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无限深情忆向前
薄一波
去年９月２１日，徐向前同志与世长辞。党、国家和军队失去了一位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领导人，我个人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遥想往事，历历在目，在向前同志逝世周年之际，形诸文字，以表思念之情。
（一）
向前同志说过，他的经历是同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人民的奋斗历史联结在一起的。中国革命的大风大浪造就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向前同志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立志救国救民而逐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
１９１９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当时，向前同志正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积极投入了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同学们一道，上街张贴标语，举行集会，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他萌发了改造旧中国的念头，他在当小学教员期间，经常向学生讲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历史事件，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树立救国救民的思想。学校当局因此辞退了他。
１９２４年，向前同志怀着“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赤诚之心，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这里，他进一步接受了新思想的沐浴，并在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得到了锻炼。他通过阅读进步书刊和与蒋先云等共产党员交往，对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有了一定了解。他是中共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参加了对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
向前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自觉选择。１９２６年底，向前同志到武汉军校工作，有人问他：“现在许多人都加入了ＣＰ，你呢？”他回答说：“我还没有想好。”此后他认真阅读列宁等人的著作和介绍十月革命的书籍，经常与共产党员探讨社会问题，又目睹轰轰烈烈大革命的现实，提高了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也对自己几年来走过的道路和国家的形势进行了回顾和思考。最后，他得出结论：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遂于１９２７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义无返顾地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二）
向前同志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壮大，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向前同志从武汉辗转到上海，受党中央军委指派，到广州组织工人武装，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队长，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随部队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先后担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副师长、师长等职，在东江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一直到１９２９年初。
１９２９年中，中央军委派向前同志到鄂东北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后任红一军副军长、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在带领红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斗争中，向前同志以卓越的军事才能，指挥了很多漂亮的战役，威震敌胆。他善于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因时因地制宜，出其不意，克敌制胜。在鄂豫皖第三次反“围剿”中，向前同志在敌人尚未部署就绪的时候，采取外线进攻的方针，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继而围点打援，野战歼敌。经过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取得歼敌正规军６万余人的辉煌胜利。在川陕根据地期间，向前同志依据川北南低北高、山险路隘的特殊地形，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而发、重点突破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对付敌人步步为营、持久围攻的战法，先后取得反“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的胜利。在反“六路围攻”战役中，敌人出动２０多万人，向前同志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歼敌８万多，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抗日战争中，向前同志曾任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等职，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１９４７年６月底，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军挺进大别山，由我和滕代远同志负责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军政事务。就在这时，中央派向前同志任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这是我与向前同志首次共事。我们几个人合作得很好，胜利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巩固后方，支援前线等任务。
