂热写下过时代的悲剧。今天我们拥有同样的热情，但同时也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我们不能光有热血和理想。
锻造刀剑时，需要把烧得发红的钢铁放到冷水中淬一下，只有经过淬火的刀剑才坚韧和锋利。我想当我们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时候；当我们在自叹怀才不遇，抱怨社会不公的时候，是否也应该来一下这样的“冷处理”？！我们有热情，有理想，有知识，让我们再冷静些，坚韧些，踏实些。当今中国需要的正是冷冷静静思考、踏踏实实做事的青年！
先生是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但先生不是一个实用的功利主义者，因为他还有热的一面。他的心是热的，他的血是热的，从青年时代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到《呐喊》、《彷徨》到“匕首”“标枪”般的杂文，先生从来没停止过为民族的奋斗。无论是敌人的恐吓，朋友的误解，战友的被害或残酷的病魔都不能使先生斗志稍减。先生的热是一种韧性的热。而这种韧性正来自于他冷静的现实主义精神。我们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冷静的现实主义精神，使得我们的热很脆弱，有时竟变成另一种“冷”。
不知什么时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变成了“国事、家事、天下事，关我何事”，通宵大战的“麻派”悄悄兴起，“埋头只读外文书”的“托派”蔚然壮观。但我知道，南方的大水仍会叫你心疼；即使到了外国，你仍然希望世界杯的冠军是中国队。鲁迅先生希望“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如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中发一点光，不必等候巨火”。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不应自暴自弃；我们是青年人，我们就不能放任叹息。因为没有脊梁的国人挺不直民族的腰杆，冷漠自顾的青年点不燃国家的希望。近百年来，没有被外国的枪炮所打断的“中华脊梁”仍要在我们身上绵延伸长，上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强国之梦也是我们今天的理想。
先生的“冷”使他的“热”更加持久，而先生的“热”使他的“冷”更加有力。我们的热应像高炉的铁水，炼成坚冷的钢，铸成锋利的剑，那才能所向披靡。这样的青年也才是先生所期望的真正的中国青年。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鲁迅先生的忧患意识与我们青年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八八级 吴永杰
翻开厚厚的《鲁迅全集》，同这位伟人进行交谈，引起我们强烈共鸣的，是他那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交织而成的忧患意识。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执著和眷恋，对民族和国家危亡的忧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我们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层次思考。
鲁迅先生很早就开始思考着这样三个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对国民性的思考既基于少年时代生活的经验，更基于他对当时黑暗中国现实的清醒认识。他面对世界，面对社会，上下求索，含着眼泪剖析国民的灵魂。强烈的使命感和对中国的历史的深刻了解使他清醒地认识到愚昧、落后、保守甚至麻木不仁的国民劣根性正是近代中华民族处于受压迫受奴役地位的内在根源。他希望改造国民性，希望中华民族的振兴，希望一个自由和美好时代的到来。理想的美好与现实的黑暗之间巨大的反差产生的巨大震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痛苦和忧患，也使他对人生的悲剧性体味得异常深刻，这种内心世界的忧患意识投射到他的作品中，使他的作品笼罩着一层忧患的色彩。他笔下的阿Ｑ、孔乙己、祥林嫂等人物一个个走上毁灭的命运，正是他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抗议。
鲁迅先生的忧患意识建立在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基础之上，他忧患的痛苦是一个苦难时代最初觉醒者的痛苦。他一方面憎恶国民的劣根性，一方面挚爱着“中国的脊梁”，他从封建的营垒中冲杀出来，又因袭着传统的深重负荷，痛苦地煎熬于旧我与新我的搏斗中，又不愿将这种痛苦展示给人，一生都在啜饮着自己酿造的孤独、寂寞和悲哀的苦酒。但他没有沉溺于痛苦不能自拔，更没有逃避责任以摆脱苦闷，而是自愿承受黑暗，确信“新的生命会在这痛苦的沉默里萌芽”。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给人以希望和力量，即使在最沉重的笔墨里，也总有一丝亮光指引着人们前行。“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要放下“虚妄”的“希望”之盾，肉搏周围的黑暗，直面惨淡的人生。
一个伟大的思想历程留给后人的是说不尽的教益，作为“民族魂”人格化代表的鲁迅先生，他的忧患意识更具有永恒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和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有巨大的差别，一个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在世界东方，任何敌视我们的势力都不敢用武力来欺压我们，鲁迅先生晚年所看到的“新世纪曙光”已经光照中华大地。然而现实并不是优美的抒情歌曲，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仍然充满了艰难险阻，既有来自外部的干扰破坏，也有我们内部的种种惰性，既有“假洋鬼子”的盲目崇洋媚外，也有今天“阿Ｑ”的麻木不仁。我们需要像鲁迅先生那样保持对现实的清醒认识，需要他的深沉的忧患精神。
今天我们纪念鲁迅先生诞辰１１０周年，缅怀先生战斗的一生。了解他的忧患意识，体味他忧患的痛苦。继承先生的忧患精神就是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了解我们今天的国情，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做深层次的思考。我们树立的民族忧患意识，应当像鲁迅先生那样，把这种忧患意识建立在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基础之上。那种脱离民族自尊心，妄自菲薄的“忧患意识”，只会使我们青年误入极端，贻害无穷。脱离了民族忧患意识的民族自尊，只能是自欺欺人，讳疾忌医，成为鲁迅先生不遗余力地剖析和批判了的“麻木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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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的杂文与校园文学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八八级 朱韬
翻阅这些年的校园文学刊物，诗歌小说自是漫山遍野，独独杂文荡然失去了身影。文风中也更少了杂文的钢骨、杂文的气魄，也更淡泊了杂文那份“为人生而艺术”的思索。相反，“为艺术而艺术”之风在校园盛起：刻意追求文字的非常规组合、文意的晦涩、文章结构变化过度夸张，常令读者费尽心思而不着边际。
