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鲁迅永在我心中
李霁野
１９２４年我在北京崇实中学高中二年级读书，台静农从北京大学为我弄到一本安特列夫的《往星中》英译本，我看了很欢喜，因为剧本中所写情况，同我国那时有些相似。被五四运动唤醒的人，有些投入实际革命斗争，有些脱离现实。
虽然１９２２年在安庆，我曾同一位友人合办过《微光》周刊，胡乱写过些诗文，１９２３年到北京，也写或编译过一些，投寄给报纸，换点生活费和学费，但我并没有从事文学事业的雄心壮志。倒是韦素园鼓励我翻译《往星中》练练手，他有俄文原本，愿意帮助我，译完还愿帮助我校对。“初生牛犊不怕虎”，暑假我们就开始工作了。译校完了，我仍想，放在那里让鼠嚼虫啃吧。
有位张目寒，和素园、静农与我是小学同班的同学，我们给他起个外号：“猛张飞”。他知道我们很崇敬鲁迅先生，爱读先生的译作，其中有安特列夫的短篇小说。听说我译完了《往星中》，他十分高兴，说要送请鲁迅先生看看去。我们对他半开玩笑说：“不要为我们去讨没趣啦。”他很严肃地告诉我们：鲁迅先生热爱青年，下课后往往有一群学生围着他不散，先生谈笑风生，总说不见青年人的译作是一大憾事。送我的译稿给他看，绝不是冒昧，他会很高兴的。我们便将译稿交给他了。
目寒将译稿送给鲁迅先生。约一月后，他约我同去拜望鲁迅先生，因为先生给他信说，译稿有几处要商酌修改。我们喜出望外。我第一次到“老虎尾巴”作客。先生亲自用盖碗为我们泡了茶，过一会拿出译稿来，并不是在稿上已经改了字，却是用白报纸条夹在稿内，将要酌改处同我商量。先生的诚恳谦虚使我十分感动。我原以为先生会将译稿还我，我们就可以谢谢告辞了，不料他却把译稿收起，问问我在校学习的情况。
这以后，素园、静农和我每隔一二周，总去拜望先生一次。先生总以自己爱吃的炒落花生款待我们，一般总是吃完随添。虽然我们对先生执礼甚恭，但有时也偶然开句玩笑。先生很健谈，我说吃完花生就走，先生说，好的，打开花生盒，却已空无所有，先生笑着说，“这次只好演一回空城计了！”
１９２５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素园、静农和我去拜望先生，他谈起《往星中》放在他手头已经很久，出版社不肯出青年人译著，尤其不愿印剧本和诗歌。他说想几个人自办一个小出版社，只印几人的译作，他可以筹几百元印费。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我们根本没敢想到出版自己的译作。他进一步说，先印他自己的一本书，不支用版税，用来印青年人的作品。我们向台林逸先生借得２００元，作为４人所筹的印费。素园通知了曹靖华，他也筹了５０元加入。未名社就这样成立了，并没有什么章程社约。
鲁迅先生逝世后，我阅读他的日记。１９２４年９月有这样的记载：“二十日 上午张目寒来并持示《往星中》全部。”“二十一日 星期休息。……看《往星中》。”可见这一天是星期日，上下午接待了几位客人，夜晚就看头一天送给他的一个高中学生试译稿，他期待有新人出现的心情多么迫切！
更使我万分感动的，是这一年的日记中，有几处记载他向老朋友马幼渔、许季茀和宋子佩等人借钱。因为他从八道湾迁出之后，在宫门口买的一所旧房子要修理。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他还为要印行几个青年新手的译作，筹４５０元印费，还先印自己的一本书，不先支版税！这种甘心作泥土，希望能万一培养出好花乔木的精神多么伟大，这种不惜牺牲时间精力，甘作人梯的形象多么崇高！
以上是就我的亲身经验略谈谈先生的献身精神。最后十年在上海白色恐怖包围中，时时有丧生危险，他却更显出共产主义英勇战士的本色，以匕首与投枪向敌人搏斗，指明中国人民所应当走的方向。中国人民尊称他为“民族魂”，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鲁迅的光辉是不可磨灭的，鲁迅的精神永存。
第8版(副刊)
专栏：
继承和弘扬鲁迅精神
——访鲁迅之子周海婴
刘梦岚
在一间简朴的书房兼卧室里，我见到了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身材瘦高、面目酷肖其父的海婴虽已６２岁，但看上去还像个中年人。他遵从父嘱，没有学文，在中央广播电视部从事技术工作３０多年。怀着对鲁迅先生的尊敬和热爱，我们开始了交谈。墙上照片中的鲁迅和玻璃罩中半身塑像的鲁迅是那么可亲可敬，仿佛在静听我们的谈话——
记者：今年９月２５日是鲁迅先生诞辰１１０周年，国内外都在搞纪念活动。作为一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人民将会永远纪念他。
海婴：是的。我们纪念任何一位先烈和名人，都是旨在继承和弘扬他们的不朽精神，以激励后人沿着他们所开创的道路前进。
记者：记得鲁迅先生也写过不少纪念别人的文章，其要旨当也如此吧。