刘邓大军南下后，晋冀鲁豫军区只剩下一些地方部队，难以完成内线作战任务。一天，向前同志来找我，很认真地对我说：一波，你能不能给我组织几个纵队，好把山西从阎锡山手里解放出来。我说：向前同志，这个建议好极了！就这么办。此后，我们便以晋冀鲁豫地方部队为基础先后组建了三个纵队。以太岳军区部队组建了第八纵队，辖三个旅：太岳军区独立旅为第二十三旅；太岳十九、二十、二十一军分区部队合编为第二十四旅；调冀鲁豫独立旅编为第二十二旅。随后将太行军区皮徐纵队编为第十三纵队，辖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个旅。后来，又把太岳军区余下的所有地方部队编为第十五纵队，辖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三个旅。除此之外，还组织了几个独立旅。向前同志善于带兵练兵。他针对部队多是由地方武装升编而成，战士新，骨干少，装备差，缺乏攻坚作战经验的特点，采取了边作战、边训练、边整军的方针，迅速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在战役进行过程中，他经常把参战的战斗小组长和突击班、排长请到住地，一块总结作战经验教训，然后再把团以上干部集合起来，讨论、制定下一步的作战方案。他教育部队要有啃“硬骨头”的精神，要不怕吃苦，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在最困难的时刻，要同敌人比意志，坚持最后五分钟，像钉子一样死死钉在阵地上，人在阵地在，决不后退。在他的训练和指挥下，这些部队很快就锻炼成了无坚不摧的“铁拳头”，取得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四次战役的胜利。
运城是晋南的门户，打下运城，既可切断阎锡山的退路，又可威胁陇海铁路，钳制豫西和陕西的敌军。因此，决定首先打运城。第一次没打下。第二次，晋冀鲁豫八纵和王震同志率领的西北二纵一起打。仗打得很苦，向前同志给前线指挥部下死命令，要求坚持到底，一定要把运城拿下来。在全军将士拚死努力下，终于攻克运城，歼敌一万多。
攻下运城，部队经过整训后，于１９４８年３月又发动了临汾战役。临汾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易守难攻，敌人构筑了坚固的纵深防御体系，阎锡山称之为“铜墙铁壁”。守敌负隅顽抗，我参战部队因缺乏攻坚经验，开始伤亡很大，旅长王墉阵亡。有的同志主张撤兵，以待时机。向前同志冷静分析形势，权衡利弊，教育将士不为敌军一时汹汹和暂时的困难所吓倒，要横下一条心：不拿下临汾，誓不回兵。中央支持向前同志的决心。朱总司令还写信给我和滕代远同志，要我们全力支持向前同志攻打临汾。我们动员和组织了解放区２０万民工支前，为部队提供弹药、粮食及其它物资。最后，我军经过７２天激战，终于拿下了临汾。毛主席高度赞扬临汾战役“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并向其它部队推广临汾战役地面战斗和地道战斗相结合的攻坚作战经验。
１９４８年６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立了华北局和华北军区。最初由少奇同志兼华北局第一书记，我任第二书记兼军区政委，聂荣臻同志任第三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徐向前同志任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按中央部署，第一兵团的任务是解放山西。当时，阎锡山还保存着１３万军队，武器装备精良。而向前同志指挥的部队仅６万余人，敌我力量十分悬殊。中央和华北局充分考虑到这个情况，只要求第一兵团最初歼敌一两个师。向前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充满信心地提出了超额两三倍的歼敌计划。兵团作战会议对此意见不一。向前同志当机立断，按歼敌４至６个师的目标进行战役部署，并表示错了由他负责。
６月１８日，晋中战役开始，向前同志指挥部队采取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机动出击，顽强战斗，历时一个月，取得了歼敌十万的重大胜利，最后把阎军围困在太原。党中央、毛主席发电祝贺晋中大捷：“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毛主席在这年９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对向前同志说：“你们不到６万人，一个月消灭阎锡山１０万人，单是正规军就搞掉他８个旅。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么打的。”言语中充满了对向前同志指挥才能的赞赏。
晋中战役后，向前同志又带病指挥太原战役。战役第一阶段是扫清太原城外围敌军，向前同志决定首先拿下东山。东山有山头、淖马、小窑头、牛驼寨四大要塞，阎锡山号称能抵１０万精兵。向前同志命令十三纵主攻山头，十五纵主攻淖马，八纵主攻小窑头，晋绥七纵主攻牛驼寨。四大要塞争夺战是一场恶战，打了１７个昼夜。有一个阵地往返拉锯１９次之多，我方部队英勇奋战，弹药用尽，就用刺刀、铁镐等与敌人格斗，终于夺取和守住了阵地。四大要塞拿下后，我军完成了对太原城的包围。此后，中央军委调华北第十九、二十兵团及四野炮一师参加太原战役，并成立了向前同志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各部队（因向前同志病重，太原战役后期由彭德怀同志指挥）。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５日，我军各部队齐心协力，攻克太原，全歼守敌。
在此我想起一件往事。徐向前是五台人，阎锡山、赵戴文也是五台人，梁化之是定襄人，我也是定襄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这可能不是巧合。“七·七”事变后不久，向前等同志首先随周恩来同志到太原与阎锡山商谈共同抗日事，阎给以热情招待。一天阎锡山约我和赵戴文、梁化之谈话。其间，阎忽然谈到，徐向前这样的人才，怎么也走到共产党一边了，不是楚材晋用，而是倒过来了，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不胜感慨之至！赵戴文马上接过话来打圆场说：这是喜事，不是丧事，而今我们五台县又出了个“大将军”，国家幸甚，民族幸甚。我和梁化之默然。而今竟是徐向前把阎锡山盘踞三十七年之久的太原拿下来了。山西全境解放，阎溜之乎也。
（三）
向前同志一生光明磊落，胸襟宽广，作风正派，严守纪律，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是共产党员的典范。
向前同志一贯重视并且自觉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向前同志看到一方面军兵员损失较大，但干部力量较强，建议从四方面军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从一方面军抽一些干部加强四方面军。中央同意这一建议，从四方面军抽调了三个建制团到一方面军，从一方面军抽调了一些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此后，中央决定两军共同北上。行进途中，张国焘变卦，中央被迫单独率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当时，曾有不明真相的人请示向前同志：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向前同志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向前同志在工作中受过不少委屈，但他每一次都能摆正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在鄂豫皖“大肃反”时，“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为了整向前同志的“材料”，“改组派”的罪名将他爱人程训宣抓去审查，严刑拷打，迫害致死。当时向前同志正在前方打仗，得知爱人被抓，心情十分沉重，但为了大局，他强忍悲愤，继续指挥部队作战。