常说“文如其人”，文风背后反映的正是一代青年学生的性格。伴随着文风的凄凄惨惨戚戚，伴随着“残韵、碎歌、孤女、忧情”之辞在校园的过分泛滥，一种消沉颓废、无所事事，“为了痛苦而痛苦”的情绪，在校园中滋生起来、蔓延开去。
在这个时候，我想说，而且我必须说“我们需要杂文！”
这不仅如同生命需要粮食，更如患者渴望良药。鲁迅先生说得好，“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它‘言之有物’”、“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现出不死不活相。”
自然，无情未必真豪杰，青年学生善思内省，容易伤情痛心本无可厚非。但正如鲁迅先生尖锐指出的：“最为可怕的是拿社会的痛苦趣味化、庸俗化”，“拿痛苦趣味化给人家玩弄，这于社会是非常有害的。”小痛而大叫，无病而呻吟，为了痛苦而去痛苦，这正是走向庸俗的开始！
事实上，文风上的“为艺术而艺术”，性格上的“为痛苦而痛苦”，与近代文坛上一度盛起的专讲“花呀、月呀、鸟呀”的“新月”之风、“鸳鸯蝴蝶”之风、“自由人”之风是同出一辙的，如鲁迅先生所分析的，那都是“想脱离社会不讲、讲有趣讲艺术”，而象牙塔的窗子“到底没有一块一块面包递进来”，等饿了、没了支撑，便痛苦起来！本质上，这正是一种只能关注自我小圈子的目光短浅与人格自私，更是因为思想混乱、信仰茫然。
我们不得不承认，因为社会的多种影响，这两年有一些青年学生以特定的眼光在庞杂的文学、哲学著作中，在纷繁的现实生活中，追随着古今的名流雅士，“逍遥乎其下、彷徨乎其侧”、空谈玄理、采菊东篱。有时自己真怕与人谈及民族、国家、信仰，深恐高处不胜寒，深恐不合时宜。
然而鲁迅先生的杂文来了！它带来了“硬骨头精神”，带来了投枪匕首的犀利锐气，带来了“生命在于爱大众”的宽阔胸怀，带来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民族英魂之气魄。
今天的杂文，其生命力的体现首先便是鲜明地展示自己的原则与信仰，它当是新时代的听令文学，听“民族振兴”之令，听“社会主义事业奋发”之令，你敢于写杂文吗？那便要首先敢于举起这面依旧是鲜红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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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面临“拿来”
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八九级研究生 赵玉麟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针对国民党的“送去主义”，鲁迅先生发表了《拿来主义》这篇文章。在对待世界文明的态度上，鲁迅先生认为：“拿来主义”第一是要“占有”，即“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要敢于“拿来”。既不能做不敢“拿来”的“孱头”，也不能做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强，而故意毁灭文明的“昏蛋”。第二要“挑选”，即“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要在拿来之后再根据我们的利益，进行细致的鉴别，严格的挑选，从而决定弃取，“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而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更不能做专门吸收“拿来”物中的消极因素的“废物”。第三就是创新，鲁迅先生认为，拿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创新。批判地继承，推陈出新。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的光辉思想，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来的中国人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大家知道，本世纪初的中国，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无数仁人志士大胆引进西方各种文化、思想和主义，然而只有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成功，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我党老一辈领袖人物，根据中国的实际，拿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初的“拿来”就没有今天的共和国。
今天，当我们重新打开国门时，我们又面临着“拿来”的问题。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思想对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对青年仍有重大指导意义，敢不敢拿来的问题，历史已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们现在重点要解决怎么拿？拿什么的问题。
在对外开放中，如何对待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思想、科技、文化；目前有几种错误倾向需要我们包括青年今后克服。第一是盲目崇洋媚外，认为西方的科技、文化都是好的，甚至政治制度也是先进的，要全部“拿来”，“全盘西化”；第二是也认为应有选择地“拿来”却择取了一些资产阶级的糟粕；三是虽然拿来了一些外国优秀的科技、文化，但却没有注意到要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或即使注意到了却没有进行消化、吸收、创新，因此在国外是先进、优秀的东西，拿到中国来却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今天我们怎么拿，拿些什么？这就要求我们像鲁迅先生说的，要“有辨别，不自私”，不以个人的好恶作为“拿来”的标准，而从国家、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分清精华和糟粕，分清哪些应坚持的，哪些该拿来的。同世纪初的那次“拿来”相比，这次我们处于完全不同的境地，我们已经拿来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道路，所有这些是我们今后要坚定不移坚持的。我们今天“拿来”的目的，不是再重新拿来一个什么政治制度，而是为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际，主动大胆地拿来有助于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各种养料、拿来后注意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增强我们自身的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拿来了很多东西。今后我们还要拿来得更多。而现在，“拿来”的任务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高自身素质，增强鉴别力，正确地拿来。当我们“拿来”卡拉ＯＫ时，我们决不能“拿来”“嘻皮士”；当我们拿来“滴滴香浓、意犹未尽”时，我们绝不能拿来海洛因；当我们“拿来”西方青年的某些长处时，我们决不能拿来迷惘一代的空虚。
鲁迅先生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现在，我更要说：“没有拿来的，中国自不能成为现代化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