海婴：对。比如父亲曾赞扬孙中山先生是一位“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就是要大家发扬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他歌颂章太炎先生“革命之志，终不屈挠”，也是为了将“先哲的精神”变作“后生的模范”；他纪念柔石、刘和珍等先烈，自然也是为了赞颂他们的牺牲精神。此外，他还撰文纪念过并非“天才”和“英雄”的韦素园，称他为“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不言而喻，是为了发扬素园那种甘为“泥土”的奉献精神。所以，我想：继承和弘扬鲁迅精神，其意义，实在是比单单纪念鲁迅本人更加重要。
记者：那么，您认为“鲁迅精神”主要是什么呢？
海婴：“鲁迅精神”始终是人们研究的一个课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不同的理解和概括。从父亲的职业变化看，开始学海军地质，后来学医，最后搞了文学，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改变社会。他说，医人能医几个？医社会能医一大群。他本想写长篇小说，可最终还是针对时弊写了杂文。后来有朋友劝他去苏联养病，他也没去，依然留在国内用“匕首投枪”进行战斗。即使当革命处于低潮时，父亲也没有动摇，而是接受了马列主义，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归根到底，父亲是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从一个角度看，他的精神就是顽强的革命精神、英勇的献身精神、无私的奉献精神。
记者：今天，我们建设“四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尤其需要发扬这种“鲁迅精神”。
海婴：“文革”时有人利用鲁迅，当然不对。但后来又有人公开否定鲁迅，要寻找鲁迅的“污点”，这也是错误的。鲁迅是不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要从整体上去评价，要靠历史去评价；而不能像考算术一样，扣掉多少分，还剩多少分。鲁迅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但从整体上讲，鲁迅是不存在污点的。
记者：鲁迅先生一向严于解剖自己，他的思想、言行都是袒露给大众的，对于他思想和创作的局限，他也从不回避。我们理解和分析鲁迅的思想、言行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
海婴：是的。我和母亲始终遵照父亲“解剖自己”的意愿，从一开始就把父亲的文稿、日记、书信全部敞开，毫无保留、毫无隐秘。父亲的手稿很干净，母亲在编第一版全集时，就没做什么删改。编辑、校对改的一些字，最后母亲也照父亲原稿的用法改了过来。当时的历史有它的特定性、固定性，我们不能违背历史。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记者：历史确已给鲁迅先生做出了公正的评价。现在，鲁迅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据统计，鲁迅作品已被翻译成４０多个国家的５０多种文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学者都把鲁迅研究作为重要课题。
海婴：特别是在日本，知道和研究鲁迅的人更多。当年父亲与日本一些朋友结下的深厚情谊，至今对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还起着很大的作用。去年我到日本参加藤野先生与鲁迅先生铜像揭幕典礼，日本朋友非常感谢父亲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所做的努力。他们说，想不到中国会有两亿人知道藤野先生。还有一位叫杉本勇乘的老和尚，是父亲３０年代在上海结成的“忘年交”。他拿出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我父亲送给他的一个蓝花大碗和三张照片给我看，表达了他对父亲深深的崇敬和怀念。８０多岁高龄的杉本和尚有时还到上海来为父亲扫墓，他还写了纪念父亲的书。
记者：据说，《鲁迅全集》虽然涨价不少，可是仍然很难买到，书店的书架上几乎见不到。
海婴：过去，鲁迅的著作只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现在各省都可以出了。山东、浙江、四川等省都出了选集，这是可喜的现象。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和强调教育，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不仅要教育、倡导青年一代学习鲁迅著作，还要切实地提供书籍，使这种教育连续不断，不致产生脱节或自生自灭。