向前同志一身正气，嫉恶如仇，坚决同坏人坏事作斗争。“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一度担任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抵制了林彪、江青搞乱军队的破坏活动。１９６７年１月，在林、江的支持下，“造反派”抄了肖华同志的家。向前同志得知后，在京西宾馆军委碰头会上，当着江青、陈伯达等人的面，大拍桌子，严厉谴责这种做法。接着，向前同志又促成了“军委八条命令”的正式下达，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２月，在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上，向前同志和其它一些老同志一起，大义凛然，同陈伯达、康生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被诬蔑为“二月逆流”，遭到残酷的批判斗争。
向前同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从不文过饰非。长征途中，他曾执行过张国焘“南下”的命令。对此事，他经常进行自我批评，直至晚年写回忆录时，还承认自己当时水平不高，跌了跟头，“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而对别人，包括那些与自己有过意见分歧并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他总是一分为二，不埋没其优点。向前同志对陈昌浩同志意见很大，但在回忆录中，既严厉批评了他的错误，又对他在四方面军工作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这种高尚品德是永远值得人们钦佩的。
（四）
向前同志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在如何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向前同志就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联系群众最重要的一环，是要在感情上真正同群众融成一片，做群众的贴心人，使群众真正相信，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是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他语重心长地对去做群众工作的干部说：只有当群众对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时，才能信任你，跟你闹革命。否则，雷打他也是不会动的。这些话直到今天也仍给人以启迪。
抗战时期，向前同志带领部队到冀南开辟根据地。当时，有的干部对在平原地区开辟根据地信心不足。向前同志在分析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发生变化的形势下，提出了创造平原地区“人山”的战略。他指出：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虽与地形有很大关系，“但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假如把广大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就一定能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不管什么样的山，都没有这样的“人山”对我们有利。他同时强调，游击队必须“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由于指导思想正确，冀南游击战争很快就开展起来了。
建国后，向前同志也没有忘记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住在北京柳荫街。１９８３年春，他倡议军民携手，把柳荫街建设成文明街。他以普通“柳荫人”的身份，参加军民共建活动。他多次接见柳荫街军民，鼓励大家做好工作。街道居委会每次通知开会，他都派人参加，向大家讲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告诫大家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街道建设福利设施，向前同志率先捐款。在向前同志的关怀下，柳荫街成了首都第一条“文明街”。一位老街坊说：“我活了８０多岁，打心眼里感到共产党的元帅好啊！”柳荫街的军民共建活动密切了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了党和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在１９８９年那场政治风波中，柳荫街军民团结一心，立场坚定，经受住了考验，被誉为“坚强阵地”。假如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像向前同志那样，做好自己周围群众的工作，就能大大增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
（五）
向前同志和我是前后进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的学友，后来又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血与火的考验下，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抗战初期，我们共同为在山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奔走；延安整风时期，我们经常在一起切磋革命道理，交流思想体会；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在华北战场并肩战斗；建国后，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岗位工作，但总是心心相印。
我恢复工作后，差不多每年都要去看望向前同志。１９８８年，向前同志已８６岁高龄，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我去看望他，他同我讨论了不少事情。他虽然对党和国家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感到忧虑，但却坚信我们党一定能够排除一切困难和障碍，不断前进。末了，他出示了自己吟的两句诗：江山百战幸犹存，铁窗苦斗庆余生。
他说，不善此道，有感而发，只得此两句，要我续完。我更不谙诗理，但在老帅的督促下，只好勉强续了两句：壮心未与年俱老，拾遗补缺赤子情。
这虽算不上是什么诗，抄录下来，以存一桩往事。向前同志去世了，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将千秋万代进行下去。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缅怀邓华同志
王紫峰 易耀彩
时光流逝，邓华同志逝世已经１１年了。５０多年前我们和邓华同志共同生活战斗的情景又浮现在我们面前，他的音容笑貌我们难以忘怀。我们仅以此文表达对他的缅怀之情。
邓华同志１９１０年４月出生于湖南郴县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天资聪慧，受到开明父亲的影响和教育，勤奋好学，富有正义感。１９２５年在长沙上中学时就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１９２７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年１月参加湘南起义，４月上井冈山，参加了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曾历任干事、科长、团和师政委等职，能文能武，战绩卓著。
抗日战争初期邓华同志先后任团政训处主任，独立师、军分区和支队政委等职，参加了开创晋察冀根据地的工作。
１９３９年２月，在平西地区成立以肖克同志为司令员的冀热察挺进军，邓华同志任挺进军十一支队司令员。我俩先后调任十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我们第一次和邓华同志在一起工作。我十一支队下辖三个团，在邓华司令员率领下，在平西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扩大部队和筹集长期斗争的经费，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支援冀东的抗日斗争。为完成挺进军“巩固平西、开辟平北、坚持冀东”的三大任务而奋斗。
初次在邓华同志领导下工作，他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难以忘怀的印象，他对党的事业无限的忠诚，责任心很强；作风非常严谨，雷厉风行；知识丰富，很有修养；对同志热情坦诚。短短的几个月我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１９４０年春，晋察冀军区成立第五军分区，任命邓华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我俩分别任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我五分区下辖三个团和一个支队，一方面开辟雁北根据地；另一方面开展政治整军，提高军政素质，进行生产自救，减轻人民负担。８月２０日至１２月５日，邓华同志率我五分区军民参加百团大战，军区任命邓华同志为涞、灵战役左翼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向浑源、灵丘、广灵地区之敌出击。战前，邓华同志带领我们和参谋人员爬山越岭勘察地形。９月２３日他率我们登上涞源老虎岭，从山顶望去，涞源城尽收眼底，邓华同志要求对各据点之敌情、地形侦察务须十分详尽，强调“不打无把握之仗”。和我们反复研究作战方案，进行充分的准备。他还强调兵贵神速，突然发起攻击。攻占北口、南坡头、枪风岭等地，准备工作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及至战斗打响，敌人还蒙在鼓里。１０月８日夜，邓华同志亲临战场前沿指挥强攻南坡头据点，一举歼灭日军７０００多名。受到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表扬，说：“打得十分干脆漂亮。”百团大战期间，我五分区共进行战斗９次，歼敌５００余名。
１９４１年，日本侵略者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我敌后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进入极其困难的阶段，因根据地面积相对缩小，撤销五分区。我们和邓华同志先后调到第四军分区工作，邓华同志任司令员，刘道生同志任政委，我俩分别任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我们第三次和邓华同志在一起工作。
四分区下辖五个团、两个支队，所属１０多个县处于滹沱河两岸，土地比较肥沃，是晋察冀根据地的粮仓，也是日本侵略者掠夺的重点。
１９４１年秋季，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兵力达７万多人，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进攻我四分区之敌有１．５万人之多，他们分六路出动，寻找我主力决战。我四分区在邓华司令员、刘道生政委的指挥下，主力部队巧妙转移，与敌人捉迷藏、跳圈子，摆脱敌人的合击，保存了有生力量；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在敌必经之路上伏击和阻击敌人或实行麻雀战，迷惑骚扰敌人。邓华同志灵活巧妙地运用我军的战略战术打击强大的敌人。我一个连在南北强安地区牵制敌３０００多人，麻雀战从上午１０时打到下午５时，日军晕头转向，被我打死１００多人。与此同时邓华同志还领导我们发动广大民兵参战，使日伪军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出根据地。
１９４２年，日伪军在根据地周围大量修筑据点、堡垒，挖封锁沟，建封锁墙，制造无人区，对根据地实行“蚕食”，他们还经常派出部队“扫荡”，使根据地进一步缩小。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和极其严重的局面，邓华、刘道生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对敌斗争的方针，一方面积极组织部队和民兵打击进犯之敌；另一方面对部队进行整训，提高战斗力，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邓华同志还组织精干的游击小分队到根据地周围的日伪统治区，建立小块根据地，进行反“蚕食”斗争。
１９４３年２月１日我分区主力部队在邓华同志的指挥下，对日军以白龙少将为指挥官的进犯之敌发起攻击，一举攻克敌小口头据点，毙伤敌人２００余名。尔后三打刘库池、夜袭东寺、强攻谭庄，１０天内共毙伤敌人７００多名。在９至１２月日军进行所谓“毁灭性扫荡”期间，我四分区军民与敌作战数百次，歼敌２４００多名。挫败了敌人的“蚕食”和“扫荡”。
邓华同志胸怀崇高的革命理想，有高昂的革命斗志，具有高尚的品质和优良的作风，受到大家的信赖和爱戴。我们先后三次共四年多在他领导下工作，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教育。他既是我们尊敬的领导，又是我们知心的战友。他有事同我们商量，支持和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之间也经常开展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
１９４４年２月，邓华同志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二旅政委，开赴陕甘宁边区，从此我们和邓华同志分别。
在解放战争中邓华同志曾任纵队司令员、军长、十五兵团司令员，率部南下组织指挥了解放海南岛。建国后任十三兵团司令员，抗美援朝开始他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协助彭德怀司令员，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越的功勋。１９５５年他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副总参谋长等职。被授予上将军衔。１９５６年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举为中央委员，１９５９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扣上彭、黄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成员”的帽子，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职务并转业地方。“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１９７７年８月，邓华同志重新回到军队，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和中央军委委员。由于长期艰苦的环境，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迫害和肉体折磨，邓华同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１９８０年７月３日就过早地和我们永别了。
邓华同志虽然逝世了，但他的精神永存，作为共产党人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和楷模，作为战功卓著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共和国不会忘记，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邓华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