记者：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如电视等，也可以起到宣传、倡导、教育的作用。
海婴：对。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电影《祝福》，就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有些小说是否也可以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呢？电影导演谢铁骊曾说过：为什么不能拍一部《鲁迅传》？我看这确是可以做的事。因为，了解并接触过鲁迅的老人将越来越少了。
记者：鲁迅博物馆也应坚持常年展出，以对青少年进行连续不断的教育。
海婴：应当如此。北京鲁迅博物馆还保存着我父亲当年在北平工作时搜集的８０００多幅书法拓片，这是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整理、挑选一些精品出版成册，也将十分有意义。
记者：鲁迅的研究和著作出版等方面还都有不少工作要做，确实需要努力并抓紧。
海婴：是的。我希望通过今年的纪念活动，能使鲁迅的作品和思想更加普及，使更多的青年热爱并认真学习鲁迅作品，从而使继承和弘扬鲁迅精神的宗旨落在实处。
（附图片）
鲁迅像［素描淡彩］裘沙 王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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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人性格的生动再现
——话剧《毛泽东的故事》观后
王愚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写毛泽东的文艺作品，总的一个趋势是，尽量把毛泽东写得和常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也会烦恼，也会生气。这样写，把毛泽东同普通人的距离缩短了，而且也表现了革命领袖平易近人的一面。但也使人有一些不满足，也就是这样一位领导中国革命从千难万险中走出来，终于建立起举世瞩目的新中国，使蒙受耻辱的中华民族站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人，他的异于常人的伟大，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固然不能把毛泽东看作高不可攀、头顶光圈的“神”，但似乎也不能把毛泽东仅仅看作是一位亲切祥和的农民的儿子，或者忠厚可亲的长者。
也就是怀着这种心情，看了西安市话剧院演出的《毛泽东的故事》。尽管戏是从报告文学改编的，却很有自己的创造。这创造表现在，避免过去那种写伟大人物的套路，却又力图写出伟大的性格。这创造也表现在，避免大开大阖的矛盾斗争，力图在平常的生活中写出伟大的性格。这样去写、去演，毛泽东的形象就显得既是那样亲切，却又是那样伟大，感人的力量也就相对地增强了。
毛泽东遭受丧子之痛那场戏，既写出毛泽东对儿子的疼爱，对儿媳的关怀，然而当他面对儿子的壮烈牺牲，面对新婚儿媳的感情上的沉重打击，他是用革命的情怀忍住这巨大的悲痛，以自己家庭为革命事业的牺牲来平息自己和儿媳的内心痛苦。而在北戴河游泳的那场戏中，虽然只是发生在毛泽东与卫士们之间关于游泳的争执，但那面对波浪滔天的大海，那无所畏惧，拥抱大自然的情怀，以及那掷地作金石声的语言：“老子不信邪”，活脱脱表露出一位革命领袖巨大的人格力量，正是凭借着这种力量，他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走向胜利，这里同样是通过日常生活表现了伟大的性格。而在毛泽东决定要同尼克松会面的那场戏里，尽管毛泽东已经是疾病缠身行动不便，但那种不甘示弱的气势，那种充满自信的胸襟，那种挥洒自如的智慧，无不渗透着一种对革命事业的自豪，对革命前途的自信。特别是“尾声”中，毛泽东同周恩来关于梅花的谈话和对梅花的赞美，既有诗一般的激情，更有火一样的生命活力，衬托出一位伟人的完整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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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溪山玉屏［中国画］仓小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